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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面兽心
又名《衣冠禽兽》，1890年出版，《人面兽心》是《卢贡-马卡尔家族》系列丛书中故事性和可读性较强的一卷，类似侦破小说或公案作品。左拉撰写这部小说的目的是想来证明他的一种观点：「一切的一切都来源于冲动、情爱和金钱。由爱情发展到嫉妒。」左拉想用遗传学来解释书中凶杀现象的原因。这部小说反映了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对人类在心理上所造成的失调影响。《人面兽心》出版之后，评论界众说纷纭，有人说这是一首远古时代的史诗，也有人说这是现实生活的写照。《人面兽心》故事曲折惊险，出版后深受广大读者欢迎，当年就印刷了五万五千册。至一九七二年，总印数已达六十六万八千万册……
河源志
地理文献。一卷。记载我国历史上封建王朝首次派遣人员考察黄河源头情况。元代潘昂霄根据都实考察河源的叙述与记录而撰成。潘昂霄,字景梁,号苍崖。济南人。雄文博学,为时推重。官至翰林侍读学士,卒谥文僖。著作有《苍崖类稿》、《金石例》等。《河源志》是潘氏任翰林学士时据都实之弟阔阔出的叙述写成的考察河源的专著。都实属女真族蒲察氏,统乌斯藏暨招讨都元帅,曾三次到达吐蕃,是杰出的旅行家。至元十七年(1280)元政府以都实为招讨使,佩金虎符,前往今青海地区探求河源。在此以前,汉代对黄河上游的认识和了解局限于积石以下,唐代虽有侯君集等人率军到过河源地区,但并非为了考察河源。因此,都实探察河源,是第一次有组织的专门考察,并且取得了突破性的可喜成果。书中叙述了都实在至元十七年(1280)至星宿海寻河源的经行路线。《河源志》系由潘昂霄根据都实之弟阔阔出的叙述而撰成。其后,临川朱思本从八里吉思家得到帝师所藏的梵文图书,其中也有一份考察河源的记录。经比较,二书互有详略,稍具差异。《元史·地理志·河源附录》转录《河源志》全文,而以朱思本译文不同处注于有关文句之下,使这一珍贵文献得到完整保存。《元史》的版本较多,中华书局的点校本是最为常见的通行本。
心医集
据民国十四年(1925年)《龙游县志》所载；祝登元，字茹穹。明·清间浙江龙游县人。幼嗜学，弱冠为诸生，崇祯甲申(1644年)选贡。平生淡于仕进，又值世乱，乃闭户著书，思以泽今传后，刊行者有《镜古编》、《心医集》、《入道始终》、《功医合刻》、《日用必需》、《静功秘旨》、《字学考》等。其中《心医集》今尚存，余皆佚。顺治丙戍(1646年)，台府交荐，授福建漳州知府，兼署监军漳泉道。未几，解组归田。
小西天
《小西天》1934年8月21日—1936年3月25日，连载于上海《申报》副刊《春秋》，小说以30年代西安大旅社“小西天”为背景，描写了形形色色的各阶层人士，为我们展示了一幅西北风情图。
契丹国志
旧题南宋叶隆礼奉敕撰。二十七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隆礼为淳祐七年(1247)进士，书在淳熙七年(1180)上进，其间相距六十七年，殊乖常情。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考证，此书为元中叶人撰，假托隆礼之名。书凡《帝纪》十二卷，《列传》七卷，晋、宋、辽三国往来文书一卷，族姓、风俗及各种制度一卷，行程录及使北记二卷，诸蕃杂记一卷，岁时杂记一卷。卷首还有《契丹国九主年谱》、《契丹国初兴本末》、《契丹国世系之图》、《契丹国地理之图》、《晋献契丹全燕之图》。书中记事，多摘取欧阳修《五代史记·四夷附录》、司马光《资治通鉴》、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洪皓《松漠纪闻》、武珪《燕北杂记》及宋人《使辽行程录》等书原文，分条排比。间有节录，颇多失当。书中纪述传闻，有《辽史》所不载者。元修《辽史》，天祚一朝《纪》、《传》多采自此书。有元刻本，清乾隆武英殿本、承恩堂刻本和扫叶山房本。
春秋辨疑
三十八卷。明卓尔康撰。此书正文三十卷，卷首八卷。其正文于每条经文之下，杂取旧说排比诠次，而断以己意。每公之末，又各附以列国本末一篇，提举有关盛衰兴亡之大事，别为类叙。其考证有得有失，如隐公六年“郑人来谕平”，卓氏认为当依《左传》训更成，《公羊》以为堕成，《榖梁》以为不果成者，文义皆误。又隐公七年“戎伐凡伯于楚丘”，《公羊》以为此执而言伐为“大之”，因为孔子“不与夷狄之执中国”。卓氏则认为“伐”字即可用于国，亦可用于人，无《公羊》所谓“大之”之大义。如此之类，皆有见地。至于桓公五年“甲戌己丑陈侯鲍”，卓氏以为本为甲戌年正月己丑，史官偶倒其文;僖公十六年书宋五石六鹢是因为宋为三恪，如此之类，皆为臆说。卷首八卷为全书之宗旨。其中第一二卷为《经义》，相当于诸书之《纲领》，其后附卓氏自论，认为：《春秋》一书“乃夫子当日樵揆天理、本人事，随文生义以著其志焉。方其未著，则君父而冒首恶，人子而陷篡弑，有国者而前不见谗，后不见贼，及经笔削，而或以一字，或以微言，点缀拨动，俾躬弑逆者、谋弑逆将弑者，渐弑逆者与非弑逆而实弑逆而不知其为弑逆者，莫不抉其隐衷蓄志。”又谓 《春秋》“喜辞剧，怒辞遽，与辞详，弑辞亦详，夺辞略，常辞亦略，贵辞重，贱辞轻，正辞确，愸辞留，从辞同，取辞变。此十二辞，皆一时之所进发而杂物之所结撰也。”卷三为《传义》，亦举杜氏以下诸儒论三传得失精要之语而录之。其后为卓氏概论，述三传源流而评其得失，兼评诸家之 《春秋》学，卓氏尤其推重陈傅良。其评三传，认为“《左氏》传自鲁史，今日得有所见。以据事迹窥圣心者，舍此无由”。但《左氏》又“文词富艳，不识道理”，“好信小说奇闻，暗于大体”。而《公羊》、《榖梁》”文体清劲，的是先秦人作”，是“经旨”，虽其 “中间论事或违”，“多杂驳不雅训”，但“说理颇尽，有儒者家法”。基本上是前人的一般看法。卷四、五、六、七为 《书义》、卷八为《不书义》皆为阐发所谓《春秋》书法。卷八后尚有《时义》、《地义》两篇。清初学者较重此书，如俞汝言《春秋平义》引录此书颇多。现存明崇祯卓氏自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