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朱新录
作者：马纯
宋代文言志怪小说。南宋马纯著。马纯致仕后居越州陶朱乡，搜辑见闻著成此书，故名。一卷，有《说郛》本、 《墨海金壶》本、 《五朝小说》本等。本书记北宋至南宋初的杂事。涉于怪异之事占全书的大部分，如说汉泉井中有三鱼，刳之而不死;熊入永嘉城，后城中遭火灾，大致均得之于传闻。所录黄定《冤牛文》，为有感于时人称司马光为牛而作的寓言，写华州村民养牛，在虎欲食人时以身翼卫主人，但主人不察，反以牛为妖，归而杀之。其意为司马光忠于朝廷而不为世人理解鸣不平。此文作于绍圣党禁时，作者当时敢为司马光讲话，颇为不易。另载建炎间金人已攻入汴京，而驻守陈州的宋军尚掠取妇女， 滥杀无辜，对了解宋朝军队的腐败，也有价值。书末附有《元祐党籍碑》全文，与全书体例不合。
马纯其它书籍
猜你喜欢的书
医贯砭
二卷。清徐大椿撰。徐氏针对明清温补之风盛行，择赵献可《医贯》背理之处详加辨析，予以贬斥。明赵献可推崇薛己的温补学说，作《医贯》阐述薛氏《医案》之说，其书以命门、真水、真火为主，以八味丸、六味丸通治各病，徐氏认为极其偏颇驳杂，作此书一一驳斥。书成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徐氏对于仅有十万余言的《医贯》，作三百一十六处批注。对其重用温补和忌用攻下的治疗理论，提出截然不同的学术见解。主张辨证论治，不可拘泥一、二种温补之方，要因人因证而异。揭露庸医习用补药成风之害，疗疾必须审证求因，精确辨证，甚为可取。如书中考证八味丸即《金匮要略》中的肾气丸，为后汉张机之方。徐氏之论亦有独到之处，但言词过激，辱詈太多，且逐字逐句索求瘢疵，未免过于求全。如称《医贯》为“邪说”等。有《徐氏六种本》，乾隆间丰松斋刻本，同治十二年(1873)湖北崇文书局重雕本。
菊芬
现代中篇小说。蒋光慈著。初载上海《创造月刊》第1卷第9、10期。上海现代书局1928年4月初版，1929年后再版时，书名曾改题《汉江潮》。小说塑造了20年代一群献身于大革命的进步青年形象。主人公江霞是一个进步知识分子，向往革命，特地从S埠来到革命根据地H镇。菊芬和她的姐姐梅英不顾家庭的反对也从重庆逃到H镇。梅英的爱人在重庆大屠杀中被害，因此她立志“为我的爱人报仇，为我的同志们报仇”。菊芬的情人薛映冰也是一位革命者。但菊芬读过江霞的进步诗集后，对他非常敬重，江霞也爱慕这位热情美丽的少女。他们经常在一起讨论革命形势，决心牺牲自己的爱情，彻底地献身于革命运动。H镇的革命形势变得严峻，江霞觉得在这拿枪的时代，必须做一名拿枪的真正战士，文学“不过是空口说白话而已”，并不能阻止反动派的屠杀。菊芬不同意这种看法，认为江霞有文学才能，应当热心地去表现可歌可泣的革命时代。就在这次讨论以后不久，江霞收到了菊芬的信，信中说梅英已经被捕，而她则已拿起武器，准备与敌人进行殊死的战斗。信中还告诫他在革命低潮面前切不可失望，丧失斗志，她坚信“黑夜终有黎明的时候，我们终究是要胜利的!因为我们占大多数，因为我们的要求是合乎正义的，因为我们的目的是光明的”。这种信念鼓舞了江霞，他立志“效法菊芬、崇拜菊芬”，投身到现实的革命斗争中去。小说描写了大革命的时代风云，带有较强的鼓动性，但也有当时“革命文学”的某些通病。
甲申南社乡寇变纪略
《甲申南社乡寇变纪略》一卷，明谢重华，谢重华，生平履历不详。是书记崇祯十六年，东莞、新会等地贫农佃户与地主对抗情势。清兵两次攻破广州，社民与之对抗垂二十年。后附录奴变。
淮南子译文
道家哲学名著。因其为西汉淮南王刘安主持编撰,故名。《淮南子》与《吕氏春秋》一样,不是个人论著,而是集体编撰的著作。据《汉书·淮南王传》,淮南王刘安好读书鼓琴,善为文辞,不喜弋猎狗马驰骋,曾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作《内书》二十一篇,《外书》甚众。据《汉书·艺文志》著录:“《淮南内》二十一篇”,“《淮南外》三十三篇”。注:“《内篇》论道,《外篇》杂说。”今本《淮南子》就是《内书》二十一篇。这部书称为《淮南鸿烈》,“鸿”为大,“烈”为明,意为此书包括广大而光明的道理。《淮南子》一书体系非常庞杂,大抵以道家思想为主,杂糅儒法阴阳诸家,故《汉书·艺文志》将其列在“杂家”,而“道藏”又将其作为道家著作收入。《淮南子》的哲学思想不是几句话能概括的,其中谈到过许多哲学话题,如“道”、“气”、“阴阳”、“太一”等,也谈到许多其它的问题,如古代的神话传说和四时月令等,可以说是一部包罗万象、网罗古今的大书。此为淮南子原文+译文。
御纂孝经集注
共1卷，雍正五年(1727)作序颁行。有武英殿本、《四库全书》本行世。作为清朝第三位皇帝的世宗胤禛，继续坚持以孝治天下的传统，对《孝经》重要意义的认识更加明确和自觉。其所制序文说：“《孝经》者，圣人所以彰明彝训，觉悟生民。溯天地之性，则知人为万物之灵，叙家国之伦，则知孝为百行之始。人能孝于其亲，处称惇实之士，出成忠顺之臣。下以此为立身之要，上以此为立教之原。故谓之至德要道。自昔圣帝哲王宰世经物，未有不以孝治为先务者也。”为以孝塑造天下臣民之灵魂，使之忠顺，他仿其祖、其父之所为，向全国颁行《孝经》，鉴于《御定孝经注》成书较早，而《御定孝经衍义》“篇帙繁多，虑读者未能周遍”。故决定只 “专译经文，以便诵习”。他认为“《孝经》一书词简义畅，可不烦注解而自明”。因此在所注经文时亦力求简洁明了，其注完全仿照朱熹注《四书》之办法，以集注为之。注文连同经文共近万字。其篇幅略短于《御定孝经注》而释义更明。《四库全书提要》称此书“词旨显畅，俾读者贤愚共晓”。作者希望“诚使内外臣庶父以教其子，师以教其徒。口诵其文，心知其理，身践其事。为士大夫者能资孝作忠扬名显亲，为庶人者能谨身节用竭力致养。家庭务敦于本行闾里胥向于淳风。如此则亲逊成化，和气薰蒸，跻比户可封之俗。”
韩诗外传
汉初的一部征引《诗经》诗句以证事的著作。韩婴作。当时传授《诗经》的，有鲁、齐、韩、毛四家。《韩诗》的创始者韩婴，曾“推诗人之意而作内外传数万言”(《汉书·儒林传》)。据此则《韩诗内传》与《韩诗外传》皆为阐述《诗经》旨意的著作。《韩诗内传》于南宋时已经失传，无从考究其内容。但现今流传的《韩诗外传》的内容，并不是阐释经义的，它的每章都是先讲一则故事，尔后引用《诗经》中的诗句加以证实。这种引《诗》以证事的方法，早在《论语》等先秦诸子散文中即已运用。汉代除《韩诗外传》外，刘向的《说苑》、《新序》、《列女传》也用此种体例。可见《韩诗外传》虽然关乎到《诗经》，但它并不是一部研究《诗经》的学术著作。《四库全书总目》说：“《韩诗外传》引《诗》以证事，非引事以明《诗》”，它并不是关乎《诗》义的著作，因此，《四库全书》只把它附在《诗经》类的最后。关于《韩诗外传》的流传与版本，据《汉书·艺文志》说共6卷，《隋书·经籍志》作10卷，今本也是10卷。清人赵怀玉有《韩诗外传校》，周廷寀有《韩诗外传注》，吴棠合刊为《韩诗外传校注》，一般被认为是善本。现代学者许维遹有《韩诗外传集释》，有中华书局1980年初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