霜叶红似二月花
作者：茅盾
长篇小说。写于1942年。全书14章。前9章连载于《文艺阵地》7卷1号至4号。后5章以《秋潦》为题,连载于重庆《时事新报·青光》第1期至第29期,署名茅盾。1943年5月由桂林华华书店出版单行本。茅盾在《〈霜叶红似二月花〉新版后记》中说,小说“本来打算写从‘五·四’到1927年这一时期的政治、社会和思想的大变动,想在总的方面指出这时期革命虽遭挫折,反革命虽暂时占了上风,但革命必然取得最后胜利。”但后来发生了变化,未能实现原来的创作意图。已完成的部分,是一部反映从辛亥革命以后到“五·四”运动前夕社会生活的作品。小说以江南一带小县城为背景,以惠利轮船公司经理王伯申为发展航运事业所遇到的困难挫折为主线,展开了民族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之间复杂的矛盾冲突。小说描写人物心理委婉曲折,并借助自然环境烘托人物性格;布局摇曳多姿,结构错综变化;文字简洁、典雅,具有民族传统特色。
章节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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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话
明代茶书,陈继儒撰。陈继儒(1558～1639),字仲醇,号眉公,又号麋公,松江华亭(治今上海)人。诸生,隐居昆山之阳,后筑室东佘山,杜门著述,工诗善文,书法精妙兼能绘事,博学多才,名重一时。与董其昌齐名,为王世贞所重。或刺琐言僻事,诠次成书,远近争购。屡奉诏征用,皆以疾辞,有《眉公全集》60卷等。事具《启祯野乘》卷一四、《明史》卷二九八及《陈眉公先生全集》卷首《空青先生墓志铭》、《行略》、《年谱》等,乃在野一大名士。是书约750字,凡19则,其中 11 则录自其《太平清话》,7则出于《岩栖幽事》,文字略有异同。此书仅见于《茶书全集》,可能为喻政所辑。内容大致杂采他人之作,如第1则就录自张源《茶录》的三字茶道。间有己意,如认为茶始自吴王、晋人,不自陆羽始;又称宋徽宗《大观茶论》不如《清异录·十六汤品》。是书还记述了日本人嗜饮茶,似为首见于中国茶书。
上阳子金丹大要仙派
上阳子金丹大要仙派，元朝陈致虚撰。原为《金丹大要》之附篇，《正统道藏》本单出为一卷，收入太玄部。本篇分〈仙派〉及〈钟吕二仙庆诞仪〉两部分。〈仙派〉列举从内丹派教祖至陈致虚之传承谱系。以「太极先天老子」为教祖，谓其世世显化，在周朝降生为李耳，亦即「后圣玄元太上老子」。太上为东华帝君之师，从东华帝君经钟离权、吕洞宾、王重阳等人代代相承，传至陈致虚。〈钟吕二仙庆诞仪〉列举奉请祖师之法事科仪及贺表，送神文等。所请祖师有太上老君以下得道仙师尹喜、河上公、安期生、马呜生、阴长生、徐从事、魏伯阳、葛仙公、许真君等人；又有东华帝君以下全真道五祖七真，南宗张紫阳至白玉蟾等五祖；以及陈致虚先师宋德方至赵友钦、刘谷云等人。由此可见元代全真道与钟吕南宗合流之概况。陈致虚实兼承二派之代表人物。
清末四公子
清末四公子出自名门，才华杰出，风流潇洒，性格各异，命运多舛：陈三立是陈宝箴之子，当代画家陈衡恪、史学家陈寅恪之父，以诗著称于世。谭嗣同是维新变法的主将，其“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豪迈气概感人至深。丁日昌之子丁惠康虽然故事不多，但其魏晋风流、不与黑暗的官场相妥协的性格感人至深。清末名将吴长庆之子吴保初则知其不可而为之，两次上书反对慈禧太后干预朝政，足见其“狷狂”。而清初康熙朝的大学士明珠的儿子纳兰性德，更是堪称公子之典型，列在篇首以便让读者更好地领略到“公子们”的酸甜苦辣与才性文章。全书语言流畅生动，融入了不少趣味性、可读性的小故事，非常适合休闲阅读。
二字诀
书法章法论用语。指“截拽”二字。唐代李华《书论》 (即《二字诀》)云: “予有二字之诀,至神之方,所谓‘截拽’也,苟善斯字,逸少、伯英,彼何人哉!”清代康有为《广艺舟双楫》云: “又曰:‘有二字神诀,截也,拽也’。所谓截,拽者,谓未可截者截之,可以已者拽之。
陆游词集
陆游诗作今存九千多首，蔚为大观，其词作量虽远不如诗作巨大，但成就和影响却也很大。前人谓其词纤丽处似秦观，雄慨处似苏轼，超爽处似辛弃疾。本书备搜陆游词全部作品及后人的精彩评论，还加以简单的注释，此外更有词学泰斗夏承焘先生的导读和编年，为读者欣赏和研究陆游的词作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秦汉的方士与儒生
原名《汉代学术史略》。关于中国古代社会制度的著作。顾颉刚著。1935年上海亚细亚书局出版，1954年以现名再版，1978年2月上海古籍出版社新一版发行。本书1978年版由重版序言、序和22章组成，全书9.3万字。主要论述了阴阳五行学说的来源、内容、发展演变及其对秦汉两代社会政治制度的影响。序为1954年写成，介绍了本书的写作过程及主要内容。1—7章，说明在阴阳家和方士气氛下成就的秦汉时代若干种政治制度;8—18章，说明博士和儒生如何由分而合，又怎样接受阴阳家和方士的一套，成为汉代的经学，以及如何从他们的鼓吹里影响到两汉时代的若干种政治制度;19—22章，说明汉代经学转入谶纬的过程，阐述了谶讳的内容及其对东汉政治发生的作用。本书史料丰富，可读性强。因成书较早，作者当时还不能用社会经济基础来分析两汉社会的政治制度与学术思想，但仍不失其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