笏山记

作者:蔡召华
笏山记

演义小说,三卷六十九回。东莞冷道人守白氏(蔡召华)著。 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上海广智书局活版部印行。“笏山”,据书中自云“在云南蒙化之西,天日晴朗,人遥望万笏柱天,曰此笏山也,亦呼万笏山”(第一回),全书记的是笏山王颜少青统一笏山三庄五百余乡的征战历史,及其征战过程中与他十六位娘子的遇合因缘。本书兼有侠义、言情、公案、战争、理想等类小说的成分,叙述一连串光怪陆离的故事。其情节主线是一位叫颜少青的才子如何建立笏山王国,成为笏山王。笏山是小说虚构的一块与世隔绝的地域,说是在云南蒙化之西。作者笔下的笏山王国,并无什么新鲜的施政措施,依然是封建王朝的格局,看不到什么理想主义的色彩。小说的吸引力不仅在于它对贪官污吏和作为暴君写照的可庄公的揭露,主要还在于它曲折离奇的战争故事,以及在战争中夹杂着颜少青与十五位女子之间的爱情纠葛,所形成的令人目不暇接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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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史学论著。郭沫若著。1930年出版。1947年上海群众出版社修订出版。自序称,本书的性质可以说就是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续篇,“研究的方法便是以它为响导”。在这一理论指导下,本书系统地研究了先秦历史,从渔猎、畜牧、耕种、工艺、贸易等社会生产活动中,找出了社会形态的经济基础和相应的法律、政治制度,以及社会意识形态;从生产力发展所引起的生产关系的变革,阶级的产生与对立中,说明社会的发展与变迁;透过三皇五帝、唐虞禅让,大同之世等神话传说、结合考古资料,揭示了中国远古社会的风貌,从而推翻了地主、资产阶级史学家描绘的古史系统。根据先秦社会的演进,推断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指出中国也和世界其他国家一样,经历了从低级到高级的历史阶段。本书是第一本运用马克思社会经济形态理论阐释中国古代社会发展规律的史学著作,第一次提出中国经过奴隶制的论断,从而为中国奴隶社会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新史学的诞生。本书存在着用恩格斯分析过的西方情况硬往中国古代资料上套的痕迹。在一些问题的论证上存在着严重偏差。如认定殷代为原始社会末期和金石并用时代;把《周易》当作殷末周初的作品,据以研究其时的社会状况;将《尚书·洪范》认成箕子所作,据以分析周初的思想;误信罗振玉的《殷文存》和王国维的《殷周制度论》;否定中国井田制度的存在,以及忽视两周社会的不平衡性,等。其中一些缺点已在其《古代社会的自我批判》一文中得到纠正。有些观点作者后来也有了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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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长篇小说。郭澄清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7月出版。共3卷。小说以中国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为背景,在广阔的画面上再现了八路军某部游击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英勇顽强地和日伪军斗争,从战略相持到战略反攻阶段涌现出的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小说主人公梁永生,父亲被地主白眼狼逼死,他闯衙喊冤,又遭横祸,最后带着深仇大恨闯关东。一路上,他受到苦大仇深的雒大娘、魏大爷等人的保护,从门大爷处得以授刀传艺;与从人贩子手中被救的杨翠花结成夫妇。在中共地下党的帮助和教育下,他组织了“大刀队”,星火燎原,虎口拔牙,荒野斗智,夜战水泊洼,围困柴胡店,刀铣河山,血染黄家镇,带领着姓“穷”的弟兄们越杀越勇,敌人闻风丧胆。梁永生与战友们走过了一条从认命到拼命,最后投身于革命的曲折道路。他在民族解放战争中成长为英勇的战士。小说情节曲折生动,人物性格鲜明,较有生活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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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文言轶事小说集。 一卷。《千顷堂书目》题明杨名撰,入子部小说类,无卷数。今存有《盐邑志林》本,一卷,题明朱元弼撰,卷首有朱所作“引”。《丛书集成初编》本据《盐邑志林》本影印。朱元弼“引”称:“往予时有《犹及编》出入自随,所载俱盛德事。非真知灼见者不与也,不戒而为好事者持去,遂不复置于今且廿年。”后来他因“俗日益改”而复置此自随,“月书一事,不令有缺,或闻或见,或忆旧所闻见,足备鉴戒者,庶几警醒不自沉废云。”由此观之,朱原有《犹及编》已失,而此书成于万历乙巳(一六○五)年,是后来所记的“亦盛德事”,未知其原有《犹及编》是其自撰,还是杨名所撰。 篇中琐记时事,多为孝子烈女等。也有少许录自《读书镜》等其他书。共约四十来则,每则百字上下,都无标题而相杂列,其中写人述事不乏生动者。 《嘉善人陆某》则,写一青年“少有才貌”,跟其父“御史中丞某”在京读书,但是却“与邻邸女相窥”。久不能成奸,就请其馆师出主意,师让他“祷于城隍之神”。结果城隍神夜入中丞之梦,问明陆某是他的儿子,就把其子阴籍中的“某科状元”的记录一笔勾去,改罚“孤贫一世”,而对那个不配为人师表的馆师,则“命左右速抽其肠”。中丞半夜惊醒,馆僮奔告馆师腹痛难忍而死,而其子后来“终身行乞于市,无所归”。这个故事,是用一种迷信的方法进行说教,有警世意味。 《叶春华》则写一海宁卫军人,父早死,事母至孝,每日朝出暮归,晴樵雨渔,以供其母酒肉。其母性暴且多怒,酒食稍差即怒叱之,罚其跪以待食,达旦不命之起。邻人教他不必如此,他说“恐伤母志”,劝他娶妻,他说“恐不能事吾母”。最终得到县令的表彰。 《沈某妻宋氏》则,写一贫女宋氏,从小丧母,从姑而生,长大婚嫁沈某。一日其姑病,请巫医,久而未愈,巫医拒之曰: “除是割股,或可疗也”。宋氏遂待夫出, 自割股投入药内进姑食,姑疾愈乃起。此事后闻于邑云云。以上两则写至孝之人,也具劝世意味,但如此孝法,不免带有矫枉过正之嫌,有着明显的儒家说教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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