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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界镜

社会小说, 四卷二十二回。儒林医隐著,瓶山居士校阅。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十一月同源祥书庄出版,次月发行。标“卫生小说”。小说以名医贝仲英和其子贝祖荫为线索,描述了众庸医骗人误人的发迹史,揭露了他们不学无术、沽名钓誉、坑蒙拐骗、草菅人命的恶迹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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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物理学纲要

德国哲学家和物理学家费息纳(GustavTheodor Fechner,1801～1887)著,1860年出版。作者将心理物理学的定义表述为“讨论心物之函数的关系或相互关系的正确的科学”。(见李汉松编著:《西方心理学史》第131页)它的公式为:S=KlogR(S代表感觉强度,R代表刺激强度,K为常数)意思是,刺激作为几何级数增加时,感觉作为算术级数增加。此书的历史功绩在于将实验研究和数学计算同时介入心理学,推动了科学心理学的诞生。18世纪时康德曾断言,心理现象复杂多变,既不能实验,也不能用数学公式推算。19世纪初,赫尔巴特曾用数学公式推算,但因为无实验数据计算,终于失败了。费息纳的心理物理学却在两方面都获得成功,尽管他的研究目的在于论证泛灵论二元论的心物关系,但此书提出的研究方法和一些新的概念一直为实验心理学沿用着。为此,曾有人主张,实验心理学或说科学心理学的诞生,应从本书出版的时间算起。

我们内心的冲突

美国心理学家卡伦·霍妮对人的微观研究的专著,根据纽约诺顿图书有限公司1966年诺顿文库版译出,共14.4万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年1月出版,编入《现代社会与人名著译丛》。霍妮作为新佛洛伊德学派的代言人,从社会文化的角度对佛氏的学说进行了重大的修改与批判。佛氏认为,人内心的冲突根源在于人的生物和生理的因素。霍妮则认为冲突发自于困扰人内心的相互矛盾的神经倾向,这种倾向不仅发自于偶然的个人体验,更主要的发自于人们生活的特定文化环境。与佛氏悲观主义决定论不同,霍妮认为精神分析的重点不应总是沿用过去的经验来解释现在的困扰,而应立足于当前在人的内心相互作用的各种因素,帮助受困的人认识并改善自己、与他人的关系。《我们内心的冲突》较之它以前和同时代其他精神分析文献明显地表现出客观的、唯物主义的倾向。同时,较之作者早期的论著也更具实践的意义。霍妮以她初期少有的透视力精辟而深刻地洞察了人的各种内心活动,更详细具体地列举了各种特定的矛盾现象,分析了在人的内心冲突中的类型和各种表现形式,研究并归纳了各种相互矛盾的态度和倾向,指出了被这种冲突所困扰的人为了摆脱困扰所作的努力如何归于失败并陷入恶性循环。

山海经广注

地理文献考证。清吴任臣撰。十八卷。图五卷。任臣名志伊，号讬园，浙江仁和(今杭州)人。诸生。康熙中举博学鸿辞，授检讨。著有《周礼大义》、《十国春秋》等。是书因郭璞《山海经注》而补之，故曰“广注”。康熙六年(1667)成书。约十八万字。卷首有柴绍炳序及任臣自序、杂述，文以山、海、大荒三经列三大门。图分灵祗，异域、兽族、羽禽、鳞介五类一百四十六幅。收入《四库全书》时将图五卷删去。杂述采摭颇宏富，并足资考证，所涉逸文三十四条。正文为《山海经》本文断句，句间有郭璞及任臣注。两注均标明，是非明判。于明物训诂，山川道理皆有所订正，引用书目五百三十余种。是书不失为我国现存《山海经》注本中的佳本。有康熙六年刻本。

玄天上帝说报父母恩重经

经名：玄天上帝说报父母恩重经。撰人不详。二经同卷。底本出处：《正统遣藏》洞神部本文类。玄天上帝说父母恩。后有玄帝报恩圣号,提到真武大帝八十二化,又有赵宜真跋。赵宜真元末明初人,该经当出自明。

吕洞宾桃柳升仙梦

明代杂剧。简名《升仙梦》。此剧未见著录,今存本题为贾仲明作。吕洞宾奉命来到汴京城点化翠柳、妖桃二妖。他先指点二妖化作人形，一个托化到柳家为男身，一个托化到陶家为女身，准备三十年后点化二人。三十年后，柳、陶二人已成夫妇，颇有家财，重阳节广邀邻居登高饮酒。吕洞吕前来度化二人，但二人不肯省悟，吕洞宾便在他们梦中设下幻境。二人醒后悟到人生无常，情愿跟随吕洞宾出家修道。吕洞宾担心二人尘缘未断，又设下一幻境，待二人彻底醒悟后接引他们升仙。

春秋集解

十二卷。宋苏辙撰。据其《自序》，此书初稿成于神宗熙宁间谪居高安之时，其后又再三修改而定稿。其时王安石当政，苏氏兄弟因与安石政见不合而被排挤出京。而当时王安石又诋《春秋》为“断烂朝报”，废之不列于学官，加之当时孙复一派尽弃三传的学风泛滥，苏辙因经传并荒，故作此书以矫之。其说以《左传》为主“《左氏》之说不可通，乃取《公》、《穀》、啖、赵诸家以足之”。《自序》称：“余少而治《春秋》，时人多师孙明复，谓孔子作《春秋》略尽一时之事，不复信史。故尽弃三传，无所复取。余以为左丘明，鲁史也。孔子本所据依以作《春秋》，故事必以丘明为本。至于孔子之所予夺，则丘明容不明尽。故当参以《公》、《穀》、啖、赵诸人。”自杜预以后五百年间，《左传》学一直为治《春秋》者之主流，自唐啖助、赵匡至宋孙复、孙觉，乃提倡“弃传求经”，学风为之一变。苏氏再倡《左氏》释经，反对深文周纳以追求微言大义与褒贬，重视史实，学风亦为之又一变。苏氏于三传之中独重《左传》，正是由于其重视训诂与史实，因此他常把前人深求之义例看成单纯的训诂与史实问题。如隐公四年《经》“公及宋公遇于清”，《穀梁》云：“不期而会曰遇。遇者，志相得也。”即是不期而会，则未必是志相得，其自相矛盾显见。杜沄云：“遇者，草次之辞。二国各简其礼，或道路相逢也。”苏氏用杜义，释之曰：“礼盛曰会，简曰遇”，可谓简而赅。但其尊《左》而轻《公》、《穀》，亦有失偏颇。正如朱彝尊《经义考》引陈宠绪《跋》所指出，《左传》、《公羊》、《穀梁》各有得失，若尽据《左传》而诋《公羊》、《穀梁》，此乃因噎废食，亦不可取。现存有元刻印本、明刊本、《两苏经解》本、经苑本、《丛书集成初编》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