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秦行记
作者：牛僧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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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阳集
宋代诗文别集。陈东撰。本集元代大德年间刊本及明代正德十一年(1516)刊本均为8卷,名为《尽忠录》。编次颇嫌错杂;明代天启五年(1625)贺懋忠刻本及清代康熙年间刻本又为10卷。《四库全书》据康熙刻本著录,但因其“前五卷皆东遗文,后五卷则本传、行状及他书论赞。今存遗文五卷,附录史传一篇、行状一篇及钦宗省敕一篇、高宗谕旨七篇为第六卷,他皆汰之。”(《四库全书总目》)其遗文5卷中,前4卷为书,卷5为诗词。书末有跋云:“翼按:先生诗词乃百十中之一二耳。然《初筮斋咏雪》一首直与卢韩《月蚀诗》并驱,《咏桃花菊》一首体物之妙,杂之苏、黄集中人不能辨。吉光片锦,大庖一脔,岂在多哉!”《少阳集》是文以人传的较典型例子之一,全书缺乏剪裁,编辑颇不精审。
黄氏日抄
南宋哲学家黄震著，又名《东发日抄》。原九十七卷。佚二卷，今存九十五卷。其中，前六十八卷，系黄震阅读经、史、子、集诸书的札记，也有文章摘录。还有作者所读著作的篇目，并“断以己意”(《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九十二)。六十九卷以下，收录作者的奏札、申明、公移、讲义、策问、书、记、序、跋、启、祝文、祭文、行状、墓志铭等作品。作者崇尚宋学，而不率意苟同。对朱熹对《周礼》和《周易》的某些解说不以为然，对邵雍的“先天之说”驳斥甚多。对其他理学家谢良佐、杨时、陆九渊、张九成、杨简也颇有微辞，认为他们言理而杂禅，“以禅说儒”、“以禅证儒”(卷四十一)，“借儒谈禅”(同上)，实际上是将禅学儒学化，又将儒学禅学化。对王安石则更为不满。极力批判佛、道等“异端”，指出“佛、老之害极矣!”(卷九十)维护自尧舜禹，至孔孟所传的道经。该书表达了作者自己的理学思想，把“道”解释为“大路”。认为“夫道即日用常行之理”(卷九十五)，“非超出于人事之外，他有所谓高深之道也”(卷八十二)。以孔子的人性说统一各种人性说，认为孔子言“性相近，习相远”，此六字“参之圣人，稽之众庶，求之往古，验之当今，无人不然，无往不合，此平实语也”(卷八十五)。强调躬行，提出“言之非艰，行之为艰”(卷八十二)的知行观，要求把义理与践行结合起来，认为“六经之旨”已被宋儒，特别是朱熹所彰明，“入耳著心，以正躬行，此正今日紧事，又暇于文公脚下添注脚乎?”(卷八十四)该书最早有元沈逵本。乾隆中汪佩锷校刊本，附入《古今纪要》十九卷。《四库全书》收入。
新茶花
著者上编署钟心青,下编署钟情心青。全书分上下两编,上编十 五回,上海申江小说社印行,光绪三十三年(1907) 3月出版;下编十 五回,明明学社印行,同年12月出版,铅印本,标明 “爱情小说”。卷首有妓女武林林照片及汪僢题诗。宣统二年(1910)该社再版。该书的中心故事,是叙述留日学生项庆如与上海妓女武林林的爱情悲剧。项庆如系上海知县的侄子,自幼酷爱文学,尤嗜法国小仲马的《茶花女》,羡慕书中玛克与亚猛的真挚爱情。但早年即由父母包办,娶了妻室,夫妻同床异梦,形同冰炭。故回国后滞留上海,出入妓院,以期找到意中之人。
水浒新传
现代长篇章回小说。张恨水著。初载1940年2月11日至1941年12月27日上海《新闻报》，因上海沦陷未载完。重庆建中出版社1943年7月初版。共计68回。本书根据《水浒》70回本加以续写，涉及历史人物，除《水浒》外还参考了《大宋宣和遗事》、《宋史》、《金史》、《靖康实录》等书。作者在《原序》中称，本书“用水浒人物，写予理想中情事，盖借花献佛之意云尔。”又在《新序》中说：“而这本历史小说里，我要充分的描写异族欺凌，和中国男儿抗战的意思。这样对于上海读者，也许略有影响，并且可以逃避敌伪的麻烦。……描写宋江抗战，既可引起读者的兴趣，而现成的故事，也不怕敌伪向报馆挑眼。”本书借古喻今，发表和出版以后，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在中外记者代表团访问延安时，毛泽东曾对当时重庆《新民报》主笔赵超构说：“《水浒新传》这本小说写得好。梁山泊英雄抗金，我们八路军抗日!”(《张恨水研究资料》)给本书以肯定的评价。
藏逸经书标目
藏逸经书标目，一卷，明密藏禅师道开遗笔，大藏经补编，第14册。
忠心经
一卷，东晋竺昙无兰译。佛对移山梵志说五贼五欺之诸法。与阿含正行经同本别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