钓矶立谈
作者：史虚白
史虚白其它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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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日谈
意大利小说家薄加丘的代表作,大约写成于1350—1353年间。它是一部百篇故事集,全书包括一百个故事,短的二千多字,长的不过万字。说故事的是具有人文主义思想的十个男女青年,他们为了逃避1348年的大瘟疫,住在佛罗伦萨城郊一座庄园里,每天讲十个故事,在十天中轮流讲了一百个故事,故名《十日谈》。其中好几天所讲的故事能各自构成一个具有共同思想的单元。这部作品反对中世纪的禁欲主义和封建等级制度,大胆地歌颂了一些青年的纯真爱情,提倡男女平等,抨击以金钱、门第为基础的包办婚姻;并以尖刻的讽刺揭露了当时僧侣的虚伪腐化,道德败坏。作品肯定了个人享乐的利己主义,把两性爱看成是人性最高的表现,表达了新兴资产阶级意识。《十日谈》的故事大都取材于中世纪的民间传说、拉丁故事集和东方寓言,它虽然由一百个故事组成,但不仅仅是一部故事集,作者突破了中世纪小说单纯说故事的方式,在描写自然风貌、勾勒人物特征、刻划人物心理和塑造人物形象方面都有新的探索,用框形结构把一百个故事巧妙地串连起来,使全书成为一部思想性和艺术性异常完整的作品,对以后欧洲小说的发展有很大影响。
中国文化的命运
梁漱溟著。全书通过三个辑子，各有侧重的向人们阐释了“中国文化之精神”、“社会演进上中西殊途”、“发挥中国的长处以吸引外国的长处”等三部分，探讨学术特性、国人品格、文化通病与奇迹、道德与宗教、民族精神、人权自由、社会构造与制度、人生态度等等精彩内容。本书是梁漱溟长子梁培宽先生整理编辑的梁漱溟文稿，其中三分之二是未曾公开出版的遗稿，时隔七十年之后第一次呈现给读者，内容主要是议论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及其对中国人的民族性格塑造的影响，并用中西比较的视角，观察两种文化的根本不同，几十年前的见解远超过今人的庸论。本书可为理解中国和中国文化提供一个最有价值的读本。梁先生在几十年前对中国和中国文化诸多问题的思考，可启发我们去积极思索：在未来30年，中国文化到底将走向何方。
谷神赋
谷神赋，原题「天水逸人大信注」。约出于北宋。《通志‧艺文略》着录「谷神赋一卷，赵大信撰」，当即此书。今本收入《正统道藏》洞真部方法类。本篇赋文以老子「谷神不死」之说为本，论说养生之道。宣称「养神在心，不死在我」，谷能自养，神则归窍，则一炁长存，生可常永。养神之道，在收心摄目，绝爱去欲，守一静专。赋文每句之下，皆有七绝诗一首作为注解，共计诗五十一首。诗意大抵以养神为内丹之要，以先天谷神为内丹之本，其说与南宗颇为不同。
孔子项讬相问书
敦煌遗书。故事赋体。作者佚名。今存敦煌写本13种:S395、1392、2941、5529、5530、5674、P3255、3754、3826、3833、3882、3883及李木斋旧藏卷。原卷题有“孔子项托相问书一卷”,大多为晚唐五代写本,有的明确题有“天福八年(943)癸卯岁十一月十日净土寺学郎张延保记”。这篇故事主要记述孔子东游,路逢小儿项托就人事物情、天文地理、生物演变等问题互相诘难并展开激烈辩论的经过,表现出项托机警过人的聪明才智,同时也说明圣人如孔子者并不可畏。通篇以杂言韵语为主。开头说明孔子项托相遇,中间以问答形式,反复辩难,最后以项托胜辩作结。文末附七言长诗1首,共56句,概述项托入山游学,反遭孔子诛杀,及其精诚未去,赤血生竹的经过,基本上承袭汉赋的体式。孔子项托故事“在敦煌所有俗文中,传本最多,流传亦最广。更从其他史料观之,不但流传最广,亦最长。明本《历朝故事统宗》卷九有《小儿论》一篇,文字尚十同八九。明本《东园杂字》也有这一故事。又解放前,北京打磨厂宝文堂,同记书铺,还有铅印《新编小儿难孔子》在出售,与敦煌本文字犹十同七、八。”(《敦煌变文集》第236页)。可见此一故事深远的影响。整理本见《敦煌变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敦煌讲唱文学作品选注》(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
平濠记
一卷。明钱德洪撰。德洪本名宽，字德洪，后以字行，改字洪甫，馀姚人，嘉靖壬辰进士，官至刑部郎中，事迹具《明史·儒林传》。初，王守仁之平宸濠也，其大纲具於《叙功疏》，其细目具於《年谱》。德洪受业守仁，据师友所见闻，其阴谋秘计及一切委曲弥缝之处，有《疏》及《年谱》所不详者，因作此记以补之。凡黄绾所说四条，龙光所说二条，雷济所说一条，附载德洪随事附论者五条，又《自跋》一条。大旨谓宁藩之败，由於迟留半月始发。其迟留半月则由於守仁多设反间以疑之。守仁在日，秘不言。守仁殁后，始得其间书、间牌之稿於龙光。而驾驭峒酋叶芳及阴令知县陈冕诡渔舟以诱擒宸濠，皆当时所不尽知者云。
星阁史论
一卷，清赵青藜撰。 “星阁”是赵青藜的号。是书是作者的史论著作。共由14篇论文组成，涉及上至秦汉，下迄明代的政治、人物等。“项羽本纪书法论”论述《史记·项羽本纪》的写作意图，不在于“伸项以绌刘(邦)”，而在于“援楚以利秦”;“治不复三代论”认为封建井田之不复，不应该归咎于汉文帝、汉高祖，实际上是势使之然;“武侯论”认为诸葛亮为政体恤民力，卒得成功; “费祎论”认为蜀汉之亡，亡于费祎，黄皓等人不足责;“唐论”说明唐亡不在于建立藩镇，而在于宦官; “宋论”论述宋代诸小人的亡国; “于谦论”认为于谦在“夺门之变”中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此外还有“徐勣论”、“汉王允唐五王合论”， “蜀汉后帝论”、 “先帝不取荆州论”， “灌婴论”等。全书议论，观点新颖，有理有据，对历史发展的某些线索作了一定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