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石头记

作者:吴趼人
新石头记

近代白话章回小说。4卷40回。老少年(吴趼人)著。光绪三十一年八月二十一日(1905年9月19日)开始在《南方报》(上海)第28号附张“小说栏”连载(何时载止、登至第几回均不详)。光绪三十四年(1908)十月改良小说社(上海)出版单行本(“说部丛书”之一),8册,每回附图1幅。翻印本有1986年3月中州古籍出版社(郑州)本、1987年9月花城出版社(广州)本(“我佛山人作品选本”之一)。此编虽为《红楼梦》续书,实与原著极少关连,不过借贾宝玉再次入世表现作者的社会态度与政治思想。前二十回描写宝玉在“野蛮世界”,即清末现实社会中种种历险遭遇。后二十回则展示一民康物阜之“文明境界”理想蓝图。贾宝玉在光绪二十六年,再次下山,在上海巧遇薛蟠,得其资助,暂住上海。见到火柴、火车、留声机、新闻报等新奇事物,乃发奋阅读译作,学习英文,随后应邀赴京,目睹义和团起事、八国联军占领北京、两宫西狩等大乱情景。返沪游经武昌时,因批评一位学堂监督而入狱,几乎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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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荡不安的1947年,23岁的卡尔维诺出版了他的第一本小说:《通向蜘蛛巢的小径》。书中发生的一切,都是通过顽童皮恩的眼睛来描述的:战争、性、英雄主义、历史……作者在序言中写到:“这是一个写在游击战争边缘的故事,与英雄主义和牺牲精神无关,却传达了它的色彩、节奏以及那辛酸的味道。”

苦口甘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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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周作人的杂文集,收录杂文21篇,包括《苦口甘口》、《梦想之一》、《论小说教育》、《武者先生和我》、《遇狼的故事》等。本书曾于1944年11月由上海太平书局出版。本书是继《药堂杂文》之后的作品,在写作风格上也秉承了《药堂杂文》的特点。本书中,作者开始对读书进行一种回忆,进入了一个“总结时期”,因而收录的文章中有不少谈论思想问题的文章。同样,本书也延续了其一贯的怀念故人,抒发读书之所感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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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杂文集。周作人著。上册1928年1月上海北新书局初版,收作者1919至1927年间所写有关社会评论方面的杂文76篇;下册1928年2月上海北新书局初版,收作者1921至1927年间所写有关社会评论方面的杂文56篇;上下册共计收杂文132篇。1987年9月上海书店根据1936年6月第5版影印出版,并将上下册合订为一册。周作人在本书初版的《序》里说,“《谈虎集》里所收的是关于一切人事的评论”,“我这些小文,大抵有点得罪人得罪社会”。《祖先崇拜》(初载1919年2月23日《每周评论》第10期)、《思想革命》、《罗素与国粹》、《重来》、《道学艺术家的两派》等文,批判了中国原始野蛮的封建旧礼教和旧道德,这些杂文都是声讨“非人的道德”的战斗檄文。《前门遇马记》(初载1919年6月8日《每周评论》第25期)、《南北》、《卧薪尝胆》、《养猪》等文,揭露新旧军阀的凶残暴虐,嘲弄和怒斥了助纣为虐的无耻文人,赞颂了英勇献身的民主战士,显示出战斗的杂文风格。收在《谈虎集》下册的《日本浪人与顺天时报》、《日本人的好意》、《裸体游行考订》等,具有反帝民族意识,对现实感应敏锐,笔锋犀利。矛头指向日本殖民主义者及其在华的反动喉舌《顺天时报》,指出“中国人的中国”不容日本的“支那通”来干涉。这些杂文与抗战时期作家的言行,有着明显的差别。《谈虎集》中还收有对各种时弊针砭的杂文,有对批评界的“人身攻击”和“隐恶扬善”行为而发的(《翻译与批评》),有对资本家“掩耳盗铃”地“主张禁娼”的怪事而发的(《资本主义的禁娼》)。这些杂文的笔锋触及社会的各个阴暗角落,剖析了“病态社会”的种种痼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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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产科著作。清张曜孙撰。二卷。曜孙字仲远,阳湖 (今江苏武进) 人。幼承家学,喜读医书。以孝廉选授湖北武昌县,积官至候补道。慷慨善论兵,尤精于医。官知县时,尝坐堂为民诊疾,日昳无倦容。总结临证体会,于道光十年(1831) 撰成是书。书分内、外篇为上、下卷。内篇:辨孕、养孕、孕宜、孕忌、孕疾。外篇: 辨产、产戒、用药、应变、调摄、怀婴、拯危、去疾,凡十三篇。附以方药。论证简要,可资参考。本书经包兴言增入补遗一卷,名 《重订产孕集》。有 《中国医学大成》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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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卷。元赵汸编。此书是由赵汸记录整理的黄泽论《春秋》之语录。赵汸曾师从黄泽,其初一再登门,得六经疑义十余条以归。后复往留住二年,得黄泽口授六十四卦大义与学《春秋》之要。此书行文称“泽谓”,概是黄泽之作,故题曰“师说”。元代《春秋》学,以黄泽和赵汸最有成就。据赵汸《黄楚望先生行状》载黄泽说《春秋》之书,有《元年春王正月辨》、《笔削本旨》、《诸侯取女立子通考》、《鲁隐不书即位义》、《殷周诸侯禘祫考》、《周庙太庙单祭合食说》、《作丘甲辨》、《春秋指要》。赵汸本黄泽之意,以类分为十一篇,其门人金居敬又集黄泽《思古十吟》与吴澄之序及赵汸《黄楚望先生行状》附录于后。据赵汸所云,黄泽论《春秋》学以《左传》和杜预《集解》为主。黄泽《春秋》学之着作已不可考,其说则赖此书以行。其论《春秋》述作本旨云:“《春秋》如正例变例之实,此是泽破近代诸儒《春秋》不用例之说。三传皆用例,虽未必尽合圣人,然不中不远。”其论鲁史策书遗法云:“鲁史《春秋》有例,夫子《春秋》无例,非无例也,以义为例,隐而不彰也。……《春秋》凡例本周公之遗法……说《春秋》必须兼考史家记载之法,不可专据经文也。”其论三传得失云:“孔子作《春秋》以授史官及高第,在史官者则丘明作《传》:在高第者则一再传而为公羊高、穀梁赤。在史官者则得实之情实而义理间有讹;在高第者则不见事实而往往以意臆度,若其义理则间有可观,而事则多讹矣。酌而论之,则事实而理讹,后人犹有所依据以求经旨,是经本无所损也;事讹而义理间有可观,则虽说得大公至正,于经实少所益,是经虽存而实亡也,况未必大公正正乎。使非《左氏》事实尚存,则《春秋》不可晓关。”其论《左传》之文体云:“《左氏》乃是春秋时文字(指文体),或以为成国时文字者(按,朱熹有此说),非也。今考其文自成一家,真春秋时文字。战国文字粗豪,贾谊、司马迁尚有余习,而《公羊》、《穀梁》则正是战国文字耳。《左氏》固是后出,然文字丰润,颇带华艳,汉初亦所不尚。至刘歆始好之,其列于学官最后,太抵其文字近《礼记》而最繁富者。”现存元至正二十四年休宁商山义塾刻、明弘治六年高忠重修本、元刻本、明初刻本、明正德汪克锡刻本、清《通志堂经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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