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宪万岁
作者：吴趼人
短篇小说， 趼(吴趼人)著。载《月月小说》第五号，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一月出版。题下有一行字“吁嗟乎新政策”，是本篇的寓意所在，也是对读者的一个提示。光绪三十二年(1906)七月十三日，皇帝降了上谕，“预备立宪”，这一行为惊动了天上，玉皇大帝也要仿照起来，齐集众仙商议，文昌帝君反对，但日游神支持，结果议定先派人到外国去考察一下，大家推荐出“跑得快”的五大臣：孙悟空、哪吒、雷公、戴宗、列子，准备出洋。这下惊坏了一批畜生：玄武上帝座下的龟和蛇，太上老君的青牛，文昌帝君的特(坐骑名)，姜太公的四不象，二郎神的哮天犬，张果老的驴等等，因一行宪政，它们就首先没有了行私舞弊的机会，于是想要设法阻止。先是去找申公豹，不料此公正在南洋闹革命，找他的人被他骂了一顿“奴隶”回来。无可奈何，畜生们便想出谋杀出洋大臣的办法，由青牛偷了老君的火丹，盛在龟蛋壳里，放在五大臣的必经之路上，当炸弹用。且说五大臣准备出洋，却缺少翻译，听说猪八戒在日本留学，孙悟空便去把他请来当翻译。六人一上西行之道，便碰上炸弹，伤了八戒和戴宗，他们怀疑是申公豹派人干的。到了外国，胡乱游了一通，几个月后莫名其妙地回来了，却叫八戒代起折稿奏上。于是朝野上下也宣布立宪起来。那些畜生们正在惊慌，不料读了《天曹官报》，却发现所谓立宪，不过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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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与玄学
《科学与玄学》是由罗家伦所著，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发生了一场以张君劢、梁启超为代表的玄学派和以丁文江、胡适、吴稚晖为代表的科学派之间的科玄论战。该书以此为背景，著者的意思，以为不问中国有那次论战与否，以下三个基本问题：什么是科学？什么是玄学？科学和玄学的关系怎样？是有志治一种科学，或有志治一点哲学的人，不能不知道的。所以独立的想综合西洋思想界研究的所得，经过自己一番的反省，用剥蕉抽茧式的讨论法，去说明科学与玄学本身的性质，其所研究的问题，所用的方法，所具的特长，所受的限制等方面想使大家把最近代科学与玄学的地位和关系认个清楚。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仍有特殊的价值和意义。
闺律
作者芙蓉外史，生平事迹不详。“……为之妻者，若越人视秦人之肥瘠，漠焉不加喜戚于其心，妒则否矣，抑何情不相关乃尔耶？予反其意，作《闺律》若干条，于锦衾角枕之旁，寓读法悬书之意，所以保全男子一片婆心。”《闺律》分为吏律七条、户律七条、礼律七条、兵律九条、刑律七条、工律四条，共41条。
论书
书法心得论著。三卷。宋苏轼撰。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土。眉山(今属四川)人。嘉祐进士,官至礼部尚书,追谥文忠。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等并举为“宋四家”。擅长行、楷,取法李邕、徐浩、颜真卿、杨凝式,并上溯晋宋诸名家,用笔丰腴跌宕,有天真烂漫之趣,且能自创新意。存世法书有《答谢民师论文帖》、《黄州寒食帖》、《前赤壁赋》、《祭黄几道文》等。生平论及书法的文字甚多,后人辑成东坡《论书》。
理瀹骈文
《理瀹骈文》系外治法专书。不分卷。清·吴师机撰。刊于1864年(同治2年)。原名《外治医说》,因其正文是用“骈文”形式撰成者,故改名为《理瀹骈文》,是一部以内科理法方药为理论依据,而以外治法为主要内容的临床著作。所论内容除外科病症外,更有内、妇、儿、五官等多科疾病的症治经验。内容丰富,治法多样、简便,经济有效,堪称是别具一格和有实用价值的外治全书。书中所收载的外治法,绝非出于单纯的用药经验,而是祖国医学理论在外治方面的具体应用,故在本书序言中说:“外治之理,即内治之理;外治之药,亦即内治之药。所异者,法耳”;又说:“外治必先知内,先求其本,本者何?明阴阳,识脏腑也……”,表明本书中的外治法是建立在实践与理论紧密结合基础上的。但因本书是以“骈文”形式出现的,加之在内容排列上或有纲目不清,缺乏章节分类等缺点,不易为一般读者所理解与接受,一度处于被埋没状态。长期以来,不少人把本书误认是专门论述膏药的方书,实际并非仅此,本书除收有多种膏药疗法外,还有敷贴法、熨法、洗法、熏法、照法、拭法、浴法、溻法、吸入法、取嚏法、灌导法、火罐法、割治等多种外治措施,充分显示了祖国医学外治法的优越性与广泛性,有的方法至今仍为临床所采用。故本书不论对临床工作或对文献整理研究,都是颇有参考价值的。今流传者有同治、光绪年间的刊本,建国后有影印本出版。
黄帝内经素问校义
医经著作,又名《内经素问校义》、《素问校义》。1卷。清胡澍(荄甫)撰于同治十一年(1872年)。作者研习《内经》不泥于旧说,通过考据训诂、反复推详以启悟经文奥趣,历指全元起、王冰等注释之非。如对《四气调神大论》 “惟圣人从之,故身无奇病”之句云:“奇,当作‘苛’字,形相似而误。苛即病也”。又如同篇下文有“道者,圣人行之,愚者佩之”句,王冰谓“圣人心合于道,故勤而行之;愚者性守于迷,故佩服而已”。而胡澍校曰:“圣人行道,愚者倍道也。‘佩’读为‘倍’,《说文》‘倍’,反也”。从而王冰误注得以纠正。凡此心得之论虽仅30则,却与俞樾《内经辨言》有异曲同功之妙。现有《滂喜斋丛书》本、同治、光绪年间刻本及《三三医书》本、《珍本医书集成》本等。
新乐府
诗集,唐代诗人白居易作,收新乐府歌行体诗50首。诗中颇多反映社会矛盾之作,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其形式采用乐府歌行体,大多三言、七言错杂运用,故名之曰“新乐府”。诗人继承杜甫“即事名篇,无复依傍”,以自创新题反映重大事件、讽谕现实的传统,创作大量新题乐府,深刻反映当时复杂的社会矛盾,揭露统治者骄奢淫逸和对人民的残酷剥削压迫,体现了诗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形式上多采用乐府歌行体,语言通俗明白,形象鲜明生动,感情激越愤慨,笔锋犀利非常,是我国杰出的叙事组诗。其中《上阳白发人》、《杜陵叟》、《卖炭翁》等诗都是代表作。1955年,郭沫若在《文艺报》第23期上发表《关于白乐天》一文。文中说到,日本朋友片山哲先生喜爱并想翻译白乐天的诗,几次来中国访问时都与郭谈及白乐天的诗。郭沫若回忆道: “他对我说,白乐天的《新乐府》是传达劳动人民疾苦的正义的呼声。其中有一部分,如《母别子》《时世妆》之类,所歌咏的内容差不多就是日本目前的现实。这样歌咏劳动人民疾苦的诗是不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