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古青春
作者：杨朔
杨朔著。作于1954年春,收于《杨朔散文选》。1950年10月,作者随中国铁路工人组成的一支志愿军开赴朝鲜前线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写下了许多优秀战地通讯和散文。本篇记叙的是黄继光式的一级英雄李家发的英雄事迹。李家发才十九岁,生性开朗乐观,天真纯朴,爱憎分明,虎劲十足,作战时英勇顽强,富有自我牺牲精神。在1953年7月12日的轿岩山攻坚战中,李家发冒着敌人密集的机枪,一马当先,奋勇冲击,在弹绝伤重的危急情势中,为消灭机枪据点,开辟部队前进的道路,他在“拖着伤脚炸掉一个小地堡”后,即毅然决然地用自己的身子扑向大碉堡的机枪射口,战士们终于冲上主峰,夺得胜利。作者通过记叙李家发的生动故事和英勇牺牲的壮烈场面,热情地讴歌了志愿军战士宽阔的革命胸怀、视死如归的英雄性格,以及崇高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刻画人物富有鲜明的性格特征;人物牺牲时的形象描绘有浮雕效果;景物描写渲染了人物美丽的精神境界。文中把英雄比作一支“最美丽的歌子”,充满着诗意,耐人吟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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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点
一个雨夜，一对新婚夫妇驾驶着失控的轿车冲进了大海，丈夫溺亡，妻子球磨子死里逃生。此事迅速被媒体引爆，人们怀疑球磨子为了获取高额的人身保险而谋杀丈夫。据悉这个女人十分貌美，性情凶恶，曾涉嫌欺诈、恐吓、故意伤害，前科累累。真相似乎确凿无疑，球磨子却坚称自己无罪。于是，舆论与司法之间展开了激烈的较量……
纯白斋类稿
元代诗文别集。20卷。胡助撰。《四库全书》曾据浙江巡抚采进本编入别集类。胡助《纯白斋类稿》原本是其生前所编集，原为30卷。今本《纯白斋类稿》是其后裔掇拾散佚，重编于明代正德年间，仅余20卷。卷首有明正德五年(1510)杜储序，元致和元年(1328)虞集序，贡奎撰《送胡古愚除翰林国史院编修序》，贡奎《胡古愚诗集序》，明正德五年庞龙跋。卷1为赋，卷2—4为五言古诗，卷5—6为七言古诗，卷7为五言律诗，卷8—11为七言律诗，卷12为五言排律，卷13为五言绝句，卷14—17为七言绝句，卷18为铭、颂、传，卷19为赞、题跋、碑铭，卷20为序、记。卷末有附录2卷，收入与胡助有关的诗文相当丰富。胡助的诗，以《京华杂兴》20首及《上京纪行诗》最有影响，尤其是后者，留下题跋者就有十余家之多，但现存的《上京纪行诗》仅7首，《鳌峰》以后的诗已散佚。为《京华杂兴》题诗的也有近20家之多。他的文章比较流畅，但缺乏特色，是较典型的儒者之文。
阃外春秋
李筌撰。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著录:“《阃外春秋》十卷。唐少室山布衣李筌撰。起周武王胜殷,止唐太宗擒窦建德,明君良将战争攻取之事。天宝二年上。”据罗振玉说:“巴黎图书馆所藏敦煌本《阃外春秋》残卷(即卷四、卷五),中国国家图书馆有影片存卷一及卷二之上半。卷首《进书表》末署天宝二年六月十三日少室山布衣李筌上表。”这确切地证明陈振孙的著录属实。据陈振孙的《解题》,可知这是一部研究战史、战争经验的兵书。李筌固注意战史,从《太白阴经》可见,他是运用了若干战史实例来论证自己观点的,他的《孙子注》首开用战例来注释孙武的原理,既高于前人,又为后人研究《孙子兵法》开创了一条新路。进书表云：“《阃外春秋》者，记将军阃外之事也。”“起周十有三年武王胜殷，终于大唐武德四年(621)太宗文武圣皇帝擒窦建德，凡一千七百四十载，真伪四十九国。”末署“天宝二年(743)六月十三日，少室山布衣臣李荃上表”。按，此书《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与《直斋书录解题》均著录，殆亡于宋以后。
小五义
一名《忠烈小五义》,侠义小说,一百二十四回。为《三侠五义》续书。此书作者说法有三。其一,刻书人文光楼主“序”说,此书为“石先生原稿”。其二,谭正璧认为“原稿的述作者固是石玉昆,但刊刻本已经过别人的重编或修订”(见《论小五义》)。鲁迅也说:“序虽云二书皆石玉昆旧本”,“疑草创或出一人,润色则由众手”(见《中国小说史略》)。其三,知非子《小五义辨》说:“前套《忠烈义侠传》与余所得石玉昆原稿详尽不同,人名稍异,知非出于一人之手。”叙《三侠五义》中人物后人卢珍、韩天锦、徐良、白芸生、艾虎等除暴安良故事。思想内容与《三侠五义》相近,结构更松散。有光绪十六年(1890)北京文光楼刻本、上海申报馆印本。
复雅歌词
词话。南宋鲖阳居士撰。一卷。作者未详。此书原五十卷,兼采唐、五代迄于宋宣和间词作四千三百余首,成为南宋初的最大一部词总集。惜原书久佚。今本系近人赵万里辑成,仅得十则,合为一卷。书的内容主要记载唐宋间有关词作的琐闻佚事,涉及作品4300余首,采择十分繁富;体例则与《古今词话》、《本事曲子集》相类。
春秋通说
十三卷。黄仲炎(生平不详)撰。黄仲炎字若晦，永嘉(今属浙江)人，宋代经学家。穷经笃古，老而不第。黄氏不是朱熹门人，但其说却以朱熹为宗。黄氏认为：“《春秋》者，圣人教诫天下之书，非褒贬之书也。何谓教?所书之法是也；何谓戒，所书之事是也。”他批评三传以《春秋》有褒贬之说，认为那些以《春秋》书人书名或去氏或去族为贬恶，书爵书字或称族或称氏为褒善，以日月地名之或书或不书皆寓意褒贬之人“质诸此而彼碍，证诸前而后违，或事同而名爵异书，或罪大而族氏不削，于是褒贬之例穷矣。例穷而无以通之，则曲为之解焉，专门师授，袭陋仍讹。”又指出汉以来治经者大都“争辩于褒贬之异，究诘于类例之疑”，结果反使“《春秋》大义隐矣。”此论正切中汉唐以来治《春秋》者之通病。又论三传之源，认为《左传》作者的楚左氏倚相之后裔，而《公羊》、《穀梁》则出处不明，因而三传皆不是“亲受经于圣人者”，故“于说经首失其义”。三传之中，只有《左传》“尚可考”。可见黄氏尊经而轻传，尊《左》而轻《公》、《穀》，此与黄氏重史实有关。此书成于宋理宗绍定三年(1230)，现存有宋刻本、清《通志堂经解》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