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新传

作者:张恨水
水浒新传

现代长篇章回小说。张恨水著。初载1940年2月11日至1941年12月27日上海《新闻报》,因上海沦陷未载完。重庆建中出版社1943年7月初版。共计68回。本书根据《水浒》70回本加以续写,涉及历史人物,除《水浒》外还参考了《大宋宣和遗事》、《宋史》、《金史》、《靖康实录》等书。作者在《原序》中称,本书“用水浒人物,写予理想中情事,盖借花献佛之意云尔。”又在《新序》中说:“而这本历史小说里,我要充分的描写异族欺凌,和中国男儿抗战的意思。这样对于上海读者,也许略有影响,并且可以逃避敌伪的麻烦。……描写宋江抗战,既可引起读者的兴趣,而现成的故事,也不怕敌伪向报馆挑眼。”本书借古喻今,发表和出版以后,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在中外记者代表团访问延安时,毛泽东曾对当时重庆《新民报》主笔赵超构说:“《水浒新传》这本小说写得好。梁山泊英雄抗金,我们八路军抗日!”(《张恨水研究资料》)给本书以肯定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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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蝗要诀

捕蝗要诀

一卷。清无名氏撰。此书不知作于何时,出于何人之手,极可能是某地方官根据民间治蝗经验编写成的。咸丰六年 (1856)直隶一带出现蝗灾,清政府把原存的 《捕蝗要说》二十则、《图说》十二幅拿出付印,以应付蝗灾,直隶布政司使钱炘和为之作序。《捕蝗要诀》简单明了,捕蝗、灭蝗的方法切实可行,在科学并不发达的当时,它的推广应用对于减轻蝗灾起到了不小的作用。《捕蝗要诀》,又称《捕蝗要说》、《捕蝗图说》。《捕蝗要诀》除咸丰六年本外,还有咸丰七年 (1857)陕西本、崇文书局本、江宁藩署本、江苏书局本。

闺范译注

闺范译注

一名《吕新吾先生闺范图说》,四卷。明吕坤撰。此书是吕坤为山西按察使时所作,共四卷。前一卷为嘉言,皆采六经及 《女诫》、《女训》诸文为之训释。后三卷为善行,分女子、妇人、母道各一卷。先叙其本事,并绘图于上方,末附以赞文。言词颇为浅近。通俗易懂。此书当时曾传入宫中,神宗看过后,将此书赐给郑贵妃,郑贵妃又重刻之。后所谓“妖书案”起.遂以此书为口实。

任光禄竹溪记

任光禄竹溪记

唐顺之撰。见《荆川先生文集》卷十二。其舅光禄任君治园荆溪,遍植以竹,不植他木,并于竹间作一楼,请顺之作记,因为此文。古来写竹之文不知有多少,而此文堪称绝妙。江南人薪竹而贵奇花石,京师贵奇花石亦贵竹而苦于不能移植,推想之,产竹之地竹贱,产奇花石之海外奇花石必贱,异地方贵,以稀为贵故重价买花、石、竹者,斗富而已,非真好竹者亦非真贵竹者。以此观之,贵竹者与贱竹者都一样不知竹。而任光禄身在砍竹为薪的江南竹乡,治园遍植竹而不植他木,竹无色彩气味,巧怪不如石,妖艳不如花,爱之如此,是无财力致奇花异石而“漫然取诸其土之所有者”吗?原来有如偃蹇孤特之士的竹是有竹之品格气节的人的精神写照,竹品辉映人品,人见竹因而有自得之乐,于是竹方可以不出江南而贵,这才是真知竹者。顺之为文,哲理深邃,又善于发挥,一个普通题目,也能写出奇绝文字,深刻蕴含,令人玩味。名为记,实议论满篇,且含讥带刺,表现了山水小品议论化并向杂文化过渡的倾向。

北窗炙輠录

北窗炙輠录

笔记。宋施德操著。书名炙輠,取齐以淳于髡为炙輠(车之盛膏器),喻其言长而有味意(见《史记·荀卿传》)。全祖望因书中“于伊洛再传弟子微言多所收拾”,故续修《宋元学案》时于“是书引用独多”(见全祖望跋语)。但此书不独阐释儒学,对宋代历史与文学亦多有记载与议论。如朝廷君臣言行,士大夫文人事迹,宋人诗文之作与论诗文之语,亦杂见于中。以文学家论,书中涉及王安石、司马光、苏东坡、陈师道、毛滂等多人,而所收二程门人之言,亦有涉及诗文批评者。此外,书中尚有异闻奇事之记载,有一定小说价值。此书明以来传本已稀,自朱彝尊得此书于海盐,传抄渐广。《持静斋书目》卷三著录一卷抄本,《皕宋楼藏书志》卷六三著录二卷抄本。今传有一卷之《四库全书》本,二卷之《学海类编》、《奇晋斋丛书》、《读画斋丛书》本。《读画斋》本较优,《丛书集成初编》因据以排印。

耳书

耳书

笔记小说集。清佟世思(1651—1692)撰,参见附录小传。约成书于康熙二十年 (1681) 前后。一卷,内分人、物、神、异四类。有康熙间《与梅堂遗集》本、民国间《辽海丛书》本等。据自序可知,作者青年时代曾随其父佟国正 (官至巡抚,加兵部尚书衔) “宦迹半天下”,耳闻目染,将各地传闻佚事、神怪故事随笔记载而成此书。文多简短,略记大概,但因作者能文,虽仅寥寥数语,常能撮其要而传其神。

十诵比丘尼波罗提木叉戒本

十诵比丘尼波罗提木叉戒本

全一卷。刘宋法颖集。又作十诵比丘尼大戒、比丘尼大戒、比丘尼波罗提木叉戒本、十诵律比丘尼戒本。收于大正藏第二十三册。系自广律集出者,计有三百五十四学处。敦煌出土之六朝时代古写戒本一卷,缺首部及尾题,记载三百五十八学处,其内容与用语类似鸠摩罗什之戒本。又有自库车发现比丘尼戒本之梵本断片。大正藏载此戒本为‘刘宋法显集出’,实系法颖之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