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城春秋
作者：高云览
当代长篇小说。高云览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出版。在中国当代文苑里,这是1部较早以长篇体裁表现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地下革命斗争和知识青年成长的作品。故事发生在1927—1936年间的海岛小城厦门。“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号召全国人民武装御侮。《鹭江日报》副刊编辑吴坚在报上发表社论抨击投降政策,在斗争中加入中国共产党。石匠的儿子何剑平奋笔撰稿,抨击时弊。1933年春,吴坚到漳州任《漳声日报》主编,何剑平和地下党员、排字工人李悦搞起地下印刷所,办民众夜校。女学生丁秀苇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闽东游击区来的陈四敏以教员身份为掩护,组织领导“厦联社”,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因叛徒出卖,四敏、吴坚、剑平先后被捕入狱。主管审讯的是吴坚当年的“拜把兄弟”赵雄。他一方面企图利用“兄弟情”软化吴坚,另一方面又利用书记员林书菌与吴坚的旧情去打动他,结果均遭惨败,林书菌反而成了狱内外党组织的联络人。为了营救战友,党组织了劫狱斗争。在战斗中四敏为了掩护剑平毅然跳海。越狱后,吴坚、剑平、秀苇转移到“山那边”去了,林书菌也逃出魔窟。作者虽未亲自参加1930年的厦门大劫狱,但惊心动魄的历史事实和英雄们的斗争事迹深深地感动了他。小说描述了投身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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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乡约制度
社会学家杨开道著。1937年首印于山东省乡村服务人员训练处。在书中，作者将中国农村组织的发展分为三个时期：①周以前的传说时期；②秦汉以后的破坏时期；③北宋熙宁以后的补救时期。乡约产生于中国农村组织发展的第三个时期。通过对乡约在宋明以来的理论和实践的流变分析，作者明确指出：赞赏吕氏乡约那种民约民治精神和朱熹对乡约的增补和完善，尤其是明代晚期通过陆世仪等人将乡约、保甲、社仓、社学四者结合，乡约为纲而虚，保甲、社仓、社学为目而实的设想；反对明清乡约由王阳明开启的那种官方主导，自上而下，强迫民众参加的做法，这种做法打掉士绅在乡约中主导地位，直接割裂了乡约、保甲、社仓、社学，各行其是，将乡约变成了宣讲圣谕的御用工具。 在《中国乡约制度》之前，杨开道发表了《中国农村组织史略》《乡约制度的研究》《吕新吾的乡甲约制度》等文，力图从对中国乡约传统的解读中，分析出民治的因素。他认为中国古代的乡约是可以被现代农村组织借鉴的，“乡约发起的动机，完全合于现代地方共同社会的原理”，进而“由村自治而区自治，由区自治而县自治，由县自治而省自治，一步一步的上升，以完全民治的国家”。杨开道对乡约制度的论述，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但之后，杨开道对乡约制度能否在中国现代农村实施有了疑问，他的农村组织和农村自治理论，越来越多地显现出西方社会自治的特征。
斋戒箓
《云笈七签》卷37录引。吉冈义丰《三洞奉道科诫仪范の成立について》认为本箓出自中唐。述诸斋。
十年都门竹枝词
无名氏著，同治三年抄本,据亲身临见记述1860年英法联军进犯北京史事,笔法朴实,颇具史料价值。 无名氏原序称:“十年秋,夷匪由海口窜入京师,上及王大臣巡幸避暑山庄,军民震动,以致都城迁徙一空。苦予病穷无计,困坐愁城,有健翮之志,不能奋飞。”于是吟有此词,谦称之曰:“无乃言近粗鄙,韵多浮泛,真令读者喷饭,此不过花晨月夕,自破愁魔,以鸣不平之志耳。”然而正是由于“病穷无计”,不能迁徙避祸,得亲历兵火,因致所作《竹枝词》能够真切描绘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前后北京地区“君移臣徙”,“将走兵逃”,“无边白骨葬黄沙”的历史画面。 无名氏《十年都门竹枝词》以韵次为序,又有“引”、“首起”、“尾束”等,共计五十一首.
匈奴史稿
陈序经教授的遗著，作者自留学德国期间，就留心国外匈奴史的研究进展情况，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公务之余抽暇写出计80万字的《匈奴史稿》0年代初期又对其中第一、二章作了些补充，未遑对全稿进行整理修订，即不幸病逝。本书以相关版本为底本，参照作者手稿加以校订，同时尽可能保留原稿的风貌。《匈奴史稿》可说是对匈奴历史梳理集大成的著作，对于匈奴的发迹、强盛以及衰亡，皆能放在世界历史与西欧历史的背景下，高屋建瓴，引用各类文献典籍加以考据，同时指正一些学者的错误，一一加以驳斥，对匈奴文化的起源、与异族文化的融合以及匈奴的历史迁移都做了尽可能详备的阐述，可以说是匈奴历史研究上的扛鼎之作。
群经凡例
不分卷。廖平撰。此书为廖平早期著作,共十八个编目。篇首是《王制义证凡例》,体现了廖平治经的根本指导思想。据廖平之孙廖宗泽《六译先生年谱》载,廖平35岁时,经尊经同人撰《王制义征》,“以《王制》为经,取《戴记》九篇外,《公》、《榖》传、《孟》、《荀》、《墨》、《韩》、《司马》及《尚书大传》、《春秋繁露》、《韩诗外传》、《纬候》,今学各经旧注,并及两汉经学先师旧说,务使详备,足以统帅今学诸经。”可见《王制》在其治经中的地位。《王制义证凡例》皆述素王(孔子)改制事,廖平以《王制》说《春秋》,因此全与《春秋》名物制度相吻合。《今文诗经古义疏证凡例》以诗本托兴,专主孔子,以“三颂”(《周颂》《鲁颂》《商颂)为三统循环,全诗比属凡例直同《春秋》。《今文尚书要义凡例》强调今古学之分在礼制,不在文字义理。《公羊春秋补证凡例》是廖平极为注重的一篇,自光绪十三年始治《公羊》,尔后数十年补证考订,可谓是其得意之作,因此最为可取。《榖梁春秋经传古义凡例》不用东晋范宁的注解,虽仍以《王制》为准,但通用先师旧说,时而间下己意,或对旧注不完整的地方又加以详细注解。总之,廖氏在治此经时态度十分审慎严谨。《春秋古经左氏说后义补证凡例》,西汉经学博士认为左氏不传《春秋》,清末今文经学家认为《春秋左氏传》为刘歆增益,刘逢禄撰《左氏春秋考证》,排斥《左传》,廖平作《古学考》,也认为《左传》一书出于天汉(汉武帝年号)以后。但后因张之洞笃信《左传》,张在广东督任时致意廖平纂《左传长编》,后在《左丘明考》中竟改变了原来的看法。因此也招来了世人的白眼,四川提学使赵启霖以廖平《三传》同出于子夏之说,为穿凿附会,令各学堂毋得聘请廖平讲学。《礼记凡例》及《两戴记凡例》,除归本《王制》外,别无新意。《周官考证凡例》谓《汉书·艺文志》有《周礼说》四篇,今其书不传,大概已附入经文之中去了。《易经新义疏证凡例》说六爻分配六经,八卦配九州,四爻配帝王周孔,六十四卦分配八佰五十六卒正,可见其穿凿之至。《论语汇解凡例》,认为《论语》所记,都是弟子后来追录的,虽不是传经的重要依据,但以圣人广大无所不包的“微言大义”,来确立孔子晚年改制的思想,却是廖平治经的根本出发点。也与他后来在《孔经哲学发微》一书里体现的思想是一致的。有尊经书局光绪二十三年(1897)刊刻版、《六译馆丛书》本。
春秋释例
晋杜预撰,15卷。杜预,字元凯,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东南)人,西晋将领、学者。曾任镇南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封当阳县侯。长于《春秋》、《左传》,此书外,另有《春秋左氏经传集解》,是今存最早的《左传》注本。杜预认为《春秋》经文的条贯必出于《左传》,《左传》的义例,总归于“凡”。《左传》称“凡”者五十处。皆为旧史之义例。孔子因之为《春秋》 一书之正例,《春秋》另有变例与孔子自为之例。大旨以为“经之条贯必出于传,传之义例归总于凡”,故详考经义,阐释《左传》凡例。《四库总目提要》谓:“《春秋》以《左传》为根本,《左传》以杜解《春秋左氏经传集解》为门径,《集解》又以是书为羽翼。”原书已佚,今从《永乐大典》中辑出。有《古经解汇函》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