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茶花女遗事
作者：林纾
法国小仲马原著，林纾、王寿昌译。1899年2月由福州吴玉田付梓问世。同年夏，素隐书屋托昌言报馆代印本。广为流传的有1901年秋玉情瑶怨馆校本、1909年上海广智书局铅印本、1924年商务印书馆印行本，再版达20多次，一时“纸贵洛阳，风行海内”。该作叙述了贵族青年亚猛（今译阿尔芒）与沦落为巴黎名妓的乡村姑娘马克（今译玛格丽特）的爱情悲剧，批判了资产阶级的虚伪性，歌颂了马克对亚猛忠贞不渝的爱情。其特点正如邱炜萲所言：“以华人之典料，写欧人之性情，曲曲以赴，煞费匠心。好语穿珠，哀感顽艳。读者但见马克之花魂，亚猛之泪渍，小仲马之文心，冷红生之笔意，一时都活，为之欲叹观止。”（阿英《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理论卷》）它改变了国人对西方小说的认识，促进了国人观念的变化，打开了翻译西方文学的时代风气，并对当时中国文学创作产生很大的影响。首先是题材和人物塑造上的影响，传统的“才子佳人小说”演变为“新才子佳人小说”，模仿之作纷纷问世，如钟心青的《新茶花》、何诹的《碎琴楼》、林纾的《柳亭亭》、苏曼殊的《碎簪记》和徐枕亚的《玉梨魂》等。其次是叙事方式上的影响。《巴黎茶花女遗事》保留了原著叙述者轮流交代的叙事结构、第一人称叙述以及书信体小说的叙事方式，形成叙述者话语和人物话语之间全新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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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女地
发表于1876年,是屠格涅夫最后一部长篇小说,是他反映俄国先进知识分子生活斗争的又一部艺术性的编年史。巴金根据1929年万人丛书版同1906年屠格涅夫小说集版两种英译本进行翻译,译文1944年6月由桂林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现存于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巴金译文全集》第3卷。小说的题词点明了主题: “要翻处女地,不应当用仅仅在地面擦过的木犁,必须使用挖得很深的铁犁。”这是7年后病故的屠格涅夫留给俄国青年的遗嘱。小说反映了19世纪70年代民粹派“到民间去”的活动。作者同情“民粹派”,颂扬了民粹派基层人员的正直、热情、淳朴和英勇,同时也指出了民粹派脱离农村实际,把农民理想化的弱点。屠格涅夫坚持反农奴制的一贯立场,讽刺保守派,但他不相信革命斗争,而是推崇自上而下的温和的改良。后来在谈到题词的涵义时,他着重指出:“我的题词中的‘铁犁’不是指革命,而是指教育。”
我发现了
《我发现了》是美国天才作家爱伦·坡最后一部重要作品，被他视为自己一生创作的最高成就与最后的总结。《我发现了》集天文学、逻辑学、神学、美学为一体，探讨了宇宙的本质、起源、创造、现状及其命运，既是“一篇关于物质和精神之宇宙的随笔”，又是“一首散文诗”。《我发现了》以优美灵动的诗一般的语言，全景式地展现了爱伦·坡浩瀚而深邃的宇宙观（其中提出的诸多观点，更与“大爆炸”“热寂说”“黑洞”“反物质”“多重宇宙”“熵”等现代天文物理学理论不谋而合），读者可借此更进一步地了解他的艺术观，从而全面而深刻地理解他的其他诗歌和小说作品。
俨山续集
诗文集。明陆深(1477—1544)撰。十卷。陆深有《俨山集》已著录。此集为其子楫所编。约五万字。含诗等七卷，序二卷，记、书等一卷。唐锦尝为之序，陆师道为之跋。深素以文章名世，虽当正嘉七子盛行之时，而独以和平典雅为宗，与七子相异。有《四库全书》本(附《俨山集》后)。《盛明百家诗后编》亦收有其诗一卷，题名为《陆文裕公集》。
开辟衍绎通俗志传
明代通俗长篇历史小说。全称《新刻按鉴编纂开辟衍绎通俗志传》。凡六卷八十回。题“五岳山人周游仰止集”、 “靖竹居士王黉子承释”。封面镌“钟伯敬先生原评”、 “古吴麟瑞堂藏板”。有图二十四叶四十八幅。首王黉序,署“崇祯岁在旃蒙大渊献(乙亥)春王正月人日靖竹居士王黉子承父书于柳浪轩”。小说从“盘古氏开天辟地”按史叙至“周武王吊民伐罪”。作者颇受佛教思想的影响,开头竟先抬出释迦牟尼云: “西方世尊释迦牟尼佛大放光明,照见天下万国一大部洲,洪濛久闭而不得升降,天昏地暗,神惨鬼愁,犹人居水火之中,奔溺之状,深为可怜”,乃派座下的一位名毗多崩娑那的菩萨转世,左手执凿,右手持斧,以开天辟地,位置日月。此即为盘古氏。盘古功完行满,即返西天。盘古之后,又有天皇、地皇、人皇“三皇”及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轩辕氏“五帝”等继续出世以统治天下,以后则叙尧、舜及夏、殷二代,最后,周武王商郊一战,大败殷兵,纣王不得不于鹿台投火自焚, “太公传令,将淫妇妲己、奸臣费仲碎尸万段,百姓鼓舞大悦,天下一统尽属于周”。本书所叙故事大抵本于史书,汇集了大量的神话传说,杂以迷信之说。文字比较枯燥,叙述甚为拘束。篇幅虽比同一题材的《盘古至唐虞传》增加不少,但也未能创造出生动形像。
二马
长篇小说。老舍著。发表于1929年。作品描写20年代北京市民马氏父子到伦敦继承一家小古玩铺的生活故事,通过他们在英国的遭遇及其与房东母女的恋爱悲喜剧,谴责了帝国主义的民族歧视,并批判了中国封建主义的国民性弱点。主角老马“代表老一派的中国人”,他来到伦敦后,其生活起居、言行心理与周围人们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自然而然地暴露出愚昧、守旧、敷衍、苟安等封建主义的国民性弱点。儿子小马受过新思潮影响,身居异国,深感祖国的贫弱,主张走求学与实干的救国道路。他与踏实肯干的留学生李子荣一起改善小古玩铺的经营,一时间颇有起色。但因情感上陷入对房东女儿玛力的单恋之中而无法解脱。玛力的母亲、房东温都寡妇倒是真心爱上了温和殷勤的老马,但她在充满民族偏见的社会高压下,也不得不忍痛割舍对老马的爱。作者通过这些表面看来轻松可笑的故事,表现了反帝爱国的严肃题旨;作品采用生活的北京口语泼物写情,文笔酣畅恣肆,活泼而又细腻,艺术上独具一格。
景善日记
景善为清同治进士，历任翰林院侍读、内阁侍读学士、户、工、礼、吏部侍郎。光绪二十年(1894)以“原品休致”，在京家居。二十六年八国联军进北京后，被其子推入井中溺死。日记始于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1900年1月25日)，止于次年七月二十一日(1901年9月3日)，记述此期间北京义和团运动的发展、清政府内部的纷争以及宫廷矛盾等。关于此本日记的介绍及英译本首见于宣统二年(1910)出版的英人濮兰德(J·O·P·Bland)和白克浩司(E·T·Back-house)合著的《慈禧外纪》第十七章中。据介绍， 日记原稿系八国联军入京搜劫景善住宅时，落入白克浩司之手，现存大英博物馆。曾一度被中、外史界视为信史。《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亦曾收入。但自三十年代起，即有英人刘逸生(William Lewisohn)、荷兰人戴文达(J·J·L·Duyvendak)、英人特雷福尔一罗泼(Trevor-Roper)以及中国学者程明洲等从日记中的史实错误、文笔、发现经过以及白克浩司的为人等方面，证实《景善日记》系出于白克浩司的伪造。近年来，我国史学家丁名楠曾去英国访问，在伦郭看到日记的原稿及其它有关文献，著文论证《景善日记》是白克浩司在中国人帮助下伪造的，其发现过程亦是虚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