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火春风斗古城
作者：李英儒
当代长篇小说。李英儒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出版。小说以作者自己当年在河北保定做地下工作的生活经历为素材,描写了1943年作为华北日伪指挥中心的河北省保定城内,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在敌伪组织内部进行政治攻势,为争取、瓦解和分化敌伪军以孤立日寇所进行的一系列艰苦复杂的斗争。小说着力塑造了杨晓冬这个具有丰富地下斗争经验,坚定刚强、沉着机智的党的地下工作领导人的形象。他只身深入虎穴,与伪省长谈判;为了破坏敌人抢粮,他化装大夫借口给商会会长治病,进入商会,严厉警告商会会长不许以交通工具支援日本侵略者;他以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动,出其不意,袭击了敌人防守省城的治安军司令部,使正在围剿根据地的日伪军不得不迅速撤回;被捕后,他仍坚贞不屈,利用宴乐园的盛大酒筵场面,作了大义凛然的演说,表现了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与斗争精神。小说还描写了金环和银环这两个性格迥异的同胞姐妹的形象。金环泼辣、勇敢,对敌人嫉恶如仇,对同志热情如火,她忍受着丈夫牺牲的痛苦,为了革命工作压制住对梁队长的感情,奔走于党的内线与外线工作之间,最后不幸陷于敌手,受尽酷刑,临牺牲前依然想的是党组织、革命事业和同志。银环性格与姐姐相反,她沉静温柔、善良朴实,严格要求自己,忠心耿耿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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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孩子
作者蒙台梭利。本书讲述了了解孩子特性及更充分激励他们潜能的方法。了解孩子特性及更充分激励他们潜能的方法。蒙台梭利教育法之所以能影响整个世界的教育体系，关键在于她在总结卢梭、裴斯泰格齐、福禄贝尔等人自然主义教育思想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革命性的儿童观念。她认为儿童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内在生命力”，这种生命力是一种积极的、活动的、发展着的存在，它具有无穷无尽的力量。教育的任务就是激发和促进儿童“内在潜力”的发挥，使其按自身规律获得自然的和自由的发展。她主张，不应该把儿童作为一种物体来对待，而应作为人来对待。儿童不是成人和教师进行灌注的容器；不是可以任意塑造的蜡或泥；不是可以任意刻划的木块；也不是父母和教师培植的花木或饲养的动物，而是一个具有生命力的、能动的、发展着的活生生的人。教育家、教师和父母应该仔细观察和研究儿童，了解儿童的内心世界，发现“童年的秘密”；热爱儿童，尊重儿童的个性，促进儿童的智力、精神、身体与个性自然发展。她还利用第一手观察资料和“儿童之家”的实验，提出了一系列有关儿童发展的规律。
近代欧洲文学史
1917年周作人受聘为北京大学文科教授，开始在国文门一年级教授“欧洲文学史”，第二年继之为二年级开“十九世纪欧洲文学史”。《欧洲文学史》与《近代欧洲文学史》便是这两门课讲义的整理。前者最早在1918年作为“北京大学丛书之三”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出版，其是周作人到北京后出版的第一种著作，也是中国第一部较为系统的欧洲文学史；后者则为学者止庵于2005年在国家图书馆发现，2007年出过单行本，此次首次收入自编集。周著文学史广博淹通、洞见深邃、文词典雅、深入浅出，被称为开启“中国启蒙文学”之作。
宏远谟斋家塾程课条录
八岁入塾读小学书宜先读《孝经》所以端小学之本也。《小学》内篇四前三篇述虞、夏、商、周圣贤之言后一篇摭虞、夏、商、周圣贤之行。外篇二又以纪汉以来贤人之嘉言善行所以广其言实其行为观摩则效之验也。其于古今入德之门固已本末赅备而所恃为坊表者即因是为权舆。
海棠谱
《海棠谱》 是 一本有关海棠花的园艺学和文学著作,南宋陈思编纂。前有自序,称海棠的风资艳质,不在牡丹、梅花之下。时已显闻盛传于世,故“采取诸家杂录及汇次唐以来诸人诗句”撰为此书。成书于理宗开庆元年 (1259)。本书最早著录于陈思的《宝刻丛编》,但不见于《宋史·艺文志》,惟焦竑《国史经籍志》载有3卷与此本合,主要有《百川学海》、《山居杂志》、《丛书集成》 等本。陈思,南宋钱塘(今浙江杭州) 人,生卒年不详,生平亦无考。本书共3卷,上卷为“叙事”,皆录有关海棠的故实,中、下2卷分别为诗上、诗下,汇录唐宋以来有关海棠的题咏。
老舍自传
徐德明编。1995年9月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为该社“名人自传丛书”之一。摘选老舍的自述性文字(包括散文、书信、诗作等)并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合并、删节、组合,分8章按年代顺序展示了老舍的一生。附录有舒乙的《再谈老舍之死》。
春秋辨疑
三十八卷。明卓尔康撰。此书正文三十卷，卷首八卷。其正文于每条经文之下，杂取旧说排比诠次，而断以己意。每公之末，又各附以列国本末一篇，提举有关盛衰兴亡之大事，别为类叙。其考证有得有失，如隐公六年“郑人来谕平”，卓氏认为当依《左传》训更成，《公羊》以为堕成，《榖梁》以为不果成者，文义皆误。又隐公七年“戎伐凡伯于楚丘”，《公羊》以为此执而言伐为“大之”，因为孔子“不与夷狄之执中国”。卓氏则认为“伐”字即可用于国，亦可用于人，无《公羊》所谓“大之”之大义。如此之类，皆有见地。至于桓公五年“甲戌己丑陈侯鲍”，卓氏以为本为甲戌年正月己丑，史官偶倒其文;僖公十六年书宋五石六鹢是因为宋为三恪，如此之类，皆为臆说。卷首八卷为全书之宗旨。其中第一二卷为《经义》，相当于诸书之《纲领》，其后附卓氏自论，认为：《春秋》一书“乃夫子当日樵揆天理、本人事，随文生义以著其志焉。方其未著，则君父而冒首恶，人子而陷篡弑，有国者而前不见谗，后不见贼，及经笔削，而或以一字，或以微言，点缀拨动，俾躬弑逆者、谋弑逆将弑者，渐弑逆者与非弑逆而实弑逆而不知其为弑逆者，莫不抉其隐衷蓄志。”又谓 《春秋》“喜辞剧，怒辞遽，与辞详，弑辞亦详，夺辞略，常辞亦略，贵辞重，贱辞轻，正辞确，愸辞留，从辞同，取辞变。此十二辞，皆一时之所进发而杂物之所结撰也。”卷三为《传义》，亦举杜氏以下诸儒论三传得失精要之语而录之。其后为卓氏概论，述三传源流而评其得失，兼评诸家之 《春秋》学，卓氏尤其推重陈傅良。其评三传，认为“《左氏》传自鲁史，今日得有所见。以据事迹窥圣心者，舍此无由”。但《左氏》又“文词富艳，不识道理”，“好信小说奇闻，暗于大体”。而《公羊》、《榖梁》”文体清劲，的是先秦人作”，是“经旨”，虽其 “中间论事或违”，“多杂驳不雅训”，但“说理颇尽，有儒者家法”。基本上是前人的一般看法。卷四、五、六、七为 《书义》、卷八为《不书义》皆为阐发所谓《春秋》书法。卷八后尚有《时义》、《地义》两篇。清初学者较重此书，如俞汝言《春秋平义》引录此书颇多。现存明崇祯卓氏自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