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书
五月十一日
小咏，姊姊把我要的两张CD寄到了。五月七日寄发的，今晨快递邮差就来按铃亲自交给我，我马上冲到工作台前写关于东京的回忆。这两张CD是我们一起在东京听过的音乐，我将你在东京使我经验到的爱的深度偷偷攒存在其中的三首曲子里。
我还在等我们在东京拍的相片，我帮你拍的，你帮我拍的，还有我们的合照；这份相片对我更重要。你厌恶拍照，是我逼着你去跟朋友借相机的，因我说你可怜，从没有过我的一张相片，这次我或许就要死了，也许来东京是你生命中最后一次能看到我，我也是特别要来给予你我生命中最后的爱的。如果你就要从此失去我的生命，你所深爱过的这个人，你却从没有过一张她的相片，你没办法想得起她专属于你的姿势、影像，那实在太可怜了，你怎么能分到我这么少？并且去到东京的我如此之美……
我还没收到相片，昨天礼拜三打电话给你，不敢问你寄出没，因我明白你又将我锁进你生活的死角了，你不要我写信、打电话给你，我又感觉到你那强悍抗拒所有人，在内心对所有人大声说“我不需要任何人，我自己可以活得很好！”的脾气又朝着我发射……走出打电话的邮局，我脚软地站在门口，无助地头昏眼花，难过你啊！我已变得如此无害于你，我已是你生命中较为柔软的一个人了，为什么你连我都要抗拒呢？他人既如此伤害你，你又为什么要对自己更坏，将自己原可得到的都扫落在地呢？我难过你啊！你真要叫我再掉头不回顾你的人生，再三年吗？正因我了解你，所以我才瘫软无力啊，因我不知怎么才能使你不要如此倔强地将自己放置在“爱的荒原”上，我不知如何才能不被你的倔强打败。我知道那对你有多残酷，我的决然背转不回顾于你，那三年对你有多残酷，你外在对我表现出的总是与你内在真正需要于我的尖锐地相反，尖锐地相反，而过去正是由于我被打败了，我彻底听信于你外表对我的排斥、拒绝与冷漠，所以我就此一去不回……
“被放弃比死更痛苦……”你只简单地这样告诉过我。
* * *
小咏，过去，我一直在虚构你，连你在东京也不再相信我对你的记忆了，笑我说我对你的记忆都是在虚构。然而，小咏，如果我不虚构，你敢看吗？你敢面对我之于你最狂野的爱欲吗？你承受得起你所拒绝的是什么吗？你真的敢面对我对你述说全部的真话，而不仅只是在深澈的悲哀里等待迎接我的死亡吗……
我爱你的方式，一直都是任自己被你打败……
顺从于你。不为自己争取任何权利。疼你疼你更疼你……
这你明白吗？你愿意明白吗？
我生命中最精湛处，最深邃处，也唯有你有天赋理解。
如果我都说真话，小咏，我是不是就要像太宰写完《人间失格》之后，跳河情死呢？你说要带我去看太宰死的那条河，那是在我们去近代文学馆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些太宰居住地的资料照片，也看到日本人在捞太宰尸体的照片，那一瞬间对我真是最好的暗示。小咏，我会死吗？我从小一直爱太宰，这也是你知道的，这和我对其他艺术家的爱都不一样，太宰不够好，还来不及伟大就死了，还被三岛笑“气弱”，但没关系，嘲笑就嘲笑，都好，嘲笑他的人更是常被遮蔽在某种腐烂的虚伪性里，三岛就是。我跟太宰是在同一种生命本质里的。小咏，我希望死前我可以再去东京看他死去的那条河，上次你来不及带我去的，带我去，好吗？
太宰治最厌恶的就是世人的虚伪性，也可说他是死于世人的虚伪性。他所喜爱的法国诗人阿波里内尔（Guillaume Apollinaire）也是。太宰治常说：世人都在装模作样，世人令他恐惧。
* * *
一九九五年三月二十四日，我抵达东京成田机场。
二十三日从巴黎戴高乐机场搭乘国泰班机，经十六个小时到香港，再从香港转机经四个小时到东京。
往香港的飞机上，我坐在窗边，全身颤抖，窗外气流也不稳定，机舱里不时传来机长要大家安静坐在位置上安心等候的声音。我预感着飞机的失事，想自己身上携带的死亡气息太强烈，连搭飞机也使这班乘客笼罩上死亡的气息，整个航程机身在气流中挣扎不断，旅客和机员都面色凝重。我独自望着机舱外洁白的云，想象着飞机爆炸，我的身体在这洁白的云间肢解燃烧开来是什么样子。我一而再，再而三地向空中小姐点来不同厂牌的啤酒，虽然明知自己绝不可能睡着，但还是希望能减少任何一些，如此一分一秒炽盛地等待着要见到小咏的时光。
我全身颤抖，不是因为我怕死，相反地，我一点都不怕肉体的死亡，因为此刻肉体真正的死亡对我未尝不是解脱——自从三月十三我的精神崩溃以来，十天内我不能入睡，借着大量酗酒将身体击昏，但不规律且短暂的肉体昏沉，也只是使我坠入地狱般的连连噩梦，在嘶吼呐喊中哭醒……精神和肉体双重的痛苦太深沉太绝对……完全不能进食，勉强自己吃下任何食物马上吐出，精力全失，仿佛受到超乎有机体所能承受的创伤，内在五脏六腑都被压碎碾烂，十天里大部分时间我都关在房间里喝酒，以此消灭、镇压脑里所爆发出来的惊人的痛苦……我完全不怀疑自己这次必死。仅是躺在床上颤抖，干呕，头痛欲裂，没人知道三月十三以来，太阳穴附近的脑袋被我发狂撞裂，血流满我的左耳及发间……我深深意识到自己的必死性，打了国际电话给妈妈、姊姊、水遥和小咏，除了妈妈外，我诚实地告诉她们这次我会死……挣扎着来日本看小咏，因为那是我死前两个心愿之一，以自由之身来将我尚未给过小咏的热情给她……
飞机出发的前一天，我振作起来，去Camira的家庭医生那儿拿了一个月份四十颗安眠药，医生很安静很温柔，要我躺在检查床上为我做一般身体检查，拉起我衣袖时发现我手上的疤，及脑穴的血迹，他呆了一下，什么也没问，我也什么都没说，我想他明白我是个有自毁倾向的人，他只是不愿意我因旅行日本之故拿更多的安眠药，只有在我临走起身向他握手时，他才轻而理解地说：“Trahison？是背叛吧？”关上诊疗室的门，噙住刚刚差点要落下来的泪珠，一个陌生法国医生对我痛苦温柔的熨帖，使我胜受不住。
荒谬的是，自己在与“安眠药”最相关的领域读书工作过这么多年，第一次自己服用它，竟是从一个法国的家庭医生手里领过来药单的。我告诉这个叫Jean-Marc Guerrera的医生说我在这个领域待这么久的结论是：“Je ne crois pas du tout le somnifère. 我一点都不相信安眠药。”他微笑不语。
最反对安眠药的我，下定决心去拿安眠药的原因，并非我想用安眠药自杀，相反地，我是要借安眠药帮助自己不要自杀。一切都是为了小咏，因我如何也不忍心她再承受第二次我欲望杀死自己的场面与丑陋。
第一次是三月十八日。那是出事后的第五天，我已决定去办日本的签证，生命开始有条动线。
礼拜六是老师的课，老师，是我这一年活在法国仰望、指引的一盏灯，是最灿烂最辉煌的一盏艺术、生命之灯。每隔两个礼拜，才得见她一次，她是我真正文学的师父，她是我的大天使，我渴望拖着破败的身体去“国际哲学院”的演讲厅里，坐在后面远远地注视她，汲取她的声音。那天老师很伤感、很愤怒、很激动地宣布，右派权力上涨，不能“容忍”我们大学里竟有我们这样的研究所，发公文要她在三天之内答复，关于教育部决定要取消我们这个博士研究班十个预备博士和二十个博士候选人的注册资格……我忍不住笑出来，心想取消资格最好，这样更可以干脆地跟着老师写论文，反正我跟定她了，谁管他法国政府发不发文凭。老师说要发动世界舆论与法国政府抗争到底，好啊，搞革命，做打游击的地下研究生更棒，把世界用脚踩翻过来吧！
傍晚有一场老师今年新书发表的签名会，在Des femmes出版社。我和冰岛同学Irma、意大利同学Monika、法国同学Myriam在咖啡座大聊法国总统大选选情，以及系上与右派政府的保卫战。之后，从拉丁区的rue des Écoles绕长长的路到拉丁区的心脏地带Odéon，一路下着细细的毛雨，冬末春初交接之际，不冷微凉，充满学生及人文气息的拉丁区之黄昏像童话，像情诗，像Klimt的点描装饰画，像通往天堂的红霞……一片覆着蓝晕的金黄，这就是我最迷恋巴黎的所在。四个人都没带伞，眼见三个女人在前面疾行，我忍不住在雨中大笑，一首又一首地振喉唱起她们听不懂的中文歌，她们也频频回头对我扮鬼脸、瞪眼、嚷骂、咕哝、傻笑……三人被雨淋湿的金发、棕发、褐发闪着夕阳的光点……觉得她们好美，巴黎好美，生命好美，而我与她们、与巴黎、与生命好亲近……我们是四个失去国籍、失去学籍、远离家乡、被恋人抛弃的“天堂的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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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ur mon oiseau chinois dont j"attends qu"elle m"envoie un message de sa plume. 给我的中国小鸟，那只我等着她寄给我只字片语讯息的中国小鸟。”
老师低着头不敢看我，为我在她的新小说La fiancée Juive（《犹太新娘》）扉页签上这句话。
我慌乱地接过书，隔着签名的桌子，我说要亲她一下，她站起来让我在她左右两颊各亲一下，我害羞地在她耳边以中文说：“我爱你”，再用法文“Je vous aime”告诉她意思（但其实应该是亲密人称的Je t"aime，我不敢如此告诉她），她给我一张白纸要我写下中文：“我爱你”。
我蹦蹦跳跳地跳回家，钻出这站四号线地铁站Simplon，走在rue Joseph Dijon上，黄昏七点或八点，蒙马特区Mairie前的Jules Joffrin教堂钟声响起，浸透我的身心……我抓出背包里老师的小说，看清楚她签了什么，才明白自己已鬼使神差地将中文的“我爱你”当成她所等待于我的message（讯息）envoyer（寄传）给她……“message”是她在课堂上常讲到的一个关键词，也是文学里关键的“métaphone”（隐喻）啊！而这个小小的transport（传送）又在对我的生命隐喻着什么讯息呢？
三月十八日那一整天的内容，太抒情，太惬意，使我失去自我控制。
巴黎的午夜，东京的清晨，我打电话给小咏，告诉她我伤了自己的身体，准备好今晚死，不能再去东京看她。我把她气死了，因为我误以为她在轻蔑我，便羞辱地匆匆挂掉电话。她加追一通电话来，气得和我在电话里吵架，她根本已经不知如何表达感情，只气着说若我要逼她把学费、生活费和要带我去看医生的医药费全都花在电话上，那她就这么做吧！她问我，此时此刻她到底能怎么办？我深深觉得对不起她，也因为她的另一句话暗中发誓，无论任何手段，再也不要使她看到我这样倾危——
“我也知道死了对你或许好一些，可是，你死了就是永远消失了，就是永远也看不到你了啊……”
三月二十四日。东京的黄昏，相隔三年，我在成田机场的接机室终于看见她。
黑色短外套，黑色短褶裙，外套里衬着一件黄色针织毛衣，黑黑得高贵，黄黄得耀眼，梳拢得妥切的长发，淡妆，红唇，晶亮的大眼睛，提着一个雅致的黑色皮包。我喜欢她。她确实长大不少。
临行前，我去剪了一个新短头，换掉牛仔裤买了全新的装扮，咖啡色格子大外套，黑条纹灰软布长裤，白色的棉衬衣，短米背心，加上旧的咖啡球帽及咖啡皮鞋，灰色长围巾，拖着一件手推箱，背着黑色包包。推箱里唯有简单的换洗衣物和书，满箱的书：Marguerite Yourcenar的传记，Derrida的Mémoire d"aveugle（《盲人之记忆》），老师的有声书Préparatifs de noce（《婚礼的准备》），及许多中文诗……背包里是日记和安眠药。我要让她看到一个最漂亮的我，一个最后永远的我。
出关，她在人群中没看见我，我唤她，跳高吻她……
我任她带着我搭车回东京。快速火车上，她一直跟我说东说西，说沿途的环境，说日本人的坏话，说她最近的生活起居，说她等了我一下午，盯着接机室的电视屏幕看过上千个脸孔找我，找一个她以为应该穿蓝色牛仔裤黑色外套的我，看痛了眼睛，怕错过我，因为我告诉她我身上没钱，英文忘得差不多，又是第一次独自到东京，不能丢我一个人在成田机场……坐在火车上，她一直说，我微笑静静听着，谁也不敢看谁，直到她突然转过头来看我：“接到人真好。”
她真的很高兴很高兴，而她是绝对不会说她高兴的，我都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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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咏，如果我都说真话，用我一百分的能力向你表达我对你的爱，你受得了吗？你敢看吗？还是你会笑我，会生气，还是沉默不语，背过头去？如果我不再对你隐藏或矫饰，我会亵渎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