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两种理解
事情有些奇怪。我听王耀林的谈话，分明说鲁柏寿还在卧房里并没有被杀。
王耀林也拿着听筒，张着诧异的目光，向我们呆瞧。
他说：“霍先生，包先生，这岂不是怪事？据鲁柏寿的仆人说，鲁律师此刻仍好端端地在房里！”
霍桑答道：“慢，这话还不能作凭，且看他能不能实在答话。”
王耀林道：“那仆人还说在一刻钟前，他曾送早餐进去，当然不会变得这样快。”
我说：“莫非弄错了人？”
王耀林摇头道：“那也不会。万安桥的鲁柏寿，怎么会有第二个？”
他瞧瞧霍桑。霍桑紧皱着双眉，疑视着电话机，似乎也解释不出。
电话听筒中似乎又有声音。王耀林忙将听筒贴紧在耳朵上。
他问道：“你是鲁柏寿律师？”
霍桑和我都受了好奇心的冲动，不约而同地走前一步，也把耳朵凑近听筒。
我果然听得友一个人回答，口音是本地人。
“这里是警察总局……我是王耀林探长。喂……”
听筒中静一静。王耀林有些着急。我的心也乱跳。霍桑仍宁静地站着。一会，我才听得听筒中继续响起来。
“唉！王探长，什么事？”
“鲁律师，这里有一件事很奇怪。有一个人到局里来自首，说昨夜里他已将你杀死。你昨夜里可曾遭遇什么事？”
电话线又静寂了一下，才继续答话。
“笑话！哪里有这种事？昨夜里我在苏州大戏院瞧戏，在十二点钟敲过安然回家。莫非你那里来了一个疯子？”
王耀林用手掩住了话筒口，扮着鬼脸，回头向霍桑说话。
“奇怪；霍先生，你听清楚吗？”
霍桑和我都点点头。
王耀林说：“这是什么一回事？鲁柏寿明明活者！怎么办？”
霍桑不答，把一手模着自己的下颌，定睛瞧着电话箱，分明一时也不知道怎样对付。
电话筒又继续发声，不过声浪已有些颤动。
“喂，王探长，那个人叫什么名字？”
“哦——这个——我们还没有查明他的姓名。他是穿军服的，是个军官，个子很高，年纪约在三十以外——”
“晤，穿军服的？他不是有个瘦黑的方脸的吗？”
“是，正是。”
“唉：他叫奚莘耕。是的，他果真是我的仇人。”
“喔！”
“昨天早晨他曾到我这里来过，的确要向我寻衅。现在他怎么样？”
“他自己承认是凶手。他说他昨夜已经用手枪打死你，放而我们已把他看守着。但这里面究竟有什么曲折，你能不能立刻到这里来一趟？”
话筒中传来一些喘息声，接着才是鲁柏寿的继续的答话。
“好——好，我就来……喂，王探长，这个奚莘耕确有害我的意思，你们千万不可轻放。”
“那自然。你就来。我们在这里等你。”
电话线断了。王耀林又挂了话筒，又回过来向霍桑问话。
“霍先生，你瞧这件事究竟怎么样？”
霍桑沉吟了一下，答道：“据我看，有两种理解：第一，这个奚宰耕确和鲁柏寿有深仇宿恨，昨夜里他也许把别的人误认做他的仇人，因此误杀了一个人；第二，或者行凶的事并非事实，只是他的脑室中的一种幻觉。一个神经衰弱的人往往有这种心理上的错觉，原不算稀罕。譬如一个人神经不健，又事繁多思，忽然想起要写一封信，转瞬间忽又忘怀；但事后他会觉得那封信已经写好发出了。我瞧这个人的神经确乎已有些错乱的征象。”
王耀林蹙紧着眉峰，说：“这件事例又麻烦。”
霍桑不答，把那刚才王探长从地板上抬起来放在办公桌上的手枪拿起来，旋开了枪膛，检验里面的弹子。
他作惊喜声道：“唉，这是一种新式的九响枪。这里面的九粒子弹完全没有缺少啊。”
王耀林道：“那末他怎么说这手枪就是行凶的凶器？”
“霍桑，我看你说的两种理解，第二种近乎事实哩。”我耐不住插一句。
霍桑还没有答话，先前那个听差又走进来，手中拿着张片子和一个污暗的白巾小包。
报告道：“王探长，这东西都是从那个人身上搜出来。据医生说，他此刻已经失了知觉，应得立刻送医院才。”
霍桑把名片接过瞧了一瞧，说：“晤，他果真叫奚莘耕，是个连长。事情更明白了……对，现在他既然失了知觉，当然问不出供，不如就送他到医院里去。”
王耀林赞成了，就吩咐听差把那军官马上送公济医院里去。听差退出去。王耀林将手巾包展开来，内中是些小钱夹、铅笔、小电筒，皮夹中有十多元钞票。
他又问霍桑。“霍先生，你说事情更明白了，明白了什么？”
霍桑道：“我看包朗兄说得对，我的第二种推想大半已经证实。这个人完全是神经作用，实际上并没有行凶的事。否则他即使误杀了别的人，此刻一定也早已发见，各警区中应得有报告。何况他所说的凶器，子弹并没有缺少一粒，更是一种显明的证据。”
王耀林吁一口气，说：“那末这件事也是一件小题大做的玩意儿。是不是？”
“晤，这还难说。我看这奚鲁两人之间一定有某种关系。”
“你想有什么样的关系？”
霍桑摸摸下颌，说：“从眼前的情势看，这里面的情由似乎很曲折，我们当然不能凭空猜想。好在鲁柏寿快要来了。我们姑且耐一会儿，不久就有分解。”
他回头向我嘻一嘻。“包朗，你看了‘五鬼搬运法’的把戏不算，也许还有好戏看哩！”
他又看看表。“第二班车我们当然趁不成了。不过假使因此你再得到一种有趣的资料，那也不能算不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