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思想
反抗与杀人
欧洲与革命远离这个生命的源泉，于是激烈动荡，日渐衰落。在十九世纪，人打碎了宗教的束缚。他刚从中解脱出来，又为自己发明了新的束缚，不可容忍的束缚。美德陨亡了，但它复活后更加狂放。它向所有的人呼喊响彻大地的仁慈，这种遥远的爱成为对当代人道主义的嘲笑。它在这个固定点上只能造成破坏。将来有一天，它会变得更加乖戾，那时变得如警察一般。为了拯救人类，将会堆起把人烧死的木柴。我们处于当代悲剧的顶峰，会变得对罪恶熟视无睹。生命与创造的源泉似乎枯竭，恐惧笼罩着布满幽灵与机器的欧洲。在两次大屠杀之间，在地下搭起断头台。施刑者在那里默默地庆祝他们的新信仰。是什么呼喊扰乱了他们？诗人们在面临弟兄们被屠杀之际，骄傲地宣布他们是无罪的。全世界从那时起漫不经心地不再注意这种罪行。受害者陷入他们最不幸的处境：他们万念俱灰。在古代，杀人时喷溅出的鲜血至少会激起神圣的义愤，从而使生命的代价神圣化。对这个时代真正的谴责，相反却让人想到它还不够血淋淋的。血再不是可以让人看见的，它没有把伪善者的真面孔揭示于众。下面是虚无主义的极端表现：盲目而疯狂的杀人行径反倒变成一片绿洲，而愚笨的罪人与我们极其聪明的刽子手相比反而显得憨态可掬。
欧洲思想在长期认为可以和全人类一道为反对上帝而斗争之后，发现它若不想死亡，还必须与人类进行斗争。反抗死亡的反抗者想赢得不死性，不得不自己也动手杀人。他们若退缩的话，必须接受死亡。他们若要前进，则必须同意杀人。反抗已背离其根源，并被无耻地加以改头换面，在各个层面上都在牺牲与杀人之间摇摆不定。它希望其正义能为大家分享，但正义却成为稀罕的东西。圣宠的王国已被打倒，而正义的王国现在也在崩溃。欧洲由于对此失望而奄奄一息。欧洲的反抗曾为人的清白无辜而辩护，而今却不得不为否定自己有罪而拼搏。它刚刚奔向全体性，便注定要陷于最绝望的孤独。它想成为众人的大家庭，却再无其他希望，唯有在漫长的年代中将走向单一性的孤独者一个一个聚集起来。
必须放弃一切反抗吗？是否要接受一个有种种非正义行为的苟存的社会？还是要决心反对人类而效劳于历史的狂暴进程？总之，如果我们进行思考的逻辑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因循守旧，那么也必须接受它，如同某些家庭有时必须接受不可避免的不光彩的事情一样。如果反抗还需要为针对人类的各种杀人行为，甚至破坏行为进行辩护的话，那么也只好同意这种自杀行为。正义的感情最后会从中得到好处：商人的与警察的世界的消失。
然而我们现在仍生活在反抗的世界中。反抗会不会相反成为新暴君的借口呢？包含于反抗运动中的“我们存在”会不会与杀人行为和解呢？反抗为压迫确定了一个限度，在此限度内，所有的人所共同拥有的尊严开始得到维护，这样便确定了第一个价值。反抗把人们之间的共谋关系、共同的组织、宗派的团结作为主要参照，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使彼此趋同，结成一条阵线。它从而使思想在与荒诞世界的搏斗中迈出了第一步。通过这一进步，使它现在面对杀人时要解决的问题越发令人焦虑。杀人在荒诞的层面上，仅仅引起逻辑的矛盾，而在反抗的层面上，它是痛苦。因为需要决定有无可能杀死我们刚刚认出与之相似的那个人，并献出同一性。一旦摆脱了孤独，难道应该肯定与一切隔绝的行为，从而最终又恢复到孤独状态吗？一个人刚刚知道他并非是孤独的，如今又迫使他处于孤独，这难道不是对人所犯的最大罪行吗？
从逻辑上讲，可以说杀人与反抗是矛盾的，即使只有一个主人被杀，反抗者也不再有资格谈论什么人类共同体，而其他行为的合理性正由此而来。如果这个世界没有更高尚的意义，如果人只有以人作为担保人，那么一个人只要离群索居，即可被从活人的社会中清除出去。该隐杀死阿贝尔之后，便逃往沙漠之中。如果是一群杀人者，这群人也生活在沙漠中，生活在被称为杂处的某种孤独中。
反抗者一进行打击，便把世界分裂为两个。他以人与人的同一性的名义而奋起反抗，又在血泊中认可了差异，从而牺牲了同一性。他深陷苦难与压迫之中，唯一的存在就在这同一性中。那同一种运动旨在肯定他的存在，却因此而使他停止存在。可以说有些人，甚至几乎所有的人都与他在一起。然而，不可替代的友爱世界即使只缺少一个人，也可以说这个世界荒无人烟。如果我们不存在，则我也不存在，这样即可解释卡利亚耶夫的无尽的忧思与圣茹斯特的缄默。反抗者们决定以暴力与杀人来保持存在的希望，徒然地以“我们将会存在”代替“我们存在”。杀人者与受害者在将来消失时，人类大家庭在没有他们的情况下会重新建立。虽然有例外，规则重又成为可能。在历史的层面上，如同在个人生活中一样，杀人是个绝望的例外，或者算不了什么。它对事物秩序所造成的破坏是没有前途的。杀人是非常之举，不能像纯粹的历史态度所希望的那样加以运用，它是一个限度，人们只能有一次达到它，在此之后则必须死去。反抗者若听由自己卷入杀人行动，只有一种方式可以和他的杀人行为和解，即接受他自己的死亡与牺牲。他杀人，然后死去，此足以表明杀人是不可行的。他于是指出，他其实喜爱的是“我们存在”，而非“我们将会存在”。这样便可以解释卡利亚耶夫在狱中何以气定神闲，而圣茹斯特在走向断头台时为何神色坦然自若。越过了这个最大的限度，便开始产生矛盾与虚无主义。
虚无主义的杀人
不合理的罪恶与合理的罪恶同样表现了由抵抗运动所揭示的价值，但首先是不合理的罪恶。否定一切而自命有权杀人的人，萨德、浪荡的杀人犯、卡拉马佐夫、横行无忌的盗匪、在人群中开枪的超现实主义者，他们都要求完全的自由，无限制地表示人的骄傲，虚无主义在狂热中把创造者与创造物混为一谈。它取消了一切希望的原则，抛开一切限制，毫无来由地胡乱发泄愤怒，最后认为，他对杀死那些注定要死亡的人毫不在乎。
然而，它的理智，对共同命运的彼此了解以及人们之间的沟通，始终是活跃的。反抗宣告了这一切，承诺要为之效力。同样，它为反对虚无主义而确立了行为准则，不需要等到历史终结才开始行动，而且这准则不是形式的。它与雅各宾的道德相反，注意到了未为规则与法律所顾及的一切。它为一种道德开辟了道路，这个道德绝不服从抽象的原则，而是在起义与无休止的争论中揭露它们。绝不能说这些原则是永恒的，声称它们将来存在会是徒劳的。但它们在我们这个时代是存在的，和我们一道在整个历史过程中否定奴役、谎言和恐怖。
的确，主人和奴隶之间毫无共同之处，人们不能与一个被奴役者谈话与交流。我们通过这种无拘束的会话认识到我们的相似之处，认可我们的命运。与此相反，奴役使最可怕的沉寂笼罩大地。对反抗者来说，非正义之所以坏，并非在于它否定了永恒的正义思想，而是由于它使分隔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的无声的敌对状态永久延续下去。它扼杀了由于人们之间的协同关系而来到世界的不多的生命。同样，由于说谎者对其他人封闭起自己，谎言遭到禁止，而在更低的程度上，造成最终沉默的杀人与暴力也是如此。由反抗所表现出的协同关系与彼此交往，唯有在自由的对话中才能存在下去。每次的含糊不清与每次的误解都会造成死亡。清晰的言辞与简洁的话语可以挽救这种死亡 [267] 。一切悲剧的高潮都发生在主人公听不到声音之时。柏拉图有理由反对摩西与尼采，人的对话比在孤零零的山顶独自一人所发布的宗教福音书代价要低。在城市中如同在舞台上一样，死亡之前会有单人独语。一切反抗者面对压迫者而奋起行动，要为生存辩护，投身于反抗奴役、谎言与恐怖的斗争，在闪电般的刹那间断言这三种灾祸使人们之间始终沉默以对，彼此让对方一无所知，阻止他们拥有将他们从虚无主义拯救出来的唯一价值，在与命运的搏斗中长期共同战斗。
闪电般的刹那间。但这足以说明，杀人这最极端的自由与反抗的理由是水火不容的。反抗丝毫没有要求完全的自由。相反，反抗指责完全的自由，正确地驳斥了高级官员可以打破被禁止的界限的无限权力。反抗者所要求的并非普遍的独立性，而是要人们承认，只要在有人生存的地方，自由皆有其界限，此界限恰恰是人反抗的权利。反抗不妥协性的深刻道理即在于此。反抗越认识到应该要求正确的限制，便越加坚定不屈。反抗者无疑在为自己要求自由，但绝对不是毁灭他人的生存与自由的权利。他不会侮辱任何人。他之所以要求自由是为了大众。他所拒绝的自由，也禁止一切人享有。他并非仅仅是反抗主人的奴隶，而且是反对世界上有主人与奴隶存在的人。因而由于反抗，历史的内容则不仅仅是主宰与奴役的关系。无限的权力在历史中并不是唯一的法则。反抗者正是以另外一种价值的名义来断言完全的自由是不可能的，同时只为自己要求相对的自由，这对于认识这种不可能性是必需的。人类的每种自由从其最深的根源上看都是相对的，唯有绝对的自由即杀人的自由不要求限制。它于是与其根相断绝，在盲目地飘荡，好似一个作恶的幽灵，直到自以为在意识形态中找到了躯壳。
因而可以说，反抗若走向破坏，则是违反逻辑的。当它要求人类状况的统一性时，它是生命的力量，而非死亡的力量。其深藏的逻辑不是破坏的逻辑，而是创造的逻辑。它的运动若要保持真实，则不能把支持其矛盾的任何一方抛弃到身后。它应该忠实于它所包含的“是”。反抗的逻辑是：要服务于正义，绝不去加强社会的非正义；要运用清晰明了的语言，而不使谎言充斥世间；要在面对世人的痛苦时为争取幸福奋斗。虚无主义的热情加剧了非正义与谎言，背弃了它以前的要求，从而失去了其反抗的最为明确的理由。这强烈地感到这个世界注定要灭亡，于是杀人。相反，反抗的结果是否定杀人的合理性，因为其原则就是反对死亡。
倘若人能够在世界上为自己引来统一性，仅仅由于他的意旨而使真诚、纯真和正义充满世界，那么他便成为上帝。同样，他若能如此，以后便再没有理由进行反抗。之所以存在反抗，是因为谎言、非正义与暴力部分地构成了反抗者的生存状况。他若要坚持反抗，则要下决心完全不杀人与说谎，永远不同意一切杀人与暴力的行动。他也不能让自己杀人与说谎。因为若相反使杀人与暴力合理化，便摧毁了他反抗的理由。反抗者于是永无安宁之日。他知晓善，却身不由己地去作恶。使他昂然挺立的价值并非一旦获得便一了百了，他需要不停地保持它。如果没有新的反抗支持他已获得的存在，这存在便会崩溃。不管怎样，他若不能永远完全不杀人，不论是直接地还是间接地，即可将其热情用来减少他四周杀人的机会。他身陷黑暗中，唯一的美德就是不屈服于黑暗，虽然为恶所束缚，却坚定地走向善。他若终于杀人，便会接受死亡。反抗者忠于其根源，在牺牲中表明，他真正的自由不是与杀人有关，而与他自己的死亡相关。他同时发现了形而上的荣誉。卡利亚耶夫站在绞刑架下，向他所有的弟兄们指出人的荣誉在开始与结束时的准确界限。
历史的杀人
反抗也在历史中开展，历史不仅要求对可以作为榜样的进行选择，而且要求有效的态度。合理的杀人有可能被认为是正当的。反抗的矛盾于是反映在不能解决的矛盾中。这些二律背反在政治上有两个典型，一方面是暴力与非暴力的对立，另一方面是正义与自由的对立。现在我们来尽力论述这些矛盾。
反抗的第一个运动中所包含的正面价值意味着放弃暴力原则，这样便不可能使革命稳定下来。反抗不断地引起这种矛盾。在历史的层面，反抗变得冷酷起来。倘若我不再想让人尊重人的身份，那么我便是向压迫者认输，便是放弃反抗，重新回到虚无主义赞同压迫的立场。虚无主义于是成为保守的。我若要求必须承认人的身份，以便生存，这样便投入一种行动，这行动若要取得成功，便需要运用无耻的暴力，并否定这种身份与反抗。在扩大这一矛盾时，如果人看不到世界统一性的降临，便不得不在历史上营造它。历史没有使它自己改观的价值，它是由效率法则来支配的。历史唯物主义，决定论，暴力，对与效率背道而驰的一切自由的否定，勇敢与沉默的世界，这一切是纯粹的历史哲学最合理的结果。在当今的世界，唯有一种永恒的哲学可以为非暴力辩护。它以历史的创造来反对绝对的历史性，向历史询问其根源。最后，这种哲学认可了非正义，由上帝解决正义的问题。这样，其回答本身也要求信仰。人们认为，上帝或是无所不能却作恶，或是行善事却无所作为，以此来反对这种哲学。因而要在圣宠与历史、上帝与刀剑之间作出选择。
反抗者这时持什么态度呢？他要脱离世界与历史，就必定要否定其反抗的原则本身；若选择永恒的生命，则必定要对恶听之任之。他不是天主教徒，应该坚持到底，而坚持到底便意味着绝对地选择历史，并且与历史一道杀人，如果杀人对历史是必需的话，而同意杀人的合理性仍然是否定其根源。倘若反抗者不进行选择，那便是选择了沉默，让他人受奴役。若出于无可奈何，他声明同时反对上帝与历史，便成了纯粹的自由，即虚无的见证人。在我们这个历史阶段，由于不可能肯定一种不以恶为界限的高级理性，便陷入沉默或杀人这种明显的两难境地。就这两种情况而言，都是放弃。
因而正义与自由的问题依然存在。这两种要求已经属于反抗运动的原则，在革命的冲动中可以找到它们。然而革命的历史指出，它们几乎始终是冲突的，好似彼此是不可调和的。绝对的自由是最强者统治的权利，它因此维持着有利于非正义的冲突。绝对的正义要消除一切矛盾：它摧毁一切自由 [268] 。通过自由而争取正义的革命最终使正义与自由相互对立。因此，每次革命一旦清洗了在此之前统治的阶级，必有一个阶段会激起反抗运动，这运动指出革命的局限，宣布其失败的机会。革命首先想满足使它产生的反抗思想，但以后却不得不否定反抗思想，这样才能更好地肯定它自身。似乎在反抗运动与革命的成果之间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对立。
但这些矛盾只在绝对中存在。它们意味着没有中介的世界与思想。的确，在完全与历史分离的神明与清除掉一切超验性的历史之间无调和的可能。它们在地上的代表就是瑜伽信奉者与官吏。然而，这两种人之间的区别并非像人们说的那样是徒然的纯洁与效率之间的区别。第一种人仅仅选择了无效果的放弃，而第二种人则选择了无效果的破坏。由于二者都排斥了反抗所表现出的调和的价值，它们与真实相去甚远，向我们显示出两种无能为力，对善与恶均无能为力。
倘若不通晓历史就意味着否定真实，那么把历史看做一个自我满足的整体仍然是远离真实。二十世纪的革命认为由历史代替上帝即可避免虚无主义，并忠实于真正的反抗。它实际上加强了上帝而背弃了历史。历史在纯粹的运动中不能由自身提供任何价值。因而应该为眼前的利益生活，沉默不语，或者说谎。系统的暴力或强加的沉默，工于算计或协调一致的谎言，这一切成为不可避免的规则。纯历史的思想因而是虚无主义的，它完全同意历史的恶，因而与反抗对立。它徒然地肯定历史的绝对合理性，以此作为补偿。历史的合理性只有在历史终结时才能完成，才有完全的意义，才能成为绝对的理性与价值。在此之前，应该行动，但这是无道德规则的行动，以便让最终的规则显示出来。作为政治态度的犬儒主义若仅按绝对主义思想来说是合乎逻辑的，也就是说，一方面是绝对虚无主义，另一方面是绝对唯理论 [269] 。从后果看，这两种态度没有区别。人们若接受它们，大地便荒芜了。
实际上，纯粹历史的绝对是不可思议的。例如，贾斯拜尔的基本思想指出人不可能掌握全体性，因为人位于这种全体性之外。历史作为一个整体，只有在处于历史与世界之外的观察者的眼中是存在的。说到底，历史仅对于上帝存在，因而不可能根据涵盖普遍历史的全体性的计划行动。一切历史事业都不过是或多或少合理的冒险。作为一种冒险，它不能认可任何过分行为，任何无情与绝对的立场。
如果相反，反抗可以建立一种哲学，这将是限制性的无知的与冒险的哲学。不能通晓一切的人则不能杀死一切。反抗者绝不把历史作为绝对的事物，相反要否认历史，以其本性所拥有的思想与之进行争论。它拒绝其状况，而其状况大部分是历史的。历史中表现出不公正、短暂性、死亡。要拒绝它们，也就是拒绝历史本身。当然，反抗者不会否定包围着它的历史，而是在历史中竭力肯定自己。但他站在历史前面，一如艺术家在真实前面，虽然想排斥它，却难以躲避它。他一秒钟都不能使历史成为绝对。他若通过事物的力量参与历史的罪恶，也不会使之合理。合理的罪恶不仅不能为反抗所认可，而且意味着反抗的死亡。为了使这个明显的事情更加清楚，合理的罪恶首先强加于反抗者，因为其造反行动以后对神化的历史提出异议。
欺骗手段是适合于自命为革命思想的本性的，在今天重新采用资产阶级的欺骗伎俩，并使之更加恶劣。它在对绝对主义作出允诺的外表下，推行永久的非正义、无限制的调和与可耻行径。反抗本身只追求相对，所允诺的尊严也出自于相对的正义。它为建立人类的大同社会确定了一条界限，它的世界是相对的世界。它没有像黑格尔与马克思那样说一切都是必然的，而仅仅一再说一切都是可能的，而在某个界限之内，可能的事情也值得为之牺牲。它在上帝与历史、瑜伽信徒与官吏之间开辟了一条艰难的道路，矛盾在那里可以相互容忍与超越。让我们以两个矛盾为例进行研究。
希望自己与其根源相一致的革命行动，应当归结为对相对性的积极赞同。它会忠于人类的生存状态，对自己的手段毫不动摇。但只要与其目标相近似，它也会接受。为了使这相近似的目标越来越明确，便让人们畅所欲言。它这样便维持了使其反抗行动具有合理性的共同存在，尤其是保留了永远可以表达自己思想的权利。这样便确立了对于正义与自由的态度。没有自然法与民法作为社会的基础，社会即无正义可言。而没有这种法律的表现方式，则法律也不存在。让法律毫不迟延地表现出来，这样由法律所奠定的正义才迟早有一日会出现在世界上。要征服存在，应从我们在自己身上所发现的那少许存在着手，而非首先否定它。让法律沉默，直至建立起正义，这其实是让法律永远沉默，因为正义若永远主宰世界，则再不需要讲话。人们重又把正义交付给那些掌权者，唯有他们可以讲话。几个世纪以来，由掌权者所分派的正义与存在被称做恩赐。为了树立正义而扼杀自由，无异于恢复没有神明的圣宠的概念，让最卑贱的人重新成为神秘的偶像。甚至在正义没有实现之前，自由便保存了人们抗议的权利，拯救了人们的交流。在一个沉默的世界上，受奴役而默默无语的正义破坏了人们的沟通，最终不再成为正义。二十世纪的革命为了过度征服的目的，将两个不可分的概念分裂开。绝对自由嘲笑正义，而绝对正义否定自由。这两个概念若要收到效果，必须彼此在对方中找到自己的界限。人的生存状况若不是正义的，无人会认为它是自由的。同样，人的生存状况若不是自由的，则无正义可言。若没有权利明确地指出正义与非正义，不能以一个拒绝死亡的个人的名义要求全体民众的生存，则自由是难以想象的。只有恢复自由这个历史上唯一不朽的价值，最后才会有正义，虽然它是非常不同的。人唯有为自由而死，才死得其所。他们那时会认为自己并没有完全死亡。
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暴力。绝对的非暴力消极地造成了奴役与它的暴力行为；而一贯的暴力又积极地毁灭了人类大家庭以及我们由它而获得的存在。这两个概念若要收到效果，应该找到它们的界限。在被视为绝对的历史中，暴力是合理的，它作为一种相对的危险行为，是沟通的中断。它于是应该为反抗者保留其暂时的破坏性质。它若是不可避免，则应该始终与个人的责任及眼前的危险联系起来。制度的暴力处于秩序之中，在某种意义上是令人快慰的。不论创立领袖原则或历史理性的是何种秩序，它所支配的是物的世界而非人的世界。反抗者把杀人看做他在死去时应该认可的界限，同样，暴力不过是与另一种暴力相对立的极端的界限，例如在起义时。如果过分的非正义行为使起义成为不可避免，反抗者事先便拒绝让暴力为一种学说或国家理性服务。一切历史危险均以建立法规来结束。我们若无办法控制危机，却有办法控制法规，因为我们能确定它们，选择我们为之斗争的法规，并使我们的斗争朝它们的方向发展。真正的反抗行动仅仅为了建立那些限制暴力的法规而同意武装起来，而不是为了使暴力制度化的法规。只有当一场革命毫不拖延地保证取消死刑，才值得人们为它而死。只有当一场革命事先拒绝施行期限难以预见的惩罚时，才值得为它坐牢。倘若起义的暴力行动朝这些法规的方向开展，并且尽可能经常地宣布这些法规，这将是它成为暂时性的暴力的唯一方式。当目的是绝对的，即从历史方面来说，当人们认为这个目的是确切的，他们可以牺牲其他目的。它若不是这样，人们在为共同尊严的斗争中只能牺牲自己。只要目的正当即可不择手段吗？这是可能的。但由谁证明目的正当呢？历史思想对这一问题仍无答案，而反抗的答案是由手段来证明。
这种态度在政治上意味着什么？首先它是有效的吗？应该毫不犹豫地回答说，今天它是唯一有效的。有两种效力，即台风与活力。历史绝对主义并不是有效力的，而是有能力的，它取得并保持了权力。一旦权力在握，它便摧毁唯一的创造性的现实。来自于反抗的不妥协的与有限的行动在维护这种现实，并企图越来越扩展它。并非说这种行动不能战胜，而是说它有不能战胜与死亡的危险。然而，或者是革命承担这种危险，或者是它承认这种行动只是新主人的事业，受到同样的蔑视。与荣誉相分离的革命便背离了其根源，因为这根源是由荣誉主导的。它的选择或者是物质方面的效力，结果是空虚；或者是那种危险，结果是创造。以前的革命者去完成最急迫的事情，充满乐观情绪。而今天，革命精神在觉悟与洞察力方面都大大提高，已有一百五十年的经历，可以加以思索。此外，革命已丧失节庆般的引诱力，成为一种对世界大局的惊人筹算。尽管并不总是承认，它明白自己是世界性的，否则便不会发生。它的机会与一场世界战争的危险相伴随，这场战争即使取得胜利，带给它的也不过是废墟上的帝国。它于是忠于其虚无主义，在尸体堆上体现出历史的最后理性。因而必须放弃一切，除了使地球上的地狱改变面貌的无声音乐。但在欧洲，革命思想会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思索其原则，思考是什么偏差使它错误地走上恐怖与战争的道路，用其反抗的理由找回它的忠诚。
节制和过度
革命走入歧途的原因首先在于，它不了解或者完全不承认与人的本性密不可分的那个限度，而反抗恰恰正确地揭示出这种限度。虚无主义的种种思想由于忽视了这一限度，终于陷入一种等加速运动。没有什么可以阻止它们造成的后果。这些思想于是赞同完全的毁灭或无限的征服。经过对反抗与虚无主义长期研究之后，我们现在知道，仅仅追求历史效果而无其他限制的革命便意味着无限制的奴役。革命思想若想保持其生命力并摆脱这一命运，则应该到反抗的源泉中汲取经验，应该从唯一忠实于这些起源的思想即有限度的思想中得到启示。如果反抗所发现的限度会改变一切，如果一切思想与行动超越某一点后会自己否定自己，那么万物与人的确要有节制。在历史上如同在心理学上一样，反抗是个不规则的摆，在拼命以最大振幅摆动，因为它追求巨大的节奏。但这种不规则并不是全部，它围绕着一个枢轴而完成。反抗使人想到人的共同本性，同时也显示出符合这种本性的原则的节制与限度。
今天的一切思考，不论是虚无主义的还是积极的，都揭示出事物皆需要有这种节制，科学本身对此也予以肯定。迄今为止的量子论、相对论、测不准关系，都说明了世界的特点，其规模只有适中时才是可确定的现实。引导我们的意识形态是在科学上的绝对时代诞生的。相反，我们真正的知识只能接受相对性的思想。拉萨尔·比克尔说：“我们拥有的智慧使我们不能把思索的一切推向极致，这样我们才能依然相信现实。”唯有近似的思想能达到真实。
甚至物质力量在盲目的行进中也并非没有显示出自己的节制。因而想推翻技术是无用的。纺车的时代已一去不返，现在仍梦想手工业是徒劳的。机器之所以有坏作用，是由于现在使用它的方式。应该承认其好处，即使人们会拒绝其破坏作用。司机开着卡车日夜行驶，他对卡车非常熟悉，怀着感情高效率地利用着它，并未因之感到屈辱。真正的非人道的过度行为存在于分工。然而正由于过度的发展，将来有一天会出现一种机器有一百道工序，却仅仅由一个人操作，只生产一种产品。这个工人在不同的范围将会部分地发挥他在手工业时代所拥有的创造力。那时无名的生产者会接近于创造者。当然，很难肯定地说，工业的过度发展会立即走上这条道路，但这已表明节制的必要性，引起人们对组织这种节制的思想。或者这种限度的价值将来得以实现，或者当代的过度行为将在普遍的毁灭中找到其规则与和平。
这条节制的规律也适用于反抗思想的一切矛盾。真实并不是完全合理的，而合理的也并非完全是真实的。我们在谈及超现实主义时已经看到这一点，对统一性的渴望并非仅仅要求一切都是合理的，它还希望不要牺牲不合理。不能说没有任何东西有意义，因为人们由此而肯定了一个由判断所认可的价值；也不能说一切事物均有意义，因为“一切”一词对我们没有意义。不合理限制了合理，反过来合理又对不合理加以节制。不能说存在仅仅处于本质的层面。如果不在生存与变化中把握本质，那么在何处去把握它呢？然而不能说存在仅仅是生存。一直在变化的东西不知道存在，必须有个开端。存在唯有在变化中才能认识自己，但没有存在则变化无从谈起。世界并非是纯粹的固定之物，但它又不仅仅是运动。它是运动的，又是固定的。历史辩证法并非永远在探讨捉摸不定的价值，它始终是围绕着限度而展开的，限度是第一个价值。赫拉克利特这位变化论的创立者却为永恒的流动确定了一个界限。报复女神便象征着这种限制。她对于那些行为过度的人是致命的克星。若想对反抗的当代矛盾进行思索，则应该从这位女神身上获得启示。
道德方面的矛盾也可以从这个调和的价值得到启示。善不能与真分离，否则会变成恶的原则。它也不能与真绝对成为一物，否则会否定自身。由反抗所揭示的道德价值并不超越于生活与历史之上，正如生活与历史也不超越于它之上。说真的，只有当人为道德价值付出生命或献出一生时，它在历史中才有现实性。雅各宾的与资产阶级的文明意味着价值超越于历史之上，其形式的善遂创立了令人厌恶的骗人说法。二十世纪的革命宣布价值与历史运动结合在一起，而它的历史理性使新的欺骗成为正当的。面对这种失常，节制告诉我们，一切道德都要有一部分现实主义。纯粹的美德是会杀人的。同时，一切现实主义者也应有一部分道德，而犬儒主义也是会杀人的。因而人道主义的空话与犬儒主义的煽动同样是站不住脚的。人并非完全是有罪的，他并没有开始历史；他也不是完全清白无辜的，因为他继续着历史。那些越过这个限度并断定其完全清白的人们最终陷入狂热的犯罪。相反，反抗使我们走上一条对犯罪要加以审度的道路。它唯一不可征服的希望由无辜的杀人者来体现。
“我们存在”按照这个界限确定了一种新个人主义。“我们存在”面对历史，而历史应该对“我们存在”予以重视，“我们存在”反过来应该在历史中保持自己。我需要其他人，他们也需要我与每个人。每个集体行动，每个社会都以纪律为条件。若没有这条法则，个人不过是个陌生人，屈从于敌对的集体的压力。然而，社会与纪律若否定“我们存在”，便失去了它们的方向。在某种意义上，唯有我支撑着共同的尊严，我不能让其他人贬低它。这种个人主义并不是享受，它处于自豪的同情心的顶峰，永远是斗争，有时是无与伦比的快乐。
南方思想
若想了解这样一种态度在当今世界上是否在政治上有所表现，只要提出传统上被称做革命工团主义者即易于答复。这种工团主义真的有作用吗？答案很简单：正是它在一个世纪中惊人地改善了工人的条件，由每日工作十六小时减少到每周四十小时。意识形态的帝国使社会主义倒退，并破坏了工团主义所取得的大部分成果。这是因为工团主义从具体的基础即职业着手，属于经济范围，而巴黎公社着手的属于政治范围，但专制独裁的革命却从学说着手，用武力让真实进入其中。工团主义如同公社一样，为了真实而否定了抽象的官僚集权制。相反，二十世纪的革命声称要依靠经济，然而它首先是政治与意识形态。它不能避免恐怖与对真实施加的暴力。不论其意图为何，它是从绝对着手来塑造现实。反抗与之相反，依靠真实而在持久的战斗中走向真理。前者试图从上往下来实现自己的目标，后者却是由下而上地去实现。反抗绝非浪漫主义，相反站在真正的现实主义的一边。它若想发动一场革命，这场革命应该是为了生命，而不是反对生命。正由于此，它首先所依靠的是最具体的现实，即职业与农村，万物与人活生生的心灵在那里显示自己。对它来说，政治应该服从于这些真理。最后，当反抗推动历史前进并减轻人的痛苦时，没有运用恐怖手段，即使并非没有使用暴力，而且是在最为不同的政治条件下完成的。
这个例子比其本身所显示的能说明更多的问题。专制的革命战胜工团主义的与自由主义的思想之日，革命思想即失去它不能缺少的平衡力量，走向衰落。这个平衡力量，这种调节生活的思想，正是激励着被称做太阳思想的悠久传统的那种力量。从希腊文化以来，大自然便由此而与变化取得平衡。第一国际时期，德国的社会主义不停地与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的自由主义思想进行斗争，第一国际的历史便是德意志意识形态与地中海思想之间的斗争史 [270] 。公社与国家之间，具体的社会与绝对主义的社会之间、审慎的自由与合理的专制之间以及利他主义的个人主义与对群众的奴役之间的对抗，再次表现了专制与过度行为之间悠久对立的种种矛盾，这种对立从古代世界便赋予西方历史以生气。二十世纪深深的冲突也许并不是历史上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与天主教政治之间的冲突，从某种方面说，它们二者是一致的，而是德意志梦想与地中海传统之间、永恒的青春过分行为与成年人的力量之间、由知识与书本勾起的怀旧情绪与在生命过程中变得日益坚强的勇气之间的冲突，最后是自然与历史之间的冲突。然而德意志意识形态在这方面是继承者。在二十个世纪期间，起初以历史上的神的名义，然后以神化的历史的名义，对自然进行了徒劳的斗争。这场斗争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结束。无疑，基督教只有在吸收了希腊思想中所能吸收的一切才建立了教义。然而，当基督教教会消灭了它从地中海继承的思想后，把重点放于历史而损害了大自然，使哥特式战胜了罗马式。它摧毁了自身的界限，日益要求世俗的权力与历史动力论。大自然不再是凝神观照与赞美的对象，以后成为旨在改造它的行动的内容。调和的概念本来会成为基督教的真正力量之所在，然而不是这种概念而是上述的倾向，在现代节节获胜，与基督教本身相对立。上帝从这个历史的世界被驱逐，而德意志意识形态在这时产生于纯粹的征服行动，即专制。
然而，历史的专制主义尽管节节取胜，却始终不断地遇到人的本性不可征服的要求，而地中海保存着它们的秘密，在那里，炽热的阳光伴随着智慧。反抗的思想，即巴黎公社的或革命工团主义的思想不断地朝着资产阶级虚无主义与专制社会主义大声喊出这种要求。专制思想利用三次战争与消灭一批杰出的反抗者的肉体，而吞没了这种自由主义的传统。但这种可怜的胜利是暂时的，斗争始终在持续着。欧洲一直处于这场光明与黑暗之间的斗争中，正由于它放弃了这场斗争，让黑暗压倒光明，因而失去尊严。我们丧失了调和观念，远离自然美，重又处于《旧约》的世界，困于残酷的法老与无情的天空之间。
众人皆遭受苦难时，古老的要求重新出现，大自然又挺身站在历史面前。当然，这并非蔑视什么东西，也不是煽动一种文明反对另一种文明，而不过是说它这种思想是今天的世界所不能长久少得了的。的确，俄罗斯人民可以给予欧洲一种牺牲力量，而在美洲有种必不可少的建设力量。但世界的青年时代永远处于相同的海滩周围。卑鄙的欧洲由于失去了美与友情，最骄傲的种族正在那里死亡，我们这些地中海人身处这样的欧洲，始终生活在同样的阳光下。在欧洲的漫漫长夜中，太阳思想，具有双重面孔的文明，等待着曙光出现。它已经照亮了人们掌握现实的道路。
真正的掌握现实就是要驳斥时代的偏见，首先是最不幸的根深蒂固的偏见，它希望摆脱了过度行为的人类听命于可怜的智慧。诚然，当过度行为吸纳了尼采的疯狂思想，可能会有一种神圣性。在我们的文化舞台上所展示的这种昏乱的灵魂状态，难道始终是昏乱的过度行为与对不可能的事情的疯狂追求吗？而一个人若至少有一次沉溺其中，便永远难以摆脱。普罗米修斯曾有过希洛人 [271] 或诉讼代理人的面孔吗？没有，我们的文明永远生活在自鸣得意的卑怯的或怀恨的灵魂中间，吕希凡 [272] 也与上帝一道死去。从他的骨灰里出现了一个褊狭的魔鬼，他甚至再也看不到去何处冒险了。在1950年，过度行为一直是舒适的事情，有时是种职业。而节制却相反，是纯粹的压力。它无疑在微笑，而我们的痉挛病却热衷于世纪末日论，因此而蔑视它。但这微笑在无穷尽的努力的顶峰闪耀着光辉：它是一种补充的力量。那些向我们显示出吝啬鬼面孔的小欧洲人，他们若再没有微笑的力量，为何想要将他们绝望的痉挛作为优越于他人的例证？
真正疯狂的过度行为正在消亡或创立其自身的节制准则。它不会为了替自己制造借口而让他人死去。它在最极端的痛苦中又找回了行动界限，如果必要，会像卡利亚耶夫一样牺牲自己。节制并非反抗的反面。反抗正是节制，在捍卫着它，穿过历史及其混乱而重新创立节制。这种价值的起源本身向我们保证它是悲痛的。节制诞生于反抗，它只有通过反抗才能生存。它是永远由智慧所激发与控制的一种恒久的冲突，它不会战胜不可能的事情与深渊，而是与它们保持平衡。不论我们做什么，过度行为始终在人们的心灵中，在孤独的地点保留着它的位置。我们所有的人在自己身上都带着我们的艰辛、罪恶与灾害。然而，我们的任务并非把它们倾泻在世界上，而是在我们及其他人身上把它们消灭。反抗，巴莱斯所谈到的这个持续了一个世纪的意志，与这场战斗的原则是一致的。反抗是各种形式的母亲，真正生活的源泉，它让我们在历史未完成的狂暴运动中永远昂然挺立。
超越虚无主义
对人来说，有一种适合其中等水平的可能的行动与思想。而一切更加雄心勃勃的事业都显示出矛盾。“绝对”是无法达到之物，尤其是不能通过历史而创造出来。政治不是宗教，否则它便是专横的。社会如何确定“绝对”？也许每个人都在为大家追寻这个绝对。然而，社会与政治仅仅担负起处理众人的事情，使每个人都有闲暇与自由去从事这一共同的追寻。历史于是不再是崇拜的对象，而仅仅成为一种机会，审慎的反抗会使这个机会产生出丰硕的果实。
勒内·夏尔令人惊异地写道：“梦寐以求收获，对历史漠然置之，这是我的弓上的两个顶端。”如果历史岁月不是由收获的时光组成，那么历史不过是转瞬即逝的残酷的影子，人在其中没有地位。谁若投身于这个历史，则是投身于虚无，而自身反过来也成为虚无。然而，谁若献身于他的生命的时光，他所保卫的房屋与世人的尊严，他便是献身于大地并获得收成，这样便可重新播种和养活他人。最后，那些在需要的时刻会反抗历史的人们，能推动历史前进。这意味着无休止的紧张，正如一个诗人所说。但真正的生命存在于痛苦的心灵，它便是这种痛苦本身，是在光焰冲天的火山上翱翔的思想，是狂热的公平与节制的不妥协性。在漫长的反抗活动的尽头，响彻我们身边的不是乐观主义的口号，我们只有在极端不幸时会喊出这些口号，而是充满勇气与智慧的话语，它们就在大海附近，甚至是美德。
今天没有任何智慧想要给以更多的东西。反抗孜孜不倦地与恶对抗，它只有勇往直前。人在自己身上控制会成为恶的一切，他在创造中修正可能会成为恶的一切。孩子们将来会不公正地死去，即使是在一个完美的社会。人竭尽全力所能够做的，就是减少世界的痛苦。然而不公正与苦难始终存在，它们不论受到什么限制，都仍会不停地激起义愤。德米特里·卡拉马佐夫喊出的“为什么？”继续在轰响，艺术与反抗只会与最后一个人一道死去。
无疑，人在强烈地追求一致性的愿望中积累了一种恶，但另一种恶是这种无规则运动的起源。人面对这种恶，面对死亡，从心灵深处呼喊正义。历史上的基督教对这种抗议恶的行动所作的回答不过是宣称有天国，然后是永生。它要求人们去信仰。然而，苦难使希望与信仰消耗殆尽，它一直孤立无助，无道理可言。对苦难与死亡已麻木不仁的劳动群众是没有神明的群众。从那时起，我们的位置就在他们旁边，远离了以前的与新的传道大师。历史上的基督教把根治历史所遭受的恶与杀人推迟到遥远的历史之外。当代的唯物主义也认为可以回答所有的问题。然而，它作为历史的仆人，扩大了历史的杀人领域，同时对它听之任之，除非留待将来，那时仍要求人们有信仰。对这两种情况来说，人们都必须要等待。而在此期间，无辜的人不断地死去。二十个世纪以来，世界上恶的全部数量没有减少。没有任何救世主曾降临大地，不论是神的还是革命的。非正义始终与一切苦难密不可分，即使在世人眼中是最值得遭受的苦难。普罗米修斯面对压迫他的力量时的长久沉默一直在昭告世人。然而，普罗米修斯看到世人转变了态度，在反对他、嘲笑他。他在人类的恶与命运、恐怖与专横之间左右为难，所剩留的仅仅是反抗的力量，以此将仍然生存的人们从凶杀中拯救出来，而不屈服于那些辱骂的话语。
人们于是懂得，反抗不能离开一种奇特的爱。那些既不能在上帝那里又不能在历史中得到安息的人们，必定要为了那些与他们一样不能生活下去的人们而活下去，即为了被侮辱的人们而活下去。最纯洁的反抗运动于是赞同卡拉马佐夫的呼喊：如果不能使所有的人都获得拯救，一个人获救又有何意义？这样，天主教的囚徒被关在西班牙的黑牢，今天拒绝领圣餐，因为神甫们在某些牢狱中强迫囚徒这样做。这些囚徒是被钉上十字架的无辜者仅有的证人，他们拒绝获救，如果其代价是非正义与压迫的话。这就是反抗的壮烈气概，即毫不迟疑地献出爱的力量，毫不拖延地拒绝非正义。其荣誉就在于对任何事情绝不算计得失，把一切都献给现在的生活与活着的弟兄们。反抗就是这样慷慨地对待将来的人们。对待未来所表现出的真正的慷慨大度就在于把一切献给现在。
反抗由此证明它正是生命的运动本身，人们若否定反抗，就是放弃生活。其最纯洁的呼喊每次都让一个生命站立起来。它因而是爱与繁殖力，否则便什么也不是。没有荣誉的革命，工于算计的革命，它喜爱的是抽象的人，而不是有血有肉的人，它否定生命，需要否定多少次就多少次，以仇恨代替爱。反抗一旦忘记了它慷慨大度的起源，听任自己被仇恨所感染，便会否定生命，走上破坏之途，让一群嘲笑造反的小人物的家伙得势。他们今天在欧洲所有的市场上愿意献身给任何奴役活动。反抗此时不复是反抗与革命，而成为仇恨与专制。于是，当革命以强权与历史的名义变成杀人的疯狂机器，一种新的反抗则以节制与生命的名义成为神圣的行动。我们现在处于这种困境。在黑暗的尽头必然会出现光明，我们已预见到这一天。我们唯有斗争，使它早日来临。我们所有的人越过虚无主义，在其废墟上为人类的新生作准备，但几乎无人知道这一点。
反抗并无解决一切问题之意，但至少能面对一切。从这时起，中午在历史的运动中大放光芒。在光焰四周，黑暗的影子晃来晃去，旋即消失，有些盲人摸摸眼睑，大喊这就是历史。欧洲人被遗弃在黑暗中，离开那光芒四射的固定点。他们为了未来而忘掉现在，为了烟雾般的强权而忘掉人类的苦难，为了光辉的城邦而忘掉郊区的贫困，为了虚无缥缈的乐土而忘掉每天的正义之举。他们对民众的自由已失去希望，却梦想人类的一种古怪的自由。他们拒绝孤单的死亡，称呼不死为奇妙的集体垂危。他们不再相信现在的一切，不再相信世界与活着的人。欧洲的秘密是它不再热爱生命。这些盲人幼稚地认为，热爱生命中的一天即无异于为那个压迫的世纪辩护，因而在世界的黑板上抹去欢乐，把欢乐推到以后享受。他们对限制不耐烦，拒绝自己的双重存在，对生而为人感到失望，于是终于沉溺于不人道的放纵。他们否定了生命真正伟大之所在，因而拿他们自己的卓越之处进行赌博。由于缺少更好的追求，他们使自己神化，于是发生了不幸：这些神的眼睛瞎了。卡利亚耶夫及其全世界的弟兄们相反，拒绝这种神论，因为他们抛弃了制造死亡的无限权力，选择了今天唯一的独创法则：学会生存与死亡，为了成为人而拒绝成为神。他们以此作为我们的榜样。
在思想的中午，反抗拒绝神化，以便共同斗争，承担共同的命运。我们选择了伊塔克岛 [273] ，忠诚的大地，大胆而朴素的思想，明智的行动，通达的人的慷慨大度。世界在光明中成为我们最初的也是最后的爱。我们的弟兄们与我们在同一个天空下呼吸，正义在发挥作用。于是欢乐涌现世间，有助于人们生存与死亡。我们拒绝将欢乐推迟到未来。在痛苦的大地上，欢乐是不倦的与众不同的东西，苦涩的食物，从海上吹来的风，往昔的与新的曙光。在长久的战斗中，我们怀着它重新塑造这个时代的灵魂与一个不排斥任何东西的欧洲。这个欧洲不会排斥尼采这个幽灵，西方在崩溃后的十二年中仍去参拜他，把他视为最高的意识与虚无主义的形象。它不会排斥那位严肃的正义的预言家，他已安息在海格特墓地一群不信教的死者中间 [274] 。它不会排斥那位安眠在水晶棺中，被行动的人奉为神明的木乃伊 [275] 。它也不会排斥欧洲的智慧与能量不间断地向一个苦难时代的骄傲所提供的任何东西。在1905年的牺牲之后，所有的人都可以再生，条件是他们懂得彼此修正对方的错误，懂得有一个界限在限制着他们。每个人都对别人说他不是上帝。浪漫主义在这里终结。我们每个人要拉开弓经受考验，在历史中与反对历史中征服他已经拥有的一切，收获他的田地中贫瘠的庄稼与这片大地上短暂的爱，在这个时刻，在一个人终于诞生的时刻，应当舍弃幼年时代的疯狂。弓张开了，木头吱吱地响，在弓张开得最满的时候，一支箭疾射而出，一支最刚劲的自由之箭。
[1] 勃里斯·帕兰（1897—1971），法国作家。——译者注
[2] 吕邦泼雷、于连·索雷尔，分别为巴尔扎克《幻灭》和司汤达《红与黑》中的人物。——译者注
[3] 梅尔维尔（H.Melville，1819—1891），美国小说家，作品多反映航海生活。——译者注
[4] 这理由很简单：“这本书已出版，但印数很少，书商以高价出售。为什么只有富裕的读者才有权读它呢？”确实，为什么？
[5] 真正的文明其欢乐是从容不迫的。而西班牙人是欧洲少有的文明民族之一。
[6] 乔托（Giotto，1267—1337），意大利文艺复兴初期画家、雕塑家和建筑师。——译者注
[7] 希腊雕塑的没落以及意大利艺术的散佚，都是随着微笑及眼神的出现而来临的。似乎才智一出现，美就宣告终结了。
[8] 指巴莱斯所谓“对自由的保障”。
[9] 弗兰切斯卡（Pietro……della……Francesca，142O—1492），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画家，注重师法自然。——译者注
[10] 契马布埃（Cimabue，1240—1302？），意大利佛罗伦萨早期画家之一。
[11] 莎士比亚戏剧《威尼斯商人》中的人物。——译者注
[12] 莎士比亚戏剧《威尼斯商人》中的人物。——译者注
[13] 博尔吉亚（C.Borgia，1475—1519），教皇亚历山大六世之私生女，善于玩弄权术。——译者注
[14] 兰波（A.……Rimbaud，1854—1891），法国象征派诗人，主要作品为《地狱的一季》与《彩画集》，其作品简练奥秘，对象征主义有重大影响。——……译者注
[15] “西西弗神话”已成为法文谚语，借喻“永久无望又无用的人生状况”。所以我们采用法语sisyphe的音译名，而不用希腊名sisuphos的音译“西叙福斯”。但本书中其余希腊、罗马神话中的人名、地名一律采用国内约定俗成的译法。——译者注
[16] 作者的战友。1942年加缪参加地下抵抗运动，在皮亚领导下从事文化、新闻等方面的工作。——译者注
[17] 品达（约公元前518—前438），古希腊抒情诗人，尤以合唱颂歌著称。这两句诗转引自瓦莱里名篇《海滨墓园》再版题词（1930年）。瓦莱里引希腊原文为题词，但加缪用的是法语译文，现按法语题词译出。——译者注
[18] 此标题为译者所加。
[19] 参见尼采《非现实的考虑》第三章《教育家叔本华》。——译者注
[20] 从真理的相对价值而言，他做对了。相反，从生殖行为来讲，这位学者的脆弱性令人嗤笑。
[21] 拉帕利斯（1470—1525），法兰西元帅，骁勇善战，多次在重大战役中立大功。他奋不顾身，视死如归，在俗人眼里，近乎幼稚。——译者注
[22] 让我们借此机会表明本散论的相对性质。自杀确实可以跟一些光彩得多的思考联系在一起。比如，在中国革命中，有过所谓表示抗议的政治性自杀。——译者注
[23] 参见尼采《权力意志》第476页。大意是：“我否定五次”之后，“我的新思路却走向肯定”。——译者注
[24] 陀思妥耶夫斯基《群魔》中重要人物，参见本书《基里洛夫》一节。——译者注
[25] 希腊犬儒派哲学家，于165年奥林匹克运动会期间自焚。“我听说战后一位作家誓与佩雷格里诺斯方式比高低，为引起公众对他作品的注意，写完第一本书就自杀了。他确实引起了注意，但书被认为写得很糟糕。”此人很可能是安德烈·加耶，于1929年12月16日自杀，其时正出版的书叫《地球不属于任何人》，是本超现实主义的散文和诗歌集。——译者注
[26] 勒基埃（1814—1862），法国哲学家，神秘失踪于大海。——译者注
[27] 卡尔·雅斯贝尔斯（1883—1969），德国心理学家和哲学家。此处引言张冠李戴，应出自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译者注
[28] “单纯的‘忧虑’”，是海德格尔的说法，参见《存在与时间》。此处转引自法籍俄裔居尔维奇……（1897—1965）的专著《德国哲学的当前倾向》，弗兰版，第210页，1930年。——译者注
[29] 但，并非本意上的荒诞。此处不在乎下定义，而是罗列可能包含荒诞的情感。罗列已经完成，荒诞的意义却言犹未尽。
[30] 指萨特的小说《恶心》。
[31] 出自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四卷第八章。此处是希腊哲人针对极端怀疑派而发。但这段话，加缪转引自谢斯托夫（1866—1938）这位俄国作家和哲人的《钥匙的权力》，1928年出版，第317页。不过，有一句有点儿出入，原文是：“不得不接受无其数真实的和虚假的判断。”——译者注
[32] 巴门尼德（约公元前544—前450），古希腊哲学家。
[33] 查拉图斯特拉，波斯教先知和改革派领袖，活动于公元前六世纪伊朗东北部，认为世界有善与恶两个对立的本原，火则代表善良和光明，主张以高度的道德观分清善与恶。
[34] 舍莱尔（1874—1928），德国哲学家。——译者注
[35] 指海德格尔，本段引言，加缪均转引自居尔维奇《德国哲学的当前倾向》。
[36] 阿丽娅娜导线，出自希腊神话：忒修斯到达克里特岛，定要进迷宫同牛首人身的怪物决斗。阿丽娅娜给他一个线团，让他把线头拴在门口，杀死怪物后，顺着导线走出迷宫。成功之后，他带着阿丽娅娜出逃了。——译者注
[37] 借用《论绝望》法文版译者序中一句话，并非克尔凯郭尔原话，但克氏在《日记》（第三卷）中确实写过一段意义近似的话。——译者注
[38] 参见尼采《黎明》，法文版，第327页。——译者注
[39] 肉中刺的形象一直困扰着克尔凯郭尔，典出《保罗致哥林多人后书》，参见《圣经·新约》第十二章第七节：“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译者注
[40] 指基督教圣父、圣子和圣灵合成的神。——译者注
[41] 这是雅娜·海尔什归纳雅斯贝尔斯《存在哲学》中的一个想法，参见她的《哲学的幻象》第179页。——译者注
[42] 参见谢斯托夫《钥匙的权力》，但引文最后两句的原文是：“只是当人要得到不可能得到的东西时才转向上帝。而为了得到可能得到的，世人求助于同类。”——译者注
[43] 参见谢斯托夫《钥匙的权力》。——译者注
[44] 这里特别是涉及例外概念，并且是反亚里士多德的。
[45] 尼采语，参见《权力意志》。——译者注
[46] 依纳爵·罗耀拉（1491？—1556），天主教耶稣会创始人。——译者注
[47] 可以设想，此处我忽略了信仰这个基本问题。但我不研究克尔凯郭尔或谢斯托夫的哲学，抑或下面要谈及的胡塞尔哲学（必须另找地方和另选精神形态），我只向他们借个主题，并研究其后果是否可能符合已经确定的规则。权当在下一意孤行吧。
[48] 引言并非确切，参见克尔凯郭尔《祈祷词及其片断》，法文版，1939年。——译者注
[49] 加里亚尼神甫（1728—1787），意大利外交家、经济学家和作家。德·埃皮纳夫人（1726—1783），法国贵夫人、文学家。此话引自1777年2月8日神甫给她的信。——译者注
[50] 以上几段引言均出自克尔凯郭尔的《日记》，法文版，伽利玛出版社出版。——译者注
[51] 我没有说“排斥上帝”，这仍然是肯定。
[52] 再明确一次，这不是对肯定上帝提出质疑，而是逻辑使然。
[53] 参见柏格森《物质与记忆》第一章。——译者注
[54] 甚至最严格的认识论都以形而上为前提，以至于当代大部分思想家的形而上学都只有一种认识论。
[55] 居尔维奇的原话应该是：“它们直接出现在现实世界中，并一般地出现在知性和想象的一切数据中。”参见《德国哲学的当前倾向》。——译者注
[56] 巴门尼德（公元前544—前450），古希腊哲学家，认为“有”或“存在”是单一的，有限的，不变的和不可分割的，“存在”和思维是同一的。——译者注
[57] 希腊神话中的一种怪物，有些与神和人为敌，有些则与神和人为友。——译者注
[58] 参见胡塞尔《逻辑研究》第一卷，第100页，转引自谢斯托夫《钥匙的权力》第329页。——译者注
[59] 参见胡塞尔《逻辑研究》第一卷，第199页，转引自谢斯托夫《钥匙的权力》第329页。——译者注
[60] 谢斯托夫《钥匙的权力》，第392页。——译者注
[61] 参见居尔维奇《德国哲学的当前倾向》第25页、28页。——译者注
[62] 加缪的大学毕业论文《基督教形而上学和新柏拉图主义》，第三章《神秘理性》专论普洛丁，因为谢斯托夫经常在《钥匙的权力》中援引普洛丁的话。——译者注
[63] 那个时代，理性不得不适应，否则就死亡。理性终于适应了。随着普洛丁的出现，理性从逻辑性的变成美学性的。隐喻取代了三段论。况且这不是普洛丁对现象学唯一的贡献。整个这种形态已经包含在亚历山大学派思想家非常珍视的观念中了，以至不仅有一种世人的理念，而且产生了一种苏格拉底的理念。
[64] 该形象出自胡塞尔《笛卡儿主义的沉思》导言，转引自居尔维奇。——译者注
[65] 欧律狄刻被蛇咬伤致死，其丈夫俄耳甫斯美妙的歌声感动了冥王，获准他把妻子带回人间。此处意为：“与欧律狄刻还阳相反。”——译者注
[66] 参见《论神意》，作者塞涅卡（约公元前65—前4）是古罗马哲学家、戏剧家。他认为上帝喜欢这样的搏斗。——译者注
[67] 这里涉及事实的比较，而非对谦卑的赞赏。荒诞人是随俗之人的对立面。——译者注
[68] 数量有时出产质量。按照科学理论最新的定性成果，一切物质都由若干能量中心构成。其或多或少的数量形成或多或少的特殊性。十亿个离子和一个离子的区别，不仅在数量，也在质量。类似之处在人类经验中很容易找到。
[69] 对虚无观如此不同的概念作同样的思考，丝毫于现实既不增加也不减少。在虚无的心理经验中，考虑到二十年后将发生的事情，我们自己的虚无才真正有意义。从某个方面来看，虚无完完全全是由未来的生活总和造成的，而未来生活则是不属于我们的了。
[70] 这里，意志是代理人，倾向维护意识，提供生活纪律，值得重视。
[71] 重要的是前后一致。这里，我们从世上的一种共识出发。而东方思想教导说，我们在选择反对世界的同时可以从事相同的逻辑努力。这也是合情合理的，并给本散论指出前景和局限。但同样严格地对世界进行否定时，我们有时得出某些与吠檀多派（古代印度哲学中的一派）相似的结果，比如关于事业的冷漠性。让·格勒尼埃以这种方式在一本题为《抉择》的重要著作中，建立了一种真正的“冷漠哲学”。
[72] 参见尼采《超脱善恶》第183页。——译者注
[73] 阿兰（1868—1951），法国哲学家、散文家和文学史家。此话出于《理念与时代》（1927年），伽利玛出版社，第一卷第15页。引语原话为：“祈祷，就是感觉到疲倦来临，黑暗笼罩所有的思想。”——译者注
[74] 参见谢斯托夫《死亡的启示》，法文版，第183页。——译者注
[75] 参见《群魔》第二部第六章《有所用心的一夜》，法文版。——译者注
[76] 此语出处不详。但歌德在其《格言与思考》中写道：“时间本身也是一种自然现象。”引言很可能是加缪从别处转录的。——译者注
[77] 罗兰夫人（1754—1793），法国政治家。法国大革命时期吉伦特派主要领导人之一。失败后被捕入狱，1793年11月8日被革命法庭处死。
[78] 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里的主人公。——译者注
[79] 参见拉歇尔·贝斯帕洛夫《途径与十字路口》。1938年，法文版，第33页。——译者注
[80] 引自普希金的《石客》。——译者注
[81] 莫利纳（1583—1648），西班牙剧作家，“骗子”是其性格喜剧《塞维尔的骗子》中的主角，属唐璜形象首次出现于戏剧。——译者注
[82] 米洛兹（1877—1939），法国诗人、作家，原籍立陶宛。其剧《米盖尔·马纳拉》（1913年）塑造了一个孤独而烦忧的唐璜形象。——译者注
[83] 充分意义上的平常，连带他的缺点。哪怕一种健康的态度，也包含缺点。
[84] 歌德《少年维特之烦恼》中的主人公。——译者注
[85] 国王系指理查·格罗塞斯特公爵，英国国王，莎士比亚多部剧作中的人物，如同《理查三世》中的主人公。——译者注
[86] 这四个人物分别为莎士比亚的《奥赛罗》、莫里哀的《恨世者》、拉辛的《费德尔》和莎士比亚的《理查三世》中的主人公。——译者注
[87] 卡尔德隆的剧作《人生如梦》中的人物。——译者注
[88] 我这里想起莫里哀笔下的阿尔塞斯特。一切都是那样简单，那样明显，那样粗俗。阿尔塞斯特对抗菲林特，塞利麦纳对抗艾科昂特，整个主题围绕一种荒诞结果，是被推向终点的性格所引起的。诗句本身，“蹩脚诗句”，喃喃吐出，以示人物性格的单调。
[89] 希腊神话中变幻无常的海神，又称“海中老人”。——译者注
[90] 法国著名演员（1692—1730）。教会对阿德里埃娜·勒古弗勒的尸体无耻的凌辱引起伏尔泰极大的愤怒。参见伏尔泰的诗《勒古弗勒西小姐之死》和他的小说《老实人》第二十二节。——译者注
[91] 隐喻她担任了被教会鞭尸的角色。——译者注
[92] 这一节的来源如下：拉歇尔·贝斯帕洛夫曾发表论著《途径与十字路口》，评论马尔罗的《征服者》、《王家大道》和《人类状况》三部作品。一向敬重马尔罗的加缪读后，浮想联翩，写下评述上列作品的思考散论。此文开头的引言出自马尔罗的《征服者》。——译者注
[93] 参见《圣经·新约全书》：《路加福音》第二十二章第36—38页。又见卡夫卡的象征记叙《剑》。——译者注
[94] 中世纪意大利的名门望族。——译者注
[95] 引自尼采《偶像的黄昏》第24页。——译者注
[96] 岛的形象一直为尼采所爱，如《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所提到的“幸运群岛”。加缪也十分偏爱这个形象。——译者注
[97] 隐喻一死了之，什么作品都没有了。阿比西尼亚现称埃塞俄比亚。相传诗人兰波死于埃塞俄比亚，尽管与事实不符，但以讹传讹，成了死亡的隐喻。——译者注
[98] 歌德早期系列习作，包括《威廉·迈斯特学徒年代》《威廉·迈斯特朝圣年代》《威廉·迈斯特戏剧生涯》。——译者注
[99] 我们很有意思地发现，最具智力的绘画，即千方百计把现实缩减为基本元素的绘画，到最后只落个取悦于眼睛。这样的绘画只给世界留下了色彩。
[100] 隐喻雕塑，此语借自于克尔凯郭尔：“引人注目的是，希腊艺术在雕像上最高妙之处恰恰是缺乏目光。”（《焦虑观》）又借自于黑格尔：“没有眼睛的雕塑用整个身体凝视我们。”（《美学》）——译者注
[101] 不妨思考一下，这对最蹩脚的小说有所解释。几乎所有的人都自以为能够思想，而在某种程度上讲，好歹确实在思想。相反很少有人能够想象自己是诗人或耍笔杆的。但一旦思想在价值上领先于风格，那么成群的人对小说就趋之若鹜了。这说出来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坏事。最优秀的小说家总是对自己越来越严格。至于那些泯灭的作家，他们本来就不值得存活的。
[102] 斯宾诺沙的代表作。——译者注
[103] 比如马尔罗的作品。但不得不同时涉及社会问题，而社会问题确实又不能用荒诞思想来回避……（尽管荒诞思想能为社会问题提出好几种解决办法，而且是非常不同的解决办法），但必须适可而止。
[104] 参见陀氏《作家日记》1876年12月第364页。——译者注
[105] 《作家日记》1876年12月第359页。——译者注
[106] 《群魔》第二卷第277页，1886年法文版，普隆出版社。——译者注
[107] 《群魔》第二卷第336页，转引自纪德《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第277页。——译者注
[108] 同上，第339页，转引自纪德《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第280页。——译者注
[109] 《群魔》中的人物——译者注
[110] 《群魔》法译本第二卷第340页。——译者注
[111] 《群魔》第一卷第259页，转引自纪德《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第259页。——译者注
[112] 《群魔》第二卷第388页，转引自纪德《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第279页。——译者注
[113] 同上，第339页，转引自纪德《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第280页。——译者注
[114] 转述纪德《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第276页。——译者注
[115] 斯塔夫罗钦：“你相信彼岸的永恒生命吗？”基里洛夫：“不，但相信此岸的永恒生命。”
[116] 《群魔》第二卷第338页。——译者注
[117] “人为了不自杀才创造出上帝。这可概括迄今为止的世界史。”转引自纪德《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第278页。参见《群魔》第二卷第337页。——译者注
[118] 《群魔》第二卷第339页。——译者注
[119] 《作家日记》1876年12月，法文版，第367页。括号中字样为加缪所加。——译者注
[120] 卡拉马佐夫兄弟之一。——译者注
[121]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白痴》中的主人公。——译者注
[122] 转引自纪德专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第161页。原文出处不详。——译者注
[123] 系指鲍里斯·德·施莱泽。
[124] 纪德对此发表了新奇而深刻的看法：陀思妥耶夫斯基几乎所有的人物都是多配偶的。
[125] 例如麦尔维尔的《白鲸》。
[126] 诺斯替教派是一种宗教哲学学说，后来成为一种神秘学说，流行于公元一至三世纪，以希腊为中心的地中海东部沿岸地区。——译者注
[127] 由创始人摩尼（216—277）所创建的教派，主张善恶二元论。——译者注
[128] 希腊同名河流的河神。其女儿埃癸娜被宙斯劫走。——译者注
[129] 朱庇特，罗马神话中的天神，相当于宙斯。——译者注
[130] 希腊南部港口城市，《新约》中译为哥林多，现名为科林斯。——译者注
[131] 又名哈得斯，是地狱和冥国的统治者。——译者注
[132] 希腊神话中的赫尔墨斯，宙斯的传旨者，诸神的使者。在罗马神话中则是商人的庇护神。——译者注
[133] 耶路撒冷橄榄山下一庄园名，据《新约全书》记载，被犹大出卖的耶稣，乘门徒们熟睡时在此祷告，次日被捕受难。——译者注
[134] 此话并非同一时刻说的，而是在许多年之后。另外，这也不是索福克勒斯的原话，而是概括了两处不同时间说的话。加缪此处援引和归纳了一些后人的著作论述。——译者注
[135] 请注意，我们可以用同样合情合理的方式从社会批判角度来解释卡夫卡的作品，比如《诉讼》。再说很可能别无选择。两种解释都对。用荒诞术语来说，我们已见到过了，对世人的反抗也是针对上帝的：伟大的革命永远是形而上的。
[136] 普洛丁（205—270），埃及出生的罗马哲学家，新柏拉图哲学体系的创建人，利用柏拉图的形而上神话（尤其是爱的辩证法），通过沉思和狂喜来建立一种达到天人合一的神秘宗教。——译者注
[137] 在《城堡》中，按帕斯卡尔所说的“消遣”，好像是通过“助理们”表现出来的，“转移”了K的烦忧。弗丽达之所以最终成为其中一位助理的情妇，是因为她喜欢假象胜过真理，喜欢日常生活胜过与人分担的焦虑。
[138] 此话仅指卡夫卡给我们留下的未完成稿而言。要不然，作者可能会在最后几章打破小说的统一风格，就此存疑吧。
[139] 心灵大写的纯洁性。
[140] 昂里·波尔多（1870—1963），法国作家。——译者注
[141] 《城堡》中唯一不抱希望的人物是阿玛丽亚。土地测量员最强烈反对的就是她。
[142] 关于卡夫卡思想的两个方面，请比较《在狱中》和《城堡》，前者：“罪过（请理解为人的罪过）从来无可怀疑”，后者（摩麦斯的报告）：“土地测量员的罪过是难以确定的”。
[143] 生平不详。——译者注
[144] 参阅《西西弗神话》。
[145] 宾萨姆（1748—1832），英国哲学家与法学家。——译者注
[146] 摄政时期指1715—1723年法国奥尔良公爵摄政的年代。——译者注
[147] 当然，在基督教的起始阶段也有形而上的反抗，那是基督的反抗，耶稣重降人世与上帝的王国被说成人们由此可以得到永生，因而无需反抗。
[148] 据《圣经》记载，该隐是亚当长子，出于忌妒而杀死其弟亚伯，上帝判他在大地上流浪。——译者注
[149] 据希腊神话，帕特洛克罗斯为阿喀琉斯的挚友，在特洛伊战争中被海克特杀死。——译者注
[150] 安提戈涅为俄狄浦斯的女儿，其兄死后，她的舅父克瑞恩国王下令暴尸于野，不得安葬，她冒死前去埋葬。——译者注
[151] 伊壁鸠鲁为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卢克莱修为古罗马诗人、唯物主义哲学家。——译者注
[152] 维尼，十九世纪法国浪漫主义诗人。——译者注
[153] 据希腊神话，伊斐革尼娅为希腊人首领阿伽门农国王的女儿。在动身征讨特洛伊之时，国王欲牺牲女儿以求得神明的保佑。——译者注
[154] 帕斯卡尔，十七世纪法国古典主义散文家，虔诚的教徒。《思想集》为其代表作。——译者注
[155] 三人均为《圣经》中的人物。亚伯拉罕为希伯来人族长，伊萨克为其子，雅可布为伊萨克之子。——译者注
[156] 戈尔高达山位于耶路撒冷附近，耶稣在此被钉上十字架。——译者注
[157] 主保瞻礼节为荷兰、比利时和法国北部的乡村节日。“始源”为诺提斯教派的用语。——译者注
[158] 玛尔西翁为诺提斯派哲学家，生活于公元二世纪。——译者注
[159] 施特纳（1806—1856），德国哲学家。——译者注
[160] 萨德（1740—1810），法国作家，本人为伯爵。——译者注
[161] 卡洛，十七世纪法国画家。——译者注
[162] 萨德作品中主要的罪人都为自己的罪行辩解，说它们来自于过度的性欲，他们自己对此实在无能为力。
[163] 恐怖时期，指法国大革命中1793年5月至1794年7月大量镇压政治敌人的时期。——译者注
[164] 布朗基（1805—1881），法国革命家，空想主义者。——译者注
[165] 我们的文学至今仍能感觉到这一点。马尔罗说：“再没有受咒骂的诗人。”不对，只是少了一些，而其他诗人则感到内疚。
[166] 普雷沃神甫，十九世纪法国小说家与剧作家。——译者注
[167] “这些问题（上帝与不死）与社会主义的问题是相同的，不过是从另外的角度加以考虑的。”
[168] 你们说这是上帝自发的分解，然而这仅是形式的改变。上帝摆脱了其道德的形式。你们将会看到它通过“善”与“恶”重新显示出来。
[169] 狄奥尼索斯为古罗马神话中的酒神。——译者注
[170] 昂贝多克勒为公元五世纪西西里岛的哲学家与医生。——译者注
[171] 阿丽亚娜为古希腊米诺斯国王的女儿。——译者注
[172] 鲍尔基亚为十五世纪罗马天主教主教，为人阴险，生活放荡。——译者注
[173] 《巴希伐尔》为瓦格纳创作的三幕歌剧。——译者注
[174] 霍桑（1804—1864），十九世纪美国小说家。名著《红字》为其代表作。——译者注
[175] 洛特雷亚蒙，十九世纪后半叶法国前期象征派诗人。——译者注
[176] 玛尔陀罗为洛特雷亚蒙的作品《玛尔陀罗之歌》中的主人公。——译者注
[177] 哈拉尔，埃塞俄比亚东南部的一座城市。——译者注
[178] 此处涉及兰波的生活经历，可参阅柳鸣九主编的《法国文学史》下册。——译者注
[179] “达达”即达达主义，是于1916年出现的法国新文学流派。——译者注
[180] 杰里，达达主义的一位大师，是形而上的享乐派最后的独特的体现。
[181] 安德烈·布勒东（1896—1966），法国作家，1924年发表《超现实主义宣言》。——译者注
[182] 瓦尔波，十八世纪英国文学家。——译者注
[183] 赫尔维修，十八世纪法国文学家与哲学家。——译者注
[184] 阿米埃尔，此处不知是否指十九世纪瑞士作家。——译者注
[185] 约瑟夫·德·迈斯特（1753—1825），法国宗教哲学家，宣传教皇绝对权力主义。——译者注
[186] 阿纳沙西斯·克鲁茨（1755—1794），法国革命家，大革命时的国民公会议员，后被处死。——译者注
[187] 拉瓦雅克，十六世纪法国人，刺杀法国国王亨利四世。达米安，十八世纪法国人，曾行刺法国国王路易十五而被处以磔刑。——译者注
[188] 国王们也支持这一点，对宗教权力逐渐施加政治权力，从而削弱了他们合法性的原则自身。
[189] 米什莱，十九世纪法国著名历史学家。——译者注
[190] 博须埃，十七世纪法国天主教主教，写有维护绝对王权的著作。——译者注
[191] 萨瓦为法国东南部一地区，此处所指不知为何人。——译者注
[192] 圣茹斯特，法国大革命时雅各宾派领袖之一，1794年7月24日被捕，次日被杀害。——译者注
[193] 当然，卢梭本无此意，在这篇分析的开头即应提出卢梭坚决的声明：“此处没有任何东西值得以人类的血为代价去获得。”
[194] 参阅《关于不平等的演说》：“让我们开始时摒除一切事实，因为事实丝毫与问题无关。”——译者注
[195] 霍布斯，十七世纪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家。——译者注
[196] 1905年在俄罗斯发生同样的情形，那时圣彼得堡的苏维埃举行游行，举着要求废除死刑的标语。1917年也是如此。
[197] 至少预料到了其含意。圣茹斯特说此话时尚不知道此言也适用于他。
[198] 这是康德、雅考比与费希特的上帝。
[199] 加佩，法国加佩王朝的第一任国王，生活于十世纪。
[200] 皮佑·瓦雷纳，法国大革命时国民公会议员，促成了罗伯斯庇尔的倒台。科洛·德布瓦，法国大革命时国民拯救委员会成员。——译者注
[201] 饶勒斯（1859—1914），法国社会党领袖之一。——译者注
[202] 除西班牙君主政体以外。
[203] 黑格尔清楚地看到启蒙运动时代的哲学想使人摆脱不合理性。理性把被不合理性分裂的人们聚集起来。
[204] 奥古斯都，恺撒之外孙与养子，公元前一世纪罗马帝国皇帝。亚历山大·塞维尔，三世纪罗马帝国皇帝。——译者注
[205] 此处指黑格尔，他曾在德国城市耶拿任教。——译者注
[206] 达豪为德国城市，卡拉干达为俄罗斯城市。——译者注
[207] 从普鲁士、拿破仑、沙皇的警察制度或英国在南非的集中营可看到例证，不过哲学意味淡一些。
[208] 《精神现象学》为黑格尔的一部重要哲学著作。——译者注
[209] 《爱弥儿》为卢梭的一部讨论教育问题的哲理小说。——译者注
[210] 说真的，这里的含意非常模糊，因为所涉及的并非相同的性质。技术世界的来临会消除自然世界中的死亡或对死亡的恐惧吗？这是黑格尔悬而未决的真正问题。
[211] 此人为科热沃。
[212] 巴枯宁（1814—1876），俄无政府主义者，贵族出身，当过军官，1849年因领导德尔登起义被判死刑。1851年被引渡回国后流放西伯利亚，1861年逃亡英国，加入第一国际，鼓吹无政府主义，宣称个人“绝对自由”，1872年被第一国际开除。——译者注
[213] 这种虚无主义，不论表面现象如何，依然是尼采哲学意义上的虚无主义，因为它为了所竭力相信的历史的彼世利益而诽谤现世生活。
[214] 皮萨列夫（1840—1868），俄国文学批评家，1862年因写文章为赫尔岑辩护，号召推翻沙皇而被捕，出狱后继续撰稿，1868年游泳时淹死。——译者注
[215] 指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
[216] 《资本论》在1872年翻译成俄语。
[217] 十二月党人为俄国的贵族革命家，因1825年12月（俄历）发动反对沙皇的武装起义而得名，起义被镇压。——译者注
[218] “世界由理性精神所支配，这使我对其他的一切感到坦然。”
[219] 西伯利亚为沙皇流放政治犯之地。——译者注
[220] 拉甫洛夫，俄国民粹派的主要代表。——译者注
[221] 摩莱肖特，十九世纪荷兰博物学家，宣扬唯物主义。——译者注
[222] 查苏利奇，1883年与普列汉诺夫共同创立劳动解放社，1903年成为俄国孟什维克领袖之一，对十月革命持敌对态度。——译者注
[223] 普列汉诺夫于1883年创立了第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团体“劳动解放社”。
[224] 人们知道戈林接见来宾时身穿尼绿式服装，并搽上粉。
[225] 马伊达内克为波兰地名，系纳粹屠杀犹太人之地。——译者注
[226] 应该指出，有些令人想到这类极端行径的暴行是由某些欧洲国家在殖民地干的（1857年在印度，1945年在阿尔及利亚，等等），这些国家实际上服从于种族优越性的不合理偏见。——译者注
[227] 热莱米，公元前六世纪著名预言家。——译者注
[228] 圣·奥古斯丁，五世纪基督教教义最著名的代表人物之一。——译者注
[229] 约瑟夫·德·迈斯特（1753—1821），法国的宗教哲学家，教皇绝对权力主义者。——译者注
[230] 法布尔·多立维，十八世纪法国文人、行秘术者。——译者注
[231] 圣保罗，公元一世纪生活于罗马帝国，天主教教义最早的创立者之一。——译者注
[232] 圣西门影响了马克思，而他自己又受到迈斯特与伯纳德的影响。
[233] 勒南（1823—1892），法国著名的思想家。——译者注
[234] 杜尔果（1727—1781），法国经济学家，路易十四王朝时曾任财政部长。——译者注
[235] 贡多塞（1743—1794），法国著名哲学家与数学家。法国大革命中服毒自杀。——译者注
[236] 托克维尔，十九世纪法国政论家与政治家。——译者注
[237] 孔德（1798—1857），法国数学家与哲学家，实证主义创始人，他提出的社会发展三个阶段为神学阶段、形而上学阶段与实证阶段。——译者注
[238] 《实证主义哲学教程》最后一卷与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于同一年出版。
[239] “自发地发展起来的一切，在一定的时期内必然是合理的。”
[240] 日丹诺夫提出，马克思主义从性质上说不同于以前任何体系的哲学。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或者不是笛卡儿主义，这是无人否认的，或者未从笛卡儿主义汲取任何东西，这却是荒谬的。
[241] 梯也尔（1797—1877），法国反动政治活动家，1871年2月任政府首脑，后血腥镇压巴黎公社。——译者注
[242] 前者指里昂工人第二次起义，后者指巴黎公社，二者均遭当时的反动政权血腥镇压。——译者注
[243] 马克思预料每十一二年发生一次危机，而且周期会“逐渐缩短”。
[244] 米歇尔·科利奈在《马克思主义的悲剧》中提到，马克思著作中有三种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形式：《共产党宣言》提出雅各宾共和国，《雾月十八》中提出独裁的专政，《法兰西内战》中提出联邦的与极端自由主义的政府。
[245] 克莱芒为一世纪天主教罗马教皇。泰杜连为二世纪天主教会圣师，天主教教义辩护者。——译者注
[246] 李卜克内西与卢森堡均为德国社会民主党与第二国际左派领袖，德国共产党创始人，1916年1月组织斯巴达克思联盟，1919年1月二人同时被反动政府杀害。——译者注
[247] 从1920年到1930年，生产率大大提高，美国冶金工人的数目因之减少，而同时，依靠冶金工业维生的销售人员却几乎增加一倍。
[248] 指第一次世界大战。——译者注
[249] 塔列朗，十九世纪法国外交家，法国大革命后，曾在数届政府中任外交部长。——译者注
[250] 确切地说，只有当生产率被作为目标，而非作为可起解放作用的手段，它才是有害的。
[251] 拉罗什富科（1613—1680），法国散文作家，其名著为《箴言集》。——译者注
[252] 罗歇·卡罗瓦指出，斯大林主义反对量子理论，却利用由量子理论引申出来的原子科学。
[253] 这两部著作分别为《怎么办》（1902年）与《国家与革命》（1917年）。
[254] 拉萨尔（1825—1864），德国工人运动的领导人之一，持机会主义观点。——译者注
[255] 马克思也同样说过：“某个无产者，甚至整个无产阶级所想象的自己的目标并不重要。”
[256] 列宁的哥哥选择了恐怖主义行动而被处死。
[257] 海涅称社会主义者为“新清教徒”。清教主义与革命从历史上说是并存的。——译者注
[258] 1921年2月28日，彼得格勒附近的喀朗施塔得海军基地发生叛乱，提出“不要布尔什维克的苏维埃”的口号，被红军平息。——译者注
[259] 从上下文看，此处指的是斯大林政权。——译者注
[260] 希蒂人为古代蛮族，生活在欧洲东北部与亚洲西北部。——译者注
[261] 腓特烈大帝（约1123—1190），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译者注
[262] 《阿斯特蕾》为十七世纪法国贵族沙龙文学。——译者注
[263] 邦雅曼·贡斯当（1767—1830），法国作家，阿道尔夫为其同名小说中的主人公。——译者注
[264] 拉法耶特夫人，十七世纪法国作家，《克莱芙公主》为其主要作品。——译者注
[265] 德拉克罗瓦深刻地指出：“要使现实主义不成为意义空洞的名词，所有的人必须有相同的思想与思考事物的相同方式。”
[266] 贝基（1872—1914），法国作家，被敌人杀害。——译者注
[267] 人们注意到，适合于专制学说的语言始终是烦琐的或文牍式的。
[268] 让·格勒尼埃在《关于正确运用自由的谈话》中提出一种看法可概述为：绝对自由会毁灭一切价值，而绝对价值会取消一切自由。巴朗特也说：“若仅有唯一而普遍的真理，则自由无存在的理由。”
[269] 人们看到，绝对唯理论并非唯理论，二者的区别犹如犬儒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的区别。绝对唯理论将唯理论推向极端，使其越过了合理的界限而失去意义。这是面对力量时的暴力。
[270] 参阅马克思1870年7月20日写给恩格斯的信，信中期望普鲁士战胜法国：“德国无产阶级对法国无产阶级的优势同时也是我们的理论对普鲁东理论的优势。”
[271] 希洛人为古希腊时代斯巴达的国有奴隶。——译者注
[272] 吕希凡，反叛的天使们的首领。——译者注
[273] 伊塔克岛为希腊爱奥利亚群岛中的一个小岛。——译者注
[274] 估计指的是马克思。——译者注
[275] 估计指的是列宁。——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