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而上的反抗
形而上的反抗是人挺身而起反对其生存状态与全部创造。它之所以是形而上的，是因为它否认人与创造的目的。奴隶反抗其生活状况内部的条件，而形而上的反抗反对的则是作为人的存在状态。造反的奴隶肯定了他心中有某种东西不能接受其主人对待他的方式，而形而上的反抗则宣称创世本身便令它失望。对两者而言，问题并不仅仅是简单的纯粹的否定。在这两种情况中，我们发现一种价值判断，反抗者就以它为根据，拒绝认可自身的生存状态。
应该注意到，起而反抗其主人的奴隶并未想到否定主人作为生命物的存在。他否定的是主人的身份。他否认主人有权否定他这个奴隶的要求。奴隶主对其要求不放在眼里，置之不理，从而被奴隶否定。如果人们不尊重为大家所承认的共同价值，人与人彼此之间便是不可理解的。造反的人要求这种价值被明确地承认，因为他怀疑或知道，若没有原则，世界会充斥混乱与犯罪。由他进行的反抗行动是在要求光明与团结。说来难以理解，最普通的造反行动竟然表现出渴求秩序。
这一论述也完全适合于形而上的反抗者。他在支离破碎的世界上揭竿而起，要求世界的一致性。他以自己身上的正义原则去反对非正义原则，他看到世界上的不公正比比皆是。他最初所要求的不过是解决这一矛盾，若有能力，则让正义主宰世界。若非如此，倘若他被逼得走投无路，就干脆让非正义弥漫世界。在此期间，他便揭露矛盾。形而上的反抗是以死对抗不完善的现实，以恶对抗混乱的景况。它其实所追求的是幸福圆满，以此对抗生与死之痛苦。倘若普遍化的死刑成为世人的生存状况，那从某种意义上说，反抗与它是同时产生的。反抗者在拒绝其必死的状况的同时，也拒绝承认使他生活在这种状况的力量。形而上的反抗者并非如人们所认为的那样，是无神论者，但他必然是出言亵渎宗教的人。不过他首先是以秩序的名义来亵渎宗教，揭露上帝是死亡之父，认为他干了至高无上的丑行。
为阐明这一点，再回到反抗的奴隶。他在其抗议中，确立了他所反抗的主人的存在。然而同时，他表明他在其附属地位中得到了主人的权力，并肯定了他自己的权力，这权力就是对至今主宰着他的优越地位提出怀疑。就此而言，主人与奴隶的确处于同样的状态：主人暂时的权势与奴隶的顺从都是相对的。两种力量交相肯定对方，直到彼此发生对抗并毁灭对方，那时其中的一种力量将暂时消失。
同样，形而上的反抗者如果起而反对他同时肯定了其存在的那种权力，他也仅仅是在他反对这种权力的那个时刻确认了其存在。他于是将这个高高在上的人物拖入与平民相同的受屈辱的境地，其空幻的权力与我们空幻的状况是一回事。形而上的反抗者将他置于我们的拒绝力量之下，让他在不屈从的人的面前低下头来，迫使他融入对我们而言是荒诞的存在，最后让他摆脱永恒的幽居状况而投入历史之中。他远离永恒的稳定，只有当人们一致同意时才能找到这种稳定。反抗便这样肯定了，一切高高在上的存在至少是矛盾的。
形而上的反抗的历史因而不能与无神论的历史混为一谈。从某种角度来看，它与当代宗教感情的历史是一回事。反抗者藐视，甚至否定。至少他起初没有取消上帝，而只是以平等的地位与他对话。但这并非一种彬彬有礼的谈话，而是受战胜对方的愿望所驱动的一场争论。奴隶开始时是要求公正，最后却想得到权势。现在该轮到他们来统治。反抗生存状态的造反行动成为一次反对上天的漫长的远征，目的是使国王成为囚徒。起初把他废黜，然后处以死刑。人类的造反最后以形而上的革命结束。它从表现自己发展为行动，从花花公子变为革命者。上帝的王位被推翻后，造反者会认识到，他以前依靠上帝所徒然追寻的公正、秩序、团结，现在他用自己的手把它们创造了出来，从而证明废黜上帝是正确的。这时开始进行绝望的努力，以便建立人的帝国，必要时以罪恶为代价。实现这一点必然造成可怕的后果，而我们仅仅认识到其中的一些。但这些后果丝毫不是来自于反抗本身，或至少应该说，只有当反抗忘记了其初衷，对“是”与“不”之间艰苦的选择感到厌倦，最后陷于否定一切或屈从一切，唯有这时才会造成这些后果。形而上的反抗在最初的行动中，向我们显示出与奴隶起义相同的正面内容。我们的任务就是研究反抗的内容在其追求的事业中变成了何物，阐明反抗在忠于或不忠于其初衷时造成了何种结局。
我们首先应当承认，我们永远不可能把尼采与罗森伯格混为一谈。我们应成为尼采的辩护律师。他自己在事先揭露他的不肖子孙们时这样说过：“解决自己精神的人还应该净化自己的心灵。”不过问题是至少应当弄清他所设想的这种精神解放是否不完全排除这种净化。尼采思想的那种运动，本身有其法则与逻辑，它们也许会解释归咎于他的哲学的那种有血腥味的伪装学说。他的作品难道丝毫没有任何可用来支持最后的屠杀的内容吗？杀人者，只要否定思想，甚至否定仍然属于精神的事物，难道不能在他身上为他们找到借口吗？回答应当是肯定的。自从人们忽视了尼采思想中有条理的方面（不能肯定他自己是否始终坚持这一方面），他反抗的逻辑就再没有限制。
人们同样会注意到，杀人并非从尼采拒绝偶像，而是从他狂热地赞同偶像而找到其合理性。这正是尼采作品的不同寻常之处。对一切说是，便意味着对杀人说是。同意杀人，其方式有两种。奴隶若对一切说是，便是对主人的存在与他自己的痛苦说是。耶稣即教导人不抵抗。主人若对一切说是，便是在对奴隶制与他人的痛苦说是，这就是暴君与颂扬杀人。“你相信神圣而不可摧毁的法则，你生活在一个具有永久说谎与永久杀人的性质的社会中，却不会说谎，不会杀人，相信这样一条神圣而不可摧毁的法则，这不是可笑的吗？”的确，形而上的反抗最初的行动仅仅是抗议社会存在的谎言与罪恶。尼采的“是”将最初的“不”丢在脑后，否认了反抗本身，同时否认了否定世界现状的道德。尼采真心诚意地呼唤一个具有基督灵魂的恺撒。这就是在思想上对奴隶与主人同时说是。但对双方说是，其实便是使更有力的一方即主人神圣化。恺撒最终必然会放弃思想主宰而选择统治现实。尼采身为一个忠于其方法的好教师在问自己：“该如何利用罪恶？”恺撒的回答是：使罪恶成倍增加。尼采关于人类的不幸写道：“人类若怀有宏大的目的，则会使用其他措施，不把罪恶认为是罪恶，而使用最可怕的方法。”他于1900年去世，就在这种意图即将死亡的这个世纪边缘。他在神志清楚时徒然地呼喊：“谈论种种不道德的行为是容易的，但人们有力量承受它们吗？比如说，我不能容忍自己食言与杀人，我已经心灰意冷，差不多好久了，但我会为此而死去的，这就是我的命运。”从对人类的全部经验予以赞同以来，其他人随之而来，他们远远没有心灰意冷，而是在谎言与杀人中强大了起来。尼采的责任是，出于方法方面高级的理由，使这种蒙受耻辱的权利成为合法的，哪怕是刹那间。陀思妥耶夫斯基已经说过，将这种权利给予世人时，肯定会看到他们朝它冲去。然而尼采并非自愿的责任却走得更远。
尼采的确如他自己所承认的那样，是虚无主义最为敏锐的良心。他使反抗思想迈出的决定性的一步就是让它从否定理想跳跃到理想的世俗化。既然人的拯救不能由上帝实现，那么便应该在大地上完成。既然世界没有方向，人从接受这一见解的时刻起，即应当为世界定个方向，它会导致高级的人类社会。尼采要为人类的未来指出方向。“管理地球的任务落在我们身上。”还有“为统治地球而斗争的时刻已经临近，而这场斗争要以哲学的名义进行”。他就这样宣布了二十世纪的到来。他之所以这样宣布，是因为他已得到虚无主义内在逻辑的启示，知道其结果之一就是帝国，他并且为这个帝国的实现作了准备。
人可以有不要上帝的自由，正如尼采所设想的那样，这就是说他是孤独的。当世界的车轮停止转动，而人对现存的一切说是时，会有完全的自由。然而现存的一切在变化，应该对变化说是。光明终将消失，白日即将过去。历史于是重新开始。应该在历史中寻求自由，应该对历史说是。尼采主义是个人权力意志的理论，但注定要成为众人的权力意志，没有世界帝国，它便什么也不是。尼采肯定憎恨自由的思想家与人道主义者。他对“思想的自由”一词所取的是其最极端的词义：个人思想的神性。但他不能阻止自由思想家同他一样，从上帝已经死亡这个同样的历史事实出发，而结果也是相同的。尼采清楚地看到，人道主义不过是没有最高主宰的基督教，它抛弃了最初的原因，而保留了最后的原因。但他没有看到，社会主义的解放学说通过虚无主义不可避免的逻辑，承担了他本人曾经梦想过的超人状态。
哲学使理想世俗化。然而暴君来了，他们很快使哲学世俗化，而正是哲学给予了他们这种权利。尼采谈到黑格尔时，已经推测到这种奴役哲学的趋势。他认为，黑格尔的独特之处就是发明了一种泛神论，恶、错误、痛苦再不能用作反对神的论据。“然而国家与所建立的权力，立即便利用这一宏伟的创造。”而他自己曾想象出一种体系，罪恶不能再作为反对任何东西的论据，唯一的价值即在于人的神圣性。这一宏伟的创造要求得到运用。在这方面，国家社会主义不过是虚无主义暂时的继承者与激进而惊人的结果。有些人有逻辑头脑，雄心勃勃，以马克思修正尼采，决定只对历史说是，而不再对全部创造说是。尼采令其拜倒在宇宙面前的反抗从此时起拜倒在历史前面。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尼采至少在他的超人理论中以及他之前的马克思在其无产阶级社会的理论中，都以“未来”代替了彼世。在这一点上，尼采背弃了古希腊人与耶稣的教导，认为他们是以“立即”代替彼世。马克思与尼采一样从战略角度思考，同他一样憎恶形式上的美德。他们的两种反抗最后同样是执著于现实的一个方面，后来融合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这一派别中得到体现。“要取代神甫、教育家、医生”，尼采已经谈论过这一派别。两者的主要不同在于，尼采期待着超人的出现，建议对现在的一切说是，而马克思则提出对变化着的一切说是。对马克思来说，人要控制自然以服从历史，而尼采则提出人应服从自然以控制历史。这正是基督教徒与希腊人的区别。尼采预见到即将发生的事情：“现代社会主义力图创造一种世俗化的耶稣教义，使人皆成为工具。”他还说：“人们所追求的就是物质福利……于是走向精神方面的奴隶状态，这是从未见到过的……精神上的专制在商人与哲学家一切活动的上方翱翔。”反抗到了尼采的哲学那里，狂热地追求自由，从而导致对生命或历史的专制。绝对的“不”，使施特纳将罪恶与个人同时神化。而绝对的“是”则将杀人及人自身普遍化。马克思列宁主义利用对尼采某些品德的无知，真正承担起了尼采的意志。这位伟大的反叛者于是亲手建立必然性的无情统治，将自己封闭其中。他逃出上帝的监牢之后，首先所念及的是建立历史与理性的监牢，从而完成了对虚无主义的乔装打扮与认可，而尼采则声称战胜了虚无主义。
反抗的诗歌
如果说形而上的反抗拒绝“是”，而局限于绝对的否定，它却热衷于表现自己。虽然它倾心于崇拜现在的事物，拒绝怀疑一部分现实，却迟早不得不这样做。在两者之间，伊万·卡拉马佐夫代表了听之任之，不过是在痛苦的意义上。十九世纪末与二十世纪初的反抗的诗歌始终在两个极端摇摆不定：文学与权力意志、合理性与非理性、绝望的梦想与无情的行动。最近一次，这些诗人，尤其是超现实主义，以一种惊人的概括方式为我们照亮了从表现到行动的路程。
关于麦尔维尔，霍桑 [174] 写道：“他虽然不信宗教，却并未停止于此。”同样，关于那些向上天冲击的诗人们，也可以说他们想推翻一切，同时又在绝望地思念一种秩序。他们陷入一种极端的矛盾，想从无理性中求得理性，使不合理成为一种方法。浪漫主义的这些主要继承者声称要让诗歌成为榜样，在最令人悲痛的诗歌中找到真正的生活。他们使亵渎行为神圣化，让诗歌转变为经验与行动的手段。的确直到他们为止，那些宣称对社会事件与世人发挥影响的人们，至少在西方如此，以合理的规则为名，已经这样做了。相反，超现实主义在兰波之后想在谵妄与颠覆中找到建设的规则。兰波以其作品而且仅仅以其作品指出了道路，不过以一种闪电般的方式，暴风雨即如此显露出道路的边缘。超现实主义挖掘出这条道路，为其确定了方向。超现实主义以夸张而隐晦的手法为不合理反抗的实际理论作了其最后而辉煌的表现。与此同时，反抗思想在另一条道路上奠定了对绝对理性的崇拜。超现实主义的启发者洛特雷亚蒙 [175] 与兰波告诉我们，表象的不合理的欲望通过何种道路可以把反抗者引到最为破坏自由的行动形式。
洛特雷亚蒙和平庸
洛特雷亚蒙指出，表现的欲望在反抗者身上也隐藏在平庸的意志后面。反抗者不论是抬高还是贬低自己的人格，总想成为与现在不一样的人，甚至当他挺身而起让人承认他真正的存在。洛特雷亚蒙的亵渎言行与因循守旧同样表现了这种不幸的矛盾，这一矛盾在他成为一个什么也不是的人的意志中得到解决。他远非像人们所普遍认为的那样已改弦易辙，与以往一样的狂暴的沮丧可解释玛尔陀罗 [176] 何以召唤原始的漫漫黑夜以及他的《诗篇》孜孜以求的平庸化。
人们从洛特雷亚蒙那里懂得了反抗处于少年时代。我们使用炸弹与运用诗歌的伟大的恐怖主义者刚刚走出童年。《玛尔陀罗之歌》是一个有才华的中学生写出的书。这部作品的哀婉动人之处恰恰来自于一个儿童心灵中的矛盾，他起而反对创造，也反对自己。如同《彩画集》中的兰波一样，这位诗人反抗世界的限制，首先选择了世界末日与破坏，而不是接受不可能的规则，这种规则使他在他要去的世界中成为他现在的样子。洛特雷亚蒙说：“我来到世上是为了保卫人民。”玛尔陀罗因而是怜悯天使吗？从某种方面看他是这样，但他首先怜悯他自己。为什么？这尚有待探讨。但是这种落空的、被凌辱的、不可告人的且未明言的怜悯使他陷于罕见的困境。用玛尔陀罗的话来说，他把生活作为一个伤口来接受，并禁止以自杀来治疗伤口（原文如此）。他同兰波一样，是个饱尝痛苦而反抗的人，但不可思议地退却了，说他反抗的是他现在的状况，并摆出了造反者永恒的借口：对人们的爱。不过，这位活着为了保卫世人的人同时写道：“请给我指出一个好人。”这种永恒的运动是虚无主义的反抗运动。人们反抗对自己与对世人的不公正。当人们同时清醒地看出这种反抗的合理性却又无能为力时，激烈的否定态度甚至会针对他声称要保卫的东西。人们不能用建立公正来矫治不公正时，宁愿把它淹没在依然普遍的不公正中，这种不公正终于与毁灭混同为一。“你对我制造的痛苦过于巨大，我为你制造的痛苦过于巨大，因而决不是情愿的。”若要不憎恨自己，则必须宣布自己是无辜的，单独一个人是永远不可能有这种胆量的，阻止他这样做的原因是他了解自己。人们至少可以声明所有的人都是无辜的，虽然被作为罪人对待。上帝于是成了罪人。
从浪漫主义者到洛特雷亚蒙，其实并没有进步，除了在语调方面。洛特雷亚蒙再一次复活了亚伯拉罕的上帝的面孔与魔王派反叛者的形象，不过有某些改进。他将上帝置于“由人的粪便与黄金构成的王位上”，王位上坐着“一个由未洗过的被单做成了裹尸布包着的尸体”，他自称为“造物主”。“这个可怕的有着蝰蛇相貌的上帝”，“这个狡猾的强盗”，人们看到他放火造成火灾，使老人孩童被火吞没。这个上帝醉醺醺地在小溪中游动或者在妓院里寻求下流的享乐。上帝并没有死，而是堕落了。玛尔陀罗面对堕落的上帝，被描绘成一个传统的穿黑披风的骑士。他是魔鬼。“至高无上的主带着憎恨的狞笑，给了我丑陋无比的相貌，眼睛不应该成为这种丑陋的见证。”他否定一切，“父亲，母亲，上帝，爱，理想，而仅仅只想到他自己”。这位英雄受到骄傲折磨，具有形而上的花花公子的一切魅力：“温文尔雅的脸孔，像宇宙一样忧郁，像自杀一样美。”玛尔陀罗如同浪漫主义的反抗者一样，对上帝的公正感到绝望，与恶站在一边。让人痛苦，这样做时自己也痛苦，这就是纲领。《玛尔陀罗之歌》是恶的真正颂歌。
在这个转折点，人们甚至不再捍卫创造物。相反，“用一切手段攻击人这个野兽，以及造物主……”这就是《玛尔陀罗之歌》所宣称的意图。玛尔陀罗想到把上帝作为敌人时而惶恐，又沉醉于伟大的罪人们的孤独（“只有我一人反对人类”），随即投身于反对创造物及其作者。《玛尔陀罗之歌》歌颂“罪恶的神圣性”，宣布了一系列数目在增长的“光荣的罪恶”。歌曲第二部的第二十节甚至开始教授罪恶与暴力。
如此昂扬的热情在那个时代是不稀奇的，没什么价值。洛特雷亚蒙真正的独到之处并不在此。浪漫派谨慎地维持着人的孤独与神的冷漠之间的必然对立，这种孤独在文学上的表现就是与外界隔绝的城堡与花花公子。然而洛特雷亚蒙的作品谈到更深刻的悲剧。这种孤独对他似乎是难以忍受的，而他反对创造，似乎要摧毁创造的界限。他完全不想用有雉堞的塔楼巩固人的统治，而是想把各种统治混在一起。他把创造又重归于原始的海洋，道德与一切问题在那里都失去意义，其中也有他认为是令人惊恐的灵魂不死的问题。他不愿意在创造的对面树立一个反叛者或花花公子的光辉形象，而是提出人与世界都同样要毁灭。他进攻把人与宇宙分开的边界线。完全的自由，特别是罪恶的自由，意味着要摧毁人的边界线。憎恶一切人与自己是不够的，还必须把人的统治引向由本能统治。人们发现洛特雷亚蒙拒绝合理的意识，回到本原，这是文明反抗自身的标记之一。问题不再是通过意识顽强的努力来表现，而是不再作为意识而存在。
《玛尔陀罗之歌》中的创造物都是两栖类，因为玛尔陀罗拒绝大地及其限制，植物是由藻类与海藻组成的。玛尔陀罗城堡位于江海之上，他的祖国是古老的海洋。海洋是双重的象征，同时是毁灭与和解的地方。它以自己的方式平息蔑视自己与其他人的灵魂的强烈渴望，即渴望不再存在。《玛尔陀罗之歌》于是成为我们的《变形记》，古人的微笑由被剃须刀割破的嘴的苦笑所代替，可谓一种令人不快的过分的幽默的景象。这位古罗马斗兽者未能隐藏人们想在其中找到的一切意义，不过他至少透露出一种毁灭的意志，其根源存在于反抗的最阴暗的核心。帕斯卡尔所说的“你要变得蠢笨”，在他那里表现出十足的意义。洛特雷亚蒙仿佛不能忍受冷峻无情的光明，而要活下去则必须忍受。“我的主观性与一个创造者，这实在让我的脑子受不了。”他于是选择了让生命及他的作品像墨鱼一样在墨汁的云彩中急速游泳。这部作品有一个精彩的段落，描写玛尔陀罗在大海中与一头雌鲨长时间进行可憎的交尾；另有一段特别有意义，内容是玛尔陀罗变成章鱼攻击造物主。这些描述清楚表明作者想逃到存在的边界线之外，并侵犯自然界的规律。
对于那些看到自己被放逐出正义与情欲平衡和谐的祖国的人们来说，与孤独相比，他们更喜欢那些辛酸的王国。在那里，词语再无意义，盲目的创造物的力量与本能主宰一切。这种挑战同时是苦修。该作品第二章描述的与天使的斗争，以天使的失败与腐败而结束。天空与大地，于是被带入原始生命的液体深渊而混而为一。这样，作品中那个鲨人“终于使双臂与双腿的顶端获得新的变化，以之作为对某种不为人知的罪恶的赎罪”。的确，在洛特雷亚蒙不太为人所知的生活中的某种罪恶，或对某种罪恶的幻想是同性恋吗？《玛尔陀罗之歌》的每一位读者都不禁会想到这本书缺乏“斯塔夫洛金的忏悔”。
由于缺少忏悔，在这部《诗篇》中应该看到这种神秘的赎罪意志的加强。我们将看到，适合于某种反抗形式的行动就是让不合理的冒险恢复理智，在混乱中重新找到秩序，自愿地戴上比人想摆脱的枷锁更沉重的枷锁。在这部作品中，作者用一种简单化的意愿与厚颜无耻的态度来描写这种行动，因而这种转变必然有种意义。绝对的“是”的理论代替了无情的反抗。而这些是表现得十分清楚的。《诗篇》向我们对《玛尔陀罗之歌》作了最好的说明。“怀着对这些幻景的绝望坚定地把文学引向全部废除神与社会的法律，引向理论的与实际的恶。”《诗篇》还揭露了“一个作家的罪行，他在虚无的坡上滚动，蔑视自己并发出欢乐的呼喊”。但它对这种恶给出的药方只是形而上的一仍旧贯：“既然怀疑的诗歌在忧郁的绝望与理论的邪恶达到如此大的程度，因而它根本是虚假的，因为人们虽讨论这种诗歌的原则，但其实是不应该讨论它们的。”（致达拉塞的信）总之，这些美妙的理由，概括了唱诗班的儿童与军事教程的道德。但是因循守旧可能是狂烈的，因而是异常的。当人们颂扬作恶的老鹰战胜希望之龙时，会反复地说歌颂的只是希望，人们会写道：“在我荒凉的家乡，我以我壮年的声音与庄严使你想到光荣的希望。”但还必须说服人。安慰世人，待之如兄弟，宣扬孔子、佛、苏格拉底、耶稣基督这些“忍饥挨饿而奔波于乡村的道德家”，这在历史上已进行过，这依然是绝望的计划。这样，在罪恶的核心中，美德与规矩的生活有种怀旧的气息。因为洛特雷亚蒙拒绝祈祷，而基督对于他不过是个道德家。他向世人建议的或者不如说向他自己建议的，是不可知论与完成义务。这样一个美好的纲领不幸的是意味着抛弃，甜蜜的夜晚，没有悲伤的心灵，从容的思索。洛特雷亚蒙突然写出下面的话，令人感动：“我除了诞生于人世这种恩惠外，再未受到其他恩惠。”但他又写出下句话时，人们会猜到他咬紧牙齿：“一个有公正精神的人，觉得这种恩惠已经是完全的。”在生命与死亡面前，没有什么公正精神。像洛特雷亚蒙一样的反抗者逃往荒漠。然而这种因循守旧的荒漠同哈拉尔 [177] 一样凄凉。对绝对的爱好使它寸草不生而沉迷于毁灭。犹如玛尔陀罗想要完全的反抗，洛特雷亚蒙以同样的原因宣布了绝对的平庸。他曾想方设法在原始的海洋中窒息良心的呼声，把它与野兽的嘶鸣混同起来。在其他时候，他会用钻研数学来排解这种呼声，而现在他却想运用沉闷的因循守旧来窒息它。反抗者于是对向存在于底部的生命发出的呼唤充耳不闻，现在的问题是，或者拒绝成为无论什么东西，或者同意成为无论什么东西。对这两种情况而言，都是一种幻想的惯例。平庸也算得上是一种态度。
因循守旧是反抗的虚无主义的愿望之一，这种愿望支配着我们很大一部分的思想史。它表明走向行动的反抗者，若忘记其起源会如何受到最强大的因循守旧的诱惑，这足可以解释二十世纪的情况。洛特雷亚蒙通常作为纯粹的反抗的颂扬者而受到称赞，但他反而喜爱在我们的世界上比比皆是的精神上的顺从。《诗篇》仅仅是一种“未来的书”的前言，大家都在梦想这本未来的书，它是文学反抗的理想结果。然而今天，按照办公室的命令，这本书被写成了几百万本。毫无疑问，天才与平庸是不可分的。但问题不是他人的平庸，人们打算采纳这种平庸，而在需要时会用警察的手段让创世主采纳它。对创世主来说，他自己的平庸在创造时完全表现了出来。每个天才都同时是平庸的，他若仅仅是二者之一，则什么也算不上。谈到反抗，我们应当记住这一点。反抗有它的花花公子与仆役，但并不承认他们是其合法的儿子。
超现实主义与革命
此处几乎不再涉及兰波。关于他，一切都已经说了，不幸的是，还要说得更多。不过，应该准确地说兰波只在其作品中是反抗的诗人，因为这个准确的说法与我们的主题有关。他的一生，远远不能为它所激起的神话辩护，只不过表明他赞同最坏的虚无主义，客观地阅读一下从哈拉尔的来信即足以指出这一点。兰波曾被奉为神明，因为他否定他自己的天才，好似这种否定意味着超人的美德。显然这使得我们当代人的借口不能成立，相反应当说唯有天才是种美德，而非否定天才。兰波的伟大之处不在于他在夏尔维尔最早的呼喊，也不在于他在哈拉尔的经商活动 [178] ，而表现在兰波赋予反抗其从未接受过的最正确的语言，同时说出了他的胜利与忧虑，世界缺少的生活与不可避免的世界，对不可能的事物的呼喊与需要拥抱的坎坷的现实，对道德的拒绝与对义务不可抗拒的怀念。他身上既有光彩又有地狱，他既侮辱美又赞扬美，他怀着不可克服的矛盾表演了二重唱与轮唱，他在这时成了反抗的诗人，而且是最伟大的反抗诗人。他的两部伟大的作品构思时间的先后是无关宏旨的，这两部作品之间相距的时间很短。任何艺术家都由于有这种生活经历而绝对肯定地知道兰波同时构思了《地狱的一季》与《彩画集》。他虽然先后写出这两部作品，却同时孕育了它们。这种矛盾扼杀了他，却是他真正的天才所在。
这位诗人脱离了矛盾，在将其天才培育到最后之前便把它显示了出来，其美德在哪里？兰波的沉默对于他而言并非一种反抗的新方式。至少，从哈拉尔信件发表以来，我们再不能肯定这一点。他的这一转变无疑是神秘的。然而，这些光彩照人的少女们由于结婚而变成了机器，她们的平庸也不乏神秘之处。围绕着兰波所产生的神话意味着并肯定了在《地狱的一季》之后再不可能写什么。对于才华横溢的诗人与能力永不枯竭的创造者来说，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在《莫比·迪克》、《诉讼》、《查拉图斯特拉》、《着魔的人们》之后，还能想象出什么呢？然而，在这些作品之后，伟大的作品仍源源不断地问世，教诲并修正着世人的见解，证明着人身上最为骄傲的东西，只有在创造者死去后，这些作品才会被了解。有谁不会为那部比《地狱的一季》更伟大的作品而惋惜呢？放弃了它不是使我们大失所望吗？
埃塞俄比亚难道是个修道院吗？难道是基督封闭了兰波的嘴吗？这位可恶的诗人在这些哈拉尔的来信中只谈论金钱，说希望看到“投资得当”，“不断有收益”，由此判断，这位基督是当代坐在银行出纳台中央的那个人。在苦难中高歌的这个诗人曾辱骂过上帝与美，抗拒过正义与希望，在罪恶的空气中光荣地奋斗不息，现在却只想与一个“有前途的人结婚”，这位魔术师，慧眼，苦役犯监狱始终对他关闭的不妥协的苦役犯，没有神明的大地上的国王般的平民，他在围着肚子的腰带中永远带着八公斤黄金，他抱怨说这腰带使他患了痢疾。难道这就是向那么多年轻人所推荐的神话英雄吗？这些年轻人不会侮辱世界，但一想到这条腰带便会羞愧万分的。要维持关于他的神话，就一定不能知道这些有决定意义的信件。人们理解为何对它们很少评论。它们是亵渎声名的，犹如真理有时亦复如此。令人赞美的大诗人，他的时代最伟大的诗人，闪电般的权威，这就是兰波。但他并非人中之神、愤世嫉俗的榜样、诗歌的修道士，如像人们对我们介绍的那样。只有在他生命临终躺在病床上时，才能发现他的伟大，这时，即使平庸的心灵也会打动人心的。“我是多么不幸，我真正是多么不幸啊……我身上有钱，却不能再守护着它！”幸而，这悲惨时刻的沉痛呼喊使兰波和其他濒死的人一样看起来也有种伟大的精神。“不，不，我现在要与死亡抗争！”年轻的兰波面对深渊又复活了，诅咒生命不过是绝望地死亡，往昔时光的反抗精神也随之而复活。只有这时，这个资产阶级的掮客才又成为我们如此钟爱的、悲痛欲绝的年轻人。他此时怀着恐惧与痛苦，这是不知道珍视幸福的人最终都会发生的。唯有这时才开始显现他的激情与真相。
此外，在他的作品中的确也提到哈拉尔，不过是以最后的告别形式。“迷迷糊糊地睡在沙滩上，多么甜美”。一切反抗者所固有的对毁灭的狂热这时采取了最普遍的形式。兰波所刻画的亲王不知厌倦地杀戮他的臣民，像这样可怕的罪行，长期的放荡不羁，这些是超现实主义所侧重的主题。然而，虚无主义的颓丧情绪最终占了上风，斗争、罪恶使疲惫的灵魂感到厌倦。这位慧眼为了不忘记往事而喝酒，终于酩酊大醉，沉沉昏睡，我们当代人对这种情况非常了解。他在沙滩上或在亚丁沉睡，同意世界的秩序，不是主动地而是被动地，即使这种被动是可耻的。兰波的沉默也使人们对帝国的沉默有思想准备，这个帝国在除斗争之外对一切屈从的人们的上方翱翔。这个突然受金钱控制的伟大灵魂提出其他要求，起初是过分的，然后又为警察效劳。自己如今什么也不是，这是对自己的反抗已厌倦的智士的呼喊。这是一种精神自杀，这种精神没有超现实主义的精神受人尊敬，但影响更大。从这个伟大的反抗运动来说，超现实主义之所以有意义，不过是因为它试图继续唯一赢得怜爱的兰波的事业。
超现实主义从关于这个慧眼的信件与它提出的方法中得出了反抗的苦行的规则，阐明了生存的意志与毁灭的愿望之间、非与是之间的这种斗争，我们在反抗的各个阶段都能看到这种斗争。由于这种种原因，与其重复那些围绕兰波作品的没完没了的评论，不如到他的继承者那儿去追踪他、认识他。
超现实主义是绝对的反抗，完全不屈从，破坏规则，幽默与崇拜荒诞，就其最初的意图来说，它可定义为对一切的挑战，永远在重新开始的挑战。它对一切确定的事物的否定态度是明确的、坚定的，具有挑衅意味。“我们是反抗的专家。”阿拉贡提出，超现实主义是推翻思想的机器，它首先是在“达达” [179] 运动与贫血的享乐主义之中形成的 [180] 。应该提出“达达”运动的根源是浪漫主义。它的内部那时已经培育着无意义与矛盾。真正的达达分子是反对“达达”的，大家都是“达达”的导师。还有“什么是善？什么是丑？什么东西伟大、有力、虚弱……我们不知道！不知道！”这些沙龙虚无主义者显然受到威胁，要求他们作为世人提供最严格的公认的教条。但超现实主义中除因循守旧与兰波的遗产外还有另外某种东西，布勒东 [181] 将其概括为：“我们应该放弃一切希望吗？”
对缺少的生活的召唤伴随着完全拒绝现存的世界。布勒东对此说得好：“我无力掌握加之于我的命运，我高傲的良心拒绝正义，因而我决不让我的生命适应人世间一切可怜的生存状况。”布勒东认为，思想既不能固定于生活，也不能选择彼世。超现实主义想对这种永不平静的不安宁做出回答。它是“思想发出的反对自己的呼喊，而且他决心绝望地粉碎这些桎梏”。他发出反对死亡与昙花一现的生存状况的呼喊。超现实主义于是焦急不安，生活于一种受到伤害的狂怒状态。同时刻苦自励，高傲地毫不妥协，这就意味着道德。超现实主义是混乱的主要理论，从其根源上说，就承担着创造秩序的责任。但它首先只想到破坏，开始是使用诗歌的诅咒，继而用物质的锤子。对真实世界的指控合乎逻辑地变成对创造的指控。
超现实主义的反一神论是言之成理与自成系统的。它首先坚定地认为，人是绝对无罪的，应当向人归还“其全部的力量，而以往这种力量是归之于上帝一词的”。如同在全部反抗史中一样，这种绝对无罪的思想由绝望而产生，逐渐转变为疯狂的惩罚。超现实主义者在颂扬人的无辜的同时，认为也可以颂扬杀人与自杀。他们谈到自杀时，将其作为一种解决办法。克瑞凡尔认为这种解决办法“可能是最正确彻底的”，而且他如同瑞戈与瓦舍一样自己了结了生命。阿拉贡后来谴责这类鼓吹自杀的言论。尽管如此，这种言论还是名声大噪，而不与其他人一道宣扬它们，并不会给人带来荣誉。超现实主义保留了它憎恶的“文学”的最坏的功能，肯定了瑞戈令人震动的呼喊：“你们都是诗人，而我呢，我与死亡在一边。”
超现实主义并未到此为止。他选择维奥莱特·诺咨埃或普通法的匿名罪犯作为英雄，从而在罪恶面前肯定了人的无辜。但是它也竟敢说出超现实主义最简单的行为就是手持手枪走上街头，朝人群胡乱开枪。而这是安德烈·布勒东1933年以来为之懊悔的一句话。除了个人及其愿望的决心之外而拒绝其他一切决心的人，以及除了无意识的最高权位而拒绝一切最高权位的人，的确在同时反抗社会与理性。非理性行为的理论使对绝对自由的要求臻于完善。如果这种自由最后归结为杰里所说明的孤独又有何妨：“当我得到完全的自由时，我要杀死所有的人，然后一死了之。”最主要的是桎梏已经否定而荒谬获得胜利。在一个无意义无荣誉的世界上，唯有表现为种种形式的生命欲望是合理的，这种对杀人的颂扬如果不是意味着这一点又意味着什么呢？生命的奔放，无意识的冲动，荒谬发出的呼喊，这是应该肯定的唯一的纯粹真理。反对欲望的一切事物，主要是社会，皆应无情地摧毁。这样便会理解安德烈·布勒东谈及萨德的一种看法：“人只同意在罪恶中与自然结合在一起，有待了解的是，这并非爱的最疯狂最无可争议的方式之一。”人们清楚地感到这说的是一种无对象的爱，是被撕裂的灵魂的爱。而这种空洞与贪婪的爱，这种占有的狂热恰恰是社会所不可避免地要遏制的。布勒东对这种表白仍困惑不解，但却赞扬背叛，并声称（超现实主义所竭力证明的）暴力是唯一适当的表达方式，其原因即在于此。
然而社会仅由个人组成，它也是一种机构团体。超现实主义者生来并非为了杀死众人，依照他们的逻辑来讲，他们终于认为，要解放欲望，首先需推翻社会。他们选定为同时代的革命效劳的道路。超现实主义者从瓦尔波 [182] 与萨德转向赫尔维修 [183] 与马克思，由于他们与这一试验的对象是一致的。但人们清楚地感觉到，并非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而引导他们走向革命，相反，超现实主义不懈的努力就是要与马克思主义一道调和那些引导它走向革命的要求。可以恰当地说，超现实主义者今天之所以走向马克思主义，正是由于他们今天最憎恶马克思主义，人们了解马克思主义的愿望的实质与崇高性，与它怀有同样的痛苦，因而犹豫不决，考虑是否要向安德烈·布勒东点明他的运动，原则上是要建立“无情的权力”与专制，鼓动政治狂热，拒绝自由讨论，认为死刑是必需的。人们对这个警察专横的革命时代的古怪词语（“破坏”、“告密者”等）也惊愕不已。这些狂热分子想要一场“不论什么样的革命”，只要能使他们脱离不得不生活于其中的小店主的与妥协的世界，任何革命都行。他们无望得到最好的，便宁可要最坏的。就此而言，他们是虚无主义者。他们没有看到，他们之中以后会忠于马克思主义的人们同时也忠于他们原来的虚无主义。超现实主义如此固执地所企求的对语言的真正破坏并不在于不连贯或规律性，而在于语序。阿拉贡徒然地开始揭露“可耻的实用主义态度”，最后还是在这种态度中找到了道德的完全解放，即使这种解放与另一种奴役一致。彼埃尔·纳维尔是超现实主义者中对此问题进行过最深入思索的人，他探索革命行为与超现实主义行为之间的共同点，深刻地提出这就是悲观主义，也就是“意欲陪伴人去死亡，为了让这种死亡有用而不疏忽任何东西”。奥古斯丁学说与马基雅维利主义的这种混合，可以说是二十世纪革命的特点。人们不能对那时的虚无主义作出更大胆的表达。超现实主义的变节者曾忠于虚无主义的大部分原则。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想死去。安德烈·布勒东及其他某些人之所以最后与马克思主义决裂，是因为他们身上有些超出虚无主义的东西，即他们还忠于反抗的根源中更为纯洁的东西，他们不想死去。
的确，超现实主义曾想公开主张唯物主义。“在波将金号装甲舰造反的开始，我们乐于承认这块可怕的肉。”但他们并不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对这块肉并没有友谊，即使是理智方面的友谊。这腐烂的肉仅仅象征着使反抗产生的世界，而这反抗是针对它的。即使反抗使一切合理，它也解释不了什么。对超现实主义者来说，革命并非日复一日在行动中要实现的目的，而是一个绝对的神话与安慰者。革命是“真正的生活，如同爱情一样”，艾吕雅就是这样谈论的，他那时没有想象到他的朋友卡兰德拉会由于这种生活而死去。他们想要的是“天才的共产主义”而非其他。这些奇怪的马克思主义者声称自己反抗历史而颂扬英雄的个人。“历史受到由个人卑劣行为所决定的法则所支配。”安德烈·布勒东同时想要革命与爱情，而两者是不能并存的。革命就是要爱一个尚不存在的人。如果某人爱上一个活人，他若真正爱这个人，他只会同意为此人而死。事实上，革命对于布勒东仅仅是反抗的一种特殊情况，而对于马克思主义者以及一般的对于一切政治思想来说，唯有与此相反的是真实的。布勒东不想竭力去通过行动实现幸福的城市，这种城市会使历史臻于至善。超现实主义的基本论点之一就是没有拯救。革命的好处不是给人们以幸福，这是“大地上可憎的舒服”。在布勒东的思想中，革命相反应该净化与照耀世人悲惨的状况。世界革命以及由此造成的可怕牺牲只应该带来一种好处：“阻止社会状况人为的不稳定性，掩盖人类状况真正的不稳定性。”只不过布勒东认为，这一进步是过渡的。可以说，革命应该服务于内心的苦行，每个人可以借此把现实转变为奇妙的东西，这是“人的想象力光辉的反应”。奇妙的东西在布勒东那里所占的位置犹如合理的事物在黑格尔哲学中的位置。难以想象会有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更完全对应的观点。阿尔托称之为革命的阿米埃尔 [184] 的那些人的长久的犹豫因而不难得到解释。超现实主义者与马克思的区别更甚于反动分子，例如约瑟夫·德·迈斯特 [185] 。超现实主义者利用生存的悲剧来拒绝革命，也就是要保持历史局势。马克思主义者则利用生存悲剧来证明革命的合理性，即创造另一种历史局势。这两种人都以人类的悲剧为其实用主义的目的服务。而布勒东自己却利用革命来结束悲剧，事实上让革命服务于超现实主义的追求，不论其刊物的名称是什么。
马克思主义要求不合理性从属于自己，而超现实主义者却起而誓死捍卫不合理性，人们若想到这一点，两者的最后决裂则可得到解释。马克思主义意欲征服全体性，而超现实主义如同一切精神领域的试验一样，意欲征服单一性。倘若合理性足以征服世界帝国，全体性便要求不合理性屈服。然而单一性的欲望更强烈，它不满足于一切皆是合理的，特别想要合理性与不合理性在同一水平上得到调和。没有一个单一性意味着残缺。
安德烈·布勒东认为，全体性仅仅是单一性道路上的一个阶段，也许是必不可少的，但肯定是不够的。我们在这里又遇到了“不是得到一切，就是一无所有”这个命题。超现实主义倾向于普遍性，而布勒东对马克思进行的奇怪而深刻的指责恰恰是说他不是普遍的。超现实主义者想调和马克思的“改造世界”与兰波的“改变生活”。可是马克思的学说导向征服世界的全体性，而兰波的主张导向征服生活的单一性。荒谬的是，一切全体性都是限制性的。最后这两种公式使人群分成两部分。布勒东选择了兰波，指出超现实主义不是行动，而是苦行与精神体验。他把构成其运动的独特之处放在第一位，这对于思考反抗，恢复神圣的事物与征服单一性是宝贵的。他愈深入地把握这种独特之处，便愈加不可挽回地与其政治上的伙伴以及其最初的几种要求分道扬镳了。
安德烈·布勒东在要求超现实方面从来没有改变，这种超现实即梦想与现实的融合，使理想与现实之间古老的矛盾升华。人们知道超现实主义的解决办法：实际的不合理性，客观的偶然性。诗歌是对“崇高点”的征服，唯一可能的征服。“精神上的某一个点，生命与死亡，现实与想象，过去与未来”……就是在这个点上不再被看做是矛盾的。标志着“黑格尔体系彻底瓦解”的这个崇高点到底是什么呢？这就是寻求“高峰——深渊”，这是神秘主义者所熟悉的。其实，这是一种没有上帝的神秘主义，它平息与阐明了反抗者对绝对的渴求。超现实主义的主要敌人是唯理论。此外，布勒东的思想提供了西方思想的一幅奇特的景象，即类比原则不断为人采用，而牺牲同一性与矛盾的原则。这恰恰就是用欲望与爱情之火熔化矛盾，让死亡之墙倒塌。巫术，原始的或朴素的文明，炼丹术，关于火焰之花或白夜的雄辩术，这些是单一性与哲学之石的道路上奇妙的阶段。超现实主义即使没有改变世界，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些奇特的神话，当它宣布回到希腊时代时，便部分证明尼采是正确的。仅仅是部分，因为这是黑暗时代的希腊，是神秘与邪恶的神明的希腊。最后，由于尼采的试验以接受中午为荣耀，而超现实主义的试验则以颂扬午夜、顽固而焦虑地崇拜暴风雨达到顶点。按布勒东自己的话说，他懂得，不管怎样，已经得到了生命。然而他的赞同并不是赞同光明，而光明是我们所需要的。他说：“我身上有过多北方的东西，因而不是一个完全赞同的人。”
然而他往往让人减少否定的部分，而提出反抗的正面要求。他宁愿选择艰苦的生活而不是沉默，但仅仅记住了“道德的警告”。巴达耶认为，正是这种道德的警告推动激励着最初的超现实主义：“用一种新道德代替流行的道德，因为这种道德是我们一切痛苦的原因。”他建立新道德的意图并未成功，今天也无一人获得成功。但他对这样做从未失去希望。他想使人变得崇高，而世人竟以超现实主义所采纳的原则的名义堕落了，面对这样一个时代可怕的现象，布勒东被迫建议暂时回归传统道德。这也许不无暂时停顿一下之意。但这是虚无主义的停顿与反抗的真正进步。总之，他清楚地感到人们需要有道德与价值观念，由于做不到这一点，大家知道布勒东选择了爱。不应忘记他所处的是个蝇营狗苟的时代，而他当时是深刻谈论爱的唯一的人。爱是处于焦虑状态的道德，可以作为这个流放者的归宿。当然，这里还缺少一种措施。超现实主义既非政治亦非宗教，可能只是一种不可能实现的智慧，但也表明世上没有舒舒服服的智慧，布勒东令人赞叹地呼喊：“我们想要并能得到我们生命的彼世。”当理性转入行动并让它的大军在世界上浩浩荡荡地挺进时，他在那个辉煌的黑夜扬扬得意。这黑夜也许的确预示着这种曙光以及我们的文艺复兴的诗人勒内·夏尔的黎明。
虚无主义与历史
形而上的反抗与虚无主义存在一百五十年后，又看到人类所抗议的同一个被毁坏的面孔顽固地重新出现，带着不同的面具。起而反对生存状况及其创造者的所有的人都肯定了人的孤独，认为一切道德均无价值。然而所有的人同时又设法建立一个纯粹是地上的王国，由他们选择的规则加以主宰。他们是造物主的敌手，必然会按照自己的利益重新创造。那些刚刚创造世界的人们拒绝世界上有其他规则，除了欲望与权力的规则之外。他们跑向自杀或疯狂，歌唱世界末日。对其他人来说，他们想用自己的力量创造他们的规则，遂选择了徒然的炫耀表象或平庸，或者还有杀人与破坏。然而，萨德与浪漫派，卡拉马佐夫或是尼采，之所以进入死亡世界，是因为他们想要真正的生活，结果由于相反的作用，倒是对规则、秩序与道德的召唤声响彻在这个发狂的宇宙。只有当他们抛弃了反抗的重担，逃避反抗造成的紧张，选择了专制或奴役的安逸生活，他们的结局才是不吉利的或破坏自由的。
人类反抗的崇高的悲剧形式不过是对死亡的长期抗议，对由普遍的死刑所支配的生存条件的激烈控诉。在我们遇到的一切情况中，抗议每次都是针对创造中不和谐、不透明、中断的一切。因而基本上说来，这是对统一性的无休止的要求。拒绝死亡与渴望生存及透明，是一切疯狂行动的动力，不论它们是崇高的或幼稚的。这仅仅是个人卑怯地拒绝死亡吗？不，因为其中的许多反叛者为了达到他们的要求而付出了必须付出的一切。反抗并非要求生存，而是询问生存的理由。他拒绝死亡带来的后果。倘若没有任何东西生存下去，则没有任何东西是合理的，死亡的一切无意义可言。与死亡斗争便是要求生存的意义，为规则与统一性而斗争。
对恶的抗议居于形而上的反抗的核心，这很能说明这一点。令人愤慨的并非是儿童的苦难，而是这种苦难竟没有得到辩解。不论怎样，痛苦、流放、幽禁有时为人所接受，当医生或情理说服我们这样做时。在反抗者看来，世界的痛苦所缺少的，如同在世界的幸福时刻一样，是解释的原则。反对恶的起义首先是要求统一性。在被处死刑的人们的世界，反抗者不倦地以要求最后的生存与透明性来反对生存条件的致命的不透明性。他追寻一种道德或神圣的事物而不自知。反抗是一种苦行，虽然是盲目的。反抗者这时之所以亵渎神明，是希望有新的神明。他在最早的更深刻的宗教运动的冲击下而动摇，但这是一种落空的宗教运动。并非反抗本身是高尚的，而它所要求的是高尚的，即使它所得到的依然是卑鄙的。
至少应该认识到反抗所得到的卑鄙的东西。每当它将对现在存在的一切完全拒绝，亦即绝对的“不”奉为神明时，便会杀人。每当它盲目地接受现存的一切并高喊绝对的“是”时，也要杀人。对创造者的憎恨可转为对创造的憎恨或者对现存的一切独有的爱。但在这两种情况下，它都走向杀人，并失去被称做反抗的权利。人们可以两种方式成为虚无主义者，而每次都通过过度的绝对。显然，有的反抗者想要死去，有的反抗者却想让人死去，但他们都是一样的，都焦灼地渴求真正的生活，对生存感到心灰意冷，宁要普遍化的非正义而不要被肢解的正义。当愤怒达到这种程度，理智会变成狂怒。人类心灵本能的反抗多少世纪以来一点儿一点儿地走向其最大的觉悟，倘若确系如此，我们也看到，它的盲目的胆量也在增长，直到它决定用形而上的谋杀来回答普遍的杀人。
我们认识到，“即使”标志着形而上反抗的最重要的时刻，它在任何情况下均以绝对的破坏而收场。今天照耀世界的不是反抗与它的高尚精神，而是虚无主义。我们应该阐述它的后果，但不忽略其根源的真实情况。即使上帝存在，当伊万看到对人施加的不公正，也不会投诚于他。然而，对这种不公正进行长期深思后，一道更凄惨的光芒将“即使你存在”改变为“你并不值得存在”，然后又改变为“你并不存在”。受害者在他们所认为的自己无辜中寻求最近的罪恶力量与原因。这些受害者对他们的不死性感到绝望，确信他们要被判决，于是决定杀死上帝。从这天起便开始了当代人的悲剧。如果这样说是错误的，那么说这种悲剧已经结束同样是不真实的。这个谋害相反标志着古代社会终结以来所开始的悲剧的最早时刻，这场悲剧的最后的台词尚未引起反响。从这个时刻起，人决定摈弃圣宠，依靠自己的手段生活。从萨德到今天发生的进步即在于日益扩大封闭地区，没有上帝的人照他自己的规则粗暴地统治着那里。人们面对神，愈来愈把有堡垒守卫的地盘界线向外推进，直至使整个宇宙成为一个反对被放逐的失望上帝的要塞。人在反抗终结时把自己封闭起来，其最大的自由，从萨德的悲惨的城堡到集中营，仅仅是建造他自己的监牢。但戒严状态逐渐普及，对自由的要求想扩展到所有的人。于是必须建立反对圣宠王国的唯一王国，即正义的王国，最终在神的社会的断壁残垣上建立人的社会。杀死上帝并建立教会，这正是反抗的持久而矛盾的运动。绝对的自由终于成为绝对义务的监牢，集体的苦行，要完结的历史。作为一个反抗世纪的十九世纪便这样进入二十世纪，这个正义与道德的世纪，这个人人都感到欢畅的世纪。尚伏，反抗派的道德学家，已经对此给出了公式：“首先要公正，然后才谈得上豪爽，犹如先要有衬衣然后才谈得上花边。”人们于是放弃了作为奢侈品的道德，而仅仅保持创建者艰辛的伦理。
我们现在应该探讨为创建世界帝国与普遍规则而作的充满坎坷的努力。我们已到了反抗运动废弃一切奴役而全力兼并一切创造的时刻。对这方面的每一次失败，我们已经看到，可望成功的政治解决办法指日可待。今后怀有道德虚无主义的反抗行动从其获得的东西中只保留权力意志。反抗者基本上只想征服他自己的存在，在上帝面前保持它。然而他失去对其起源的记忆，依照精神方面的帝国主义法则，通过无限增多的杀人而走向世界帝国。他从天宇中赶走了上帝，而形而上的反抗思想这时毫不犹豫地与革命运动汇合在一起，对自由的不合理要求自相矛盾地以理性作为武器，它觉得唯有征服权力是纯粹属于人的。上帝已经死去，而人继续生存着，也就是必须理解与建立的历史。虚无主义于是在反抗内部吞没了创造力量，仅仅提出可以用一切手段来建立历史。人知道以后在大地上是孤独的，在走向人的帝国时将理性的罪恶与不合理的罪恶结合在一起。人在深思反抗的意图与死亡时，在“我反抗，故我存在”之外，又增添了一句：“我们是唯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