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尔斯·惠布利
一位已故的作家，如果主要以知交的身份留在我们的记忆中，要对他的文学作品作一评判，将是异乎寻常地困难，我平生第一次感受到了这一点。为难之处倒不在于我们出于内敛含蓄和害怕批判性不够觉得对赞美之辞得有所保留，而主要在于我们的评断会不可避免地把我们对作品的印象和对作家本人的印象混合在一起。大凡知道查尔斯·惠布利其人并常有机会聆听其谈话的，都会感受到在谈笑之间他的个性所留给人的强烈印象，而要对这样一位已逝的作家和他存世的作品进行评价，将是何其的困难。
令评价难上加难的一个原因是，仅从他留存下来的作品，后人并不能全然推断出他在历史上的真正地位。还有一个原因是他带着满腔热情，竭尽心力写出来的诸多作品都属于我们所说的“稍纵即逝”的类型，将来也只有在过往历史中探索究竟的学者才会偶尔查阅一下。这样的作品就大体属于所谓的“报刊作品”。这里，我希望你们能容我岔开话题，对“报刊作品”这个词大体指向的写作活动的性质说两句，当然只是抛砖引玉而已。为“报刊作品”与“文学作品”作截然区分是徒劳无用的，但是也有例外，那就是硬要以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和今晚的晚报为例说明二者的区别何等昭著。不过，这样的区分太过极端，没有任何意义。也就是说，我们以文学价值作度量来区分“报刊”与“文学”是毫无益处的，我们不能认为二者的区别就是上乘之作与上上乘之作的不同：一本二流的小说不属于“报刊作品”，却也绝不能算是“文学作品”。在过去三十年里“报刊作品”这个词的含义已蜕化变质，因此，本文十分有必要在此恢复它相对固定的本义。依我看来，对这个词进行最全面和最精确的定义只有一个途径，即先探清一位作家写出公众认可的报刊佳作所牵涉的心理状态和类型。我对人的一种心理深有同感，那就是只有在急迫的处境所造成的压力下才能执笔写作或写出最佳的作品。这种心理状态，我建议可视为报刊作者的心理状态。这种心理背后的原因可能不尽相同：有的是过于热情地关注当前的时事，有的（比如我）是懒惰懈怠，需要当下某一外因的刺激，有的是因为总要急着赚点“小钱”，逐渐养成了习惯。报刊作者与其他作家的区别，倒不在于处理的材料有何不同，而在于心理动机上。报刊作者的写作动机虽然有别于其他作家，但也十分可敬，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我们经常用以贬损报刊作者的说法是：他的作品只能引起人一时的兴趣，意在当场给人留下一种强烈的印象，在这一瞬间的效果出现之后便注定要永远被人遗忘。但是，这样的说法不仅无视使一部作品免于湮没无闻的各种奇妙的偶然因素，而且忽略了这部作品会“稍纵即逝”的真正原因，忽略了我们使用形容词“稍纵即逝”的方式是随意而不严谨的。有些读者受乔纳森·斯威夫特的强大魅力所吸引，欣喜痴迷地将他的《布商书简》读了一遍又一遍；根据前面我大体给出的定义，《布商书简》就可算是报刊作品。现在，《布商书简》已成为英国书信作品中极为重要的一本书信集，对博览英国文学作品的人来说是个不可不读的篇目，正因为如此，我们并没意识到我们现今仍在阅读这本书的偶然性。假如斯威夫特从来没有写过《格列佛游记》，假如他在政治生活中从未扮演过引人注目的戏剧性角色，假如除此之外，这个不寻常的疯子并没有可使自己永垂不朽的其他条件，如极其有趣的私人生活，《布商书简》今天的地位又将是怎样的？能偶尔赞其为佳作的人，大概只能从研究这一时期英格兰和爱尔兰历史的学者中寻找，而这样的学者中具有超群的文学见地的，可谓少之又少。假如笛福不是《鲁滨孙漂流记》和《摩尔·弗兰德斯》的作者，假如塞缪尔·约翰逊并不是鲍斯威尔[1]笔下的传主，他们论时政的文章集子大概也会面临同样的命运。再来看一位与前面几个作家不大相同的英国作家约翰·亨利·纽曼。我们假设这位优秀的作家并不曾担任过英国国教（其缺陷所造成的危害，格莱斯顿先生[2]曾形容为“大灾难”）的领袖，在十九世纪并未曾扮演过他所扮演过的显要角色；假设他记在《为吾生辩护》中的生平思想，如同伍德[3]铸造的、不能在爱尔兰流通的半便士铜币，不曾起过社会作用，那么现在或百年以后，除了几位眼光敏锐的文体鉴赏家之外，谁还会去翻阅他的这本书？纽曼的这本《为吾生辩护》就恰恰属于报刊作品，和斯威夫特、笛福或约翰逊的没有什么区别。
举个相反的例子：马丁·马尔普雷莱特[4]的论战文与斯威夫特、笛福、约翰逊或纽曼写得最好的报刊作品比起来，的确不够精致。它们属于报刊作品写得相对粗糙的年代，不过其中还是有几篇属于佳文妙作，所有的争议都在于文学层次是否够高。现在还有谁会读这些文章？恐怕只有对那一时期的宗教纷争和散文风格感兴趣的一小部分人。这样的作品并不是培养现今说英语的民众所必需的教育内容。我们有时会赋予文学风格某些神奇的功能，认为它是神妙的防腐剂，可保无趣的过时题材永久新鲜。这个说法就与事实天差地别。单靠风格起不了保鲜的作用，只有可引起永久兴趣的内容加以上等的文学风格，才能始终保持新鲜不败。至于其他的情况，如斯威夫特或笛福的报刊作品留存了下来，那则是幸运的偶然事件。诗歌通常关注的主题相对简单，更具永久性，但即便如此，也难逃同样的命运，除了学者、对诗歌具有天生感受力的少数怪才和一些刻意学习如何正确欣赏诗作的人之外，现在还有谁会心情愉悦地将整部《仙后》读完？
查尔斯·惠布利之所以算是报刊作家，在于他的作品主要是“应景”而写，这不管是从他写的关于人物、事件或是新书的月评中，还是从他写的随笔、序言或有时作的演讲中都可以看出来。只有一个明显的例外，那就是他写的精彩传记《约翰·曼纳斯勋爵和他的朋友》。如果惠布利恰好属于我这一代人，来得及赶上可用打字机把诗歌直接打在纸上的时代，我相信他肯定不会错过这个现今不可或缺的工具。事实上，他用鹅毛笔写作，而且写得很快，只要妙手一挥，笔下的文章即刻可成，很少有需要改动的地方。这里我想再说一下，速度快慢、轻松与否，并不能检验和说明作品的好坏，有些人甚至认为佩特[5]煞费苦心写出的文章还不如纽曼一挥而就的来得好。至于惠布利写作风格的属类问题，我想我们必须一如既往，尽目力之所及，看到他与历史上哪些优秀的英语作家最有相知相惜之感，并从他们的思想中汲取了养分。惠布利的风格赖以为基础的，正是优秀历史作家和政论作家的著作。他的思想并不抽象玄乎，相反，他都是从人物的行为中看到他们所信奉的原则。他有一篇标题为《骑墙派》的文章，写的是哈利法克斯侯爵[6]，从文章的开头一段就可以看出他对政治的兴趣，他看待政治的角度，以及哪些作家具有和他相同的风格：
政治是二流的行业，天才误入政道皆出于偶然。自十七世纪以来，真心侍奉英格兰的政治家屈指可数，而以公职自肥的从政者则如恒河沙数。这群凡夫俗子中少有作家出现，并不为奇。说这些从政者应多少会点文学的表达，倒不是过分的要求。语词是在他们的“工艺”中所用的材料，但他们在自己的辩术事业之外就不知如何遣词用句。世人都听说过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7]在文学上颇有成就，听他对古典文学作品侃侃而谈，几乎像是看他在法罗牌赌桌上下赌注那般精彩[8]。后来他就写了本书，可怜名声就如吹破的气泡般没了踪影。哈利法克斯和博林布鲁克子爵[9]、伯克和迪斯累里——这些人倒不用害怕被遗忘的命运，可你从哪里还可以找到第五个这样的人？
我替惠布利用了限定短语“自十七世纪以来”感到遗憾，原因不过是希望他能提到来头更大的克拉伦登伯爵，在其他地方他倒是论述过这个人。不过，这段话最能说明的是惠布利的文学风格问题和他对政治人物的判断。他对三类人尤其能理解同情，即政治家、绅士和流浪者，而且他具备能引发读者共鸣的独特阐释才能。至于第一类人，我想上面所引的这个段落可以说明，他对政治家的总体看法中有时明显存在一种判断偏见：他可能过高评价了政治家博林布鲁克的美德，而偏于弱化他的缺点，原因大概是受了他明爽有力的文风和强大个人魅力的影响。（另一方面，在我看来，他评判曼纳斯和斯迈思时以才华更出众的迪斯累里作反衬，对前二者的评判倒是十分恰当的。）然而，一位政治家的政治艺术和他的散文风格之间的关系是不可忽略的；我们在麦克唐纳先生[10]、劳合·乔治先生，尤其温斯顿·丘吉尔先生的著作中可以找到印证的材料。
说到作品的“谈话式风格”，人们时常含糊其辞。不过对这一问题，他们更经常的是直言反对口语和书面语的分化。口语和书面语的确可以分化到非常远的地步，最终的结果就是形成一种全新的书面语。但我们忽略了一点：完全合一的口语和书面语基本让人难以卒听或卒读。如果我们所说的与所写的如出一辙，则没有人愿当我们的听众；而如果我们所写的与所说的如出一辙，则没有人愿当我们的读者。口语和书面语既不能太过于接近，也不能离得太远。譬如，亨利·詹姆斯后期的文风就不全然是谈话式风格，而是晚年的他向秘书口述的风格。《尤利西斯》结尾那段有名的独白也绝不是男人或女人内心活动的方式，在那段独白中，语言大师乔伊斯实际上在尝试用一种不一样的媒介，即书面语，来展现人的内心活动这种幻象。然而，口语和书面语之间还是有一层本质的联系，当然，要表现这层联系并不意味着要创造出作品的谈话式风格或话语的掉尾风格。在我所认识的所有优秀作家的作品中，甚至在詹姆斯·乔伊斯的近作中，都能找到口语和书面语的这种不可名状的亲密融合。所以，关于惠布利或其他任何一位作家，我们现在就不能说他文如其言或言如其文了。不过，惠布利的作品倒是有一种品质，使得它与作家本人的言谈的联系要密切于它与任何其他作家的作品的联系。我知道“真挚”这个词听起来语意非常模糊，但是它毕竟呈现了一种诚实的心理，正是这种心理将一位优秀作家言与文的风格融为了一体，不管二者在节奏、句法和语汇的使用上如何的不同。对此，我们显然举不出反例来作进一步说明，我只能再次申明：如果我清楚一位作家的为人，并且在我看来他的作品算是优等的散文，读他的纸上作品，总有一种亲耳聆受其谈吐的感觉。
惠布利常用以称赞其他作家的风格的一个短句是（即便他对作品的内容感到兴趣寥寥）：它具有鲜活的力量。至少在谈话中他是经常这么用的。惠布利的散文作品能吸引住别人的注意力，也在于它充满了鲜活的力量，他的作品与英国文学史上古老作品的渊源关系一点也未能影响它自身的吸引力，相反却突显了它的活力。他留给人的印象总是一种“无畏的真挚”，而这要比一向“不出差错”来得更重要。我们总会感觉到，凡别人害怕不敢说的话，随时都能直截了当地从他的口中飞出。因此，读者的心里必然会生出一种惴惴不安的情绪，而这倒有助于吸引他们的注意。事实上，惠布利只要下定决心，就可成为谩骂能手。如今谩骂的文章在不同时候不同国家，因当时当地所流行的习俗和法律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样式。现在社会时兴的是把谩骂痛斥为败俗的恶习，游戏的规则自然也就相应变了。多年以前迪斯累里曾在致约翰·罗素勋爵[11]的一封信中公开称其为“微末之虫”。我不知道当时两人之间有没有决斗或者官司，不过，有次我在写给一家杂志社的信中用了同样的短语来指一个同代人，这家杂志社竟然退了我的稿，理由是我的文章可能涉嫌诽谤。也罢，这倒也无所谓，不管游戏规则变得再怎么严密，善于辩争的行家总能将自己的行事控制在现行的规则范围内。对他而言，这其实更添了刺激的趣味：一旦行家摸清了现行的规则，他的一句温和之语，就有千钧的力道，能抵得过他在相对宽松的规则里说的一句严厉许多的话。事实上，我想如果我们天天读的都是莱昂·都德[12]（他恰巧是惠布利的朋友）这位法国谩骂大师的炮火文章，日日领教的都是这位不寻常的报刊作者所自许的谩骂自由，倒真会感到疲劳不堪。我们会觉得他只要稍微收敛一点，寓于讥讽之后的主旨便能更好地显示出来。说到都德，我还要再提一人——夏尔·莫拉斯[13]——他的谩骂风格与都德殊异，但却更为严苛，他们与惠布利堪称是他们那一代最优秀的三位谩骂作家。现今这个时代里，谈论“言论自由”的声音甚嚣尘上，却没什么人真正关注说“坦诚话”和“明白话”的问题。“言论自由”已经只限于自由谈论性、性变态、性堕落的范畴，它成了“性改革世界联盟”的成员所独有的特权。在我看来，现在很少有人敢要“骂骗子为骗子，骂傻子为傻子”这种言论自由了。“骗子和傻子，你我同样地憎恶”，德莱顿在他悼念奥尔德姆的著名诗作中说道；可能现今我们对这些已经习以为常，心中的憎恶都给磨平了。
惠布利曾为《布莱克伍德杂志》写过专栏“无序的思绪”，每月供稿一篇，时间长达三十年之久，只有两次因故停写，而其中一次代表着专栏的终结。这个专栏里的文章，是我近来所知的最经久不衰的报刊文学作品。都德的文章有时读起来不免累人，而莫拉斯的有时则显得乏味，两人的作品都常给人重复之感；温德姆·刘易斯先生[14]作为我这一代人中最具才华的报刊作者（写报刊作品不过是其众多才赋之一），却常将他的才智浪费在一些绝不值得他使用“笔枪墨弹”的对象上，而且他的重磅炮弹常常打向那些一推即倒的“纸牌房子”。但是惠布利却富有谋略，他让自己的攻击对象多样化，并根据对象的不同改变自己的攻击方法。他在抗议某届政府的议案的时候，或在发表对格莱斯顿的看法的时候，或在反对急于宣传被他视为品质劣等的《不列颠百科全书》的时候，或在谴责建设国家剧院的项目的时候，或在对平内罗先生、琼斯先生、埃德蒙·戈斯先生、“欧玛尔·海亚姆俱乐部”[15]发表看法时，他一般根据他要摧毁的目标物是“乔木”、“灌木”还是“草地”来调整火炮的猛烈程度。他也不常紧抓住某个话题不放，时不时地会突然转向其他话题，如他喜欢的一本旅游书或法国葡萄酒和烹饪艺术。尤其深得我心的是他转话题的技巧，他的技巧看起来拙朴无奇，似乎是因为关于目前的话题他已无可说之话，所以就相当随意地转到另一个话题。近来几个月我一直在细慢地翻检惠布利所写的“无序的思绪”系列文章，目的是把那些论及文学和艺术的段落编成一本选集。这就好比是在雕刻一只支骨灵活却少了关节的小鸟：你从某月的“无序的思绪”中抽出一个段落，它虽然自成一体，与前后文绝无半点联系，但你会发现这篇文章少了点什么。选集编出来以后，我担心它与“无序的思绪”原文的关系就好比假猎鹰与真猎鹰的关系：前者的飞翔姿态是用材料巧妙地装填出来的，而后者则是活生生地从空中掠过或猛扑下来。正是因为章法的“无序”，“无序的思绪”里的文章才有了鲜活的气韵。惠布利忠实而流畅地跟随自己思绪的走向，他没有像我和其他大多数人那样，得先想好六七个要谈论的话题，然后将它们移来换去，以排出最为适宜的顺序。相反，在他的文中上下话题的过渡全是自动显现的。有时批评家会谈论到现代诗歌中出人意料的过渡和并置手法；从现代诗歌中可以看出，只要条件合适并能取得效果，我们运用章法时是可以不讲章法的。过渡的方式是否可以使人信服，只不过是作者的思维serré[16]抑或délié[17]的问题，是作者是否将自己全部的性情都寓于作品中的问题。毫无疑问，不管惠布利写的是什么，从中总能见到他的完整性情，正是这种性情的统一性赋予了他多样的话题某种不可消解的统一性。
为了取得这种统一，甚至可以说，为了获致一种鲜活的风格，谈话式的写作不管在散文还是诗歌中都具有宝贵的价值。事实上，我相信要写好作品多交谈是有必要的。我这里用“交谈”而不用“说话”，是因为我相信优秀的作家可分为两种：一种是经常与别人交谈的，另一种可能没那么幸运，要经常与自己交谈。思想是与自己的对话，自从提出这个说法以来，两千多年的历史已经过去了，所有的文学创作，不是发自与自己对话的习惯，就是源于与他人对话的习惯。大多数人两方面都做不到，这就是他们的生活如此热闹活泼的原因了。不过，有意从事写作的人则必须二者择其一，因为思维的路径无外乎四种：说与别人听，与别人互说互听，说与自己听，说与上帝听。
惠布利还有一个对文学批评者来说极为重要的品质，与前面所提到的谈话式风格不无关系。文学批评像任何其他文学或艺术活动一样，有一个必不可少的要求，那就是必须富有趣味。而富有趣味的一大前提是懂得只选择自己真正感兴趣的话题，选择能与自己的性情贴合的主题。知识的一般性，作为一种空想，要比趣味的一般性更易于企及；不过，比博学多识更重要的是弥散于文本中的作者的个人趣味。惠布利具有真挚之人从事批评的谨慎，所选择的无不是符合自己性情的话题。他有学问，也不缺学术成就。他更像是地道的希腊“本土人”，而非研究希腊文化的“外族人”。他做古典学问的水平，是受诸如罗·亚·尼尔[18]这样的虔敬学者教导的结果，学成之后，他便能从容地用于自己的研究中。他并不像一些自命不凡和自以为是的批评者，所专注的只不过是评论和编辑那些名声已定的作家的作品，或者研究一位被一再评论的作家，在与其有关的文献中又添上一篇肤浅的评论。也就是说，惠布利为英国批评界所添的许多文章的主题多未被前人论述过，即便前人有所涉及，也阐述得不太好。而他对这些主题的论述，将来也难再往里添补内容，他能在批评界占据一个稳固的席位就是这个原因了。
我前面说过惠布利尤其喜欢属于绅士或流浪者身份的文人，也许最受他欣赏和喜爱的是兼具这两种身份特点的作家。托马斯·厄克特爵士[19]是他欣赏的一个人物；这位“先祖亚当的后裔”自称是“长老会信徒的基督徒”，他著有《采珠拾翠集》和《世界语导论》，而且译有拉伯雷的著作，成就非凡；惠布利能欣赏这样的人物，倒是极好地说明了厄克特这位作家的特点。在政治方面，惠布利从人物身上看到了他们的理念；在文学方面，他的表现也是尽了自己的极至，尤其是当他欣赏的作品的作者与他的性情相近的时候，他的评判就显得至为公正。还有一篇文章可以显示他对作家个性的青睐有时甚至到了臆测的地步。这篇文章写的是佩特罗尼乌斯,除了惠布利之外，谁还会想到去这么评论《萨蒂利孔》的作者：他“是个了不起的绅士”？不过，惠布利在此使用的这个短语，所蕴涵的意义倒也十分恰当。说他因为喜欢佩特罗尼乌斯的个性而常常扭曲了文学价值是不对的，至少他能够由衷地评论道：“佩特罗尼乌斯像莎士比亚那般隐奥难解，像福楼拜那般不动感情。”另一方面，他即便不太喜欢某位作家，也能以欣赏的态度来看待他的作品，比如劳伦斯·斯特恩[20]的例子。他在那篇评论佩特罗尼乌斯的文章中，就像在其他地方一样，充分表达了对他所谓的“底层世界的流浪文人”的普遍喜爱的态度。
今天你随时都可能遇到一个恩科尔皮乌斯[21]，但你不会感到惊奇，或者误当他是什么其他人。他的身影常在斯特兰大街的吧台晃悠，或隐藏在灰客栈路[22]的阴惨巷子里。有这么个人（多少人中才有一个！），他在大学里的事业是何其的辉煌，却在大马路上寻见自己真正的家，之后便立即离开学问的丛林，去依傍充满险患的普通篱墙了。伦敦的马场道上、人行道上，到处都有人认识他；骗徒和掮客都是他自选的随伴；时不时地他会出现在他的老伙伴那里，尝一尝特里马尔奇奥[23]的酒宴的味道，同时还抱怨说花在满足自己胃口的钱倒不如用来养马更值些。虽然很久以前他就已忘了自己的绅士身份，却总能记得自己是位学者，虽然不免会撒酒疯耍流氓，他仍然常常从贺拉斯的著作里寻找寄托，暂时忘记流浪途中所沾染的尘垢和污秽。近来人们还在一处酒窖里发现过他，那时他看起来满脸饥色、衣容不整，塞进啤酒瓶里的一根兽脂蜡烛就是他唯一的光源；但他对这一切都不管不顾，他忘记了自己饿扁的肚子和破烂的大衣而坐于石地板上，忘情地向他的一位同行背诵维吉尔。所以，你尽可以怀疑佩特罗尼乌斯所传达的重要真理，但你不能不看到他的冷酷喜剧每天都在上演……
不过，我并不是要留给你们这么个看法，即惠布利为文人所作的贡献，仅仅在于从历史的深处打捞起一些久被遗忘和过时落伍的疯子和怪人，或以逗乐的幽默笔触来评论一些相对优秀和出名的作家。依我之见，他作为批评者的一大特点，是将自己的个人趣味和好奇心与公正的文学评断这一才能融为一体。如果说他对卢奇安[24]或赫隆达斯[25]的评论有别于其他教授，就在于他并不以为他们的作品无法与希腊文学中最伟大的杰作相提并论，在于他的谈论并不仅有风趣幽默而已。他并非书呆子型的批评者，他的风格不同于詹姆斯·拉塞尔·洛威尔[26]。说到十六、十七世纪的一些次要文学作家和报刊作家，即便他与他们再有同感，再怎么厚爱他们，也不会将他们提高到超过他们应有的地位之上。他甚至会说，人们常常将文学历史简单化，以为组成文学史的，便是摆在名人堂里的名家的高贵雕像和用来装饰图书馆穹顶的一连串名字。但从事文学评价的真挚之人并不会满足于尊崇一些早已作古的名家的；他所拥有的想象力和心灵必能使他愿意去感受一种鲜活的文学；而且如果我们对次要的文学作品多少了解一些，我们就能更好地触及每一个时代优秀的文学作品的内在生命。
我前面说过，惠布利有一批评才能为其他才能之先，没有它，其他的也就无用了：这就是能把鲜活的风格与僵死的风格区分开来。（我这里顺便说一句，虽然他并无在著述中批评过我这一代的作家，但是我从他的言谈中发现，他甚至能在那些不为他欣赏的作家身上寻找到鲜活的风格。）正是多亏了他的辛勤编辑，还有他的洞见与热情，都铎王朝的译者才得到了应有的认可。在他对这些卑下的文字工匠和优秀的散文作者的评介中，他表达了对鲜活力的肯定，他认为不仅人要有新鲜的活力，文字也须是鲜活的；他在多年以前为亨利·布拉德利[27]的《英语发展小史》所写的短评中，也表达过这样的观点（《布莱克伍德杂志》，一九○四年八月，第二八○页）：
因此，他是最讲究风格的大师，他从来没有失去与历史的关联，凡是他觉得只能向与自己心灵相通的读者传达的想法，他从来都能表达自如，他所选用的每个词都有自己的来历和生命。他并没有将自己的用词局限于撒克逊语或拉丁语。他深知我们的语言和我们的国君都同样拥有许多殖民地，所以总会带着一种自恃有理的自豪心理充分利用他的语言原料；至少从这一点就可以说，我们是坚定征服这个世界的人。
查尔斯·惠布利能在文学批评界占据并保有一席之地，原因正如我前面所说；而且，他并不渴盼成为文学界的独裁者或教宗，或者获得学术或学术之外的荣誉，他费心去表达的不过是能真正引起他的兴趣，或触发他的爱慕之心或愤怒情绪的主题。他太过于谦虚，欣赏趣味和生活兴趣又过于多样，因此不会在乎能否成为批评界的一位丰碑式的人物；事实上，在看待“丰碑”级和广博型的批评家时，我们应该用细致的评鉴目光，因为我们有时树立起一道丰碑，多是出于对文学或生活的漠不关心。当然，批评只是惠布利的毕生工作的一部分，虽然只不过是一部分，却算是真正意义上的批评。我无意在本文中评价他在社会与政治批评传统中所处的地位；能代表他在其间的地位的，是他与威·厄·亨利[28]的交往联系和他早期在《苏格兰观察者》[29]和后来的《国家观察者》的工作，这只能留待其他文章中来讲了。我之所以提到这些，不过是为了提醒大家注意文学评论在他的工作中占有什么样的地位。
在惠布利的“无序的思绪”中有一段称赞牛津大学已故教授约克·鲍威尔[30]的文字（《布莱克伍德杂志》，一九○四年六月，第八六○页），我想我应该可以做些合适的删减和细微的改动，改写后的文字就能适用于描述它的作者：
对过往所发生之事，他无不保持新鲜的兴趣。同时代人对生活、文学和政策的谙熟程度，没有能胜过他的……譬如，他是研究拳击场的历史这方面数一数二（还是有一人与他旗鼓相当）的专家。我们记得有一次有人在他面前提起滑稽哑剧这门艺术，他当场就滔滔不绝地将杜布诺的生平说了一遍，并还描述了一下戈蒂埃[31]和夏尔·诺迪埃[32]为他所写的滑稽哑剧。能说明他知识广博的例子很多，这只不过是信手拈来的一个罢了……他的文学知识超出了国度的界限……不过他主要的兴趣恐怕是最新流派的法国诗歌。他能说法语，理解法语毫不费力，精通程度是英国人中少有的……他与已故的威·厄·亨利有诸多……共通点，就像亨利一样，他坚定热忱地支持那些受压迫的民众，同时他又是顽固的侵略主义者，在他身上可以看到英国的利益所在……大多数人受自利的心理推动，去撰写能让自己永享盛名的著作；与他们不同，他把自己的才能毫无吝惜地用于高谈阔论，可以说，让朋友也一起分享他自己的才赋……在谈话中，他不会排斥任何话题，因为他对所有话题都很熟悉；不过，他因为幽默感过于丰富，从来不能用严肃正经的目光来看待事情……所造成的结果就是，尽管他同时代的人愿意给予他的性情和博闻广记以公正的评价，但后代人多不认识他，在他们的心目中，他的分量远低于他实际应有的……但他的这一生并没有白白度过；他将自己的学识慷慨地洒给四处的听众；他将美好的记忆赠与了所有那些认识他的人；他在比他年轻的作家的作品中留下了自己的印记……谁还能说这样的成就，比不上六七卷八开本的著作？
叶丽贤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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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James Boswell（1740—1795），苏格兰作家，现代传记文学的开创者。他与英国大作家约翰逊过从甚密，后来出版了以翔实著称的《约翰逊传》。
[2] William Gladstone（1809—1898），自由党领导人，曾四任英国首相，主张改革英国国教。
[3] William Wood（1671—1730），英国铸造金属的厂主，1723年从英王的情妇肯德尔公爵夫人手中花一万英镑购得半便士铜币的铸造权，铸造出来的铜币将由英国政府在爱尔兰强迫发行，他可从中谋取暴利。这会对处在贫困中的爱尔兰民众产生经济冲击，斯威夫特装作一名爱尔兰布商，发表公开信号召爱尔兰人民一致拒绝使用半便士铜币，这些书信集结而成的《布商书简》产生了巨大社会影响力。迫于压力，英国政府不得不收回成命。
[4] Martin Marprelate，“马尔普雷莱特小册子”（Marprelate tracts）的作者的化名，真实作者不可考。小册子攻击的主要是英国国教的主教制度，在1588到1589年间非法传阅。
[5] Walter Pater（1839—1894），英国唯美主义运动的哲学理论家，写文章重反复推敲、不断修改。
[6] George Halifax（1633—1695），因在当时激烈的政党斗争中采取温和立场，人称“骑墙派”。
[7] Charles James Fox（1749—1806），乔治三世时期英国辉格党政治家、演说家，曾任英国外交大臣。
[8] 福克斯年轻时曾在父亲的“教导”和安排下参与豪赌，并输了一大笔钱。
[9] Henry St John, 1st Viscount Bolingbroke（1678—1751），英国托利党政治家，自然神论哲学家。
[10] James Ramsay MacDonald（1866—1937），英国政治家，工党第一任首相。
[11] Lord John Russell（1792—1878），活跃于十九世纪中斯的英国辉格党及自由党政治家。
[12] Léon Daudet（1867—1942），法国小说家都德的儿子，记者、政治家、作家。
[13] Charles Maurras（1868—1952），法国作家、政治家，激进的民族主义者，与莱昂·都德创办过带有右翼反共和倾向的杂志《法兰西行动》。
[14] Wyndham Lewis（1882—1957），英国艺术家、作家。
[15] Omar Khayyám（1048—1122），波斯诗人、哲学家、天文学家。英国诗人爱德华·菲茨杰拉德把他的《鲁拜集》译为英文出版，风行欧美。欧玛尔·海亚姆俱乐部成立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由喜爱海亚姆的诗作和“鲁拜”这种诗体的英国文人组成，爱德华·菲茨杰拉德任荣誉主席。
[16] 法文，严谨。
[17] 法文，散漫。
[18] R. A. Neil,英国的印度学学者，曾与爱·拜·克威尔于1886年校订出版过佛典《天业譬喻》。
[19] Sir Thomas Urquhart （1611—1660），苏格兰博学家、作家，因将拉伯雷著作翻译成英文而出名。
[20] Laurence Sterne （1713—1768），英国小说家，他写的《特拉斯特拉姆·尚德》打破传统小说叙述模式，写法奇特，被认为“世界文学中最典型的小说”。
[21] Encolpius ，《萨蒂利孔》中的主人公。
[22] 斯特兰大街和灰客栈路都是英国伦敦的街巷。
[23] Trimalchio，《萨蒂利孔》中的人物，原是自由民，通过辛勤工作和不懈努力，终于成为有钱有势之人。
[24] Lucian（约120—180后），古希腊修辞学家、讽刺作家。
[25] Herondas（约前3世纪），希腊诗人、摹拟剧作者。
[26] James Russell Lowell（1819—1891），美国浪漫派诗人、批评者、编辑、外交家。
[27] Henry Bradley（1845—1923），语言学者和词典编纂者，继詹姆斯·默里成为《牛津英语词典》（OED）的主编。
[28] William Ernest Henley（1849—1903），英国诗人、批评家、编辑。
[29] 查尔斯·惠布利从剑桥大学毕业后，曾为亨利主编的杂志《苏格兰观察者》工作。几年以后，《苏格兰观察者》的总部由爱丁堡迁往伦敦，并更名为《国家观察者》。
[30] Frederick York Powell（1850 —1904），英国历史教授和学者。
[31] Théophile Gautier（1811 —1872），法国诗人、戏剧家、小说家、报刊作家和文学批评家。
[32] Charles Nodier（1780 —1844），法国巴黎文学界领袖之一，1833年当选法兰西学院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