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教育和古典文学
人们经常讨论教育问题，好像这些问题和实施该教育的社会制度无关。这便是为什么这些问题的答案不能令人满意的最通常的原因之一。只有在某一特殊的社会制度中，一种教育制度才具有任何意义。如果今日教育似乎在退化，如果教育似乎日益混乱和毫无意义，那首先是因为我们没有固定的和令人满意的社会结构，也因为我们对于我们所向往的社会具有既模糊又不一致的意见。教育这个题目不能在真空中讨论：教育的问题又提出了其他各方面的问题，社会的、经济的、财政的、政治的，等等。和教育相关的问题甚至于牵涉到比这些还要更根本的问题：想要弄清楚在教育领域中我们的需要是什么，必须先弄清楚我们总的需要是什么，我们必须从我们的人生观中引出我们的教育理论。教育的问题最终是个宗教问题。
人们几乎可以提到教育的危机。正像对每一位父母来说，教育都有一些特殊的问题，同样，对于每一个国家，对于每一种文化，教育都提出了某些特殊的问题。但是对于整个文明世界，以及对于那些受到更文明的国家教化的文明尚不发达的国家来说，还有一个总的教育问题。这个问题在日本、中国或印度，如同在英国、欧洲或美国，可能同样尖锐。几个世纪以来，教育的进度（我指的不是普及）从一个方面来看，是一种放任自流，从另一方面来看，是一种大力推行；这是因为教育一直由谋生的概念相支配。个人需要更多的教育，不是为了有助于获得智慧，而是为了谋生；国家需要更多的教育，为了打败其他的国家，阶级需要更多的教育，为了战胜其他阶级，或者至少在阶级斗争中能守住阵地。因此，教育一方面和技术的效率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又和在社会上向上爬的努力相联系。教育于是变成每个人都有“权利”享受的东西，甚至于不论受教育者有没有接受教育的能力。当每个人都受到了教育——当然那时的教育已是一种冲淡了的或掺了水的教育——于是我们就很自然地发现教育已不再是一种谋生的有效手段，人们于是又转向另一种谬论：即“为闲暇而教育”，但是人们并没有修正他们对于“闲暇”的看法。一旦教育失去了向上爬的有效动机，人们也就对教育不抱多大的热心了。如果教育不再意味着比别人更有钱，或更有权势，或社会地位更高，或至少意味着一个更牢靠和更体面的职业，那么很少有人会费事去获得教育。那是因为尽管你可能使教育变得愈来愈退化，教育仍要求人们付出巨大的艰苦、乏味的劳动。大多数人只能用相当简单的方式来享受闲暇——所谓闲暇，就是没有工作，加上有一定的收入和体面的身份——所谓简单的方式，例如各种球类，用手脚推动的，用机器或各种工具推动的球类；享受闲暇的方式还有玩纸牌；或看赛狗、赛马，或看人们竞技或竞赛速度。一个头脑空空的、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如果他不受金钱方面的困扰或受贫困的限制，如果他能进入高尔夫球俱乐部、跳舞厅等等，说不定和一位受过教育的人具有同样好的条件来满意地填满他的闲暇。
每当公众讨论延长在校学习年限这个问题时，大多数人都表现出对教育的认识不足。为了驳斥延长毕业年限有助于降低失业比例这个可怜的堵塞漏洞的想法——这个想法仅仅是个坦白的承认，承认自己没有能力解决另一个难题，于是大多数人（总会有许多人乐于讨论这个问题）假定“如果国家有此财力”，那么更多的教育——也就是说，受教育的年限更长一些——将会是一件好事。如果这真是像大家说的那样一件大好事，当然国家就出得起这个钱。但是没有人肯停下来想一想这种受得越多越好的教育究竟是个什么东西；或者这种教育越多越好的那个社会是否必然是一个好的社会。如果，比方说，这个“国家”或组成这个国家的人民，只有一点钱，那么难道我们不应该首先保证我们的初等教育已达到不需要花更多的钱去改进它的程度，然后才尝试进行更庞大的改革计划？（任何人只要教过几周小学儿童，都知道班上学生的人数对你所能教给学生的知识数量有极大的关系。十五个人是个理想的数目；二十个人是最大的限度；若班上有三十个学生，学的东西就要少得多；要是学生人数超过了三十个，那么大多数教员的首要任务是维持秩序，聪明的儿童只能按照智力差的儿童的步伐前进。）
我们可以设想任何一位居于独裁者地位、主管一国教育事务的人都会把他的首要任务放在保证初等教育达到最好的水平；然后进而保证人们不要受到过多的教育，把吃“高等教育”小灶的人数限制在目前受高等教育人数的（比方说）三分之一。（即使在教育领域里我也不想要独裁者，但是有时用一个假想的独裁者作为说明问题的例子却是颇为方便的。）这是因为大学教育退化的潜在原因之一是从下面开始的退化。大学不得不按照它招来的学生的程度来进行教学：人们今日甚至于在英国还给英国学生教英语。自从查尔斯·威廉·埃利奥特和他同时代的“教育家”们企图使自己的学校办得规模越大越好，人数越多越好，以便与他校展开疯狂的人数竞赛以来：把一个小大学变成一个大大学要比使一个已发展得过大的大学缩小它的规模要容易得多。在埃利奥特告诉美国一个大学应该办得尽可能的大（我知道有一个大学吹嘘它的注册学生人数为一万八千人——我必须说明，这个数目也包括上夜校的人）之后，美国变得十分富有——也就是说，美国出了相当多的百万富翁，于是下一代的人开始进行一项同样疯狂的建筑计划，在短短的时间内修起了各式各样的巍峨建筑（尽管有些地方盖得相当草率）：礼堂和宿舍，以及甚至教堂等建筑物。当你把这许多钱都投入全部设备和装置之中，当你有了一个庞大的（但并不总是薪俸颇高的）教职员工队伍，而且这些人大多数都已结婚，并都有几个孩子，当你的研究生院培养出越来越多的毕业生，他们的培养目标是为其他大学培养师资，这些毕业生或许也要结婚，也要生孩子；当你整个国家的高等教育体系都是为了一个扩展时期设计的，为一个无限扩张人口、增加财富和建立更多大学的国家设计的，那么你会发现紧缩是很不容易的。
美国发生的事不像通常人们认为的那样和英国的事情毫无关系。这是因为，如我已经说过的那样，我们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是教育的危机不限于某一个国家，而是发生在所有的国家内。这个危机到处都有它的共同特点。美国大学发生的事也能发生在英国各地的地方大学之中；发生在地方大学中的事情也会影响到牛津和剑桥两大学的情况。我们在发生巨大变革的时代里已经过了很多年了。我并不反对变革的时代；但我认为如果我们承认社会变革不可避免地意味着我们教育制度的变革，意味着我们对于谁应受教育，如何受教育，以及对于更被忽视的问题：为什么要受教育的看法也必须改变，那么我们将能更好地指出明智的方向，而不是听任教育走自己的道路。
正是这个正在变革的巨大背景对我所描绘的图画是极为重要的，因此我愿把现代教育中古典文学的地位这个问题放在这个大背景上来考虑。如同在政治领域里，我们在教育领域里也看到三种倾向：文科教育、激进派教育，以及我很想称之为，或许仅仅因为它是我自己所受的那种，正统的教育。当我用这些名称讨论教育倾向时，我不想和政治领域中的倾向进行任何仔细的比较，因为在政治领域里没有任何纯粹的品种。
文科教育的观点是我们大家最熟悉的观点。这显然是一个无可非议的观点，即教育并不仅仅为了获得有关许多事实的知识，而是为了训练人的头脑，使它成为一种工具，有了这个工具，就能对付任何种类的事实，就能推理，就能把一个领域中所受到的训练应用到对付不同的新领域中去。因此就得出这个推论，即一门学科，对教育的目的来说，和另一门学科都是同样有效的；学生应该顺着他自己的爱好去学习，从事研究任何他自己最感兴趣的学科。学地质的学生和学外语的学生，最后都有可能经商：假定他们两人都充分利用了他们受教育的机会，如果他们的才能是相等的，那么人们就会认为他们两人在相等的程度上都对他们的行业是合适的，而且对“生活”也是适应的。我认为关于人的头脑可以通过任何学科都能训练得同样好，而且选择获得无论有关哪一类事实的知识都是无关紧要的，这种理论我认为有可能说得太过分了。有两类学科，在初级阶段，对于头脑的训练并不特别适宜。一类学科更多地与各种理论以及各种理论的历史打交道，而不用那些理论赖以建立的情报和知识来充实头脑：这样的学科，一个很受人们欢迎的学科，就是经济学，这门学科是由一些复杂的和矛盾的理论组成的，这门学科一点也没有被证实是一门科学，通常只是建立在一些不合法的假定上面，这些假定是经济学不承认是它的父母亲的伦理学的私生儿女。即使是哲学这门学科，当它和神学以及和关于人生和能检验的事实的知识相脱离时，这样的哲学也只不过是令人挨饿的精神食粮，或是一种使人暂时兴奋的饮料，遗留下来的东西却是干渴和幻灭。另外一类提供比较差一些的训练的学科是一类太琐碎、太精细的学科，这种学科与人生的关系并不明显。此外，还有第三类学科，同样不利于训练，这种学科不属于第一、第二类任何一种，但由于它本身的原因也是不好的：就是英国文学的研究，或者说得更全面一些，就是人们母语的文学研究。
文科教育的另一个谬论，就是认为上大学的学生应该从事研究他最感兴趣的学科。对于少数学生来说，这种意见总的说来是对的。即便是在学校学习生活中的很早的阶段，我们已能辨别少数个人，他们对这一组学科或那一组学科有明确的偏爱。对于这些幸运的人来说，危险在于如果一切悉听自便，他们会犯过于专门的毛病，他们还会对于人类共同感兴趣的东西一无所知。我们大家都天生在这方面或那方面比较懒惰，我们很容易把我们自己局限于研究我们比较擅长的那些学科。但是绝大多数将要受教育的人们并没有十分强烈的专门化的倾向，因为他们没有明确的才能或爱好。那些具有更活跃和更好奇的头脑的人们有一种涉猎、浅尝的倾向。人们不可能变成真正受过教育的人，除非他们硬着头皮从事他们对之并不感兴趣的学科的研究——这是因为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就是学会使我们自己对那些我们没有什么才能的学科发生兴趣。
研究我们喜欢的学科（对许多正在成长中的青年人来说，这经常只是他们暂时喜欢的东西）这个说法对于那些兴趣在现代语言或历史的人是灾难性的，对于那些幻想成为作家的年轻人为害最大。这是因为正是对于这些人——这一类的人为数不少——缺少拉丁文和希腊文的知识是最不幸的事。对学好这些古文字真正有天才的人是不多的，这些人很可能会主动地献身于古典文学的研究——如果他们有这方面的机会。但是我们当中更多的人，虽然对学好现代语言，或对学好自己的祖国语言，或对学好历史，都是有才能的，对于学会拉丁文和希腊文却是能力不强。当我们还处在青少年时期，我们很难意识到没有拉丁文和希腊文的基础，我们就会受到局限，不能自如地掌握其他这些学科。
一方面自由主义[1]犯了一个愚蠢的错误，认为一门学科和另外一门学科同样对学习是有利的，认为拉丁文和希腊文根本上并不比许多其他学科更好，另一方面激进主义（自由主义的子孙）抛弃了这种容忍一切的态度，公开宣称拉丁文和希腊文都是无关紧要的学科。自由主义曾经激发人们肤浅的好奇心。以前从来没有过像现在这样多的混杂的知识，经过处理供人人使用，通过不同程度的简化以适应每个人吸收的能力。赫·乔·威尔斯先生的有趣的概括证明这些通俗读物是非常受欢迎的。新的发现立即公布于全世界；人人皆知宇宙正在扩大，要不然就正在缩小。成千上万的人把好奇心消磨在这些新鲜事物上面，而他们当中许多人都是寒微而值得重视的人才。这些人以为这样就可以增进他的头脑，或以为这样他们就可以用一种值得称赞的消遣来利用他们的闲暇。与此相反，激进主义着手安排一些“重大的课题”，摈弃不是重大的东西。一位以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闻名的现代文学批评家告诉我们说，我们时代的真正的人是像列宁、托洛茨基、高尔基和斯大林那样的人；还有像爱因斯坦、普朗克和亨特·摩尔根[2]那样的人。对于这位批评家来说，知识意味着“首先是关于我们周围的世界和关于我们自己的科学知识。”这句话可以有一个比较体面的解释；但我抱歉地说我们这位批评家指的却是普通老百姓给它的含义。所谓“关于我们周围世界的科学知识”，他的理解不是对于人生的体会。所谓“关于我们自己的科学知识”，他指的不是自知之明。总之，一方面自由主义不知道它到底想从教育里得到什么东西，另一方面激进主义知道它要的是什么，但它要的东西却是错的。
但是激进主义由于想要得到某种东西而值得称赞。它值得称赞，因为它想要选择和排除，即便是它想要选择和想要排除的东西都是错的。如果你对于社会有一个明确的理想，那么你想要培养对发展和维持那种社会有用的东西，不鼓励无用的和分散注意力的东西，你这样做无疑是对的。而我们过长时期以来却缺少一种理想。今日这句话已成为老生常谈，即俄国共产主义是一种宗教。因此俄国的统治者必须用那种宗教的信条来教育他们的青年。我在这里企图指明为拉丁文和希腊文辩护的根本理由，而不是仅仅向你们提供一整套学习这些古文字的极好的理由，这些理由你们自己也会想出来的。归根结底，关于人生只有两种站得住脚的假设：天主教的和实利主义的。为从事古典语言研究所做的辩护，最终必须建立在古典语言和前者的联系上面，正像为出世的生活优越于入世的生活做辩护，必须建立在同一个基础上那样。使古典文学和伤感的托利党保守主义[3]相联系，和剑桥大学的教员休息室相联系，和下议院里的古典文学引语[4]相联系，只是给古典文学一个脆弱的支持，但其脆弱程度并不胜过用人文主义哲学来为古典文学辩护——也就是说，用一种为时已晚的后卫战斗来维护旧制度，这种战斗恰好在自由主义行将结束它的行军的时刻企图阻止自由主义的进军：不仅如此，这场战斗正在由这样的部队进行，他们本身已经变成半自由化了。现在亟需把对古典文学的辩护和其他一些目标分开，这些目标，不论它们在一定的条件下和在一定的环境中有多好，却只具有相对的重要性——例如，一种传统的公学制度[5]，一种传统的大学教育制度，一种正在衰退的社会秩序——古典文学应该持久地和它所隶属的东西联系起来，和某种永久的东西相联系，这就是历史悠久的基督教信仰。
我并不忽视消极的和障碍的力量所能起的巨大作用。在英国，较好的中学和较老的大学能够维持古典文学教育的某些标准时间愈长，对于那些面向着未来、积极渴望改革并能明智地接受时代的变化的人们就愈有利（在美国，人们几乎已完全放弃了为古典教育而战斗）。但是期望我们的教育机构对未来的世界作出任何更积极的贡献，那是徒劳的。正像只有天主教徒和共产党人懂得这个道理那样，一切的教育最终都必须是宗教教育。我的意思不是说教育应该局限在教士神职申请人或苏维埃官僚机构高级官员候选人范围之内；我的意思是说，教育的统治集团应该是一个宗教的统治集团。大学在世俗化的道路上实在走得太远了，大学已过久地失去了关于教育的目的是什么的任何共同的根本认识，而且大学也办得实在太大了。人们可以希望大学终于也会跟上时代潮流，要不然大学就会降为稀奇古怪的建筑遗迹而被保存下来；但是人们不能期望大学为时代潮流带路。
当然，也完全有可能未来带来的东西既不是基督教文明，也不是实利主义文明。完全有可能未来带来的东西，除了混乱或麻木不仁以外，什么也都不是。如果是这样，我对未来将不感兴趣；我感兴趣的只是两种我认为值得我们感兴趣的选择。我在这里只和那些愿意选择基督教文明的读者打交道，如果一定要他们作出选择的话。我只向那些情愿看到基督教文明延续和发展的读者鼓吹研究拉丁文和希腊文的重要性。如果基督教不能延续，我将不介意拉丁语和希腊语的文本变得比埃特鲁斯坎人[6]的语言文本更艰深难懂，更被人们遗忘。我所能看到的把拉丁文和希腊文的研究放在适当的位置上和正确理由的基础上的唯一希望在于恢复和推广教学修士会[7]。我们想要看到各种类型的修道院生活的复兴，那是由于许多其他的理由，而且这些都是十分重要的理由，但是为了维护基督教教育却不能算是最不重要的一个理由。修道士社团的首要的教育任务应该是在修道院范围内维护教育，使它免受外界野蛮作风洪水猛兽的侵袭和污染。修道士社团的第二个教育任务是为教士以外的普通人提供教育，这种教育应该是比为谋求政府机关中一个文职人员位置所受的教育，比为达到技术效率所受的教育，或比为取得社会上或公众事务上的成功所受的教育，要包含一些更多的内容。这种教育不应是那种华而不实的装饰品，所谓的“为闲暇而教育”。随着整个世界日益完全世俗化，我们愈益感到这个迫切的需要，即公开声称自己是基督徒的人们应该受到基督教的教育，这种基督教教育应该是一种既为了当前世界的目的，又为了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还应该过的祈祷生活的目的。
李赋宁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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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自由主义( liberalism)在这里指的是文科教育(liberal education)。西方教育史中有所谓的liberal arts（拉丁文artes liberales），指的是大学文科的学科。中世纪只有自由人( freemen，拉丁文liberi，与农奴相对立)才有受大学教育的权利。后来欧洲又兴起一种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主张个人自由、民主形式的政府、政治和社会制度的逐步改良等开明自由的政策。大学文科教育(liberal education)中liberal一词原又为“自由的”（义为“适合于自由人的”），后来该词和自由主义的含义有近似之处，因此作者在这里用自由主义( liberalism) 一词代替文科教育( liberal education)。作者的意思是文科教育是一种比较开明、自由和民主的教育。
[2] Thomas Hunt Morgan（1866—1945），美国动物学家、遗传学家，以用果蝇进行的染色体遗传实验著称，曾获1933年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
[3] 英国托利党代表贵族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利益，政治立场保守。托利党的成员多半毕业于牛津和剑桥大学古典文学系。由于托利党所代表的贵族、地主阶级日趋没落，所以它的成员流露出一种伤感的情绪。
[4] 英国下议院成员虽然不是出身世袭贵族，但他们大多数也是牛津和剑桥大学古典文学系毕业生，因此在他们的议会演说中常常引用古典文学中的一些名句。
[5] public-school system，指的是英国的贵族中学教育制度。所谓的公学指几所私立的、昂贵的、寄宿的、由基金会资助的、专收男生的中学。这种中学提供文科教育，尤其侧重古典文学。
[6] Etruscans,居住在古代意大利北部的非罗马人的民族，约在公元前七世纪定居于该地。埃特鲁斯坎人的来源不详，一说他们来自小亚细亚。埃特鲁斯坎人的语言迄今仍未被完全解译出来。
[7] monastic teaching orders, 指那些不同派别的修士会成员，他们是修道士，也是学者，还是学问和知识的传授人和传播者。中世纪欧洲的修道院是大学的前身，修道士学者就是后来大学的教授和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