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朗西斯·赫伯特·布拉德利
像布拉德利的《伦理学研究》[1]如此有名和如此影响深远的一本书居然会如此长期地绝版，这是很反常的现象。这书的唯一版本出现在一八七六年：布拉德利拒绝重印此书的决心从未动摇。一八九三年，在《现象和实在》一书的脚注里，他用说明他本人性格的词语写道：“我觉得其他书籍的出版，以及我的书主要针对的那些迷信的衰退，使我能够在这个问题上得以自由地照顾到我自己的意愿。”他的三本书的出版年代：《伦理学研究》，一八七六年；《逻辑原理》，一八八三年；《现象和实在》，一八九三年，毋庸置疑地告诉我们他的意愿是不寻常的思考愿望，而不是普通的写作要求。对于他自己的著作，布拉德利总是抱着一种极端缺乏自信的态度，伴随着一种在不熟悉他的人们看来似乎是谦卑与嘲弄奇特地混合在一起的样子。他告诉我们(或更确切地说，告诉我们的父辈)说他的《伦理学研究》并没有“建立道德哲学体系”的企图。他的《逻辑原理》的“序言”是用下面的话开始的：“这本著作谈不上对逻辑学提供任何系统的论述。”《现象和实在》的“序言”，他又是用这样的话引起的：“我把这部著作描述为形而上学随笔。无论在形式上，或在范围上，它都不具备体系的概念。”对每一本书的提法都几乎是相同的。许多读者，当他们回忆起布拉德利在论战中的嘲弄口吻和他对讽刺的明显爱好，以及他惯于用突然宣称自己无知、迟钝，或无法领会深奥思想的手法来击溃对方，因此得出结论说这一切都不过是一种姿态——甚至是一种不讲道德的姿态。但是对于布拉德利思想更深入地研究以后，我们深信不疑地认为他的谦虚是真诚的，他的嘲讽口吻是一位谦逊而高度敏感的人手中的武器。的确是这样：如果这是一种姿态，那么它就绝不会这样耐久，像它真正做到的那样。因此我们必须考虑布拉德利的影响究竟属于什么性质，以及为什么他的著作和他的为人能够如此强烈地吸引对他感兴趣的人们；还必须考虑到哪些理由可以说明他的永久价值。
的确，他仍然发出迷人的力量，而且他的永久价值也是不容置疑的，其原因之一就是他高超的写作才能和优美的写作风格。对于他的写作目的来说——而他写作的目的比人们通常设想的目的更为多样——这是一种完美的风格。这种完美性使它在散文选集和文学教程中不能大露头角，因为风格和内容完全结合在一起。从罗斯金的作品中摘录出来的片断有极强的可读性，即便是对于许多对罗斯金如此热衷的东西一点也不感兴趣的人来说也是如此。因此罗斯金活在选集之中，而他写的书却遭到人们不适当的忽视。布拉德利的书从来不会遭到这样的忽视，因为他的书从来也没有达到这样高的知名度；他的书只达到这些人的手中，他们有资格以崇敬的态度来对待这些书。但是像布拉德利那样的风格与像罗斯金那样的风格之间更深刻一些的区别或许是前者具有更强的纯洁性和更集中的目的。人们感到罗斯金的强烈感情一半是他在生活中所遭受失败的折射，而布拉德利像纽曼那样，却直接是，而且完全是，他自己本身。这是因为布拉德利风格最根本的特点，像柏格森的风格那样——如果不在其他方面，至少在风格方面他和柏格森很相像——就是强烈地全神贯注于一种智力方面的爱好。
但是最近似的风格不是罗斯金的，而是马修·阿诺德的。人们还没有充分地注意到布拉德利运用的手段就是阿诺德的手段，他的目的也和阿诺德的目的相似。先拿最明显的相像之处为例，我们在布拉德利那里看到阿诺德和他的年轻朋友阿米尼乌斯所开的玩笑同一类型的玩笑。在《逻辑原理》一书中有一段著名的文字，在那里布拉德利攻击贝恩[2]教授的联想学说，并说明根据这一原则一个婴儿如何意识到一块糖：
一个幼儿，或一个低等动物，有人在星期一给它一块圆糖，它把糖吃了，并且觉察到糖是甜的。在星期二，它看见一块方糖，就开始吃它。……星期二的感觉和星期一的印象不仅是相互分离的事实，这两个事实虽然相似，但并不相等；而且这两个事实在属性环境上都明显不同。那么，是什么原因引导头脑把两者之一当作另一个？
在这个关键时刻，怜悯孩子的困惑，原始的轻信女神突然鼓动快速的翅膀飞离天国。她向困惑的婴儿耳中悄悄私语，告诉他：曾经发生过的事情还会再一次发生。糖过去是甜的，糖将来也会是甜的。原始的轻信立即被人们接受，成为我们生活的主宰。她引导我们的步伐，让我们走上经验之路，直到她的并不能永远使人愉快的谬误终于引起人们的怀疑。我们醒悟了，对这个女神如此长久用来欺骗我们的仁慈的骗局感到愤慨。于是她又摇动她的翅膀，飞回到她居住的星空，那里找不到哲学家，却把我们留在地上，受——我想不出什么东西——的指导。
这一种严肃的取笑正是阿诺德的赞赏者乐于欣赏的。但是不仅在开玩笑方面，或在他的中庸风格上，布拉德利和阿诺德相像；他们两人在辞藻绚丽的段落中也很相像。下面两段文章可以相互比较。阿诺德写道：
但当她(牛津大学)浸透在怀古幽情之中，在月光下展开她的花园，从她的钟楼上发出中世纪最后低沉迷人的声音，谁会否认牛津，用她无法表达的魅力，永远在那里召唤我们，向我们大家的真正目标走得更近一些，走近理想，走近完美——简言之，走近美，这不过是从另一个方面所看到的真理——或许比图宾根所有的科学知识更要接近真理。值得崇敬的梦想家啊！您的心灵一贯是这样充满了理想！您如此慷慨地贡献您自己！把您自己献给我并不归属的方面和我并不支持的英雄人物，除此之外，您从不把您自己贡献给市侩或庸人！您给失败了的事业、被抛弃了的信仰，给不受欢迎的名字和令人难以想象的忠诚，提供了家园和避难所！什么样的榜样能像您这样鼓舞我们压抑自己身上的市侩、庸俗成分！什么样的导师能像您那样把我们从我们大家都易于接受的被奴役状态中拯救出来！这种被奴役状态就是歌德在他那哀悼席勒逝世的无比美丽的诗行里所提到的状态。作为对他的亡友最高的评赞(席勒对此崇高赞誉当之无愧)，歌德说席勒远离这种状态十万八千里——这种被奴役状态就是：“束缚我们大家的东西：庸俗和平凡！”
摘自《逻辑原理》一书的片段不像上段选文那样有名：
这样的想法可能来自我的形而上学的不足之处，或来自人性的弱点，它继续使我看不见真理，但是生命可能和我们所理解的情况一模一样的这种想法会像最枯燥乏味、最使人意气消沉的实利主义给人以冷冰冰和幽灵般的印象。尘世间的荣华富贵归根结底不过是现象罢了，这种看法会使尘世变得更光辉灿烂，如果我们感觉尘世是某种更充足、更丰富的宝藏的橱窗。如果尘世只藏着原子的单调的运动，只藏着摸不着的抽象概念的幽灵般的织物或无生命的逻辑范畴所跳的芭蕾舞，那么感官的帘幕遮盖的不过是一场骗局，一套骗人的把戏。虽然我们被迫作出这样的结论，我们不能接受这些结论。我们的原则也许是对的，但这些原则不是真实。这些原则不能构成整体，只有整体才能赢得我们的信仰和献身，正像把人体切成碎块来进行解剖不能构成我们心里所喜爱的那种温暖的和能呼吸的肉体美。
任何对风格有一点敏感的人将会觉察到口吻、拉力和节拍的相似性。我们不能完全肯定地说布拉德利的选段不比阿诺德的更好；至少阿诺德的短语“无法表达的魅力”一点也不耐久。
但是，如果说这两个人都用同样的武器来进行战斗——尽管布拉德利也对阿诺德进行过攻击，但基本上两人为之战斗的事业是相同的——布拉德利的武器打得更重，瞄得更准。准确地说布拉德利为什么而战斗，以及他战斗的对象是什么，这个问题人们还没有完全了解；人们的理解受到布拉德利的逻辑论战所扬起尘土的影响而变得更模糊了。人们倾向于相信布拉德利所做的事就是要摧毁穆勒[3]的逻辑学和贝恩的心理学。如果他真的做了这件事，那么他的贡献就要比他的实际贡献小得多；如果他真做了这件事，那么他的贡献就要比人们所认为的小得多，因为穆勒的逻辑学和贝恩的心理学当中有很好的东西。但是事实上布拉德利并没有企图毁掉穆勒的逻辑学。任何读过布拉德利自己的《逻辑原理》一书的人将会看到他的攻击矛头不是对准了穆勒的逻辑学的整体，而只是对着某些局限性、缺陷和滥用。他保留住穆勒逻辑学的结构，绝没有想到要做别的事。但是，另一方面，《伦理学研究》一书不仅摧毁了功利主义的行为理论，而且攻击了整个的功利主义思想[4]。这是因为，如同每一位读过阿诺德著作的人都知道，功利主义是庸俗王国[5]的一大殿堂。阿诺德砍掉了殿堂内的装饰物，推倒了一些偶像，阿诺德使用的最好的一些词语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里，嬉笑怒骂，令人神往。但是布拉德利，在他对功利主义所做的哲学批判中，却毁坏了这个殿堂的基石。边沁的精神继承人，如同他们永远要这样做的那样，又重新建起殿堂；但是在为同一信仰建筑另一个殿堂时，他们至少得改用另一种建筑风格。这就是布拉德利的杰出贡献的社会基础，这个社会基础甚至比逻辑基础更值得我们感谢。布拉德利用一种相对更广泛、更文明和更普遍的哲学替代了一种粗糙、不成熟和褊狭的哲学。他诚然受过康德、黑格尔和洛采[6]的影响。但是康德、黑格尔和洛采并不像某些热情的中世纪文化研究者想要让我们相信的那样不值得一提，而他们若和边沁学派相比较,他们肯定是更广泛、更文明和更普遍的哲人。布拉德利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所进行的论战中，他的目的是努力争取使英国哲学更加欧洲化，更加成熟，并且具有更高的智慧，反对一种狭隘、保守、不成熟和胡思乱想的哲学。布拉德利所进行的战斗也就是阿诺德在他以前所进行的战斗。阿诺德攻击的对象是《英国旗帜》[7]、埃德蒙兹法官、纽曼·威克斯、德博拉·巴特勒、埃尔德里斯·波利[8]、诺伊斯教友[9]、墨菲先生[10]、有执照的客栈老板和旅行推销员[11]。
如果我们说阿诺德的工作需要重做，这并不是说阿诺德的工作是徒劳无益的。我们必须预先知道，如果我们准备战斗，战斗当中会有休战、停火的时刻，但绝不会有和平。如果我们最全面、最明智地看待一种事业，就不会有所谓失败了的事业，因为世界上并没有所谓成功了的事业。我们为失败了的事业而战斗，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失败和灰心可能是我们的继承人胜利的前奏，尽管他们的胜利也是短暂的。我们战斗，更多地是为了使某种事业继续生存，而较少期望它会胜利。如果今日布拉德利的哲学有一点过时了，我们必须指出代替他的哲学的东西，目前获得人们欢心的东西，大多数都是粗糙、不成熟和褊狭的(尽管显得更加专门和更加科学)，而且到了一定的时候也必然要消灭。阿诺德排斥十九世纪中叶的激进主义思想，他评论道：“一种新的势力忽然出现了。”新势力总要出现的；但是那个新势力——它注定要替代那替代了布拉德利哲学的哲学——那个新势力很可能会比被它替代了的哲学同时具有更古老、更容忍、更易适应和更明智的性质。当代大多数哲学的主要特点是新奇和粗糙，不能容忍反对意见，在某一方面僵硬固执，在另一方面却又圆滑易变，还有不负责任和缺少智慧的一些毛病。布拉德利具有很大的一份智慧。智慧主要包括怀疑主义和并不玩世不恭的醒悟；这种智慧，布拉德利具有很大的一份。怀疑主义和醒悟对于宗教理解也是有用的特征；布拉德利也具有一份宗教理解。
读过《伦理学研究》的人们将会容易做出这样的评论，说布拉德利在这本书中，在一八七六年，证明《文学和教条》[12]无价值。但是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他们两人不站在同一战线上。这只说明《文学和教条》与阿诺德在他的《文学批评论文集》和《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中所提出的主要论点无关。还说明阿诺德所提倡的文化的最大弱点是他所受的哲学训练比较薄弱，也还说明布拉德利在哲学批评中展示出来的文化和阿诺德在政治和社会批评中展示出来的文化是属于同一类型的。阿诺德涉足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里活动，他是装备不够的。布拉德利对阿诺德的攻击并不占许多篇幅，但布拉德利一向是言简意赅的。他只用了几段文字和给“结束语”加的几个脚注：
但是在这里“文化”又一次给我们以援助，并且在这里，如同在各处，使我们看到纯文学的研究有助于培养温顺的性格，这就使一切进一步的教育成为不必要。于是我们已经感到就好像在一片新鲜和可爱的智力阳光照耀下，形而上学笼罩在这个问题周围的迷雾正在消失中。当我们面朝着黎明的曙光，我们叹息可怜的黑格尔，他既没有读过歌德或荷马，又没有读过《旧约》和《新约》，也没有读过任何用来形成“文化”的文学作品，但是，他既不了解事实真相，又不读书，也从来不问自己“这样幼稚的问题，如存在究竟是什么”，只坐在那里从自己头脑里纺出那些荒谬的文字游戏的细丝，这些东西欺骗不了博雅之士。
这里用的正好是阿诺德自己的武器，磨得像剃刀一样锋利，拿来向阿诺德进攻。
但是“潮流”和“趋势”热闹了一阵，依次完成了它们的使命，像上周的布告牌，现在退居背景的地位，于是我们终于认识到“永恒的东西”一点也不永恒，除非我们把这个字眼用来指一代人所看见发生的任何事物被当作已经发生过，并且还将要发生的事——正像我们盥洗的习惯可以称之为“永恒的不同的自我有助于清洁”，或“早睡早起”被叫作“永恒的不同自我以促进长寿”，如此等等——于是“永恒的事物”，简言之，在我们的世界上成了不是别的东西，只是华而不实、为了哗众取宠的文字骗局。其后果是我们所得到的一切不过是这样的断言，即“正义”是“自救”或康乐，以及存在着与此事有关的“法律”和“权力”。在这里我们又不得不厚着脸皮承认我们对任何这些词句的含义并不理解，而且还担心又一次追踪的是美丽的空话。
布拉德利用一条脚注继续以更轻快的风格来和阿诺德开玩笑：
“有没有上帝？”读者问道。“当然有”，阿诺德先生回答说，“我能用经验证明他的存在。”“那么他是什么样子？”读者惊奇地问。“要有美德，一般说来你就会得到幸福，”阿诺德回答说。“那么上帝？”读者又问。“那就是上帝，”阿诺德先生说，“我不骗你，你还想要什么更多的东西？”我看我们的确需要大量更多的东西。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当然阿诺德先生为之写作的读者公众也包括在内，需要的是一个顶礼膜拜的对象；他们不会在使抽象概念具体化的陈腐题辞中找到这个对象——这些题辞比“诚实是最好的精明行为”，或“说得到，做得到”，或各种其他教诲性的格言——这些格言还没有达到被奉为神明的程度——不见得更值得人们崇拜。
这类的批评是无法反驳的。它明显是斗智的一大胜利，也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乐趣在一旁观战，看到一个人自己的战斗方法，几乎是他自己的习惯用语，就这样被拿来回敬那人自己。但是如果我们更仔细地推敲这些话的含义以及这些话所出自的那一章的全文，我们就会看到布拉德利不仅在论战中取得了胜利，而且他的理由是正确的。阿诺德尽管有他的一切长处，却总是不够容忍，或者说他除了想取得马上的成效以外，对别的事情都不够关心，因而他就免不了有自相矛盾之处——如同约·麦·罗伯逊先生辛勤地指出的那样。在《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一书里——这可能是他最伟大的一本书——我们听到他谈到“上帝的意志”；但是“上帝的意志”似乎在重要性上被“我们最佳的自我或正确的理性——我们想要赋予这个东西以权威”——所代替；而这个最佳自我看起来非常像经过轻微伪装的马修·阿诺德。在我们自己的时代，我们最卓越的批评家之一，这位批评家在大多数问题上基本上是正确的，而且十分经常只有他一个人是正确的，这人就是欧文·白璧德教授。白璧德教授曾反复申述古时候的阶级压迫、官方政府的统治和宗教的制裁，在我们的时代必须由他称之为“内心的约束”这个东西来提供。这个内心的约束看起来又很像马修·阿诺德的“最佳自我”：尽管白璧德教授用更广博的学问和更严密的推理来支持他的内心约束理论，它却或许会遭到同样的反对意见。在我们引用过的同一章里布拉德利说过一些乍看上去似乎是支持这两种杰出学说的话：
这个半人半神的理想怎么可能成为我的意志呢？答案是，它绝不可能成为你作为私人个人的意志，因此你的私人个人必须成为完美无缺的个人。你必须消灭你的私人个人来获得那个完美无缺的自我，而且通过信仰使你自己与那个理想合一。你必须决心放弃你自己的意志，也就是放弃仅仅是张三或李四的意志，而且你必须把你的整个个人，把你的整个意志，都投入神圣的意志之中。那必然成为你的唯一自我，因为它是你的真正自我。你必须既用思想，又用意志，来坚持你的真正自我，其他的东西，你必须放弃。
这些话——的确，还有布拉德利的全部哲学——如果朝着某一个方向往前再推一步，就会是相当危险的一个方向：这就是减少个人的价值和尊严，把个人作为教会或国家的牺牲品。但是，无论如何，这些话绝不能按照阿诺德的意思来解释。根据布拉德利的意思，区别不是划分在“私人个人”和“公共个人”或“高尚个人”之间，而是划在作为仅仅是他自己本人而没有其他更多的东西的个人，作为仅仅是一个编了号的原子的个人，与那个保持和上帝交流的个人之间。这个区别明显地是划在人的“仅仅的意志”和“神圣的意志”之间。我们还可以注意到布拉德利在说明这个方法时，特别注意到不要夸大一种意志或智力而贬低另一种。无论如何，这个方法是阿诺德也好，白璧德教授也好，都不能接受的。但是如果真有“上帝意志”的话，如同阿诺德在不经心的时刻所承认的那样，那么某种有关神的恩典的学说也就必须得到承认；否则所谓的“上帝意志”仍不过是我们大家时常从我们的人类同胞那里受到的——也是我们所怨恨的——同一种无效的仁慈罢了。最后我们所得到的只是失望和上当受骗。
重读《伦理学研究》一书的人们和那些在读过布拉德利其他著作之后现在首次阅读这本书的人们，都会有深刻印象，感受到在布拉德利的三本书中和在他的论文文集里，他的思想是一贯的。但是这种一贯性并不是完全一成不变的一贯性。例如，在《伦理学研究》中，他提到关于自我的意识，关于一个人自己不容置疑的、有个性特征的生存的知识。十七年后，在《现象和实在》一书里，他对这个问题看得更加深透；认识到没有任何一个孤立的经验“事实”是真实的，或可以作为证据来证明任何事物。布拉德利思想的一贯性不是一个从来不改变自己的想法的人所达到的一贯性。如果他在如此极少的场合才改变想法，那是因为他通常从一开始就看到他所研究的问题各方面的复杂性和各种联系——也就是说，用智慧的眼光看问题——也因为他绝不会受他自己所使用的比喻的欺骗——的确，他用比喻极为吝惜——他也从来没有受到使用目前流行的社会或政治改革方面的灵丹妙药的诱惑。
如果说布拉德利所有的著作，在某种意义上，仅仅是一些“随笔”而已，那不单独是由于谦虚或谨慎，肯定不是由于缺少热情，或甚至由于健康原因。真正的原因是他觉察到各不同思想领域之间的相互接触和相互延续的关系。他写道：“对于道德的思考引导我们超越了道德的范围。简言之，它引导我们认识到宗教观点的必要性。”道德和宗教并非同一件事，但是两者超过某一点后就不可能分开来讨论。一个伦理学体系，如果要全面，也就明确地或暗示地表明它也是一个神学体系。要建立起一套脱离宗教的、完整的伦理学理论的企图也仍然是采取对宗教抱着某种特殊态度的行动。在这本书里，如同在他的其他书里，布拉德利是彻底以经验为根据的，甚至于比他所反对的那些哲学还要经验主义。他的愿望仅仅是想确定在完全不涉及宗教问题的前提下，道德学当中有多大的部分能够牢固地建立起来。如同在《现象和实在》一书中一样，他设想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普通知识，在它所涉及的范围内，大体上是真实的，但是我们不知道它所涉及的范围究竟有多大。所以在《伦理学研究》一书中，他总是从这个假定出发，即我们对于责任、快乐，或自我牺牲的普通态度，在这个态度所涉及的范围内，是正确的——但是我们也不知道它涉及的范围究竟有多大。在这方面布拉德利完全属于希腊传统。他的伦理哲学基本上是常识哲学。
没有智慧的哲学是徒劳无益的。在较大的哲学家身上我们通常都能觉察到那一种智慧，为了强调的缘故，而且用它的最准确和最深刻的含义来理解，这种智慧我们甚至可以称之为善于处世的智慧。当然，常识并不意味着大多数人的意见或目前流行的意见；常识并不是没有人生成熟经验、没有研究和思考就能获得的。缺少常识的结果就产生了那些例如我们大量听到的行为主义[13]一类偏颇的哲学。一个纯粹“科学的”哲学结果总要否定我们所知道的真实事物；而另一方面，实用主义[14]的一大弱点是它结果对任何人都没有用处。另外，人们容易低估黑格尔的价值，但是人们也容易过高估计布拉德利从黑格尔那里所得到的教益。在像布拉德利哲学这样的哲学体系中，布拉德利在某些点前面停了下来，这些点总是重要的点。在一个偏颇的或缺少文化修养的哲学中，术语习惯于改变它们的意思——如同黑格尔有时做的那样；否则这些术语就像被海盗非常残酷地蒙住眼睛，在突出舷外的板上行走而掉落海中：例如那些被约·布·沃森教授[15]从船上推入水中的术语，而这些术语我们知道是有意义和价值的。但是布拉德利，像亚里士多德那样，以其严格认真的对术语的尊敬而著称，他要求术语的意义既不含混，又不夸大。布拉德利的工作是朝着使英国哲学更加接近希腊传统的方向而努力。
李赋宁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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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伦理学研究》（Ethical Studies）,弗·赫·布拉德利著，功绩勋章获得者、法学博士。第二版（牛津，克拉伦登出版社。伦敦，米尔福德。）——原注
[2] Alexander Bain（1818—1903），苏格兰哲学家、心理学家和生理学家。1860年，贝恩受聘为阿伯丁大学逻辑学教授。1876年，创办《心》(Mind)杂志。所著有《感觉和理智》、《感情和意志》等。他用生理学方法来解释心理现象，把这些现象的起源归之于神经和大脑。他用联想学说来说明理智、情感和意志的作用。
[3] John Stuart Mill（1806—1873），英国哲学家和经济学家，著有《逻辑体系》、《论自由》、《功利主义》等。
[4] Utilitarianism,一种伦理学说。根据这种学说，行为的好坏或对错，要看它的有用程度有多大，或者看它是否能够促进幸福。这种学说认为公众行动的目的和标准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穆勒造了“功利主义”这个新词，功利主义学派的创始人边沁(Jeremy Bentham，1748—1832)使用的是“用途”(utility)一词。
[5] Philistia, 指的是居住在地中海东岸、与以色列人为敌的非利士人（Philistines）的国土。阿诺德借用“非利士人”一词特指那些庸俗的、只对物质利益感兴趣，而对文化和艺术不感兴趣的人。该用法来源是德语Philister一词。1689年耶拿大学学生与当地市民发生斗殴，造成伤亡。大学牧师在讲道时引用《圣经·旧约》里的话：“非利士人拿你来了。”此后，耶拿大学学生就把当地市民叫作Philister,表示轻蔑。
[6] Rudolf Hermann Lotze (1817—1881)，德国哲学家。著有《微观世界》、《逻辑学》和《形而上学》等书。
[7] British Banner, 一份于1847年创办的英国新教周报，水平较低。
[8] 埃德蒙兹法官(Judge Edmonds)、纽曼·威克斯(Newman Weeks)、德博拉·巴特勒(Deborah Butler)、埃尔德里斯·波利(Elderess Polly)——这几个人，英国作家赫普沃思·狄克逊(William Hepworth Dixon, 1821—1879)于l868年著书介绍美国的摩门教时曾谈到他们的所谓理论。阿诺德在《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一书第三章对狄克逊作严厉批评时提及这些名字。
[9] John Humphrey Noyes (181l—1886)，美国一个至善主义宗教团体的创办人。
[10] Mr. Murphy, 于1867年至1868年间活动于伯明翰、曼彻斯特等城市作煽动性极强的反天主教演说，引起社会骚乱。
[11] Licensed Victuallers and the Commercial Travellers, 十九世纪中叶这些行业人士上书英国政府，要求为自己子女专设学校。1866年，当时的威尔士亲王开设批发商、雇员及布商学校，这预示了英国日后教育改革的动向。作为教育家的阿诺德对此不以为然。
[12] Literature and Dogma, 阿诺德写的一本散文著作，有关宗教批评。
[13] Behaviourism，一种心理学学说，认为只有被人们观察到的行为才能给心理学提供可靠的数据。这种学说抛弃了心灵和意识的概念。
[14] Pragmatism，一种哲学方法或倾向，由查·桑·皮尔斯（C. S. Pierce, 1839—1914）和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 1842—1910）所发起。这种方法企图通过概念的实用效果来确定它们的意义和真实性。
[15] John B. Watson（1878—1958），美国心理学家、行为主义的创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