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这是我底杂译外国诗集，而以其中一首底第一行命名。缘因只为那是我最癖爱的一首罢了，虽然读者未尝不可加以多少象征的涵义。
诗，在一意义上，是不可译的。一首好诗是种种精神和物质的景况和遭遇深切合作的结果。产生一首好诗的条件不仅是外物所给的题材与机缘，内心所起的感应和努力。山风与海涛，夜气与晨光，星座与读物，良友底低谈，路人底缊笑，以及一切至大与至微的动静和声息，无不冥冥中启发那凝神握管的诗人底沉思，指引和催促他底情绪和意境开到那美满圆融的微妙的刹那：在那里诗像一滴凝重，晶莹，金色的蜜从笔端坠下来；在那里飞越的诗思要求不朽的形体而俯就重浊的文字，重浊的文字受了心灵底点化而升向飞越的诗思，在那不可避免的骤然接触处，迸出了灿烂的火花和铿锵的金声！所以即最大的诗人也不能成功两首相同的杰作。
何况翻译？作者与译者感受程度底深浅，艺术手腕底强弱，和两国文字底根深蒂固的基本差别……这些都是明显的，也许不可跨越的困难。
可是从另一方面说，一首好诗底最低条件，我们知道，是要在适当的读者心里唤起相当的同情与感应。像一张完美无瑕的琴，它得要在善读者底弹奏下发出沉雄或委婉，缠绵或悲壮，激越或幽咽的共鸣，使读者觉得这音响不是外来的而是自己最隐秘的心声。于是由极端的感动与悦服，往往便油然兴起那藉助和自己更亲切的文字，把它连形体上也化为己有的意念了。
不仅这样，有时候——虽然这也许是千载难逢的——作品在译者心里唤起的回响是那么深沉和清澈，反映在作品里的作者和译者底心灵那么融洽无间，二者底艺术手腕又那么旗鼓相当，译者简直觉得作者是自己前身，自己是作者再世，因而用了无上的热忱，挚爱和虔诚去竭力追摹和活现原作底神采。这时候翻译就等于两颗伟大的灵魂遥隔着世纪和国界携手合作，那收获是文艺史上罕见的佳话与奇迹。英国斐慈哲路（Edward Fitzgerald，1809—1883）底《鲁拜集》和法国波特莱尔（Charles Beaudelaire，1821—1867）翻译美国亚伦颇（Edgar Allan Poe，1809—1849）底《怪诞的故事》都是最难得的例：前者底灵魂，我们可以说，只在移译波斯诗人的时候充分找着了自己，亚伦颇底奇瑰的想象也只在后者底译文里才得到了至高的表现。
这集子所收的，只是一个爱读诗者底习作，够不上称文艺品，距离两位英法诗人底奇迹自然更远了。假如译者敢有丝毫的自信和辩解，那就是这里面的诗差不多没有一首不是他反复吟咏，百读不厌的每位大诗人底登峰造极之作，就是说，他自己深信能够体会个中奥义，领略个中韵味的。这些大诗人底代表作自然不止此数，译者爱读的诗和诗人也不限于这些；这不过是觉得比较可译或偶然兴到试译的罢了。
至于译笔，大体以直译为主。除了少数的例外，不独一行一行地译，并且一字一字地译，最近译的有时连节奏和用韵也极力模仿原作——大抵越近依傍原作也越甚。这译法也许太笨拙了。但是我有一种暗昧的信仰，其实可以说迷信：以为原作底字句和次序，就是说，经过大诗人选定的字句和次序是至善至美的。如果译者能够找到适当对照的字眼和成语，除了少数文法上地道的构造，几乎可以原封不动地移植过来。我用西文译中诗是这样，用中文译西诗也是这样。有时觉得反而比较能够传达原作底气韵。不过，我得在这里复说一遍：因为限于文字底基本差别和译者个人底表现力，吃力不讨好和不得不越轨或易辙的亦不少。
廿三年九月九日于叶山[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