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在她起程去哥本哈根的第二天，整个首都都知道了，某男爵夫人被皇家图书馆的一位职员拐跑。这一切都是我们事先预料到、担心和试图防范的，目的是挽回她的声誉，由于一时的柔弱，造成前功尽弃。她毁掉了一切，但变成了我要对全部后果负责任，消除对她戏剧生涯造成的不良后果，事情闹得挺大，只有一家剧院同意安排她的首场演出，伤风败俗对于受聘皇家剧院的事不会带来任何益处。
即G.E.克莱明（1823—1893）。
1874年建立于斯德哥尔摩。
第二天早晨回来以后，我就找个借口去看望因身体不适呆在家里的图书馆馆长 ，以证明我不在犯罪现场。然后我步行，穿过主要大街，按常规时间上班。晚上我到报业协会 ，散布男爵夫人离婚是因为热爱艺术的消息，解释说此事是无辜的，并证实说夫妻之间感情很好，只是因为社会的偏见才造成彼此分手的后果。
突然她用沙哑的声音说，仍然没有抬头：
“阿克塞尔，你知道处在我们这种情况下，一个女人想从一个男人那里得到什么吗？”
真像五雷轰顶，我多么希望没有听懂她的意思，我犹犹豫豫地问：
“什么意思呀？”
“一位情妇想从自己的情夫那里得到什么？”
“爱情！”
“还有呢？”
“金钱！”
一语道破天机，在我确信搞懂了她的真实意图之后，转身就走了。
“婊子！”当我磕磕绊绊匆忙走在秋季阴沉的大街上时，自言自语地说。最后的时刻到了！“睡完觉该结账了！真专业，按劳取酬，真恬不知耻！”
如果她真的需要钱，真的一贫如洗，这样做也无可非议！但是她刚刚继承了自己母亲的遗产：家具，有价证券——到底值多少钱确实难说，票面上是几千克朗，此外她仍然从剧院领工资。
指艾玛·比亚塔·舍克。批发商阿布拉汉·舍克的女儿，文学史专家亨利克·舍克的表妹，曾在国家铁路局任职员，1880年左右开始从事代理商务。
真难说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时候B小姐 出现在我的脑海里，她是马利亚的房东和密友。
她是一位令人讨厌的人物，三十岁左右，样子像是拉皮条的，生活无着落，整天颠三倒四，穿着奇装异服招摇过市，走东家串西家，厚着脸皮向人家借钱，抱怨自己命苦。这位难以琢磨的女士特别恨我，因为她感受到我目光敏锐。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我想起了发生在几个月前的一件事，我当时也没有太往心里去。上边提到的这位女士从马利亚住在芬兰的一位女友那里得到保证，借给她一笔几千克朗的钱。但保证没有兑现。为了维护女友的信誉，马利亚在B小姐的多次纠缠的情况下凑足了这笔款子。多幸运！但是好心的马利亚由此遭到那位芬兰女友的责备；真相大白以后，B小姐一推，把全部责任都推到马利亚身上。我当时对这种情况很不满意，并开始怀疑这位神秘人物。建议马利亚断绝与这位采取近乎敲诈手段的熟人的关系。
不行呀，为了维护这位虚伪的朋友，她说了一大堆道歉的话，后来她又大事化小，再后来她竟然把整个插曲变成是我根据“可耻的想象编造的！”
有没有可能那位女冒险家向马利亚灌输了“算账”的可耻思想？很有可能，因为她费了很大的劲才说出这个她很陌生的词。至少我相信是这样，也希望是这样。如果她想收回浪费在办期刊上的钱，那是女人精明的一个特点，无可厚非。如果要求结婚，那也说得过去，但是她否定结婚。但毫无疑问，还是这方面的事。是关于爱情，关于经过我的努力她产生的性快感，关于无数的亲吻和折皱的裙子。这就是账目！而我，我要算的账是我的辛苦，计时和计件的……记载的是我的神经，我的大脑，我的血汗，我的名誉，我的尊严，我的痛苦，可能还有我的事业！
不说这些了，算账首先是她的事，要算我不反对。我在咖啡馆度过了那个晚上，在大街上徘徊，脑子里想着堕落的问题。看到一个人堕落下去为什么会钻心的痛苦呢？难道不违反天性吗？前提当然是，本能要求上进和发展，每后退一步都是对力量的分解。社会生活是如此，每一个人都应该追求更高的物质和精神境界。因此看到堕落就会产生悲伤的感觉，就像面临秋天、疾病和死亡会产生伤感一样。这个女人还不满三十岁，我过去看她年轻、美貌、勇敢、忠诚、健康、可爱和有教养，如今在两年的时间里迅速陷入深渊。
我感到有必要为减少她的痛苦承担起责任，这样做也同时可以减轻我的精神负担。但是我已经没有可能让自己当替罪羊！因为是我教她崇尚美好、高雅和大度，因为她已经有了演员没教养的习性，我只能提高自己的格调，养成高雅风度，接受优美的言谈举止，学会克制自己感情，这是有教养人的特征。在爱情方面，我保持外形的尊严和廉耻，时刻注意不伤害美的感受，在性生活中保持适度的感情，以利我们忘掉兽性的负面，那个时刻对我来说心灵的享受胜过肉体的享受。
该残酷的时候，我很残酷，但绝对不庸俗，我杀人，但不伤害人，该说什么话，我就直截了当地说出，但是我从来不搜集虚伪的双关语，我能随机应变，出口成章，字字珠玑，但从来不引用戏词或幽默杂志上的用语！
生活中我喜欢整洁、干净和美，出席宴会我可能迟到，但一定穿着熨好的衬衫；我绝对不会半裸体和穿着拖鞋出现在我的情人面前；我可能只给她一块简单的三明治和一杯啤酒，但一定有一块雪白的餐巾。
但这不是说我的榜样使她降低了水平。她已经不爱我了，因此她不想讨我喜欢。她属于公众了，她为公众梳妆、打扮，因此她变成了一位公众式女人，最后导致跟我这样摊牌算账，而且不止一次。
随后几天我把自己关在图书馆里。我为自己的爱情悲伤，为我光芒四射、如醉如痴和蓝天白雪式的爱情悲伤！一切都被埋葬了，为爱情争斗的战场此时已经偃旗息鼓。为了满足一个连一双破鞋都不值的女人的性欲，两个男人战死，众多人受伤。如果她仅仅为了传宗接代的目的，如果她只是受未婚母亲的献身精神的下意识直感的驱使，也还说得过去。但是她讨厌孩子，认为把孩子生在世上是降低身份。简而言之，她是一位变态的人物，把慈母情贬低为不折不扣的好玩。她的作法是要使家族断子绝孙，因为她感觉到自己是一个蜕变者，处在一个溶解的状态，所以要把自己藏在为了更高目的和为了全人类这些大话后边。
我讨厌她，我想忘掉她！我在书架之间徘徊，但无法消除紧随我的噩梦。我不再想念她，因为她引起我的反感，但对她怀有深深的同情，一种近似父亲般的怜悯之心呼唤我对她的前途负责。如果任她走下去，后果不堪设想，不是变成男爵的情妇，就是成为大众的情人。
但是我无法把她拉出深渊，我自己也不可能退出这场游戏，能做的事情就是紧紧地站在她的身旁，眼看着她继续堕落，在此期间我也同时毁灭，因为我生活和工作的兴趣熄灭了。自我保护的动力、希望都消失了，我已经无所愿无所求，我得了孤僻症，有时候走到饭店门口又转身回来，不吃晚饭就回家，躺在沙发上，身上盖一块毯子。我像一只受伤的野兽，不吃不喝，脑子里一片空白，既不想睡也不想事，等着得一场大病，或者干脆死去。
然而有一天我在饭店里，当时我躲在包间里，这些地方是为情侣或者衣衫褴褛，无脸见人的人准备的，我突然被一种熟悉的问好声惊醒。
即约汉·达尔博姆（1850—1886），他与斯特林堡一起于1876年10月去巴黎，然后在那里学雕塑艺术。
是一位不务正业的建筑工程师 ，昔日放浪者协会的余孽，如今它的成员散落在世界各地。
“你还活着？”他一边问候一边在我对面坐下。
“马马虎虎，凑合活着！你自己怎么样？”
“还行！我明天到巴黎！从一个白痴那里继承了一万克朗。”
“那我得祝贺你！”
“很不幸，我只得一个人糟蹋这笔钱了。”
“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因为我就是一位花钱高手！”
“真的？你能跟我去吗？”
“那还用说！”
“说话算数？”
“绝不食言！”
“明天晚上，六点钟，去巴黎！”
“以后呢？”
“往脑门上开一枪。”
“真有你的——你怎么想出这么个主意？”
“看你的目光，就知道你想自杀！”
“好一个祭牲卜巫！回家收拾一下，准备去巴黎！”
晚上我去马利亚那里的时候，我把自己走运的事告诉了她。她听了又感动又高兴，向我祝贺，反复说这有利于我恢复健康。一句话她很满意，并对我慈母般的关怀，使我深受感动。我们俩在一起度过了一个恋旧的夜晚，回忆了很多往事，却很少提到未来，因为我们不再相信未来，我们将要分手。永远分手！我们一个字也没提这个问题，按照一种默契，我们让命运决定我们是否会破镜重圆。
这次旅行确实焕发了我的青春，当我回想起自己童年时代的种种经历时，我为能忘掉这两年痛苦的生活感到极为欣喜。我一刻也没有产生谈及她的兴趣。整个离婚闹剧对我来说有如粪土，我想忘到脑后，唾弃它，赶紧跑开，免得再见到它。我有时候暗暗发笑，觉得自己像个逃犯，逃跑以后决心不再被捉住，我内心好像经历了一个逃到外国的躲债人的各种各样的心理活动。
引自伏尔泰《老实人或乐观主义者》中的一句话。
在巴黎的十四天，我被剧院、博物馆和图书馆所吸引，这期间没有接到马利亚任何来信，我相信她会感到欣慰，“在这个至善的世界里一切都会安排得完美无缺” 。
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当我厌烦了各种疯跑和强烈的新鲜感过去以后，我对一切都失去了兴趣，我呆在房间里看报纸，心里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压抑感和难以名状的烦躁。
这时候那位苍白的年轻女人——圣母虚幻的影子浮现在我的眼前，我的内心再也无法安宁。那位可耻的女演员形象从我的记忆中消失了，出现的仅仅是男爵夫人，她变得美艳、年轻，多难的身躯变得高雅、圣洁，就像苦行僧梦到了失乐园。
就是在这些痛苦和魔幻般的梦境中，我接到马利亚的来信，她以撕心裂肺般的痛苦语言告诉我，她怀孕了，只有结婚才能挽回她的名誉。
我没有犹豫片刻就收拾行李，乘坐快车返回斯德哥尔摩结婚。
我从来没有怀疑过我是否是孩子的亲生父亲，在我的罪恶得到宽恕一年半以后，我接收了后果，这是致命的一击，既意味着不幸的结束，也意味着包含多种责任和不可避免的困难的现实，但也意味着某种新的和陌生事物的起点。此外，从青年时代起，结婚在我的思想中就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对我来说是惟一可以想象的两性之间共同生活的形式；我并不担心两个人一起生活有什么可怕之处，当现在马利亚要成为母亲的时候，我的爱情翅膀下有了新风，我的爱情从不正常关系的污泥中升华，变得纯洁、高雅。
我回来的时候，马利亚阴沉着脸迎接我，斥责我的谎言。我做了必要的委婉解释，我告诉她我患有尿道阻塞症，这是一种小病，能减少受孕的危险，但不能完全避免。此外，在过去的一年中我们多次被怀孕的假信号吓得惊惶失措，所以对眼下发生的事情并没有使我们太惊奇。她讨厌结婚，在那位坏女友的影响下，她接受了这样的思想，即已婚的女性是为丈夫无偿工作的女奴，所以我建议采取适合我的情趣要求的现代婚姻形式。
首先：三间房子这样分配，一间给夫人，一间给先生，另一间中立。其次：不做家务，家里不雇仆人，午饭到外边饭店去买，早饭和晚饭由不住在家里的女仆做。这样既可以减少开支，又可以克服困难。
再有：为了避免我花费我妻子想象中的财产的误解所造成的不愉快，我建议进行婚前财产登记。在北欧各国人们通常把嫁妆看成对丈夫的贬低，在较文明的国家，嫁妆被视为妻子方面对新家的贡献，能造成她不需要丈夫养活的幻觉，为了彻底根除这种坏印象，德国人和丹麦人采用这种办法，新娘带着家具来，使丈夫觉得她身处妻子家里，而妻子也觉得她仍然留在自己的家里，养活着自己的丈夫。
不过马利亚刚刚从她母亲那里继承了一些财产，主要是一些不值钱的东西，但所有的东西对女继承人都有纪念的意义，都有古色古香的特征。因为现在已经有了一套用于六居室的家具，所以用不着为三居室购置新家具！在这种情况下，马利亚请求把三居室布置上家具，我高兴地接受了。
就剩下了那个主要问题：将要出世的孩子。在被迫掩盖孩子出世的问题上，很幸运，我们达成了一致，即新生儿一定要在适当的时候请别人领养。
斯特林堡和西莉·冯·埃森于1877年12月30日举行婚礼。
婚礼定在十二月的最后一天 ，在剩下的两个月里，我必须要工作，以便能体面地养活自己。
为了这个目的和预料马利亚将在近期内被剧院拒之门外，我又拿起了笔，可以在第一个月的月初将一部能被市场接受的很好的短篇小说集交给出版商。
命运之神帮我的忙，我被提名为图书馆助理馆员，有了一万二千克朗的固定收入，因为图书馆里的藏书要移到新的馆址，我得到了六百克朗的补贴。幸运真的青睐我！其他的成功也接踵而来，这使我坚信，苦难的命运对我已经厌倦，它不再折磨我。
指《邮政与国内报》。
一家知名度很高的芬兰杂志请我撰写文学方面的文章，每篇五十克朗，由瑞典文学院直接发行的一家官方报纸 给了我撰写艺术评论的光荣任务，每栏三十克朗，另外还有为正在出版的经典作家的作品阅读校样的工作。
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我生命处于最低谷的这两个月里。
靠近年终的时候，我的短篇小说出版了，获得了积极评价，它给我带来了这个领域里年轻大师的称号，作品被视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是瑞典文学史上第一部具有现代和现实主义格调的作品。
我无比兴奋，我崇拜的可怜的马利亚现在可以与一个事业辉煌的男人结婚了，除了皇家秘书和图书馆助理馆员的头衔外，现在又加了一个响亮的名字，并肯定前途无量，可以肯定，他总会有一天为她艺术道路扫清一切障碍，眼下可能受制于无辜的烦恼。
幸福向饱含热泪的我们微笑。光明已经到来，我收拾行李，向见证我一切苦与乐的阁楼告别，走进无人惧怕的监狱，更不用说已经预示到所有危险、清除了一切绊脚石的我们。
而同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