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社会学的经济行动诸范畴
篇首提示
下面无意阐述任何意义上的“经济理论”，而是仅仅试图定义某些常用概念，并分析经济领域内部某些最为简单的社会学关系。像第一章一样，这样做也完全是出于便利的考虑。这已经证明可以完全避开有争议的“价值”[1]概念。在论述劳动分工的相关段落中（见十五），只要是我们的讨论所需，这里的用法就会偏离卡尔·比歇尔（Karl Bücher）的术语。就目前来说，所有动态过程的问题都将搁置不论。
一、经济行动的概念
根据行动的主观意义，只要它是为了满足对“效用”（Nutzleistungen）的欲望，就应该叫做“以经济为取向”的行动。“经济行动”（Wirtschaften）是指行动者和平运用资源控制权，其主要动力就是以经济目的为取向。这种取向中的“理性经济行动”——深思熟虑的有计划的行动——需要具备工具合理性。我们将把自主的经济行动叫做“经济”（Wirtschaft），把一种有组织结构的持续性经济行动系统叫做“经济经营”（Wirtschaftsbetrieb）。
1．前面（见第一章，一，B）已经指出，经济行动本身未必就是社会行动。
2．经济行动的定义必须尽可能具有普遍性，而且必须表明，一切“经济”过程和对象的特征，都是完全决定于它们作为人的行动的目的、手段、障碍或者副产品所具有的意义。然而，有时我们也会听到这样的说法，认为经济行动是一种“心理”现象。此说大谬不然。货物的生产，定价，甚或对货物的“主观估价”，如果它们都是一些经验过程的话，那就远不仅仅是个心理现象。然而，这个误人视听的表述后面却有一个正确的洞见：这些现象属于一个独特的主观意义类型。唯有这一点才能定义作为一个整体的相应过程，也唯有这一点才能比较容易地对它们做出主观解释。
此外，阐述“经济行动”的定义必须把追求利润的现代商业经营的操作考虑在内，因此，这种定义不能直接以“消费需求”以及对这些需求的“满足”为出发点，而是必须从以下两个事实出发：一是存在着对效用的欲望（要求）（即使纯粹的金钱追求也是如此），二是存在着为满足这种要求所需的供应手段（即使是“满足最低需求”的最原始的经济也是如此，不管这种供应手段多么原始和传统）。
3．与“经济行动”不同，“以经济为取向的行动”则适用于指称这样两种类型：（a）虽然主要以其他目的为取向，但在追求这些目的时也重视经济上的考虑，即自觉认识到必须在经济上善自经营；（b）虽然主要以经济目的为取向，但却使用物理暴力作为手段。因此，所有受到经济考虑影响的非经济行动与非和平行动，都应该叫做“以经济为取向的行动”。因此，“经济行动”是经济考虑的一种自觉的、主要的取向。它必定是自觉的，因为重要的并不是进行经济准备的客观必要性，而是相信它有必要性。罗伯特·里夫曼（Robert Liefmann）突出强调了正是这种主观上可以理解的行动取向产生了经济行动，这很正确。然而，他却不正确地把相反的观点归到了所有其他作者的名下。[2]
4．每一种——包括使用暴力的——行动类型都可能会以经济为取向，例如掠夺性远征和贸易战这样的类战争行动。弗朗兹·奥本海默（Franz Oppenheimer）尤其正确地把“经济”手段和“政治”手段作了区分。[3]把后者与经济行动区别开来具有实质性的意义。毫无疑问，使用暴力和通常意义上的经济获取精神是极不相容的。因此，直接使用暴力占用货物以及使用暴力直接对他人进行强制，就不能叫做“经济行动”。同时，不言而喻，交换并不是惟一的经济手段，尽管它是最重要的手段之一。此外，形式上以和平手段进行准备，以使有计划地使用暴力获得成功，比如军火生产和战时经济组织，也同样是经济行动。
任何理性的政治行动进程，在涉及准备必要手段时，都会具有经济取向，而且政治行动始终都有可能服务于经济目的。同样，如果没有国家合法强制力对经济资源控制权的支持，就是说，如果形式上的“合法”权利没有暴力威慑的支持，任何经济系统都将难以为继，现代条件下的现代经济秩序更其如此，尽管不是必定如此。不过事实上，一个经济系统依赖于暴力的保护，并不意味着这个系统本身就是使用暴力的样板。
如果坚持认为，不管如何定义，经济——例如与国家相比——都只是一种手段，这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因为显而易见，对国家本身进行定义，也只有根据如今已被它所垄断的手段——暴力的使用——才是可能的。如果说一定要作出什么区别的话，那么就实践目的而言，经济行动就是在各种目的之间进行审慎选择；然而，这种选择是以当前就能得到或者为了各种目的而可能得到的手段的稀缺程度为取向的。
5．并非任何理性选择手段的行动类型都可以叫做“理性经济行动”，甚至不能叫做任何意义上的“经济行动”，尤其是应当把“经济”与“技术”（technology）区别开来。[4]一个行动的“技巧”（technique）指的是它所使用的手段，这与行动最终要以之为取向的意义和目的是正相对立的。“理性的”技巧是一种对手段的选择，是自觉而系统地以行动者的经验和思考为取向的，而科学知识乃是具有最高合理性程度的理性技巧。因此，具体什么东西应当被看作是“技巧”，这并无一定之规。一个具体行为的终极意义，就行动的总体背景来看，可能就是一个“技术”秩序中的意义，亦即在更大的背景上说，它仅仅作为一个手段才是重要的；此时这个具体行为的“意义”（从更大的背景来看）也就在于它的技术功能，而被用来依次实现这种功能的手段就是它的“技巧”。在这个意义上说，一切能够设想到的行动类型都有它们的技巧，祈祷的技巧、禁欲的技巧、思维和研究的技巧、记忆的技巧、教育的技巧、实施政治支配或僧侣支配的技巧、行政技巧、性爱技巧、作战技巧、音乐演奏技巧、雕刻与绘画技巧、做出法律裁决的技巧等等。所有这些都能达到极为不同的合理性程度。“技术问题”的存在始终意味着，对于达到目的的最理性手段的选择总会存在某些疑问。总之，衡量一种技巧是否具有合理性的标准，大概就是“用力最少”的著名原则，即在所支出的手段与结果的关系上达到了最优化（而不是用绝对最低限度的手段达到了一个结果）。当然，同样的原则看来也适用于经济行动，或者任何类型的理性行动，但却有着不同的意义。只要行动是这里所说的纯“技术”行动，它所关心的就只是在具有同样性质和确定性、能够带来同样持久的效果、相比而言能够用力最“经济”地达到一个既定目的的手段之间进行选择。所谓相比而言，就是在达到该目标的不同方法上存在着完全可以直接比较的手段支出。如果目的本身被公认为无可置疑，那么纯技术的考虑就可以忽略其他的需要。因此，假如就一台机器在技术上所必需的某个部件是用铁还是用铂来制造的问题作出决定，如果这两种金属用于特定目的所需要的数量均有保证，那么惟一的技术根据大概就是使用哪一种才能最好地达到既定效果，同时又能把其他可比的资源消耗——比如劳动——降到最低限度。但是，一旦这种考虑又进一步涉及这两种金属就其潜在用途——这是今天的任何一个技师都会在化学实验室里不断关注的问题——而言的相对稀缺程度时，由此产生的行动就不再是这里所说的纯技术行动了，它还是一种经济行动。从经济的观点来看，“技术”问题始终包括了对“成本”的考虑。这对经济目的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而此时就总是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如果这种特定手段不被用来满足上述既定需要，而是去满足其他需要，那将带来什么后果。这个“其他需要”可能与当前的需要有着质的不同，或者与将来的需要有着质的相同之处（弗里德里希·冯·戈特尔-奥特里林费尔德（Friedrich von Gottl-Ottlilienfeld）也持有同样的观点，见《社会经济学概论》（Grundriss der Sozialökonomik）Part Ⅱ，2；R.里夫曼（R Liefmann）的《国民经济学基本原理》（Grundsätze der Volkswirtschäftslehre）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杰出的论述，见该书第一卷[第三版]第322页及以下诸页。试图把所有的手段都简化为“劳动的最终消耗”是错误的。）
因此，尤其是在附属性限定金属货币或纸币的情况下，债务解除政策就是一种通货膨胀政策。像美国那样的国家，由于相对来说极少关心外汇币值，在完全正常的条件下，一度确实没有任何源自国家财政需求的动机。那些在战时采取了通胀措施的国家，由于迫不得已而在战后继续实行通货膨胀政策。
我在这里并不打算阐述通货膨胀理论。首先，通货膨胀始终是一个增强某些利益集团购买力的特殊路径。我只想指出，任何以某种计划经济的实质合理性为取向的债务解除政策，都会更加轻而易举地借助于行政货币、尤其是纸货币而得到发展，同时也更有可能有利于那些从稳定汇率的角度来看都是无理性的利益集团。因为，债务解除政策（市场经济类型）、从而还有币制的形式合理性，按照这里一以贯之的“合理性”定义，就只能意味着把所有这样一些利益集团排除在外：它们既没有市场取向——比如国家的融资利益，也不关心保持与其他货币的汇率稳定并以此作为理性计算的最佳依据，而是恰恰相反，它们主要关心的是借助并维持通货膨胀以便为某些利益集团创造购买力，即使从财政角度来看已经毫无必要增发新币。当然，特别是最后这一点，究竟应当予褒予贬，不是一个能够在经验基础上解决的问题。不过从经验上说，它的存在却是毫无疑问的。
此外，一种以实质性社会理想为取向的观点的支持者，可能会在以下事实中发现资本主义的重要开端：货币与通货的设定，在纯市场经济中乃是仅以盈利为取向的利益集团的游戏对象，没有人在乎货币的“恰当”数量和“恰当”类型。他们也许有理由争辩说，能够加以“管理”的只有行政货币而不是市场货币；因此，使用行政货币、特别是使用能够以任何需要的形式和规模廉价生产的纸币，从实质合理性的角度来看，不管其目标如何，都是解决货币问题的惟一正道。这种观点颇具形式逻辑的说服力。然而，毫无疑问，它的价值有限，因为事实上，无论过去还是未来，统治这个世界的都是个人“利益”而不是经济管理的“观念”。[59]因此，这里所指意义上的形式合理性，与债务解除当局——它完全没有义务去维持一种金属的材质汇率——理论上构想的实质合理性之间的冲突，从这一点上也可以得到证明。这就是进行这项讨论的惟一目的。
不言而喻，以上对货币问题的全部论述都是在与克纳普的杰作《国家货币理论》进行商榷，但是仅限于讨论同这里的问题相关的诸要点，而且是在高度概括的基础上进行讨论的，完全忽略了比较细节的问题。尽管作者本身也并非完全无懈可击，但与作者的意图截然相反，该书甫一问世便立即被用来支持一些价值判断，且很自然地受到了偏爱纸币的奥地利债务解除行政当局特别热烈的欢迎。这种事件并不能在任何方面证明克纳普的理论不成立，尽管——已如前述——他对货币的实质效力的论述并不完备。现在已经有必要更详尽地证明这一点了。
三十六a、补论：《国家货币理论》评注
克纳普卓有成效地证明了，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那些努力采用金本位或者尽可能接近于此的其他本位的国家本身，以及受国家指导的代理机构，最近的货币政策主要关注的就是它们的通货与其他国家、特别是与英国通货的兑换价值，其目标是与英国金本位保持一定的兑换平价，因为这个世界最大工商业地区的货币已被普遍用做国际贸易中的支付手段。为此，德国首先停止了银币的流通，然后是法国、瑞士和其他拉丁同盟国家、荷兰、最后是印度不再把银币用做市场货币，并使之成为限定货币。此外，它们还间接采取了黄金材质汇率措施，为对外支付黄金预做准备。奥地利与俄国也亦步亦趋，因为它们的债务解除行政184当局（使用不可兑换的纸币）采取了间接的黄金材质汇率，目的是至少能够随时用黄金进行对外支付。因此，它们最关心的是让自己的外汇汇率保持最大可能的稳定。克纳普由此得出结论认为，就特定铸币金属和材质汇率而言，具有重大意义的惟一因素就是外汇汇率。他断言，纸币管理机构（比如奥俄两国）的间接材质汇率措施，能够与直接材质汇率措施一样卓有成效地服务于保持外汇汇率稳定这一目标。当然，对于使用同一金属货币、彻底实行材质汇率的地区来讲，如果其他条件相同（ceteris paribus）的话，那么从严格的字面意义上说，他的主张就不能成立。因为，只要坚持同一金属材质汇率铸币的两个地区不对该铸币金属的输出实行禁运——不管它们是金本位还是银本位国家，双方存在同一材质汇率无疑会大大有助于维持兑换平价。当然，在正常条件下，克纳普的结论还是相当正确的。但它并不能证明，在选择铸币材料时这一点是惟一具有重大意义的考虑，而至关重要的是，今天的铸币材料只能在一种金属——或者是黄金、或者是白银——和纸钞之间进行选择。（涉及复本位制和限定货币的特殊环境已如前述，此处不赘）。
这样的主张可能会暗示，纸货币本位和金属货币本位在其他方面也会以同样方式发挥作用。但即使从形式观点来看，其间也有着重大差异。纸币当然是行政货币的一种形式，金属货币也许同样如此，但未必一定如此。纸币不可能“自由铸造”。贬值的纸币（例如指券）与可能会由于将来被废止、最后仅仅用做工业原料而现在就开始贬值的银币，其间的差异决非微不足道。当然，克纳普间或也确实承认这一点。纸和贵金属一样始终不是唾手可得的东西，直到今天（1920年）仍然如此。但是，就增加产量的客观可能性以及满足潜在需求的生产成本而言，纸和贵金属的差异却是巨大的，因为金属的生产在相当大程度上要依赖于矿藏的存在。这一差异恰好说明，一个债务解除行政当局在战前为什么能够处在随心所欲无限量生产纸币的地位上。即使与中国的铜币相比，这也是一个重大差异，和银币的差异当然就更大，和金币的差异尤其大。相对来讲，它的成本则微不足道。此外，纸钞的面值可以任意确定，而且与纸的用量毫无特殊关系。如果是金属货币，只有在被用做“代”币时，最后这一点才能办得到；因此，无论在程度上还是意义上说，都没有任何可比性。铸币金属当然不同，它们可以得到的数量的确是有一定弹性，但是与纸的可产出量相比，所受到的限制无疑是非常苛刻的。这一事实为货币政策的任意性规定了限度。当然，如果债务解除行政当局的惟一取向就是最大可能地保持外汇汇率的稳定，那就确实易于对货币的设定形成非常明确而规范的限制，尽管不存在技术上的限制。可能这正是克纳普想要给出的答案；如果是，那么他就是正确的——虽然只是从形式角度而言。完全“独立”的纸币又是什么情况呢？克纳普也许会说，并无二致，比如奥地利与俄国，连铸币金属短缺而受到的“惟一”的纯技术限制也不存在。问题是，这个不存在是个完全无足轻重的差异吗？克纳普未置一词。他可能会说，一种货币的“死亡尚无药可救”。如果忽略不计目前（1920年）造纸生产受到的完全反常的影响，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某些因素始终并将继续会导致纸币的无限量发行。从根本上说，因为既存在着政治当局中的利益集团，他们——克纳普也认为——对货币政策负有最终的责任，同时也存在着某些私人利益集团。他们主要考虑的未必是保持外汇汇率的稳定，事实上，他们的利益至少在短期内可能是完全与此背道而驰的。这些利益集团可以从政治与货币管理机构内部、或者通过施加强大压力对于能够导致“通货膨胀”的政策发挥重要影响——克纳普力避使用“通货膨胀”一词，只是把它叫做不“可取”的货币发行，因为它并不以国际汇率为取向。
从根本上说，诉诸通货膨胀有着财政上的诱惑力。由于通货膨胀，就最重要的国内商品和财产权对象而言，德国马克平均贬值到了原来的1/20，如果利润和工资向这个价格水平看齐的话，那就意味着——这里可以假设——所有的国内商品和劳务价格在名义上都会比过去上涨20倍。这还意味着，对于那些生逢其时的人们来说，战争债务将会缩减到原来水平的1/20。由于名义货币收入的增长，国家的税收收入则186会大幅度提高，至少能够从这个资源中得享重大助益。这的确是个诱人的前景。显然，有人将不得不蒙受损失，但既不是国家，也不是两种类型之一的私人个人：经营者与工资收入者。甚至还有更加诱人的前景：可以随意炮制货币单位去偿还过去的外债，其成本却微不足道。这除了有可能遭到政治干预以外，当然还有这样的反对意见——用这种政策对待外债将会危及未来的贷款。但是，国家更加关心的往往是现在，而不是多少还比较遥远的未来。此外，经营者们也只是乐于看到他们的产品价格由于通货膨胀而上涨了20倍，假如劳动者的名义工资“仅仅”增长了5倍或者10倍的话——如果他们缺少讨价还价之力、不明就里或者其他什么原因，这种情况是完全可能出现的。
一般来说，制定经济政策的专家们都会断然拒绝出于这种动机而引发剧烈的通货膨胀。毫无疑问，它与克纳普以货币政策为取向的形式不可相提并论。另一方面，有意但非常缓慢地扩大流通手段的规模，往往作为一种刺激投机态度的手段而被看好，有时中央银行就会这样做，办法是为信贷扩张提供便利。提供一个能够获得更大利润的前景，被认为可以刺激进取精神，并由此鼓励闲置资金向营利性经营、而不是向固定利息的证券投资，以扩大资本主义生产。然而，我们不禁要问，这种比较保守的政策对于稳定汇率会产生什么影响？其直接影响——刺激进取精神的结果——大概就是创造了更有利的国际收支，至少是遏制了国内通货的外汇地位的下降。当然，这一点会多么经常地发挥作用以及会产生多么强烈的影响，已经是另一个问题了。这里也不拟讨论国家对货币的需求引起的通货总量温和增长是否具有类似的影响。这种通货存量的扩张相对来说并无损于外汇地位，其扩张成本将会由在剧烈通胀中很容易被“没收财产”的同一群体逐步承担，这些群体包括所有那些维持同样名义收入的人，持有不变面值证券的人、尤其是债券的固定利息收入者，以及只有通过激烈斗争才有可能提高“固定”工资的工资收入者。因此，不能这样解释克纳普，认为只有把稳定外汇作为纸币管理的准则才具有重要意义；实际上他并无这样的主张。而且他还认为，如果相信这一点从经验上说极有可能成为惟一的准则，这是没有道理的。然而，不可否认，它实际上可能会成为克纳普所说的完全理性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债务解除政策准则，就是说，它会尽最大可能阻止价格比由于货币政策而受到干扰（克纳普本人并没有明确指出这一点）。但是决不能认为——克纳普也不认为，这种货币政策的实践意义仅仅限于外汇汇率的稳定问题。
这里是把通货膨胀看做价格革命或者至少是价格水平缓慢上涨的根源的，并且指出，促使价格水平发生如此变化的要求，就可能导致通货膨胀。毫无疑问，一场能够导致价格革命的通货膨胀，将会无可避免地打破外汇的稳定性，尽管流通媒介的逐步增加未必会造成这一结果。克纳普大概也会承认这一点。不言而喻，他有理由认为，他的理论并不涉及关于商品价格的货币政策，不管那是革命性的、渐进式的还是保守的价格。为什么会这样？大概是出于下列形式上的原因：
(1)Mark，中世纪日耳曼村社所共有的大片土地。
(2)希腊神话中柏勒洛丰的孙子格劳科斯是吕喀亚国王，在特洛伊战争中曾帮助特洛伊国王普里阿摩斯，当他发现与自己对阵的是他的友人、80艘希腊战船的统帅和最受尊敬的领袖狄俄墨得斯时，他们便停止了战斗并交换了甲胄。由于格劳科斯的装备是金制的，而狄俄墨得斯的装备是铜制的，故“以金换铜”遂成为一句俗语，用来表示不划算的交换。
(3)Tell-el-Amarna document，1888年在埃及中部特勒-埃尔-阿马尔纳发现的埃及国王阿孟霍特普三世和四世的外交档案，均用楔形文字刻在泥板上。两国王分别于公元前1417—前1379年和公元前1379—前1362年在位，后者在位6年后把自己的姓氏改称阿肯那顿，以倡导埃及艺术的创新风格和追求哲理著称，但史称他也因此丢掉了埃及帝国，在他的统治结束时，除了巴勒斯坦一角外，埃及丧失了在亚洲占有的全部土地。
(4)英译本此处没有“（a）”，系中译者根据上下文所加。
(5)这个词的德文原文即后面括号中的chartal，请参阅中译本第313页英译者注10。毋庸赘言，该词同样没有中文对应词，第78页第6小节韦伯本人对它的含义作了简要评述，另外，J.M.凯恩斯在《货币论》中也概括了克纳普的所指，即“国家担保在其偿付处所中接受的任何东西都是货币，不论是否已在公民中宣布为法币都是一样”（见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正文第8页脚注1）。据此，中译者勉强译为“国币”，请读者明鉴。
(6)Wergild，在中世纪日耳曼法中，由造成他人伤害的人向受害人、或者在造成死亡时向死者家属支付的一定数额的赔偿金。赎罪金制度以金钱赔偿方式取代了报复方式，标志着向废弃血亲复仇制度迈出了第一步。起初的赎罪金数额并不确定，后来逐渐由法律和中世纪的法典予以确定。在某些国家，一个人的赎罪金与其社会地位相关，贵族的赎罪金要比平民的赎罪金多得多。后来，由于王权日益加强，逐渐不再许可以赎罪金方式赎罪，而是由国王或领主对加害人予以惩罚，但受害人及其家属仍可要求损害赔偿。
(7)shekel，古希伯来、巴比伦的重量或货币单位，约合1/2盎司。
(8)欧洲中世纪使用的信托方式，就是为特殊事业（如在国外销售）将货物托付给他人，这种经营方式调度的资金一般用于远程海上贸易，不常用于陆上贸易。
(9)这是康门达的一种变化形式，出海航行的合伙人提供三分之一资金，不出海的合伙人提供三分之二，双方平分利润。
(10)韦伯在本书中大量使用的地理名词“东方”（orient）或其形容词“东方的”（oriental），均指喜马拉雅山以南地区及马拉群岛，并不包括东亚。
(11)银行在政府通货贬值期间发行或利用的通货的比值。
(12)希腊文，原意为“家”或“居所”，后指一个完全自给自足的大庄园或大农庄。韦伯在第十二章对此有专门论述。中译一律译为“大庄园”。
(13)putting-out system，又称家庭包工制（domestic system），一种曾盛行于西欧的生产制度，即商人兼雇主将原料“包出”给农村的手工工人，后者一般在家里工作，有时也在作坊里工作，也可以将原料转包给他人加工。制成品交还雇主后，按产品件数或工作时间取酬。这种制度不同于家庭生产的手工业制，承包工人自己并不买进原料，也不卖出产品。这种制度破坏了城市行会的限制性行规，并且首次在工业中广泛雇用女工和童工。商人兼雇主方面的获利则是手工工人的工资较低，又由于行业内部分工较细而提高了工作效率。在产业革命中，这种制度普遍被工厂制度取代，但在某些行业中至今犹存，最典型的包括瑞士的钟表业、德国的玩具业等等，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扩张，它又普及到了许多后发国家，比如印度和中国等。
(14)demiurgoi，此处为其形容词形式demiurgic，参阅英译者注33。
(15)拜占庭帝国皇后们的住所，是大皇宫的一翼，用珍贵的白色大理石和稀世斑岩装饰，皇后用自己的班子管理自己的房产，从事规模可观的经济活动，甚至铸造刻有自己形象的硬币。
(16)这个术语并无确切对应的中文词。主要指晚期罗马帝国时期依附于大地产主的农业劳动者，地位介于奴隶和自由民之间，可勉强译为“隶农”，但实际上这类人并无中文意义上的隶农身份。有关这个阶层的形成问题至今尚无定论，一般认为是农业小生产者经济、政治、社会地位日益恶化的结果。这个概念本身最初见于公元前2世纪，指具有公民身份、可以自由流动的大地产承租者，被称为“科洛尼”（coloni）。自公元1世纪始，科洛尼地位因欠租等原因而恶化，不得不留在承租地上，直至清偿债务后才可离去。3世纪危机期间，社会动乱，人口流失，罗马政府和大庄园主为维持足够劳动力，利用各种手段将贫困的科洛尼束缚在他们租佃的土地上，人身依附关系加强，公民的自由身份受到限制，由是开始出现隶农属性。4—5世纪，罗马皇帝出于保证生产和税收的需要，颁行一系列限制科洛尼权利的法令，科洛尼的私有财产甚至本人均可当作庄园财产的一部分，逃亡者应戴枷送还原主，可当奴隶处理，但仍保有一定程度自由，如在法庭上不能像奴隶一样被拷打，可以服兵役；另外，主人为鼓励其生产积极性，也会授以小块田地，令其独立经营，交纳剩余产品。这个阶层是韦伯分析身份群体时的重要范例之一，所以在书中的出现频率较高，中译本统一译为“科洛尼”，请读者明鉴。
(17)field-grass husbandry，古代日耳曼人的一种农耕方法，源自定居初期，史称他们经常使用一块地作为牧场、另一块地作为耕地。后来土地所有者普遍采用了每年让一半土地休耕长草、一半土地播种耕作的方法，以及根据农时交换耕地以便谷物轮作。
(18)拉丁文，指古罗马强迫债务人或奴隶劳动的作坊。
(19)均为拉丁文，前者指商人，尤其是钱商，后者指财产或资金管理人。
(20)关于这个词的词义，请参阅韦伯下文第三十二节第2小节的说明以及英译者注57。
(22)1789年至1796年法国大革命期间在法国作为通货发行的纸币。1790年开始，法国政府开始以发行债券的形式发行指券，直接导致了恶性的通货膨胀，并带来了反复的粮食短缺。
(23)Hernan Cortes（1485—1547年），16世纪征服墨西哥与秘鲁的西班牙殖民者。Francisco Pizarro（1475—1541年），西班牙冒险家，秘鲁印加帝国的征服者。
(24)意大利的一种民间秘密组织，通常指为了不正当或不光彩目的而结伙的一帮人。
(25)泛指政治恐怖分子的秘密团体或者秘密犯罪集团，但多用于指称黑手党。
(26)Mameluks，又译马木鲁克，意即奴隶或奴隶出身的人，是构成穆斯林军队的主要成分，最早出现于9世纪，由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穆塔西姆在巴格达发起组织，不久即传播到整个穆斯林世界，中世纪的穆斯林王朝都使用这种由掠夺或购买来的奴隶组成的军队。逐渐地，这些军队利用军权控制了政权，马穆鲁克的将军们往往左右着哈里发的拥立废黜。13世纪时他们在印度和埃及都建立过自己的王朝，曾击溃了在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的蒙古人势力，从而使阿拉伯伊斯兰教文化免于毁灭。
(27)付税使用领主磨坊、面包烘炉等设施的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