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的原理

德国哲学家布洛赫的代表作之一，1938～1947年成稿于美国，1959年出版。作者通过对人类精神的分析和历史进程的追溯全面论述了“希望的原理”。全书分三卷，第一卷又分四部分： (1)世界的本质存在于未来中。期待、希望并对尚未形成的可能性的意向不仅是人类意识的基本特征，而且是全部客观现实内部的基本原则。思想意味着超越现实，但并非是忽略现实，真正的超越是认识到那些在历史中所形成的辩证发展的趋势。由乌托邦愿望构成的希望引导了全部的自由解放运动，引导人们面向未来的创新。 (2)白日梦。这是所有人都可能产生的，是人的欲望和追求的一种反映，但它与夜间梦有原则性区别：它有合乎意愿的进程;其自我意识不像夜间那样微弱;它的目的是要改变现实;它的本质存在于未来。白日梦体现了人类最重要的期望性激情-希望。 (3)预定意识。在白日梦中流露出一种新的意识：尚未意识到、尚未明确显示出来、尚未形成的前意识，这是心灵创新的诞生地，存在于一种具体的预定领域中。这种预定意识与人类文明历史中的意识相互沟通相互作用着。(4)成熟的理想。面向未来的预定意识正是希望的行动内容，即肯定性的乌托邦活动，它具有一种真实的可能性，包含着未来的确定性，孕育着未来，是一种成熟的理想。它首先体现在观念中，又在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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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龙集

现代短篇小说集。王统照著。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47年8月初版，列入“文季丛书”。收作者《序》1篇，《一天天》、《水夫阿三》、《刀柄》、《“隔绝阳曦”》、《旗手》、《五十元》、《父子》、《银龙的翻身》、《站长》、《游离》、《小灯笼的梦》等短篇小说11篇。其中《“隔绝阳曦”》描写10个疲惫的“土匪”借宿于山庙，虽然并未伤害庙里的和尚、长工和教员，却被闻讯赶来的一千多军官、团丁全部杀戮。《刀柄》和《五十元》记述了官府的豪夺巧取给人民带来家破人亡的灾难。《父子》描写了一桩杀父惨案。老铁匠嗜饮赌而负债，酒店主乘人之危把他家将要收获的田地买去。终年辛劳的儿子眼看全家没有了生路，杀死父亲，沉尸河底。本集所收的小说大多描写社会悲剧。它们“以将崩溃的北方农村生活作背景”，“着力于农民生活的剖解，从微小事体上透出时代暗影的来临”(《序》)。

李冠仙医案

医案，清代李文荣撰，约成书于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不分卷。全书共辑内、妇、外等科病症验案二十七类，每类皆以典型案例冠其首，后列数案以相发明，并置按语穿插其中。辨证用药颇具独特之处，惟文词稍冗。

资治通鉴纲目[文白对照]

简称《通鉴纲目》,别称《紫阳纲目》。南宋哲学家朱熹与其弟子赵师渊共同编著。全书六十卷,成于乾道八年(1172)。《通鉴纲目》一书“表岁以首年,因年以著统,大书以提要,分注以备言”(朱熹《资治通鉴纲目序》)。“纲”是根据时间顺序写出的史事提纲,犹如《春秋》之经,既具有标题作用,又表达了作者对史事、人物的看法,字数不多,顶格而写。“目”是对“纲”的具体叙述,即注语,字数比“纲”要多,犹如左氏之传。《通鉴纲目》虽脱胎于北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但却不是简单的删繁就简。它根据义理的标准来裁剪历史,使历史“合于天理之正,人心之安”(李方子:《资治通鉴纲目后序》)。为之,它把取“《春秋》之义”和法《春秋》用字规则两个方面有机地结合起来,将“《春秋》书法”加以发展和完善。《通鉴纲目》取“《春秋》之义”首先表现在辨正闰、明顺逆。认为自周至五代千余年历史只有周、秦、汉、晋、隋、唐六朝为正统王朝,其它或为僭国,或为篡贼,或为无统等。其次是严篡弑之诛,倡节义道德。认为轼君是大逆不道的,为天理所不容,要大书不隐。要褒扬尊者、贤者和死节者。最后是站在汉民族立场上强调夷爰之防。为伸明“《春秋》大义”,在书法上则极尽褒贬之能事。《通鉴纲目》是一部通过叙史来宣扬纲常伦理道德的著作,因此,它既是一部史学著作,又是一部理学著作。正如李方子所说的,《通鉴纲目》“义正而法严,辞核而旨深,陶铸历代之偏驳,会归一理之纯粹,振麟经之坠绪,垂懿范于将来,盖斯文之能事备矣”(《资治通鉴纲目后序》)。《资治通鉴纲目》版本较多,清康熙帝取明末陈仁锡刊本逐加评定,是为《御批通鉴纲目》。

东归日记

(清)方士淦撰。方士淦，字莲舫，定远(今安徽定远)人。尝从姚鼐弟子、内阁学士鲍桂星受辞章之学。嘉庆十二年(1804年)召试举人，历官至浙江湖州知府。道光六年(1826年)以事遣戍伊犁，道光八年(1828年)释归。著有《生还诗草》、《蔗余偶笔》、《啖蔗轩诗》等。本书不分卷。道光八年(1828年)三月十五日，作者自伊犁惠远城起身东归，途经乌鲁木齐、哈密、玉门、嘉峪关、张掖、兰州、天水、咸阳，于同年六月三十日到达今陕西西安。该书即是对这一行程见闻的记录，备载山川道里、汉回地名、风景形势、物产土俗、名贤轶事。书中保存了不少西北地区特别是新疆地区的交通、风俗、城池等史料，对研究西北史地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袁大化、王树楠等纂《新疆图志》多有采用，足见其见重于时。《东归日记》有《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本、《西北行记丛萃》本(李正宇、王志鹏点校，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

清太祖高皇帝实录

作为《清实录》曲笔问题之始的《清太祖实录》，因经多朝的改修.先后出现了“崇德初纂本”、“顺治改缮本”、“康熙重修本”、"雍乾定本”等多个不同版本。崇德年间，皇太极在位时，《武帝实录》即已纂成；后顺治年间对其进行了再修, 改动较小；康熙年阆又进行了重修，此次重修较之前内容上改动极大，书名亦由《武皇帝实录》改为《高皇帝实录》；雍乾年间，又对实录进行了字句方面的校对。而多次的改修与校订，亦使其真相不存，曲笔问题为最甚。经过对《清太祖实录》的两个不同本子《清太宗武皇帝实录》与《清太祖高皇帝实录》的对比之后发现，前者虽存在诸多不成熟之处，但其行文质朴，载有许多其他文献未见之事，还是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的；而后者在经史官们的改订、删减、增补以及润色后，对一些史事的隐讳与文饰较之前更为详密，可信度大为下降，部分内容令人难以据信。

观弥勒上生兜率天经赞

亦称《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疏》、《弥勒上生经瑞应疏》,简称《观弥勒上生经疏》。佛典注疏。唐窥基撰。二卷。是对《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的注疏。先以“佛成权实”、“慈氏所因”、“时分有殊”、“往生难易”、“问答科简”五门对该经作总体分析,然后逐句疏赞。赞文中贯串着法相宗的立场。本疏中国历代大藏经均未收录。日本《卐字续藏》及《大正藏》有录。敦煌遗书亦有收藏,但与入藏本文字略有出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