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分 构建：一个更美好世界的概观 （医疗技术，社会制度，技术，建筑， 地理学，艺术和智慧中的展望）
33．做梦者想望更多的东西
作为有意识的阐明行为，被知晓的解释，希望的行为内容（Akt-Inhalt）乃是肯定的乌托邦的功能；希望的历史内容（Geschichts-Inhalt）首先体现在想象之中，并在现实判断中百科全书式地得到研究，而这一历史内容把人的文化与自身具体的乌托邦的视域联系起来。
布洛赫：《希望的原理》，第166页(1)
太多的人站在外面等候。一无所有者为其囊中羞涩而深感谦卑。只因缺少某物，这种无地自容才永不止息。我们梦想某物却不拥有某物，而对这方面的匮乏，恰恰使我们愈加痛苦。为了免除痛苦，我们习惯于贫困。总是令我们痛苦的东西压制我们、削弱我们。这东西应当去掉。
仅仅让我们松口气的东西，并不能使我们长久地感到满足。尤其是，一种梦生生不息、永无止境，它超越短促的、私人的一天。在此，所谓梦截然不同于浅薄庸俗的欲望，例如，按照自己的主人所希望的那样，打扮得花枝招展，搔首弄姿照镜子。在此，这个梦描画生活空间中的一个伟大的图像，一个萦绕于怀、深思熟虑的蓝图。进一步讲，这种深思熟虑的东西也会误入迷途，然而，借助于此，我们不会继续上当受骗。
这种内在之梦决不廉价地被敷衍，因为梦的意志指向更多的东西。而且，据此这个更多的东西是指渴望到达一切、品尝一切的东西。因此，梦的意志不仅体现个人的悲惨境况，也试图克服现存的全部恶劣境况。渴望掌握自身的力量，即使这渴望作为被欺骗的东西，作为时而在这里，时而在那里空忙、瞎忙的东西也罢。只有当道路正确、小心翼翼地前行时，我们才会重视这种渴望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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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第15章中“‘尚未被意识到的东西’中的被意识到的、被认识到的活动，乌托邦的功能”一节。——译者
34．肉体的练习，我们都健康
活泼地、虔诚地、快乐地、自由地。
格言(1)
只有微小的东西才下移。小孩没有什么话可向父母报告，女子把烹饪、洗涤视为理所当然。穷人经常弯腰曲背，大多数人终日食不果腹。只要我们活着就提问日常问题：如何才能保持健康？如何才能物美价廉地获取营养？绿色树枝在哪里？别人也会见到这根树枝，并且早已坐在上面。十四天的自由自在，对大多数人来说，这已经是相当长的时间，因为没有人愿意回到日常生活中去。许多人都渴望在阳光普照的地方呼吸更新鲜的空气，但是，享受的机会并非人人均等。
无论如何，新鲜的空气愿意为每一个人效劳。从没有像今天一样，人们如此热望体育运动，热衷于锻炼和规划。实际上，如今几乎每个人都盼望体育运动。体育运动被视为有益于健康的东西，经过锻炼扩大的运动员的心脏排挤了啤酒心脏。(2)人们不假思索地把黄褐色皮肤视为容光焕发、神采奕奕，于是，纷纷涌向南海或山顶晒日光浴。在现存日常生活状态下，体育运动经常使市民阶层变得傻头傻脑、愚昧至极。
资助并奖励体育运动的团体正是上流阶层。一般人与自由竞赛无缘，在他们那里，旨在改善日常生活的实际斗争取代了运动纪录的更新。某种强烈的内在需要把大众驱入大自然，但是，充其量，山涧溪水仅仅清洁了藏污纳垢的肉体而已。此外，晚上，当人们呼吸野外新鲜空气后回到家里时，他们的寓所已变得污浊昏暗。当然，在“三月革命前的时期”(3)，当体操刚出现时，似乎一种活动仍与另一种活动相联系，即人们通过另一种冲击来驱动麻痹不堪的四肢。例如，试想这样一些歌词：“钢铁啊，源自铁锈/葡萄汁啊，源自酒袋/东风啊，吹过雾气/驱散严寒吧。”这是当时训练为体操所取代时，人们歌唱的一首歌。
在市民阶层中，肉体的狂飙突进首先出现在青年人当中。1815年，所谓体操之父雅恩(4)这样写道：“体操的灵魂就是民众生活，而且，民众生活只能在公众场所、空气和阳光中才能繁荣昌盛。”青年人紧绷脊骨、挺直腰杆，直到做出一连串危险动作，甚至创造出了与此相关的各种体操模型。这时，年轻的体操运动员就想到了自由。当然，在空旷的原野上做操意味着力量。借助于此，青年人以为，在狂暴的敌人面前，能够坚贞不屈、英勇战斗。
但是，众所周知，之后这种保卫王冠的男性骄傲、市民勇气却消失不见了。尤其是，后来在德国人当中，忠于国家、为国而战的想法显著弱化了。因为在此所谓“主人”（Herren）由二重阶层构成：资产阶级与封建君主。因此，商人本身成了打头阵的英雄，资产阶级本身则迈出了威武的正步。纳粹甚至援引体操之父雅恩的理论，使一切体育运动臻于完成。根据纳粹命令，青年人只练身体，不动脑筋。这意味着什么？以前他们是击球者或击剑者，最后他们是廉价炮灰。在这个世界上，没有非政治的体育。如果体育是自由的，它就站在左翼，如果体育被某种东西蒙蔽，它就促成右翼。唯有当体育运动者威武不屈，不为人和权势所迷惑时，即体育既不被滥用为政治的手段，也不被当作显示男性骄傲的代用品时，雅恩的愿望才富于意义、意味深长。唯有当游泳运动员与其他参与者分享获得的奖项时，他才算得上游得自由自在，他才会真正爱上湛蓝深水。
体育锻炼也承载着某种可期待的、可盼望的内容。人们把身体锻炼得强健有力、苗条挺拔，这样他们不仅不会发胖长膘，还能舒适地、无拘无束地伸展所有肌肉和肢体。体育锻炼想与身体一道做更多，比这个身体出生时所许诺的东西多出很多。这是源于真正的体育态度的精神，它截然不同于镜前化妆打扮的态度，因为一到晚上，粉墨浓妆就重新被擦去。这种精神也截然不同于时髦女性的一日换装三次。身体恰恰不应被隐蔽或伪装，相反，应当摆脱种种被歪曲、走样的丑态。在分工和异化劳动占据支配地位的现代社会中，许多人的身体遭受了巨大损害，付出了沉重代价。
尤其值得期待的是，在新的社会中，体育应当通过如此众多的、从前骑士般的体力锻炼和训练，通过导入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众多体育项目，谋求现代人的“健康”。就是说，这是不以任何疾病为前提的健康的存在，确切说，这是动词（Verb），即健康本身的行为。体育运动无异于没有疾病的拯救。无论是狭义上还是广义上，现代社会特有的办公室工作人员（Stubenarbeiter）都如雨后春笋、与日俱增，这方面，体育也有助于解除市民困境，调节现代人特有的千篇一律、久坐不起的生活方式。这种久坐不起的生活方式会一直存在下去，但其麻烦的根源并非总是如此，因为这种麻烦正是由于缺乏某种自由的空气引起的。
保罗：但是有些东西不见了。
雅各布，海因里希，乔：美好的是平静与宁静，而愉快的是和谐。
保罗：但是有些东西不见了。
雅各布，海因里希，乔：奇妙的是简单的生活，无与伦比的是大自然的壮丽。
保罗：但是有些东西不见了。
——布莱希特：《马哈哥尼城的兴衰》
人们绞尽脑汁、苦思冥想，人们想望如何度过他们的业余时间。但是，问题除了取决于“如何”度过业余时间之外，还取决于“在哪里”度过业余时间，即更美好的“自由空间”（Freiraum）。在节日情况下，在晚会上，通常的环境也都发生了改变和装饰。特别是，一个较长的闲暇时期需要一个决定性的空间变化，即所谓的“帐篷的拆除”。
字面上，所谓假期（Ferien）必定意味着远离业务，意味着空气、路径和各种事物本身的变化。而且，围绕这个业余时间的空间，亦即没有工作的空间是人们所渴望并视为简单而自在的生活的保护空间：于是，尽管业余时间的空间荒无人烟、人迹罕至，但对人类并不持一种敌对态度，简而言之，这个时间乌托邦化为自然的田园景色。
这一点尤其适合于被称作下班之后晚上生活的那些晚上时光，因此，作为完成了的休假，下班之后，人们纷纷寻找景色宜人的别墅（Buen Retiro）。并且，围绕它周围的、自我满足的自然本身显得充满了阿卡狄亚的内容，而这种内容自动显现，没有商业，甚至也没有乐趣。无需强调，在这种简单而同时地实现的意义上，自然（Natur）是一个社会乌托邦概念。自然之所以属于社会，正是因为它与后者及其人为性乃至空洞性形成鲜明对比。
在古代渴望自由空间的人们那里，作为这种社会乌托邦概念，自然是变化不定的。例如，在第欧根尼那里，自然扮演一种与古代城邦国家相对立的角色；在卢梭那里，自然扮演反对封建主义堡垒的角色；在罗斯金那里，自然扮演反对“机器资本主义”（Maschinenkapitalismus）的角色。恰恰根据每个社会及其文明性质，自然不断变化其内容，例如，《鲁滨孙漂流记》式的船只遭难故事就生动地描写了脱离了社会及其文明的纯粹自然景象。然而，必须强调的一点是，与经常令人尴尬的自由空间之梦的阐述相区别，重要的是，简单了解所有自由时间之梦（Freizeit-Träume）的特有的无可非议性：在阿卡狄亚的对比愿望中，有一个共同的事实性，而这种特性几乎拥有和它们所追求的自然一样长久的气息。
尽管单纯的社会乌托邦要素、社会安全以及田园图像中的对照要素等占有巨大优势，但是，门前的风景，这个客观的要素却不断地为这样的画面展现自己。阿卡狄亚向来在树下，位于泉水之旁，还有其他天堂元素，但不是在发出微光的城市里。在与大自然的一切和谐一致中，这个古老的自由空间的乌托邦的痕迹仍然闪闪发光，而这种和谐一致正是城市居民从中所期待和接受的东西。就像在浪漫的斯拉夫国度上的民众节日一样，也许，在德国大自然的喜悦最为活泼地得到了发展和保护。但是，人们在他们的空间之梦中，“下班后”到处都要求成为伟大的“潘神”(53)的一部分，而他理所当然、义不容辞，为人提供了一所闲暇休闲的大厅。
“在隐蔽的地方生活吧”，这一建议可疑地诱使人们远离尘嚣、与世隔绝，同时，毫无疑虑地提请人们过一种安静独处的生活。它首先指的是为定居者提供孤独的乡间空间，然后也提供乡村休憩。就像人们下班后渴望度过一个安静甜蜜之夜一样，弗洛伊德(54)的睡眠理论对于这种特殊的安静愿望作出了一定贡献。根据这一理论，对睡眠的愿望是旨在避开外部世界乃至“里比多的对象占领”（die Objektbesetzung der Libido），一旦入睡，睡眠者的里比多对象占领就开始减弱，里比多与自我兴趣就以充分的自恋方式再次统一起来。这就产生了最强烈的恢复可能性，也就是，心理上回归到子宫（Mutterleib），回归到无对象的孤立状态。
事实上，由此出发，这一理论揭示了一个逃离喧闹城市的人在自然界可以找到的特有的安全感。他不受现存的对象的干扰，因此，在这个特定的保护空间所产生的宁静中，产生了一种闲暇的母性空间（Mutterraum）。同样，夜间写作和乡下写作也具有这种隐居的特性本身：死一般的寂静与漆黑一团的黑夜，两个严肃而郑重的姐妹。(55)或者说，由于“自我陶醉”（Narzißmus）甚至穿上自然对象本身的外衣，所以它们不仅不打扰人，而且看起来，就像自我的一部分一样。于是，在完全融合的外表中，自我与非我之间的紧张关系就完全消失了。
于是，这个客体就不再是要被工作克服的东西，尤其在资本主义企业组织条件下，以及与其素材的关系上情况更是如此。然后，在自然的表面上，甚至还有一种暗示，那就是，拜伦(56)如此表达的前逻辑的、快乐的万物有灵论：我不是我自己生活，而是成为/围绕在我周围的，朝向我的事物的一部分，对于我来说/崇山峻岭是我的一种感受。（I live not in myself，but I become/Portion of that around me; and to me/High mountains are a feeling.）因此，自然的假日感觉不一定是孤独的灵魂及其母亲的子宫，尽管自恋也许建立在唯我论基础上。事实上，与其“独自面对自己”（Das Mit-sich-selbst-Alleinsein），不如“在自然中享受独处”（Ohne-sich-Alleinsein in der Natur）可以有完全的对象占领，只是没有人如此疏远自己罢了。
于是，超出工作的自由空间本身就成为超越艰辛劳苦的一种空间。在其安宁中，自由空间尤其添加无机性，并将有关素材添加到美丽的蓝色中。正是在这种宁静的非异化的情感中，在充分吸收的大自然风景中，自由空间也赋予自然以它的特殊的避难特征，即和平特征。自然的和平特征最初只是作为一种社会范畴重新加入抗议“人为性”（Künstlichkeit）的斗争中，而自然爱好者相信自然留下了这种特性。常常以自我欺骗的方式，统治阶级把大自然的享受完全当作睡眠来管理。不仅如此，还往往以失败主义方式，统治阶级将人类层面上的喧哗骚动宣布为不可救药的荒凉凋敝，而伟大的潘神则被视为解决社会矛盾的唯一途径。
但是，作为对正确的东西的一种真正的呼唤，作为对没有健康的一切痛苦的矫正，大自然的宁静常常到达现场，但对于一切人为的东西而言，其中并没有任何祝福安慰。这样，达到极致的闲暇犹如天赐之物，其中不许掺杂任何无关紧要的事。众缪斯也许居住在这个高度上，她们同大自然在一起：在希腊神话中，帕纳塞斯山(57)和赫利孔山(58)的潺潺水声，不仅具有神话意义，而且也是众缪斯的自然基础。而且，这是属于奥林匹斯山的大自然的宁静，即使人们不再持有任何万物有灵论的信仰，他们也仍然把这一点强调为巨大的、高尚的、崇高本身的基础。
新柏拉图主义者扬布利可(59)注意到，通过诸神的沉默，我们可以认识他们，并且通过人类所说的言语，我们可以认识人类。因此，我们离开天堂的光线越来越远，噪声（徒劳的不安定）就变得越来越大。这是一种自然的体验，而这种体验仿佛一直保存着天真的活力，甚至超越了神话：恰恰与高度相比，这是离群索居的孤独的高度。在那里，从审美角度观察阿尔卑斯山以来，人们就注意到得天独厚的自然之美：高耸入云的大山巍峨挺拔、终年白雪皑皑，仿佛摆脱了太阳和寂静的束缚围绕。尤其是，向上看，星星就在那里，在一个已经变得看不见的地球之上，事实上，它沦为一个单一的低地。在此，崇高和沉默本身是与一个如此被加冕的自然的和平特征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月亮下的一切都将死灭”（Omnia sub luna caduca）：在这种联系中，这意味着，尽管有一种无法再体验的星座崇拜，但是，月亮上空的浩瀚深度就像全面超越了一切人间的苦难一样，令人感到完全无所适从的“缺失状态”（Situtionslosigkeit）。“浩瀚无际的天空啊，你在无耻卑鄙的地球上方漫不经心地伸展开来！”托尔斯泰小说的主人公安德烈·鲍尔康斯基(60)在奥斯特利茨战场上所看到和经历的事情，集中体现了数百万军人的象征性经验。在他们那里，下班后的时间已成为“节日”。即使是后来，从城市一眼望去，也只剩下被虚空遮蔽的寂寞苍穹。
最终，布满星星的天空赋予自然中的母性情感以一种男性成分，它把崇高的成分（Komponente der Erhabenheit）给予了那种和平的特征，正是凭借这种和平的特征，“自然的惊愕”（Naturbetroffenheit）得以实现大规模的交流。布满星星的天空的经验甚至给人更多的田园要素：它表明，自然中的恶魔要素只是表面上与田园要素相异，或者只是与从田园生活角度所选择的显现形式格格不入，试想，正是贝多芬的《田园交响曲》包含着惊心动魄、心惊肉跳的雷雨风暴。这种针对文明的狭隘性和抽象性的特大警告也可能属于一种深不可测的高处的深渊，而不只是属于自然中的黑暗。总的来说，自然的崇高感（Natur-Erhabene）赋予这些尚未封闭或尚未合并的元素一种意义重大的联系，而且这种联系并不是仅仅存在于人的情感中的一种联系，而是存在于山脉、海洋或天空对象中的那种特殊的令人惊愕不已的一种联系。
就整体而言，田园要素超越了它的逃避性的个人主义，它的对照性的意识形态，它的充满渴望的乌托邦。换言之，田园要素与客观素材密切联系，但事实上，这种客观素材只在乡村中才出现，而从来都没有在城市中出现过。当然，这种联系仍然不同于有效的描画，即使是仅仅在彩色的反射中，它也在自身中运转，即使是仍然密集地装备着神话的地方，它也是一个客观潜在的自由空间，实际上是存在于自然本身中的一个自由空间。也正是犹太-基督教的希望，这个伟大的潘神的死亡无法放弃也不希望完全放弃田园要素。复活节庆祝活动全都举行在春天，圣诞节庆祝活动举行在太阳冉冉升起的冬天早晨，如果这种活动不再是它的核心内容，那肯定是它的开场歌舞伴奏。
《圣经》中，来自第二以赛亚的不断增长的世界仇恨并没有妨碍这一进程，不过，这是一种“世界仇恨”（Welthaß），它从政治变革的意愿一直延伸到激进的自然变革。因为在这里，尽管能生的自然只不过是一种被封锁的硬皮，尽管这里天地占领了一片并不适合它们的地方，但是这里只是一片新天新地，尽管在新天空中不再有月亮和阳光，天国的耶路撒冷不再是世外桃源，甚至不再是极乐世界，而是一个永恒的城市：即使在这个与异教思想无关的以及被选择的田园要素中，自然也依然存在，在基督教神话的意义上，充满了各种象征意义，充满了作为高山、活水、生命之树以及宝石一类的暗码，这些意义和暗码恰恰被运送到末世论的城市中。
现在，一个不同的世界站立在现存的世界所占据的地方，而且对于这个新的世界场所而言，纯净的水、高山和水晶之光是高度透明的。巴洛克时期，人们不断歌唱自然中现存的快乐这一纯粹基督教的田园要素。就像西里西亚的安杰勒斯歌唱的那样：“如此盛开吧，冻结的基督徒，迎风亭立在五月的门口。/你将会永远死亡，如果你现在不在这里绽放。”(61)正如伯麦所说：“天上的力量总是在图像、植物、颜色中工作，以揭示神圣的上帝，这样，可以在所有的事物中认出他。”(62)因此，即使是基督徒所意欲的自然的爆炸也不得不将像五月、图像、植物、颜色一类的范畴统统转变成安息日，因此，它不仅是诸如纯粹内在性一类的一种外在性，同样是诸如纯粹外在性一类的一种内在性。
比这一点更重要的是，变得越来越不透明的人与自然的一种关系，它可以证明不可抹掉的田园要素中的闲暇时间和自由空间。事实上，如果想要在描述性中而不是在彩色思考中遇见田园要素，那么在其途程上，这个试验最终仍有一个特别的困难。也就是说，我们时代对自然抱有双重意识：一方面是机械意识；另一方面是质的美学意识。这正是二元论的困难所在，它揭示了两种自然之间的关系：一方面是，现代的、纯粹计算的，因而完全没有质的内容的物理学中的自然；另一方面是，作为一种纯粹质的自然的、风景体验中的自然。可以说，就像在城市物理学中一样，图像、植物、颜色，特别是美、崇高、静谧、和平等要素也是非现实的，因为它们具有山水画的特征，而且也具有古老的质的自然哲学特征，蕴含着一种与闲暇自然有关的内容。
在反映阿卡狄亚的历史中，在这两个位置之间，仅仅出现过一次一座桥梁，我们可以说，这座桥梁出现在“机械的观点”（mechanischen Gesichtspunkt）与“质的前景观点”（qualitativen Aussichtspunkt）之间。这发生在席勒《论素朴的诗与感伤的诗》的论文中，那里，自然可以在伽利略的意义上加以理解，但也可以在沙夫茨伯里的意义上加以庆祝。沙夫茨伯里把自然说成是“自身中的平静工作，根据固有法则的此在、内在的必然、与自身在一起的永恒的同一性”等。这里出现一个奇迹，那就是甚至像牛顿的自然与歌德的自然之间的对立似乎也归于和解，但是，当然，这个等式并不是把自然界的机械计算与质的自然感觉结合起来，相反，两者都是在某种“合法性”（Gesetzmäßigkeit）的基础上发生的。
但是，这种合法性只是形成了一座明显的桥梁，事实上，它本身就具有一种双重的、相互分裂的意义。在物理学计算中，合法性仅仅是在因果关系链条上进行的外部必然性。在席勒的自然图像中，这是一种图像的、内在的必然性，它是在天真的有机体中，在实体性的鉴定中进行的必然性。因此在机械自然与风景自然之间当然没有任何综合。较之基督徒所否定的森林、山脉、海洋和发光的星星等，一个没有质的自然显得更加不可思议、格格不入。席勒对机械自然与质的自然之间的非综合恰恰造成了这样一种困难，可以说，使得人们尤其难以辨认资产阶级的土地上仍未处理的田园视野的真理。
这种田园视野的真理不是涉及隶属于数学自然科学的自然领域，而是涉及另一个自然领域，但它牵涉到前资本主义的某一领域，以及尚未到来的后资本主义方式的某个领域。就像民众节日一样，美好的田园的视野，壮美的森林、山岳、海洋的视野等都活生生地保持着一种伟大的、美妙的非机械反应要素，有朝一日，这种要素能够而且将会进入具体的闲暇中。然而，尽情观看这些风景的人是一个资本主义时代的一个前资本主义者，在很大程度上，他仍然带有古代的、浪漫主义视野特色。其中有一个被淹没的客观性的咒语，就像一种未被补偿的、即将到来的惊愕和遇见一样，即在一种“田园真理”（Wahrheit des Pastorale）层面上，闲暇必须恰好证明自身，并且能够证明自身。
但是，即使在自然体验的问题上，也只有一种不再抽象的经济体制才会导致消除城乡之间的差异，其中，其他后果还包括消除城市物理学与风景物理学之间的二元论。田园本身是一种没有剥削而被珍爱的自然的全部遗产，这里，在这古代的、浪漫的外壳中，眺望一种乌托邦式的宁静土地，即一片没有奥斯特利茨战役的土地。这是一片宁静的土地，当然，有些东西尚付阙如，因为人类还没有休息，而自然的人化主要还在于单纯的田园要素中。只有在各个领域里的积极的闲暇，才能使我们更加接近一种接受性的自然，而不只是描述商业视点下的（sub specie）自然。作为其具体的环境（家乡），人的自由与自然是相互依存、互为条件的。
作为必不可少的，但只有一半被探索的目标的闲暇(63)
有一条经济的路径，主人和仆人必须走开。在同样的成就中，社会秩序废除主人和奴仆，同时废除更多的不合理现象。以前的经济矛盾归于消失，剩下的社会不一致不再产生外部的、污秽的不幸。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之间、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差异归于消失，但最重要的是，尽可能地消除工作与闲暇之间的差异。无论如何，这些差异只是通过资本主义才获得了这种严酷的现实。前资本主义生产知道在手工制造的作品中更多地分享工作，而且工作能够轻松愉快，很少无聊乏味。
社会主义使人摆脱了为他人的利益而卖苦力的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远离劳动异化。但是，只有一个无阶级社会才包含了被减少到最低限度的工作基础，从而使劳动完全脱离异化，而闲暇时光完全摆脱了修拉的画作《大碗岛》意义上的魔鬼的祝福。无阶级社会消除了人从劳动的外化，在这种外化状态中，工人感到自己被剥夺、被疏远，遂变成了一种物化的商品，因而在其工作中，很不愉快。无阶级社会借助于同样的“外化与回归”（Rück-Entäußerung），将使闲暇时光摆脱无生气的空虚寂寥，事实上，迄今为止，所谓闲暇完全符合于（而不是形成对照）劳动的无聊乏味。
尤其是，无阶级社会将消除被意识形态类型所滋养的虚假类型的闲暇，因为这种意识形态属于错觉，而且以陈词滥调和全面欺诈而告终。这种意识形态只是随着主人与奴仆的显现而开始出现的，它仅仅植根于分工为基础的阶级社会，并且作为社会存在与意识的分离现象，这种意识形态将随同阶级社会的消亡而消失。正如马克思所提出的那样，意识形态的起源恰恰解释了它的没有复活的终结：“分工只是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的时候起才真正成为分工。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真实地想象：它是和现存实践的意识不同的某种东西；它不用想象某种现实的东西就能现实地想象某种东西。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摆脱世界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但是，如果这种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同现存的关系发生矛盾，那么，这仅仅是因为现存的社会关系同现存的生产力发生了矛盾。”(64)
通过这些句子，马克思明确地阐明了阶级划分源于何种根源，阶级社会受到何种意识形态的支持。当然，现在这个主题变得至关重要：“理论、神学、哲学、道德”，因而意识形态也可以“同现存的关系发生矛盾”。因此，意识形态所留下的东西不仅仅是错觉，而且是纯粹的谎言。后者是虚假的，特别是，作为被利用的现存的实践的错误意识，但这并不是马克思最后所陈述的理论与现存的关系的矛盾。也就是说，作为一种矛盾的表现，现存的社会关系已经进入现存的生产力中，尤其是，反之亦然。因此，在那样的情况下，这种意识形态的场所具有截然不同的意义：不是作为一种掩盖性的、辩护性的意识形态，而是作为一种革命性的、对比性的意识形态。它恰恰在阶级社会之间的转折中，尤其是在消灭整个阶级社会时表现出来。
作为一种对比性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在其战斗意向及其大部分内容方面，仅仅与社会基础相关联，即与产生它的社会基础形成对比。这种意识形态并没有反映和证明这个基础，相反地，它给意识带来了新社会尚未充分发展的、尚未取得政治突破的要素，而这些要素是在旧社会的子宫中业已发育成熟的。在过去，意识形态实施了这些要素，由于当时仍未被认出的历史的动力，所以它具有各种各样的错觉，但它从未具有任何掩盖事实真相的目的意图。相反，这种意识形态是在一种完全诚实的、革命的、进步使命的基础上产生的，因此，即使是它的错觉也具有英雄的、乌托邦的特征。
这方面，意识形态的生产性作用在于，通过理论的力量来激活仍未恰当地脱离旧社会坚冰的新社会的现存基础。否则，这个基础的出现将更加困难，更加杂乱无章。因此，这种意识形态与以前的“现存条件存在结构性矛盾”，作为某种预先推定的人性，它与目标火炬以及它的矛盾的目标图像一道存活下来。因此，一旦减去错觉，减去资产阶级在其中所美化的一切错觉领域，法国大革命的意识形态就在进步意识的空间中继续工作。因此，特别是，一旦减去其神话成分，德国农民战争的意识形态就具有一种目标火炬本身，而这把永不过时的火炬不仅侵入革命的良知中，而且更好地侵入这种良知的想象力中。
而且，如果去享受闲暇，那么，这种业余时间就表明这样的特性：不容易满足的意识形态不仅是闲暇这一可能的鱼塘的梭子鱼，而且它也阻止了后者成为鱼塘。换句话说，快乐是安逸之床，而不是探险和人生的充实。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特别是未来的无阶级社会的矛盾已不再是对抗性的矛盾，但是，正如它们不会作为非对抗性矛盾熄灭一样，意识形态的功能也不会关注通常在所难免的闲暇之内的不协调情况，并为其解决方案制定预先推定的预防措施。即使这些不协调最终变成纯粹人性的东西，成为合乎人类尊严的东西，也会遭遇唯一真正的生存忧虑。那么，就不再需要激活新的基础了，这个任务通过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得到解决。但是，更重要的是，作为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它的作用是激活日益丰富和深刻的人际关系的形态。
因为闲暇中还有一个强有力的团结一致的事业，所以，事实上这只是美好生活的开始而已。因此，错觉的意识形态完全消失了，但是不管怎样，这都不是政治意识的社会道德塑造。在其所有主要特征中，即使在艺术领域以及与自然关系不大的更遥远的上层建筑中，这种意识形态也要成为一种伦理学。因此，对闲暇本身的新需要产生一种新的上层建筑，远远超出了新的“非经济计划”（Plan-Nichtwirtschaft）。它产生一种更为本质的人际澄明的意识形态，而这正是纯粹化的闲暇服务，以促进其人性内容。
但是，所有这些都是不和谐的现象，并且被认为是远远超出了社会范围的。例如，在社会内部，即使是经济基础及其变革也不形成一种直接关系，或者，也不形成任何上层建筑。正如在语言、逻辑、一般的辩证法，以及——因为在这里外面的世界明显独立于人类——在减去哲学理论的自然科学中。当然，在身体的有机性方面，人类具有特别强有力的要素，借助于这些要素，自然独立于人而存在，但是，人并非独立于自然而存在。这些要素中，最强大的要素见之于死亡，同样，死亡也构成了矛盾的独特领域，甚至是一个特别苛刻的领域，而这绝不仅仅是一个社会矛盾领域。事实上，死亡无异于说明了一个双重矛盾，而这种矛盾表现在社会压力以及对它的反应中的那种强度和质量中，但是，完全不是以如此被塑造的形式发生。在此，这个矛盾意味着某种否定：其中，一方面，作为主体中提出抗议的东西，否定与主体相对立；另一方面，在对立的客观性上，否定则是某种阻碍的，甚至毁灭的东西。
事实上，这两者在死亡中都是最残酷的，因为从正常的生活、工作和光的意志来看，它们都是一种不和谐的自然现象。不仅如此，即使不那么激烈，双重矛盾也绝不仅仅作用于死亡中。因为总体上社会的不可穷尽的冲突也都围绕并聚集在宇宙中人的位置。也就是说，宇宙（在空间大小以及既定时间中，不断重复其生成和消亡）与无数人的生命目标并不持续一致。尤其是，宇宙与人的一系列目标内容，以及激进地、总体地追求的“人的国度”（regnum hominis）并不一致。但是，这样的特征差异绝对不属于任何上层建筑，因为它们并不是从社会角度所生产的差异。那么，人们的意识因而也不属于某种意识形态吗？毫无疑问，这些差异不属于通常意义上的差异，不属于人类的客观自然部分。然而，事实上，在人们的意识中，这些差异已经产生了令他们震惊的关于意识形态形成的非常特殊的结构。
这种结构不会对社会矛盾做出反应，可以说，也不会对人类对自然的整合与驯化关系做出反应。但是，这种结构恰恰对自然的否定侧面，或者甚至对与人互不相称的方面做出反应，换言之，对其从生物以及文化角度所形成的事情，确实从文化角度特别敏锐的目标关切做出反应。无论如何，与自然科学中的哲学理论保持一致，关于人在宇宙中的地位的各种哲学探究都属于意识形态。但是，除此之外，这些绝非源于人际条件的矛盾符号，以及各种各样的思想或愿望思想形态都为其涣然冰释、迎刃而解，进而重新形成一种独特的意识形态，即社会上只是部分地被规定的（如在神话中）某种意识形态。
尽管存在着明显的交错纠缠，但这种不同的品质却仍然有效，在人对人以及对自然的关系上，它绝不允许自然关系的孤立化。然而，自然不仅独立于人而存在，而且与人之间的关系也远不如必然朝着所述方向发展的那种社会的新陈代谢。尽管存在一种与社会的澄明的意识形态（Erhellungs-Ideologie）的一个重要统一，即预先推定（Antizipation）。所以，这两种意识形态都涉及半个乌托邦，一方面是作为符合生产力需要的新社会的预先推定的表述，另一方面是作为激进的全人类的一系列目标的考虑，还有它们在传导宇宙中的地位。“只有这样，才能把这种无用的、无政府状态的以及太多的智力创作的文学要素带入一个框架中，并带入完全缓解的境界中。换言之，通过一种历史的、目的论的背景，赋予人类创造的一切东西一种河流、大河、方向、拯救价值和一种形而上学的场所，真正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场所，文明和文化的伟大战役计划的场所。”(65)
在此所意欲的东西，从而可被称作“意识形态一般”的东西，现在根据其最后的内容立即重新导向闲暇，而这些内容却不断地分布在它里面。一方面，在一个充满如此之多的死亡和如此浩瀚无际的不一致的世界上，人感受到压倒一切的甚至可能令人痛苦的惊愕的刺激，在同一个世界的现存过程特征中，人意识到认知领域强有力的希望的动力；另一方面，人作为一种向日性质料并为其所包围的质料，既惊讶又充满希望。人们越是不受生计所迫，可以无后顾之忧，最终，从工作中获得的自由已成为这样一种秩序井然的闲暇方式，人们就越是纯粹地、精确地占据和证实美妙的闲暇时光。
尽管文化生产在各个领域都有其重要的意义，但到目前为止，它只是零星地解决了一个更美好的世界的轮廓问题。但是，一旦美丽而伟大的作品不仅再次发现社会生活的基础，而且，一旦以社会术语最终统一生命的基础，这个问题及其内容就会旋即成为系统性的东西。作为欺骗和偏离的意识形态的作用，连同与之相对应的业余时间的平庸的享受——的确，文化仅仅是美丽的错觉——就了结了。一旦凌驾于人民之上的国家和所有政府消失，由教师组成的政府和指导机构就会找到足够的自由和闲暇，以便让人们渴望自由的全部内容。对于这个极度赤裸裸的闲暇问题，对于最终清晰地显现的像本质一类的问题以及它的日益具体化的内容，将获得一种圆满的人性的解答。
就像进入“乌托邦的地域”（terra utopica）一样，对正确方向的选择导致进入闲暇的“未被认识的地域”（terra incognita）。但是，这种选择同样成为一个惊人的选择，也就是说，一种尚未偿付的思考：人类想要的是什么，以及世界作为答案与此有什么样的关系？为此，在迄今为止的前历史期满后，开始通行积极的闲暇兴趣及其作为人性化的历史本身的初始的主要历史。真正的闲暇仅仅靠随时期待的内容或自由的内容过活，而在一个同样未被异化的世界里，这些内容正是现在所期待的、随时清楚地回忆起的美好时间。只有在这样一个没有异化的世界里，才会到来自由的国度。
* * *
(1) 约翰·彼得·黑贝尔（Johann Peter Hebel，1760—1826），德国作家，起初，黑贝尔致力于诗歌创作，后来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的散文作品。他的散文富于幽默、短小精悍，家喻户晓、名声远扬。代表作有《莱茵家庭之友的小宝盒》（Schatzkästlein: Auswahl aus den Erzählungen des Rheinländischen Hausfreundes）、《阿勒曼尼诗稿》（Allemannische Gedichte）等。——译者
(2) 在本节中，布洛赫批判性地考察了17世纪以来欧洲工人生活状况及其运动。——译者
(3) 典出《圣经·旧约·申命记》，第19章，第21节：“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译者
(4) 乔纳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1667—1745），英国讽刺作家、政论家，以著名的《格列佛游记》和《一只澡盆的故事》等作品闻名于世。——译者
(5) 《反社会党人非常法》（Sozialistengesetz），德意志帝国奥托·冯·俾斯麦政府实施的旨在镇压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法律，又称《反社会民主党活动法》，全名为《反对社会民主党进行普遍危害活动法》。1878年10月19日由德意志帝国议会（der Reichstag）通过，21日生效，有效期最初是三年，后四次延长，1890年9月30日最后期满失效。——译者
(6) “面包和马戏”（panem et circenses），古罗马时期，主人役使贱民时，扔给他们面包，有时也让他们观赏马戏。——译者
(7) 在本节中，布洛赫批判性地探讨了资产阶级所标榜的慈悲宽容、恻隐之心和乐善好施等情怀。——译者
(8) 约翰·高尔斯华绥（John Galsworthy，1867—1933），英国小说家、剧作家。小说代表作有《苹果树》（1916）、《彼岸》（1917）、《福尔赛世家》三部曲［《有产业的人》（1906）、《进退两难》（1920）、《出租》（To Let，1921）］等；剧本代表作有《银匣》（1906）、《斗争》（1909）等。——译者
(9) 托马斯·巴宾顿·麦考莱（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1800—1859），英国辉格党政治家、历史学家。他的《英国史》5卷（1849—1861），着重记述了自1685年詹姆斯二世即位至1702年威廉三世逝世17年间的历史。他认为，所谓“光荣革命”是最成功的妥协，是一次幸福革命，而且是最后一次革命。——译者
(10) 沃伦·黑斯廷斯（Warren Hastings，1732—1818），英国殖民官员，首任驻印度孟加拉总督，继而任印度总督。任职期间，黑斯廷斯巩固了英国对印度的统治，但与同僚特别是与菲利浦·佛朗西斯纷争颇多。晚年，他脱离政界赋闲乡间。——译者
(11) “酒客布兰德（Brander）背后，一个小市民的陈词滥调”，参见歌德：《浮士德》，第一部，第2092行。——译者
(12) 亨利·迈耶斯·海因德曼（Henry Mayers Hyndman，1842—1921），英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改良主义者和社会党的右翼领袖之一。1911年将社会民主联盟改组为英国社会党，1916年被开除出党，继而与他的追随者组成国家社会党，敌视十月革命。主要著作有《大家的英国》《革命的演变》《社会主义的历史基础》等。——译者
(13) 在本节中，布洛赫揭示了资本主义与战争的内在联系：表面上看，资本主义爱好和平，充满爱国心，但实质上不可避免地指向战争和侵略。——译者
(14) 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英国社会学家、哲学家。在他的众多作品当中，最有名的当推《综合哲学》（The Synthetic Philosophy，1896）。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在《社会静力学》中，比较分析了尚武型社会与工业型社会：前者的主要原则是实施严密的管制，把全社会变成一个军事组织；与此相对照，后者的主要原则是社会过程的自我管理、各自为政，取代中央控制。——译者
(15) 此处是英文：“if you want fascism，speak about freedom.”——译者
(16) 弗朗西斯科·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1892—1975），西班牙独裁者，长枪党首领。1936年发动西班牙内战，1939年夺取政权，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取缔其他一切政党，实行法西斯独裁统治。——译者
(17) 宁录（Nimrod），英勇的猎手。参见《圣经·旧约·创世记》，第10章，第8—10节。——译者
(18) 语出德国谚语：“让羊看园子”（den Bock zum Gärtner macht），其意思类似于“让猫看海鲜店”，意指用人不当，反而遭殃。——译者
(19) 贝尔塔·冯·苏特纳（Bertha von Suttner，1843—1914），奥地利小说家、激进的和平主义者，1891年创立了奥地利和平主义组织，1905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她的和平主义思想受到H.T.巴克尔、H.斯宾塞、C.R.达尔文等人作品的影响，她的反战小说《放下武器》（Die Waffen nieder，1889）引起巨大轰动，后来成为奥地利和平运动的象征。——译者
(20) 康德：《著作集》（Werke VI），哈滕施泰因，第6卷，第437页。
(21) 同上书，第417页。
(22) 康德：《著作集》（Werke VI），哈滕施泰因，第6卷，第423页以下。
(23) 参见《圣经·旧约·出埃及记》，第20章，第13节。——译者
(24) 参见《圣经·旧约·以赛亚书》，第2章，第4节。——译者
(25) 巴比特（Babbitt），美国小说家辛克莱·刘易斯（Sinclair Lewis，1885—1951）长篇小说《巴比特》（1922）中的一个典型商人形象。后来“巴比特”这个名字泛指迂腐的资产阶级市侩。——译者
(26) 霍华德·斯科特（Howard Scot，1890—1970），美国工程师和技术民主运动的创始人，他组建了技术联盟和技术股份公司。——译者
(27) 技术专家论（Technokratie），一种主张工业资源、财政机构和社会体制均应根据技术师和工程师的发现进行控制、改革或重新组织的学说。——译者
(28) 苯胺（Anilin），又称“阿尼林油”。主要用于制造染料、药物、树脂，还可以用作橡胶硫化促进剂等。苯胺本身也可作为黑色染料使用，其衍生物甲基橙可作为酸碱滴定用的指示剂。——译者
(29) 参见A.洛：《世界经济趋势》（The Trend in World Economics），载于《美国经济与社会学杂志》，1944年。
(30) 国家资本主义（Staatskapitalismus），指资本与国家政权相结合，由国家掌握和控制的一种资本主义经济。其实质就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变相的私人资本主义。据考证，列宁在《大难临头，出路何在？》（1917）一文中率先使用“国家资本主义”一词。——译者
(31) 这是布洛赫的隐喻：国家历来欺上瞒下、搜刮民脂民膏，但在某种体制和组织下，国家也施以小恩小惠，笼络民心。——译者
(32) 所谓“伯恩斯坦主义”指以伯恩斯坦为代表的第二国际所奉行的一系列修正主义路线、方针和政策。——译者
(33) 此处指斯大林格勒会战（Schlacht von Stalingrad），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德国对争夺苏联南部城市斯大林格勒（今伏尔加格勒）而进行的会战，时间自1942年7月17日至1943年2月2日为止。斯大林格勒战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也是反法西斯战争的转折点。——译者
(34) 在本节中，布洛赫深入分析了不同社会体制下，劳动、体育以及业余时间之间的相互关系。——译者
(35) 扑克脸（Pokermiene），在纸牌类游戏中，拿到牌的人不动声色、面无表情，以致对手无法猜出他手中的牌。——译者
(36) 这里布洛赫用了一句德语短语：freie Bahn dem Tüchtigen，Marschallstab in jedem Tornister。意思是，能者有机会飞黄腾达。——译者
(37) 此处指美国。——译者
(38) 弗里德里希·冯·施莱格尔（Friedrich von Schlegel，1772—1829），德国作家、文学理论家和哲学家，德国早期浪漫主义文学的创始人。著有小说《路清德》（Lucinde，1799），剧本《阿尔拉柯斯》（Alarcos，1802）等。——译者
(39) 在本节中，布洛赫叙述了市民社会中带给人们生活的快乐和幸福的三种娱乐形式：木马、民众节日和圆形剧场。——译者
(40) “快乐的巴黎人”，出自由莱奥尼德·马辛（Léonide Massine）编导的芭蕾舞剧《快乐的巴黎人》，由雅克·奥芬巴赫谱曲，1938年4月5日首演于蒙特卡洛剧院。——译者
(41) 让-里夏尔·布洛克（Jean-Richard Bloch，1884—1947），法国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作家。他的《文化的诞生》（Naissance dune culture，1936）试图把民主主义传统与无产阶级文化结合起来；短篇集《莱维》（Lévy，1912）着力刻画了犹太人的心理，其效应堪比德国犹太作家利翁·福伊希特万格（Lion Feuchtwanger，1884—1958）的《犹太人苏斯》（Jew Suess，1925）。——译者
(42) 参见本书第40章中“停留在星期日的画家，修拉、塞尚、高更；乔托的传奇国度”一节。
(43) 宾根（Bingen），德国莱茵河畔一座小镇。——译者
(44) 据传，适逢法国大革命爆发之际，杜宾根大学神学系的学生黑格尔、荷尔德林、谢林三人一起种植了自由之树，并围绕它翩翩起舞。——译者
(45) 农神节（Saturnalien），古罗马的一个大型的祭祀活动，是为了祭祀萨图尔努斯（Saturnus），时间在12月中旬，相当于中国的庙会。——译者
(46) 此处，“普罗米修斯的火焰”象征反对现存体制的抵抗，“牛奶”比喻维护现存体制的饮料，“社会民主的民众教育”则指德国社会民主党旨在以社会民主方式启蒙人民的行动的纲领。——译者
(47) 大卫·弗里德里希·施特劳斯（David Friedrich Strauss，1808— 1874），德国历史学家、新教神学家。他因发表《信仰的基督与历史的耶稣》（Der Christus des Glaubens und der Jesus der Geschichte，1865）一书而被剥夺大学教授职位。后来，施特劳斯基于“历史耶稣”，试图用“科学唯物论”这一达尔文主义的人格化形态来取代基督教。——译者
(48) 历史主义（Historismus），近代西方史学中，从历史的联系和发展中考察对象的原则和方法。历史主义强调“历史世界”与“自然世界”的不同，着重事件描述和直观思维。历史主义的代表人物有G.B.维科、伏尔泰、黑格尔等，“近代史学之父”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被视为第一个历史主义者。——译者
(49) 黑格尔：《著作集》（Werke I），第1卷，第168页。
(50) 卡尔·路德维希·博恩（Carl Ludwig Börne，1786— 1837），德国记者，文学和戏剧评论家。——译者
(51) 参见本书第15章中“乌托邦的功能与意识形态的相遇”一节。
(52) 在本节中，布洛赫指出，迄今哲学家们都从二元论视角割断自然，导致自然概念的残缺不全。因此，他试图把田园要素引入自然概念，使其成为“自由空间”的替代方案。——译者
(53) 潘神（Pan），又称作“牧神”“田野之神”等。在希腊神话中，潘神专门照顾牧人、猎人以及农人和住在乡野的人。——译者
(54)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奥地利精神分析学家，精神分析学的创始人。他提出的“潜意识”“自我”“本我”“超我”“俄狄浦斯情结”“里比多”“心理防卫机制”等一系列精神分析概念对精神病理学理论以及临床心理学实践产生了深远影响。著有《梦的解析》《精神分析引论》《图腾与禁忌》等。——译者
(55) 实际上，布洛赫本人习惯于夜间写作，据说他的18卷著作全都是在夜间完成的。——译者
(56) 乔治·戈登·拜伦（George Gordon Byron，1788—1824），英国19世纪初期浪漫主义诗人，代表作品有《恰尔德·哈洛德游记》《唐璜》等。拜伦不仅是一位诗人，还是一个为理想战斗一生的勇士，积极参加了希腊民族解放运动，并成为领导人之一。——译者
(57) 帕纳塞斯山（Parnasses），希腊山名，古时作为太阳神和文艺女神们的灵地。——译者
(58) 赫利孔山（Helikon），位于希腊中部的一座山脉，位于科帕伊斯湖和科林斯湾之间。相传为文艺女神们居住的地方。——译者
(59) 扬布利可（Iamblichus,约250—330），有时被称为卡尔基斯的扬布利可（Iamblichos von Chalkis），新柏拉图主义哲学的重要人物，该学派叙利亚分支的创始人。在新柏拉图主义者中，他是第一个用巫术和魔法来取代普罗提诺的纯精神和灵智的神秘主义。他认为，在普罗提诺学说中“善”的同义语“太一”之外，还有一个超出人类认识范围的、无法形容的“一”。——译者
(60) 安德烈·鲍尔康斯基（Andrej Bolkonskij），列夫·托尔斯泰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中的主人公。鲍尔康斯基忠于职守、英勇善战，他只注重军人的名誉和男人的勇气，但是，当他在战场上受伤，仰望浩瀚天际时，他突然意识到，地上的名誉欲望多么微不足道、徒劳无益。——译者
(61) 西里西亚的安杰勒斯：《天使漫游者》（Cherubinischer Wandersmann Ⅲ，Sinnreim），韵文90。
(62) 雅各布·伯麦：《神智学信函》（Theosophical Missives I），第5节。
(63) 在本节中，布洛赫把“闲暇”（Muße）凸显为美好生活的最重要部分。应当超越迄今作为意识形态而作用的“休假”维度，使闲暇成为生活的重要一部分乃至全部。因为真正的闲暇是通过愉快的工作而形成的，反之，真正的工作是通过愉快的闲暇而形成的。——译者
(64) K.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Deutsche Ideologie），狄茨出版社，1953年，第28页。
(65) E.布洛赫：《乌托邦的精神》（Geist der Utopie），1918年，第4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