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用比喻讲道理
“金钱如厩肥，铺开才有用。”这是培根的话，他能一句顶别人好几句。用明喻的方式在事物之间作比较，用得好不但令人喜爱，也使人得益。培根最擅长这一手。在他的《论文集》里几乎每篇都能找到这样的例子。我再引它两个：
“有妻子儿女的已经把人质交给命运了；因为他们是干大事的障碍，无论是建大功还是作大乱。”
“怀疑在思想中间犹如蝙蝠在众鸟中间，总是在半明半暗之中飞舞。”
我想这些比较不是为了解说或是为了说服，它们是让人欣赏的。琼孙博士说，“好的比喻要既能说明一个道理，还能抬高这个道理。”我刚才从培根的文集里引来的三个例子，我看是合乎这个要求的。培根在很不相像的事物中间作比较，并非都是这么成功，下面我们将看到。
隐喻，明喻，讽喻，寓言，全都含有比较，或者点明，或者不点明。隐喻是一种不明说的比较，用一个说出来的字眼代替一个没说出来的字眼。我们说“衡量证据”，虽然这里并没有点明在称衡物件的轻重和评定证据的价值之间作比较。我们现在不想到“衡量证据”是隐喻，因为我们不再想到“衡量”的本义。我们的语言里边有很多隐喻是“死的”（这里“死”也是一个隐喻），就是说用得非常频繁，说的人和听的人都意识不到这些字眼已经不是用它的本来的意义。有时候人们给“隐喻”下定义，说它是“压紧了的明喻”。当然，一个明喻有时候被压成一个隐喻，可是我认为隐喻比明喻更古老。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在使用一个隐喻之前，人们先意识到它的本义并且意识到现在是在作比较。我不相信有人愿意认为是这样的。
一个隐喻可以扩张为一个有意的比较，也就是成为一个明喻。一个明喻又可以铺张开去，在几个相似点作详细比较。用上“像”、“如”等字，比较之意就点明了。这样点明的比较就构成一个类比。在一个点明了的比较和一个隐含着的、只是感觉到的而不是想清楚的比较之间划不出一道显明的界线。然而它们在我们的思维中起作用的方式很不相同。类比构成我们很多思维的基础；我们注意到两件事在某些方面相似，而这种相似对我们当前的目的有用，于是我们就把这种相似推广开来。这种推理方式在科学思维中曾经起过非常有效的作用，尽管它容易陷于危险。
我们用类比法来帮助我们作有效思维有两种很不同的方式。我们可以用类比法使某种难懂的道理比较好懂，我们也可以用它作为一种论据把我们引导到某种结论。用前一种方式的人自然是一个自己懂得他所讲的事情的人，他要把它讲给一个对此事茫然无所知的人。一个善于说明的人会选择一些可以假定我们都熟悉的事情，用来跟我们已往经验之中所没有的事情作比较。这种用比喻讲道理的方式在科普读物中是很常见的，因为作者的目的是要使一般读者理解一种包含对他来说是陌生的一些概念的理论。安德雷得教授是运用这种说理手法的能手，他曾经用详细比较的方法解释固体、液体、气体形式之间的分别。他先说明每一种化合物（一种非化学意义上的“元素”的物体）是由原子组成的许多“分子”构成的，这些分子是在不断的骚动之中，连固体也不例外，然后接下去说：
“我们可以用一个粗糙的人间形象来加以描绘。在一个团体里边，分子像一群人做体操，不离开各自的位置。如果他们的位置是随意占据的，我们就得到一种非结晶的固体，例如玻璃或者胶；如果有一个教练把他们排列成行，我们就得到一种结晶体，例如石英、岩盐、结晶碱。在液体里边，分子像一大群人在一个厅堂里举行招待会；相当拥挤，可是每个人还是可以挤来挤去，不断地磕磕碰碰，不断地道歉，没有两个人在整个晚上老黏在一块儿。（如果我们要有两种原子，可以分别用男人和女人代表；跳舞代表化合，两个原子结合成一个分子。）气体可以比方是一块很大的空间，人们在里边行走，不向前看；每个人都走直线，直到他撞到别人身上，他马上换个方向行进。”(1)
安德雷得教授引进这个类比作为物体内部情况的粗略“图像”。他设计这个图像以便使我们对某一事物看得更加生动，更加容易懂。如果他顺着说下去，说在形成结晶体的时候真是有一个人支使这些分子排成行列，像体操教练命令学员那样，那么他就把他的类比说明推进了不能允许推进的一步，这一步会导致误解。事实上有时候有人真的推进这种不允许推进的一步。又如，要是他说两个原子结合成一个分子的时候“互相选择”，如同一男一女互相选择作舞伴那样，他就又引导我们作出错误的推论了。但是只要我们满足于只用类比作为一种说明图，那么我们就在了解全然生疏的事物的时候得到了帮助。科学家们在建设他们的科学理论的时候，常常先设计一些图形或模型。化学家用“亲和力”一词就是隐藏类比的例子。“affinity”这个词的本义是“姻亲”，引申用于一般的“亲戚”。化学元素和它们的化合物有互相结合造成新的化合物的倾向，十八世纪的科学家们说这些元素（或化合物）“相互之间有一种亲和力”是很自然的。有很多物体在空间活动这样一幅“图画”对于物质的分子结构理论的形成是有过帮助的。泡因廷教授说：
“我毫不怀疑，原子假设的最初被人想象出来是为了逃避把固体和液体物质的膨胀和收缩视为最终事实的必然性。如果物质是连续体，就不得不说它的膨胀和收缩是本性如此。可如果想象物质是由可分离的原子构成的，物体的收缩只是原子相互靠拢而物体的膨胀则是原子相互离开，这就可以理解了。我们用日常看见的人群或鸟群来比拟，事情就得到说明了。”(2)
“想象”这里的意思是“在心中形成一幅画”；“说明”的意思是“使它可以理解”。这幅画能给我们提供说明，因为它使我们理解原来不理解的东西。我们之所以能理解，是因为看见它跟我们熟悉的东西有相似之处。
我们不可低估类比在建立科学理论上的价值。说实在的，在“发现”这一艺术中类比起着不可缺少的作用。分子、原子、电子被想象为非常小的小球，于是可以用台球的行动来比况那些小球的行动，而台球是我们能够摸到、看到并且看它滚动的。又如，我们把光想象为在一种有弹性的中介物里穿行的波浪。这些都是有用的类比，因为它们引导科学家们做实验，用别人听得懂的话说明实验结果。然而，在每一个这种事例上都有一个点，到了这个点类比所引起的误解就超过它的有益的作用。那些小小的台球有这种那种颜色，但是在原子或电子身上谈颜色是毫无意义的。对光的性质所做的一些实验显示出一种有弹性的中介物充满空间的想法有很多荒唐之处。我们不能在这里详细讨论。我只能说物理学现在已经发展到一个阶段，不可能再用适用于我们的感官所能感知的行为的语言来表达物理学家观察到的现象了。唯一合适的语言是数学的语言。对于不能运用数学符号的人，这些科学理论只能大部分懂不了。要求用不合适的语言里的字眼来说明任何事物都是危险的。科学家们自己也曾经由于有时候不能摆脱熟悉的联想而误入歧途。(3)
因为我们大多数人只能用适用于我们视觉和触觉所能感知的事物的语言来进行思维，日常语言里有这么多的已死的隐喻就不足为奇了。随着我们的智力的发展和我们知识的增长，我们越来越能够在相似之中发现不相似，为此前未曾注意的。拿儿童和成人比较，拿未开化民族和文化较高的民族比较，都是这样。在被一根掉下来的树枝打了一下和被一个人打了一下之间有一种感觉到但没有意识到的相似，这可能导致一个孩子或野蛮人对树生气，动手打它，仿佛它是一个人。文明人自然不认为值得对一个无知觉的东西发火，可是在他身上不难发现这种行动的遗迹。一个人领口的纽扣不听话，他会骂它，这就是一个例子。对无知觉的东西采取这种态度不一定意味着把那“不听话”的东西人格化，虽然由此产生的思考会引起有意识的认为这死东西本身是活的或者有个什么东西“附在它身上”。正是这一类考虑引导我在前面说隐喻的运用在明喻之前。(4)
你可以从一本有关严肃题材——政治、历史、哲学等——的著作里选任何一小段，都不难发现我们用隐喻多么频繁，多么不可缺少。仔细地读一遍，记出每一个其意义是比喻的而不是照字面讲的词语，你将会发现许多词语原来是隐喻，可是现在它的引申意义已经如此常见，以至很难想到它原来有过什么别的意义。这些是我们不可缺少的死隐喻。有些词可以说是“半死”的隐喻，就是说，它们的比喻意义已经不为人所觉察，除非同一句里出现另一个隐喻跟它说不到一块儿。于是这些半死的隐喻又活了起来；结果或者是有趣，或者是荒唐。你当然也注意到了“半死”的隐喻的说法的本身就是一种隐喻。一个可以说是死透了的隐喻是“examine”这个字；它从拉丁文examen这个字来的，这个字的意思是天平的指针。也许“衡量证据”还不是一个死透了的隐喻，但至少是死得差不多了。再举几个差不多或者完全失去它们的字面意义的例子：“找到问题的根源”（“going to the root of the problem”），“落进错误”（“falling into mistakes”），“基础牢固的理论”（“wellfounded theory”），“有健全的证据作基础的理论”（“a conclusion based upon sound evidence”），“铸造一个新词”（“to coin a new expression”），“心中装满事实”（“filling the mind with facts”），“有力的论据”（“a forcible argument”）。
我在前边有意制造一个隐喻“罐头思维”，用以概括并且我希望是生动地描述某种很常见的思维方式。在第六章开头我把这个隐喻铺张了一番，可是我没有企图从这个隐喻里䌷绎出什么结论，也没有企图把这个隐喻扩展成类比。如果我企图这样做，结果一定是一塌糊涂，因为在我们的心和身之间的种种差别和它们之间的种种相似一样的重要。从一个隐喻引出来论据必然是一个很坏的论据，如果这个隐喻是个很妙的隐喻。一个隐喻的妙就在于它和它所比喻的东西只在一点上相似。把一个隐喻铺张开来意味着不是有相似的一点而是有一系列相似之点。与此相反，一个类比包含很多相似点，它是一个延伸了的明喻的逻辑的副复本。
在几页以前我说有两种用类比来达到有效思维的目的的方法。第二种方法就是用类比来推导出某一结论。这就是通常所说类比论辩。类比论辩的逻辑形式如下：
X有P1，P2，P3……和f诸属性；
Y有P1，P2，P3……诸属性；
所以，Y也有f属性。
在上面这个逻辑形式里，我在几个P（每一个代表X和Y同具的属性）之后加了几个点儿，表示X和Y各有一些别的属性，在推导结论的时候没有考虑进去。这个论辩的力量要看X和Y之间有多少属性相同。如果Y具有与f不相容的某一属性，这个类比就是不健全的。如果在这种情况之下还说Y有f属性，因为X和Y在P方面的属性相同，就站不住，不论我们怎么增加X和Y同有的P的数目。事物之间总是某些方面相似，某些方面不相似；如果我们想得出适用于甲事物的话也适用于乙事物的论断，我们就不但要看到它们的相似之点，也要看到它们的不相似之点。我想没有人会反对上述主张；相反，很可能会认为这是常识，谁不知道。然而我们大多数人都有时候会忘记这个道理，从类比引出一个结论，稍加思考就会认识这个推论是不健全的。记住这一点，不一定就会引导我们轻视类比在我们的思维中所能起的有利的作用。我们在前面讲过类比在科学研究中所起的引导作用，又指出过把类比推过头的危险。类比推过头就要“不灵”。所有的类比早晚都要不灵，所以谨慎的思维者总是提防着出现不灵的那个点。人们有时候警告我们不要把一个类比推“到它的逻辑结论”。这个话有点荒谬。把一个类比推到它适用的范围之外，应该称为推到它的不合逻辑的结论。不错，我们无法制定一些逻辑原则，由此产生一些规则，让我们知道某一类比可以推到多远。可是要查出类比失灵的那个点是需要逻辑思维的。
用类比作论据。主要是用来劝说别人接受一个结论，或者启发对方，让他在新的光照下看当前局势。这种论辩法的有利和危险两方面最好用具体的例子来说明。
第一个例子出于《旧约·撒母耳纪下》。大卫要把乌利亚的妻子弄来，就把乌利亚安排在最前线，并且嘱咐司令官让乌利亚被敌人杀死。这个计划成功了，大卫把乌利亚的妻子拔示巴娶来。书上说：
“但大卫所行的这事，耶和华甚不喜悦。耶和华差遣拿单去见大卫，对他说：
“在一座城里有两个人：一个是富户，一个是穷人。富户有许多牛群羊群，穷人除了所买来养活的一只小母羊羔之外，别无所有。羊羔在他家里和他儿女一同长大，吃他所吃的，喝他所喝的，睡在他怀中，在他看来如同女儿一样。有一客人来到这富户家里，富户舍不得从自己的牛群羊群中取一只预备给客人吃，却取了那穷人的羊羔，预备给客人吃。
“大卫就甚恼怒那人，对拿单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行这事的人该死。他必偿还羊羔四倍，因为他行这事，没有怜悯的心。
“拿单对大卫说，你就是那人。……大卫对拿单说，我得罪耶和华了。”
拿单说这个故事的目的是诱导大卫作出客观的判断。这个故事里富人的行事有一个侧面跟大卫的行事相似，但具体情节完全不同，这就使得大卫能够不带个人偏见判断是非。拿单把相似之点揭出之后，他就明白适用于那个富人的罪责也适用于他自己。
《旧约》和《新约》里的寓言常常是这样用的。这种办法能帮助我们避免犯特殊辩护的错误，因为要求我们先下判断然后才指出来也适用于我们自己的事例。要达到这个目的，寓言里隐含的相似必得是一经指出就非常明显，但是不十分详细，不至于一起头就显示教训。因为所要得出的结论只指向一点，相似的轻微并不是缺点；唯一的要求是这种相似切合当前事例。我想，一个寓言可以看作是一种隐藏的类比，专为教训之用。显然，这种教训方式有可能被滥用。还有，它的用处限于教育，它不是一种论辩的方式。当今时代，面对公众的人物——那些打算通过晚报对我们进行教育的人，教训人的剧作家，政治家——不告诉我们他们说的是寓言。跟拿单一样，他们给我们说一个故事，让我们自己悟出它的用意。可是跟拿单不一样，他们一般不采取故事的形式；他们提出一个类比，甚至是一个隐喻，装扮成向我们提供一个有理的论据。下面我要引些例子，在我看来还不能认为是用类比作为论据；它们只是仿佛像个类比，禁不起一分钟的冷静思考。
约翰·西蒙爵士在1935年11月的广播演说里说：
“你不保存基础就不能够建造上层建筑。联合政府提供了基础——以信任取代危急之基础；我觉得我们现在的责任是保存并加强这个基础，不做任何事情削弱它，因为如果它被削弱，唯一的结果将是我们的工业和社会的进步受到阻碍。”
除非保存基础，才能建造上层建筑，这是不错的；除非奠定基础，才能保存基础。约翰·西蒙爵士的听众一准毫不迟疑地同意。可是问题在于联合政府是否提供了这个基础。
竞选演说总是充满了类比，有时候是只是轻轻一提，常常是并不怎么投合，有时候是非常明显的不合适以至于我们不禁对它们的显然奏效觉得奇怪——这是值得深思的。下面的例子是从1931年和1935年的竞选演说里摘录的。大家总还记得，这两次选举都是在选民意识到情况危急的时候举行的。我将先摘引其中的类比，然后对它们的逻辑上的缺点略加评论，最后研究它们为什么显然打动了听众。
（i）道孙·彭勋爵说：“一个医生的委任状”……对“即将举行的选举”来说是一句吉利话；因为如果这意味着“国家的病痛将遵循彻底的检查、有条不紊的诊断、以实际而不是以幻想为基础的路线进行，我们就可以瞻望前途，满怀康复的信心。”（《曼彻斯特卫报》，1931年10月5日）
（ii）哥德弗雷·科林斯爵士说，国家这条船差不多要触礁的时刻，阿塞·亨德孙和他的船员们登上救生艇走了，只留下几位职员没跟着走。他们留下“勒姆赛”(5)在船桥上，菲利普·斯诺登在舵轮上，勇敢的“吉米”·汤麦斯在船头，防止碰上暗礁。
当阿塞·亨德孙和他的船员坐救生艇远走的时候，另外一些人爬了上来。“勒姆赛”在甲板上笑着迎接他们，也不问他们的观点，只是请斯坦莱·鲍尔温到机舱去让所有的锅炉烧得旺旺的，让大船有气力顶住风涛。他请另一位去食品储藏室，另一位跟别的船只和国家保持无线电联系。他请另一位照料被留在船上的妇女和儿童。就这样，这些人在风浪中撑持，而阿塞·亨德孙划着救生艇去安全地方登陆。（《曼彻斯特卫报》，1931年10月16日）
（iii）伦西曼先生说当前的问题和危险，其严重程度为战后所仅见。……对工党政府的批评最好让菲利普·斯诺登先生来做，他在他的许多同僚之先看见红灯并且紧缩开支，毅然采取他明知会不得人心的政策。他有勇气面对事实，并且提出他知道为了国家的安全不得不采取的建议。
“事实的真相是船已经着火。我不打算参加用哪种牌子的水泵、皮管要多长的争论。重要的事情是要救船，我不怀疑我们能成功。”（《曼彻斯特卫报》，1931年10月22日）
（iv）约翰·西蒙爵士在1931年10月24日演说时说：“唯一的问题是：‘我们要淹死还是要划上岸？’当阿塞·亨德孙摊开他的双手，不愿意再负责的时候，勒姆赛·麦克唐纳德先生大胆划去。联合政府抓住了生命线，国家只有自救方能得救。摘掉党派牌子吧，团结起来吧！”（《观察家》，1931年10月25日）
（v）约翰·西蒙爵士在同年10月14日演说时说：“我们当时是在一条往下沉的船上。船在往下沉的时候，尽着辩论该谁下去堵漏洞是不行的。得马上去堵住。”（《曼彻斯特卫报》，1931年10月15日）
（vi）勒姆赛·麦克唐纳德，在1931年10月11日的演说中说：“到国家已经不再颠簸，收支已经平衡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继续建造我们过去努力建造的东西。没有基础，房子站不住；没有财政安全，进步政策维持不了。”（《曼彻斯特卫报》，1931年10月12日）
（vii）勒姆赛·麦克唐纳德在1935年11月的一次广播演说中说：“我先请大家把国家在1931年的情况和今天的情况对比一下。那个时候快要触礁的船又浮起来了，修理结实了。现在，前面有狂风巨浪，怎么迎上去才好？”（《广播报》，1935年11月13日）
要说这些演说片段里包含类比，也许有点用词不当，但是如果这些话里还可以说是提出什么论据，那论据只能是类比。A．P．贺贝特曾经拿政治演说家们喜欢用航海名词的习惯开过玩笑。他指出来这些名词常常被用错，在听众那里引起的往往不是信服而是嘲笑。我们在这里且不管它用得错不错，我们要询问的是，在一条遇险的船和危机之中的国家之间作类比是否恰当。如果拿“国家之舟”这么一个修辞格里所包含的类比作为论据，那么这个论据的逻辑力量就完全要看：一方面，政府的地位是否可以比作船上的员工；另一方面，选民是否可以比作船上的乘客。在我看来，在这些互相比较的事物之间并没有什么有意义的相似之处。这可以用哥德弗雷·科林斯爵士的议论（例ii）做例子。如果阿塞·亨德孙“划着救生艇去安全地方登陆”，我们可不可以问一声别的那些人为什么留下？还有，另外一些人又是从什么地方“爬了上来”取代那些已到安全地方去的人的？这些问题不能从演讲人那里得到回答，至少说明这种类比很不完全，不能用来作论据，甚至可以说是本来就不打算用做论据。
也许最有说服力的揭露这个类比的缺陷的办法是指出阿塞·亨德孙和他的支持者可以运用同一类比。他完全可以（虽然据我所知，他没有）这样回答：
“政府的船由于船长的无能和瞭望的不得力，正在往礁石上撞去。船长‘勒姆赛’笑着欢迎登上船来的人，同时留在船桥上不下来。他叫斯坦莱·鲍尔温去锅炉房，另一位去储藏室——去查点存粮——另一位去照看蜷缩在舱房里的妇女和儿童。同时，我和我的一些同事记得船上有救生艇，我们的首要任务是救乘客脱险，我们劝说乘客们登上救生艇，这是得救的唯一希望。后来我们就划船登岸。遗憾的是大船和留在船上的人都遇了难。很伟大，可是不称海员之职；有足够且有余的救生艇，有运送乘客安全登陆的划船的人，然而不用，蠢之至也！”
如果亨德孙先生这样回答，他没有供给选民们任何理由认为工党政府（或者说，他的党）适合在危急时期当政。那些在演说中用到这个类比的也没有提出任何理由。道孙·彭（例i）也没有提出任何理由来足以假定他的党能够医治“国家的病痛”。国家遇到困难和身体有病当然有几分相似。我们还听见鲍尔温先生说“全世界都在生病”。这个类比也不能推得多远，但是正如病人需要高明的医生，国家遇到困难需要有能耐的政府，这个话还是可以说的。可是需要论证的是这竞选的政党里边哪一个（如果有一个）是能给我们那个有能耐的政府的。不幸，大多数政治家似乎都没有意识到他们的论辩应该针对这个结论。我们无可奈何只能接受这种看法：对选民演说的政治家们，他们的目的只在于劝说选民拥护一种政策，而不向选民提供这个政策可以满足他们的愿望的理由。
为什么这些不恰当的类比和隐喻足以说动选民，我想也不难懂。它们跟漂亮口号、再三重复——广告商的老套——有同样的效果，所用的类比都是能够在听众心中唤起生动的图像的。拿上面第（iii）例来看，那里边所用的手法和在听众身上产生的效果可以展示如下：
“船上着火了，”演说家说。
“得马上救火，”听众说。
“辩论用什么牌子的水泵，皮管要多长，徒然浪费时间，”演说家提醒。
“当然，当然，牌子有什么关系，皮管长短有什么关系？重要的是救火，”听众响应，情绪越来越激动。
“重要的事情是要把船救下来，”演说家说。“我相信我们能把船救下来”他又补了一句。
“把船救下来，我们太感谢了，”听众觉得。
这种把戏非常简单，然而有效。好像大多数人都会接受一个生动的类比论证而不好生想一想在用来比较的事物之间有没有切合当前情况的相似之处。因为我们思考复杂问题感觉吃力，我们出于思想上的懒惰，非常容易接受下列形式的任何论证：X是Y，正如A是B，其中X和Y是抽象的、陌生的，而A和B是熟悉的。我们没有注意到，相信X是Y的唯一理由是X和Y的关系与A和B的关系是可以相比的。
我用了不小的篇幅谈这个问题，因为我相信听众的严重困难之一正在于轻率地接受不完善的类比的习惯。一种可能的补救办法是自己问自己，这个类比是不是也可以用来得出相反的结论。我在前面举了一个例子，我假设是阿塞·亨德孙的演说（他当然不屑说这番话）。这个办法显然不仅适用于例（ii），也适用于例（i）、（iii）、（iv）、（v）。它也适用西蒙爵士的没有基础不能有上层建筑的议论。另一方面，例（vi）里边的隐喻混乱跟我们现在谈的问题不同，麦克唐纳德用“颠簸”和“平衡”这些字眼，只是表明寓重复于变化之心理效果而已，至于他前边把国家比作船，后面又说到建造，那也还可以说得通，船舱是可以比作房子，也要有牢固的基础。他这段话我们可以说只是一串陈词滥调。
另一种对待以类比为论据的办法是养成一种习惯，先问这个比喻是否恰当，如果恰当，在哪一点上相似；因为类比论据常常经受不住这样推敲。我们可以用这个办法来检查下面的例子，这是从培根《论国家的真正伟大》里节录的：
“无论是生物体或是政治体，没有锻炼是不能健康的；对一个国家来说，一场正义的和荣誉的战争是真正的锻炼。不错，内战像寒热病的发热；可是对外战争就像运动的发热，有维持身体健康之效；因为在懒散的和平环境中，勇气将要软化，生活将要腐化。”
把国家和个人作比较，这是从古以来就有的。柏拉图在他的《共和国》里就把国家比作一个公民，得出的结论——在我看来——是很糟糕的。培根把他的论据限制在生物体（人体）和政治体（国家）之间。我们可以把他的论据用现代的词语编成下列的形式：
正如我的身体，为了维持健康，需要锻炼，国家也需要锻炼；
对外战争之于国家犹如锻炼之于我的身体；内战之于国家犹如发热之于我的身体（意即发生一种不好的热）。
请注意，培根先认定，国家的“真正的锻炼”是一场“正义的和荣誉的战争”；可是接下去说的时候不提“正义的和荣誉的”了，只是把“对外战争”区别于“内战”。把我的身体因锻炼而发热和国家借助于战争以维持“健康”相提并论，真有点想入非非，叫人怀疑培根是在玩弄“热”这个字眼。当然培根不是开玩笑而是认真说话。我的意见是，这里的比较只能以下列事实为限：“我的身体”是一种个体，“国家”也是一个个体，但是另外一种。一定要记住，任何以国家或民族为一方、以个人为另一方所作的比较都应当加以最仔细的分析。
应用第二种办法来纠正不恰当的类比还可以举一个常见的例子，就是把人脑比喻为电话交换台。这个“长了霉的老隐喻”（C.D．白劳德教授说它是），第一次应用是出于已故的卡尔·皮尔孙教授之手。(6)最近又变了个样子在亚塞·爱丁顿爵士的手上复活，他把我的心灵比作报纸编辑部，把总的心灵比作中央无线电台。这里只能引它一段：
“你的脑子的内部一定有点像一个报纸编辑部。它跟外面世界连接靠一些神经，后者的作用犹如电报线。外面世界来的信息以编码通过这些线到达；整个一层事实包含在这些编码之中。编辑部把它做成可读的报道，部分通过已往积累的经验的合法使用，同时也掺进一些新闻家的想象；我们的意识所觉察到的正是这种原始信息的自由翻译。”(7)
把这里的类比跟本章头上引的安德雷得教授的类比比较一下是有益的。爱丁顿这个类比不是仅仅用来说明某种现象；他还用它来对外面世界的性质以及我们关于外面世界的知识的性质推导出某种结论。这种比况，在我看来，处处都是失败的。外界（我的头脑之外的世界）的事物比之于记者；这些记者（或者事物）编码发出信息；这些编码信息比之于神经的冲动；那些接收信息的人（编辑和助理编辑？）相当于我的心灵；他们对信息的“自由翻译”相当于我的意识所觉知的那个什么。也许只要指出一点就够了：这一系列比较的末了一点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先是说我将收到“信息”，可是又说我所意识到的只是一种与接收到的信息不相似的“自由翻译”。这已经够严重的了，可要是再考虑到，这个类比是，第一，用来说明觉知外界事物的过程，其次，用来作为得出这些“信息”是我自己的心灵活动（但是不自觉的活动）的产物这一结论的根据，我想我们不得不说这个类比是非常不能启发的，作为爱丁顿所主张的结论的依据是完全不能叫人信服的。
多引几个这样的类比的例子非常容易。可以从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哲学家的著作里找出很多例子。用类比来进行思维非常普通，我们不注意就不觉察。我们已经说过，这种思维方式是有用的，为了了解一个生疏的问题，为了作进一步研究的路标。然而我们必得记住，作为路标，它的可靠性必得经常加以测试。其次，虽然可以用类比作论据，借以触发一种结论，可是它完全无力确立一个结论。它所提示的结论需要论证，与非由类比引起的结论完全一样。哪怕是一个很好的类比，也总是有那么一个点，到了那儿这个类比就垮下来了。我们都有忘记这件事的倾向，这就被那些人利用了，那些人的目的是劝说我们接受他们的意见，可是并不向我们提出任何可以为一个有理性思维的人所能接受的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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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 N. da C. Andrade: The Atom（Ernest Benn），p. 18．
(2) Poynting: Collected Scientific Papers, p. 690.
(3) 一种类似的困难将在第十章讨论。
(4) 这句话如何？承接上下文，不大好懂。也许著者的意思是说，隐喻的使用是不自觉的，而明确的使用是自觉的。——译者
(5) 即麦克唐纳德。——译者
(6) 《科学法则》，第二章，第三节。
(7) 《科学的新路》，第3—4页。我在《哲学和物理学家》的第五章里详细讨论了这个类比和同类隐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