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节制之道不行于时
我写前面几章的时候，几次不禁断言“谁也不会相信如何如何”，或者“人人都承认如何如何”。有时候我克制自己，不说这种斩钉截铁的话。我知道我应当指出我们思想中一个普通的缺点，就是很自然地不愿意说些有节制的话而遭人讥笑。愿意承认一个问题的正反两面都有点道理，就难免被人责备，说是在需要采取有力行动的时候缺乏热情。例如愿意承认不是所有敌党的人都是只谋私利，有时候就被认为是对于社会祸害的现实采取学院式的冷静姿态。谁要是经常说话有节制，就常常不是被认为无知就是被认为无能。我们早些时候已经说过，一面小心得出结论，随时准备在新的证据面前加以修改，一面只要是没有理由接受相反的结论，就坚决根据原来的结论行动，二者之间并无矛盾。如果我们认识到，我们的结论虽然不是无可争辩的正确，然而是在现有的证据面前最为可取的结论，那么，如果我们不肯按照这个结论行动，我们的行为就没有道理了。
我知道我上面这段话对大多数读者来说是不足以打动他们的。读者总还记得塞尔本勋爵的话，他赞美了“对于清晰思维之光荣的无能”之后接下去就推荐“说得足够频繁，足够响亮，足够清楚”——不管你要说的是什么——就可以让听众信服。大言炎炎可以认为有奇效，既可以引起注意，又可以劝说别人接受我们的意见。请看下面这个例子：
“在一般的爱面子的妇女中间，忌妒起很大的作用。你坐在地铁里，有一个穿着漂亮衣服的妇女走过，请你注意看别的妇女的眼睛。你会看见每个人，除了穿得比她更好的那些个，都用不怀好意的眼光看她，竭力寻找对她不利的推论。爱好造谣就是这种总是不怀好意的一种表现：听到不利于另一位妇女的故事立刻信以为真，即使证据非常脆弱。”(1)
我在1930年第一回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要试验有关在地铁里看见衣着漂亮的妇女时别的妇女的态度是否如此。不幸我没能够发现任何不怀好意的眼光，也许因为“衣着漂亮”的妇女出现的时候我没认出来。这儿的推理形式值得注意。作者先对“一般的爱面子的妇女”有所陈述，往后就断言车厢里“每一个妇女”都羡慕她，忌妒她。我不知道“一般的”在这里是什么意思，我姑且假定作者是说以大多数爱面子的妇女而论，“忌妒起很大的作用”。可是根据我的经验，似乎并非如此，也许我没有领会“爱面子”这个修饰语的意思。不管怎么说，总归没有根据得出每逢你看见一个穿得漂亮的妇女走进地铁车厢，你将看见每一个穿得不如她漂亮的妇女都用不怀好意的眼光朝她看这么个结论。也许罗素先生的第一句话不是作为第二句话的依据，而是从第二句话得出来的结论。很难知道。也可能他是从他自己的经验总结出来的，并没有别的佐证。可是更可能他是故意发概括一切的议论，借以吸引注意。这一段话引自他的一本书，他写那本书的用意是很好的，他向我们指出来，我们的苦恼的原因常常在我们自己身上。我想，他说“每一个”的时候，意思是“大多数”；而在我看来，也许“一半”（甚至不到一半）是近乎实际。这样有节制的说法不能达到他的目的。在他的通俗论著里，罗素常常用这种倍儿脆的说话来吸引读者的注意，就像麦考莱爱说“连小学生都知道”，其实是大多数人都不知道，而且有时候并不合乎事实。
这种高声大叫的习惯，塞尔本勋爵竭力推荐，我们大家有时候也不免，其实是很危险的。它鼓励我们不理会反面的证据，把重要问题看作简单，把别人说的话加以无根据的引申。我们在前面曾经谈过，用“罐头思维”对待法西斯主义、社会主义、和平主义等等，会引导我们作出根据不够的概括论断，会把人家的适度的话理解为极端的话，其实人家并没有说过那样的话。这种种形式的扭曲思维往往同时存在，对我们使用习惯性贬损之辞不无责任。这些错误的根子是不喜欢有节制，要求把话说绝。夸要夸得全心全意，骂要骂得全心全意；判断是非总是拿整个阶级作对象。我们还常常用抽象名词来代替阶级成员。例如我们不说“所有资本家”而代之以抽象的资本主义。
我把上面这一段重看一遍，自己问自己，我是不是真的认为我们全都要骂得或者夸得全心全意。也许不是每个人都这样，可是我相信要是说多数人是这样，那是实在情形。还有，我说我们大家有时候要大声嚷嚷，这也可能说得过了头。但是我不去加以修改。我相信我没说错；如果你认为不对，那你就有理由认为我已经向你提供了一个说话没有节制的例子。说话有节制是困难的。
另一方面，用夸大来吸引注意，博取赞同，有时候也会不灵，正如高声叫喊有时候不灵一样。我们看见有些广告家说他们的货色怎么怎么好得了不得，反而提醒别的广告家采取比较温和的措辞。
要引些这种偏激思维的例子，那是太容易了。演说的报道，报纸的评论，议论时事的著作，里边都有这样的例子。我在下面举几个例子。
“你们全都知道社会党是纯粹以掠夺为宗旨的”，《泰晤士报》报道英博士的话。这句话里包含三个横扫一切的结论：我们全都知道；社会党不加区别；纯粹掠夺，意思是除掠夺以外没有别的动机。
今年（1938年）五月四日在下议院讨论预算的时候，讨论到增加茶叶税时，科尔彻斯特市代表作了发言，《泰晤士报》对该发言报道如下：
“这哪儿都不会有意见，除了那些人，他们浸透了社会主义原则，总是盼望别人负担他们的费用。”
不久之前，勒姆赛·麦克唐纳德抗议这种习惯，把社会党里个别党员的意见当作所有社会党人的意见，当作社会党的原则。在他的《社会主义运动》这本书里他曾经指出，在社会主义初起的时候，提倡的人是向既有秩序挑战的先锋队。他们为自己的主张辩护的时候充满激情，向反对他们的人进攻的时候火气特大。麦克唐纳德接着说：
“他［社会主义先锋］把所有他的敌人看成一个队伍，把他们的种种信条、种种主张打成一捆，笼而统之的加以斥责。其他方面也有类似的情形，结果今天的反对社会主义的人要让社会主义本身对所有过头的言论、所有个人的意见、每个社会党人的每一种热情负责。他们的逻辑是：斯密司文章里说家庭是一种过渡的组织形式；斯密司是社会主义者；所以，所有社会主义者都认为家庭只是一种过渡的组织形式。这种辩论方式，如果用在发疯似的政治拼杀的场合，双方的目的不是为了求得真理而只是为了攫取选票，那还可以老老脸皮混过去，但是在任何别的、更高的场合是无可辩护的。只要是对我国舆论史稍有所知的人都不难看出，如果我们用这种不正派的逻辑来对待我们的评论家和他们的主张，将会产生何等混乱。”(2)
我觉得这段话说得很好。麦克唐纳德把这种推理的逻辑谬论指点得清清楚楚。他也承认这种谬论会被人明知故犯地用来争取人们拥护某种政策或者拒绝某种主张。一个演讲人故意用这种谬论来对待他的听众，他本人并不是这种歪曲思维的受害者；正相反，他是故意用这种诡辩来劝说他的听众的。他把赌注压在听众看不出他的谬论上。可是如果运用这种论证法的演讲人笨得出奇，从一个例子推广到每一个例子，错误就非常明显，我想除非他只管说话，丝毫不加思考，否则不会犯这种错误。不老实的演讲人应用这种论证法，往往是选择对他的主张有利的事例，抹杀对他不利的事例，这样来建立他的结论。我们往后要研究这种不老实的论证法。如果把对于几个的论断歪曲为对于全部的论断，这种错误就不那么明显。H．G．威尔斯先生在新近出版的《世界之脑》一书里引起了对于这种错误的注意。威尔斯在不列颠科学促进会的教育组作过一个报告，提出改进英国教育的一些要求。他说：
“我说的话里边都包含一层意思，要有更多、更好的教师——待遇要提高，设备要改进。并且教师要新鲜。我们租房子的合同上都有规定，房子外面三年刷新一次，房子里边七年刷新一次，可是没有人想到一个教师也要刷新。我们国家有些在职教师已经五十年不作内部刷新了。他们一定已经潮湿、霉烂、妨害跟他们有接触的人的健康了。教师队伍里现在有三分之二的人非常需要刷新或者退休。”(3)
这一番批评引起大量的愤怒的回答，好像为威尔斯所没有想到。这篇演讲收在《世界之脑》这本书里，威尔斯加了一篇题为《惹翻了的教师们》的后记，里边说：
“我说有些教师不胜任他们的工作，其中有些人五十年没有内部刷新了。他们像旧房子那样潮湿、霉烂。每个教师一定都知道这是事实。‘有些’不是‘所有’。可是他们肯承认吗？他们不承认，他们火儿了。‘你说我们全都潮湿、霉烂！’我没有这样说呀。我说教师队伍里有三分之二急需刷新或者退休，我说的是三分之二，不是全体。”
这件事情对我们当前的讨论有三点教益。第一，它表明对我们队伍（这里是某种职业）里的有些人的攻击很容易被歪曲为对所有的人的攻击。第二，A．G．威尔斯的答辩有点儿失误。不错，他责备的是教师队伍中的三分之二，不是整个队伍。但是他把自己拴在一句话上：所有已经任教五十年（就是说，“内部五十年没有刷新”）的人需要或者退休或者刷新。他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足以支持他的有教师已经任教（或者“内部没有刷新”）五十年的这种说法。我以为，说是有教师已经任教五十年，这个话不可信，因为在十八岁以前不大可能任教师，到了六十八岁不大可能还在任教。也许威尔斯先生并没有这样的意思。他说的“五十年”是否真的指五十个年头，不清楚。第三，威尔斯用了无节制的语言，这就引起教师队伍里的某些人的驳斥，认为完全错误。以威尔斯攻击教师队伍这件事而论，并不能用来说明说话有节制不受欢迎。相反，威尔斯使用语言无节制因而引起反击，倒是提供了一个例子，说明一个人火气上来的时候保持头脑冷静多么困难。有人攻击我们的队伍，我们就情不自禁地把对方的话加以扩大而后予以反击。威尔斯说得对，三分之二不是全部。反驳者似乎认为三分之二可以等于全部，然后走向另一极端，否认有任何教师需要“刷新”（用威尔斯的不好听的字眼）。在我看来，我们很可以问问威尔斯先生，他用“三分之二”这种精确的字样是不是犯了歪曲思维的毛病。话说得这么确定，似乎曾经在全部教师中进行过非常仔细的考查。也许他做过这样的考查，但是从他的演讲里看不出。
说话无节制，不但是在保卫我们自己这一群的时候会出现，在我们很高兴听见攻击另一群的时候也会出现。像下面这种推论你大概也曾听见过：
“这儿又有一位副牧师被证实行为不端。这就表明整个教会已经腐败。”
有人告诉我，一本新出的畅销的小说里边对医学界大加攻击。我听见有人说，“对的，是这样。大夫们无能、误事。”当然，有些大夫是无能、误事，可是如果我们允许我们直接得出结论，因为有些大夫如何如何，所有大夫都如何如何，那就流于歪曲思维了。如果说明白有些大夫是无能，我们大概就不会犯以偏概全的毛病；可是如果有些这个修饰语被省去，我们不会觉察这个省略，于是就意识不到作了以偏概全的推论。又如，当我们听到“英勇的共和军（在西班牙）顶住了佛朗哥的部队”的时候，我们很容易认为所有西班牙共和军都是英勇的。同样，如果有人宣称“共和军焚毁教堂”，我们也容易误以为共和军里的每个人都做这样的事。
不必再增加例子了。我们的任务不是议论教师们，或者大夫们，或者西班牙共和党人们的是非得失。我们的任务是认清一种不健全的论证，很常见，而且有时候是明知故犯。这种论证采取这样的形式：
有些A是B，
所以，所有A都是B。
这样摆出来，这个谬论是一望而知的。可是如果我们不说“有些A是B”，只说“A是B”，这个谬论就不那么明显了。事情常常是这样：现有的证据只允许说“有些A是B”，而我们的论点要求这句话采取“所有A都是B”的形式。这种错误以各种形式出现，其中有一种最常见，以致逻辑学家不得不给它创造一个名称，叫做“中项不周延的谬论”。(4)要看清楚错在哪里，我们可以先看一个结论是正确得来的三段论法的例子：
所有的牛都是四足兽，
所有的四足兽都是脊椎动物，
所以，所有的牛都是脊椎动物。
我不知道第二句是否正确，但是，如果它是正确的，而第一句也是正确的，那么结论是正确的。我们在前面已经制订了一条推理的原则，目前的论证是那个原则的一种例子。(5)让我们把这个论证跟另外两个论证来对照：
（1）
所有的牛都是四足兽，
所有的骡子都是四足兽，
所以，所有的牛都是骡子。
（2）
所有的欧洲人都是文明的，
所有的法国人都是文明的，
所以，所有的法国人都是欧洲人。
不难看出，这两个例子里边没有一个是从其中的前提里可以得出后面的结论的。（1）的结论是错误的，（2）的结论是正确的；两个例子里的前提都是正确的。但是这两个例子里边，前提的正确都不能作为结论正确的理由。让我们用字母来代表事物的类，这两个论证的形式就是：
（1）
所有的A都是B
所有的C都是B
所以，所有的A都是C
（2）
所有的A都是B
所有的C都是B
所以，所有的C都是A
我们再把前面引过的例子（第142页）也用字母表示如下：
所有的A都是B
所有的B都是C
所以，所有的A都是C
这是健全的公式。我们说它健全，是说无论我们谈论的是哪类事物，只要前提正确，结论一定是正确的。这种推论之所以是健全的，是因为第一个圈（A）完全被包含在第二个圈（B）之内，而第二个圈（B）完全被包含在第三个圈（C）之内，所以第一个圈必然包含在第三个圈之内。在另外那两个例子里边，我们只知道A和C都在B之内。这个信息不能让我们把A和B通过它们跟C的关系联结起来。我们说不出A和C的范围是完全重合，还是部分重合，还是两不沾边。这三种可能的关系都不违背我们已知的信息。
为了说明这种谬论，我用了一些初等逻辑教科书里常用的粗浅的例子。我这样做是因为我们要首先集中注意论证的形式而不同时思考事物的内容。我希望很少人会犯这种错误，如果论证是这么干干净净提出来的，是没有用带感情的语言的，讨论的问题是不触动我们的感情的。下面我引用三个例子，据说都是从实际讨论中取来的。(6)
“他的宽宏可以从他的仁爱推论出来，因为所有宽宏的人都是仁爱的。”
“我们尊敬那些管理我们的人，我们尊敬运动场上出色的人，所以，运动好的人都是良好的教练。”
“当然，美国虽然种族混杂，还是一个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盎格鲁－撒克逊国家都是爱自由的，热爱自由在美国最为明显。”
读者不难看出，这些论证都犯了中项不周延的谬误。当我们辩论一个问题，这个问题触动我们的感情，并且我们对它已经有了一定的看法，这个时候我们最容易犯这种谬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常常脑子里有所有的A都是B这种形式的论断，虽然我们嘴里说的是“有些A是B”，或者更可能“只有B是A”。我们很容易滑入一种错误，以为断言“只有B是A”等于对每一个B作出判断，因而得出所有的A都是B的形式。其实不然，例如说“只有那些不怀成见的人才被说服”，不等于说每一个不怀成见的人都被说服。它只等于“所有被说服的都是不怀成见的”。如果我们忘了这一点，我们就很可能这样推论：“只有不怀成见的人才被说服，因为他没有被说服，所以他是有成见的。”可是这样推论是不对的。这个推论犯了类似中项不周延的错误，因为它对所有无成见的人下了断语，就是断言他这个人不在其内。这就超出原来的前提所提供的论据了。它又一次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它认为既然有的A是B，那么所有的A都是B也一定是对的；这也许是对的，但是我们没有根据说它一定对。
我们必须记住，在寻常讨论的时候，我们一般不会使用“只有不怀成见的人才被说服”这样光秃秃的话语。我们使用带感情色彩的语言和绕来绕去的说法，这样就把我们论证的形式掩盖起来了。例如我们会遇到类似下面的论辩：“如果这些部长们不是法西斯，那么你说他们是哪一派。他们公开嘲笑国际联盟，法西斯党人也嘲笑国际联盟。如果这还不能证明这班家伙是法西斯，那我算是糊涂透顶了。”这末了一句话倒是说对了，因为这个论证，剥掉它的修辞手法和感情语言，可以归结如下：
这些保守党部长嘲笑国际联盟，
法西斯党徒嘲笑国际联盟；
所以，这些保守党部长是法西斯党徒。
用这样的形式说出来，这个推论的谬误就明显了。
我并没有说每一个“所有的A都是B”形式的论断都是错误的；相反，如果我这样说，这个说法本身就属于凡A皆B的形式，也就应该是错误的。我的用意是要坚持一种有节制的说法：有些“所有的A都是B”形式的论断是错误的；我要着重指出，我们有时候（不是所有时候）没有注意到某些论断的谬误，因为它前面的“所有的”没有说出来。我记得我小时候人家告诉我，有一双水汪汪的蓝眼珠的人靠不住。很难相信，如果说的是所有的有水汪汪的蓝眼珠的人都不可靠，听的人会深信不疑。我们常常听见人说：“她的脾气自然不会好。她不是一头红头发吗？”下面这个例子是我从《新政治家和民族》周刊的有趣的《这个英国》栏里摘来的：“一位牛津历史考试员说，红头发的人的历史知识差。”（我得声明，这个引文的来源是《约克郡晚邮》。）我个人不准备承认红头发的人历史知识差，因为我认识一位很有学问的历史教授是深红色头发。再说，关于红头发的人这样那样的断语是那么多，我只好一概存疑了。又还有，我常常听人说，下巴颏儿瘪的人懦弱。这个信念又因为P．G．伍德豪斯先生书中的主人翁波提·伍斯特而得到加强，后者的名声很大，有一家报纸称他为“瘪颏英雄”。
要说红头发和急性子有些关系，瘪下巴和懦弱有些关系，也许没有错，虽然说所有红头发的人都是急性子，所有瘪下巴的人都懦弱，可能是错误的。事实也许是（拿第二个例子来说），瘪下巴的人有懦弱的倾向。这等于说，拿瘪下巴的跟下巴不瘪的人比，前者有比较多些的懦弱的人。认真说，我们应该考虑四种人之间的关系：（1）瘪下巴而懦弱的人；（2）瘪下巴而不懦弱的人；（3）懦弱而下巴不瘪的人；（4）下巴不瘪也不懦弱的人。
假设我们急于要知道某一个瘪下巴的人是不是懦弱。事实上这不是可笑的设想；我曾经听说有一位女校长讨论聘请一位教师是否担风险，因为这位候补教师的下巴是瘪的。我们要考虑的问题是：有没有一种合理的方法测试瘪下巴的秉性懦弱的假设。合适的方法是联系统计法。我在本章把正确的方法简单的说一说。
假定我们能够研究任意取样的1000个人。再假定我们有方法决定其中每一个人应当归入四个可能的类里的哪一类。让我们假定我们已经把1000人分成两群：（i）200人瘪下巴，（ii）800人不是瘪下巴。让我们再假定把（i）分成懦弱的和不懦弱的，把（ii）也这样划分。我们假定结果如下：
我们现在有了为回答瘪下巴的人是否比较倾向懦弱这个问题所需要的材料了。
如果你检查一下上面列表的数字，你就会发现，懦弱而不是瘪下巴的人为懦弱而是瘪下巴的人的两倍。但是这不能证明瘪下巴的人比非瘪下巴的人更倾向于懦弱，因为非瘪下巴的人数比是瘪下巴的人数多。这一考查的结果可以总结为：瘪下巴的人里边懦弱的人的比例（1/3）比非瘪下巴的人里边的懦弱的人的比例（1/7)高。所以我们可以说瘪下巴的人有懦弱的倾向。这是一种有节制的说法，可是不一定是空泛的说法。假定上面说的数目是正确的（事实上这些数目是仅仅为了举例说明而编造的），我们能把瘪下巴的人的懦弱的倾向有多大说确定。这样我们就不至于非在所有的瘪下巴的人都懦弱和有些瘪下巴的人懦弱两种说法里选择一种不可了。我们发现有一种跟这两种说法都不同的另一种说法：A有B的倾向。这个形式的论断在讨论政治、心理、经济、社会等方面的问题的时候特别合适。平常讨论问题的时候很少采用这种形式，非常可惜。无疑，原因之一是提供足够使我们能够具体说明这倾向有多大的凭据是会遇到困难的。一部分困难将在下一章里讨论。我想，为什么我们很难得说两种特征有互相联系的倾向，有一个原因是我们并不真正有说话有节制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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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B．罗素：《获得幸福》，第84页。
(2) 勒姆赛·麦克唐纳德：《社会主义运动》（1911年），第Ⅹ-Ⅺ页。
(3) H. G. 威尔斯：《世界之脑》，第81页。
(4) “中项不周延”是传统的逻辑学里的一个专门术语。“周延”的意思是适用于一个类里边的每一个成员。
(5) 参考此处。
(6) 这些例子我得自雷克斯·奈伊特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