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听众的种种为难
劝说的技术，前面已经用广告术、报纸的版面、记者的选择新闻做例子。一个在公共场所演讲的人，为了达到鼓动他的听众做一件什么事的目的，也不能完全忽视这种技术。演讲的人必得吸引听众的注意，并且维持他们的兴趣，使他们愿意继续听下去。因此，他必得变着样儿说同样的意思，因为任何复杂问题都不是一听就能了解的。最后，他必得让他的听众觉得他有对他们说话的权利。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必得显示他说话有一定程度的权威。在满足上述种种需要之中潜伏着对演讲人的巨大诱惑和对听众的严重危险。如果一个演讲的人声称他对于所要讨论的问题不是特别胜任，如果他坚决不翻来覆去说同一意思，如果他不肯诉之于听众的感情态度，那么听众就会听得不耐烦，心猿意马。如果是这样，演讲人大可以站在听众面前一言不发，这就不成其为演讲了。一个有效的演讲人总是要估计听众的反应的。有的听众也只配让演讲人利用他们的轻信与无知。
有各种各样的听众，有各种各样的演讲人。以演讲人而论，中学教师和大学教授代表一个极端，大选时候的政治演讲人代表另一极端。我把这两种演讲人用来代表两个极端，是假定给学生讲课的人主要关心的是帮助他们受教育，而面对由选举人组成的听众的演讲人主要关心的是劝说他的听众投他自己的票或者投他所支持的候选人的票，即使他在劝说的同时也进行说服。这两种目的都是诚实的，都是在一个民主国家值得追求的。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听众的性质有所不同。用来吸引和维持他们的注意力的方法也就有所不同。
为了方便，我用“讲课人”和“演讲人”这一对名称来标明以教育为主要目的和以劝说为任务的两种说话人的重要区别。一个教育家有两个主要目的：一，灌输知识；二，培养某种心理习惯，这种心理习惯将使他的学生会寻觅知识并且养成在合理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独立判断的能力。一位大学教授讲话有一种权威，这种权威产生于他比他的学生有更多关于这门学科的知识。可以设想，他被任命为教授是由于他具备必需的知识，而他的学生们，至少在开始阶段比较无知，有时候是惊人的无知。学生是来接受知识的，教授是来向他们提供知识的。可是我希望大家会同意我的意见，教授的任务不是仅仅以提供知识为限。而且，即使是一个正经任命的教授有时候也会把事实搞错。再说，提供知识和灌输意见也不能截然分开。就我所知，在历史、哲学和社会科学这些学科尤其如此。我想大多数教授会同意，如果一位教授有这么个习惯，每发表一个重要的意见都不肯十分肯定，说话爱迟迟疑疑，给人一个印象他在这方面不是特别见长，那么他的讲课将完全不起作用。他必得作出权威的姿态，让人知道他在这方面有特殊知识，曾经在所讲的问题上花过很多工夫加以思考。他的合理的权威到此为止。一个聪明但是知识不够的学生可以批评教授的论断，而且，请注意，也许批评得对。没有人是不会错的，包括大学教授；我们中间，哪怕是最年轻的，也可能看见我们的视野中为眼罩所遮住的东西。
有时候毛病出在学生方面。他们像卡莱尔所说的那样坐在那儿，“像等人把水倒进去的水桶”；他们对于教授的权威有一种过度的崇敬；他们懒得出把力气动动自己的脑筋。幸而对于教授只因为他是教授而给予的崇敬正在减退，我相信。另一方面，学生也应当记住，“在我们中间，哪怕是最年轻的，也会搞错。”有一个事实是无可争辩的，起步的时候老师是领先于学生的，并且可以假定，他不但是有较多的知识，而且也比班上部分学生更加思路活泼——除非这是个很小的班而且班上的学生都不一般。
在成人学校里边讲课的人会遇到特殊的困难，由于成人学生特别容易有先人之见。常常会有这样的学生，他到这个班上来就是希望得到一些信息可以帮助他证实他早已怀持的结论。(1)他们的意见已经决定，他们所要求的只是有一位有资格的讲课人的权威。有一位成人学员对他的教师的评论可以说明这一点。他说：
（h）动之以跟平常老百姓同甘共苦的感情，而对方是不顾人民的患难。用“我们古老的国土”、“正派的人民”等字眼加重效果，估计这些字眼能够引起非理性的感情状态。
（i）假装无知，继之以闪烁其词。因为在前任内阁里曾经讨论过这个问题，当时有两种主张，一种主张是征收“临时关税”以免削减失业救济金，另一种主张是制定关税作为保护英国工业与国外竞争的正常程序。后者未尝不可以说是“征收永久性关税”。在我看来，这里很难说鲍尔温没有故作违心之论。他从来不隐瞒他赞成实行保护关税政策。
（j）听口气他要把根本分歧清清楚楚说出来了，可是他只是重复前边的话，联合政府要拯救国家，而对方是胆小鬼，是逃兵。这些话是否真实，鲍尔温没有向听众提供足以支持他的论断的根据。
对于鲍尔温这篇演说的最好的评论也许可以从他的另一篇演说里摘出来，这就是他以“真理和政治”为题对圣安德鲁斯大学学生所作的坦白真诚的演讲。我在本书第一章里已经引过一段，现在再引用一次并且延长一些。(4)
“政治家的听众不是不老实的人，他们也不愿意或赞成别人不诚实，说假话，但是他们没有紧跟严密论证的修养，而演说的人要获得良好的印象，要取得对一种政策的支持。这就不难明白这会怎样导致语言货币的贬值，导致许愿而不能兑现。”
然则是听众的过错吗？在我看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这样说。可是我认为不应该这么肆无忌惮地利用听众的智力上的弱点。鲍尔温在另一处——这回是在牛津大学——说：“修辞学是用来在议会表决或选举议员时争取票数的，谁要是按照修辞学去进行思维，求上帝保佑他！”(5)如果这个话是对的，那么鲍尔温在利兹作竞选演说时所用的演说把戏一定是以防止听众思维为目的的。
我并不想说不可以诉之于听众的感情；相反，应当这样做。我觉得一个政治家激发听众爱国爱同胞的心是对的。要他们不说对手的坏话也近于空想。可是如果一位演讲人口称把真实情况告诉听众，使他们能作出明智的抉择，而实际上只是鼓励他们大动感情，求助于罐头思维，那么我不认为我们可以不指责他不老实，不正直。
我的第二个例子是麦克唐纳德在1931年10月23日在西厄姆对他的选区的选民所作的演说。这篇演说我只能作简略的陈述。一起头，会场的空气是带敌意的，选民们觉得麦克唐纳德背叛了工党。下面我引《曼彻斯特卫报》的报道。
“挑衅似的把手一伸，麦克唐纳德高声说：‘我不需要道歉。一点不需要。我不需要说对不起。’有几声欢呼。‘我们是工党，我们永远是工党。’尽管听众中有几声叽咕，他还是举起手指，声称他们所做的事情是维持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他说，‘我们这样做，因为我们仍然是工党党员。等到事情已经过去，你们已经看见我们的行动的效果的时候，你们将会为我们祝福，因为我们没有抛弃你们。’
“这时听众无保留地欢呼。”
麦克唐纳德就这样把他的听众拉过来，到后来他用他的言辞和他的人格把他们完全控制住了。像麦克唐纳德这种类型的人——有感情，有风度，有天赋的悦耳的嗓音——很难避免把听众引入一种乖乖地听话的心情——直到有一天在他踏上讲坛以前已经完全失去信任。这样的人非常容易情不自禁地利用听众的轻信，而听众则将遭遇拒绝这样被利用的困难。当然不是说演讲人绝对不可以引起听众这样的心理状态；他们总是相信你说的话，不论你是否把理由讲给他们听。他所能做的只是努力只把他在自己书房里才敢坚持的话说给他们听，努力避免使用我们前面评论过的不老实的手段。
我们必须正视一个不幸的事实：我们被某些因素推动接受一些信念，这些因素与这些信念是否真实无关。埃斯奎司说过一个故事：金莱克，《东方行纪》（Eothen）的作者，在下议院坐了十一年，屡次找机会发表动人的演说都无效。有一回他作了一个总结性发言，被查士丁·麦克塞称赞为“异常雄辩和漂亮”。可是当场没有造成任何印象，因为他“嗓音尖，吐字不清”。第二天，罗拔·比尔爵士（第二）取得金莱克的同意，把金莱克的发言用在他的发言的末了。结果是整个会场为之震动。埃斯奎司勋爵说，“这大概在下议院的历史中是独一无二的事。”(6)这确实是足以表明一个仪表堂堂、嗓音悦耳、富有表情手势的演讲人对听众能有多大的魅力。这些特点也可以为一个理智上诚实的、无意于仅仅劝说他的听众的人所具有。我不认为理智上的诚实跟发表演说是不相容的。可是为了保持理智上的诚实，演讲人必得对他如何引起听众注意、如何提供他的见解所使用的方法作严格的检查。他必须特别注意，在提出他知道是非常没有把握的意见的时候，避免采取一种非常自信的姿态和腔调。总之，这样的演讲人似乎有一种特殊的义务，要避免利用自己的风度和口才征服他的听众而并未用道理说服他们。如果碰巧他的听众是警惕的，能批评的，如果听众之中至少有几个人是已经有遇到无论以何种方式提供的思想，都能辨别其思维方式健全还是不健全的训练的，那么他就是非常幸运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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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见本书第三章末。
(2) 1929年5月大选的结果，鲍尔温的保守党内阁垮台，工党组阁，麦克唐纳德任首相。世界经济大衰退引起英国财政危机，内阁意见不一致，1931年8月麦克唐纳德辞职。但是保守党领袖鲍尔温和自由党领袖萨缪尔都不愿意出来负责，他们说服麦克唐纳德组织联合政府。同年10月举行大选，联合政府获胜留任，工党抛弃麦克唐纳德，单独竞选，结果大败。——译者
(3) 这篇报道太长，不能全引。方括号里的两段是我根据《曼彻斯特卫报》的原文改用间接引语形式压缩而成。那些用引号标出的是依照《曼彻斯特卫报》所报道的鲍尔温的原话。有些话的后边我加上带括号的小字母，是我要在后边加以评议的。
(4) 参看本书第一章。那里说鲍尔温的演讲是在爱丁堡大学所作，这里误记为在圣安德鲁斯大学。——译者
(5) 见《论英国》，第101页。
(6) 《回忆与感想》，第一卷，第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