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一条边界是如何形成和消失的
Ⅰ.莱茵河：从法国的界河到法兰西帝国的河流
相对而言，边界（frontière）是一个新词，它指运动中的军队，与此相对的老词是界线（limite），这是丈量土地时使用的一个宽厚温和的词。边界，真正的边界是线形的，是会引起冲突的，是让古老的欧洲时时感到痛楚的极其敏感的神经之一；无论从施佩耶尔到克勒弗，还是南部从维桑堡到巴塞尔，莱茵河在18世纪末根本不是边界。因为，阿尔萨斯十几个领地君主 [1] 继续从莱茵河以外地区引进精神和传统，乃至引进人，被当作一个“名副其实的外来者对待”的阿尔萨斯，从它与右岸的频繁交往中获得大部分商业繁荣，这样的一个阿尔萨斯，从哪一点可以说是一个真正统一的国家呢？但是，越过劳特河之后，一些邦国横跨两岸的地理状况、复杂的渡口费、入市税和特权、公私利益的交混等等，这一切同样把莱茵河是一条边界、是将一些不可调和的国家集团隔开的边界这种看法甩得远远的。只有在《高卢战记》的砧子上锻造出来的古老神话，才认为莱茵河是一条边界。而随着政治需要，这种神话时而偃旗息鼓，时而甚嚣尘上，却从未有人认真地讨论它的是非真伪。
有这样一种说法：造物主指定一条大河作为法国的东部边界，征服者阿里奥维斯特把这条河当作分隔高卢和日耳曼尼亚的界河。其实这是一种信条，心愿更能说明问题。腓特烈大王于1738年写下了这样一段话：“但愿莱茵河继续是法兰西王国的边缘”，他接着又说：这个法兰西王国“除了克制和公正以外，在西部再也没有别的界线。”这段话后来被收入他的《著作集》第八卷（1848年柏林版，第15页）。
在这里，毫不含混地重现历史绝非难事。先后发生的事实是：1792年4月20日，法国立法议会向与普鲁士国王结盟的皇帝宣战，居斯蒂纳 [2] 将军的部队不费吹灰之力就夺取了美因茨，后来作为法国将军结束其行伍生涯的指挥官埃克麦耶尔和那支小小的部队都不曾企图抵抗；莱茵兰人立即栽种自由树，从兰道一直种到科隆，还在美因茨建立了雅各宾俱乐部。接着，迪穆里埃 [3] 在热马普击溃帝国军队，新生的法国于是成了濒临莱茵河全部流程的国家。莱茵—日耳曼国民公会的130位成员在美因茨集会，宣布“从兰道到宾根的全部国土”与奥地利帝国断绝关系；最后于21日断然声称：“莱茵—日耳曼人民愿意并入法兰西共和国，并向它提出这个请求。”人们告诉我们，所有这一切都先后发生在同一段时间中。这里是否有道义问题？一点也没有，看一看腓特烈二世的文稿就能明白。那么，是一个政治问题吗？是的，但这是一个由来已久的问题，革命的法国后来提出的解决方案，不就是多年以来法兰西王国一直认为合法和正常的那个解决方案吗？
让我们稍微慢些。现实更为复杂。沉迷于传统却不愿睁眼看世界的首相们可能认为他们无须对“臣民”负责，由此开始了一个带来无尽动乱的长达百年的历史时期。我们希望了解这段历史，也知道为此必须首先精确地把各种舆论分门归类，同时也要把莱茵河畔彼此争斗或相互联合的各种思想体系分门归类，这些思想体系曾对各自的人民产生过强大的影响。
必须这样做，因为这项工作将使结论建立在真实的历史基础之上，但是这项需要较长时间和认真细致的工作至今尚未做。在那个没有自己特有感情的莱茵兰土地上，我们法国人本能地看到了人们所说的那个人权体系在法国的三色旗后面胜利前进，这是一整套仁慈的思想和高贵的人道主义，士兵们在共和二年以天真的自豪兜售这一套东西时，就像它们都是法国独有的东西似的。这些士兵这样想是可以原谅的，然而，我们如果也这样想，那就不那么可以原谅了，因为纵然我们不知道别的东西，至少知道巴伐利亚的光明异端派纲领，这是一个名叫莫维雍的信徒在法国大革命前一年，即1788年在米拉波的《普鲁士王国》第5卷中提出来的 [4] 。这个纲领主张：解放“服苦役的农奴”，取消死手权 [5] 、苦役和行会，对所有宗教思想普遍实行宽容等等。这是制宪议会尚未问世之前的一个制宪议会。我们应该记住下列这些人：后来担任莱茵联盟首席主教亲王的光明异端派信徒达尔贝格 [6] 、后来担任巴伐利亚首相的光明异端派信徒蒙格拉斯、后来担任斯特拉斯堡市市长的迪特里克 [7] （他大概也是异端派信徒），此外还有美因茨的法官勒伯曼以及另外一些人。
莱茵河，莱茵河，让莱茵河更加自由；
几乎到处都一样，在埃克斯、在特里尔、在科隆、在杜塞尔多夫，当莱茵兰人为反对他们的主人而举行流血的反叛时，年轻的第二共和国政府没能也不愿冒任何风险，且不说没有设法重新取得1815年失去的地位，甚至连仅仅给予这些反叛者以支持也不敢，而这些反叛者并不是法国人而是莱茵兰人。
是对还是错？历史学家无须回答这个问题，历史学家只要如实地面对实事，力求对这些实事加以诠释即可，如此而已。可是，历史学家不应忘了刚才引述的海涅那句意味深长的话：“他爱谁？反正不是爱普鲁士人……”确实如此，时间尚未到来。有一种天真的想法，认为莱茵河左岸的时钟在1814年停摆，指针始终指着法国时间的一点钟，而在共和国与帝国时期，时钟却从未轻快地敲响过法国时间的一点钟。历史学家不可能把这种想法当作自己的想法。1815年以后，法国时钟与莱茵兰时钟的不一致，比人们所意识到的更为严重。确切地说，严重到什么程度？在什么影响下？人家不告诉我们，也许如同出色的信息家们不想这样反问自己一样，其实只要在埃姆斯逗留一个季度，就可以在他们的巴黎头脑中得到证实。
所以，在原有的深度上恢复这段历史的本来面貌，绝非易事一桩。歌德在对机械主义作出反应时已使浪漫主义成形，此时，这种浪漫主义意识形态的简化（唯其简化才更难以识别）形式缓慢地走进广大群众之中；在外部力量的压力下和自身内部推动力的作用下，生气勃勃的组织意识飞快进步，由此产生一系列思想和哲学或宗教体系，在这些令有头脑的德国人极度兴奋的包罗万象的综合体系内部，包含着许多从个体到普遍的过度和个人自主与集体秩序的调和；在一个语言并不立即变为行动，而是变为内在的蒸煮和发酵的民族内部，这许多体系化、这许多醉心的思辨，会不会促使许多有教养的人在政治领域里实现世界主义倾向与民族主义倾向的调和呢？如果统一这个字眼能在德国获得某种意义，这种调和必然会见诸行动。
莱茵兰人是否未受到这个巨大的思想进步越来越深的影响呢？这种进步反映了人民的愿望，人民为走出1806—1816年间形成的深渊，在一种巨大而神秘的跃进中宣告：“德意志灵魂建立在永恒之中。”这是普鲁士的思想，但是从中可以识别出莱茵兰人的思想，他们曾积极地、有效地与政治上、文学上、经济上的泛日耳曼主义合作，从汉斯曼到冯·德·海德特、希贝尔、格莱斯、兰普莱赫特、克拉拉·维埃比格；此后还有蒂松、克虏伯、斯廷恩斯，这三个名字把我们领进了另一个领域，领进了鲁尔；皮克勒亲王在1825年仍继续描述鲁尔的田间宁静，但是工业运动的先驱者已经准备在那里采取大规模的行动了。弗兰茨·丁南达尔（卒于1827年）安装了第一台蒸汽机，并使用威斯特伐利亚的煤炭；继弗里德里希·克虏伯（卒于1826年）之后，一位名叫弗里德里希·哈尔考特的人预见并组织了铁路和运河的发展，为工业发展作了坚实的准备，弗里德里希·格里罗将鲁尔的煤炭业推向埃姆舍尔河，从而在1853—1857年间改变了埃森的命运。有些名字令人想起许多事情，例如大卫·汉泽曼，他从一个跑单帮的小商人变成亚琛的巨贾，于1851年创建了联合公司；这些人意味着另一类集聚，他们令人明白，这是一种除了政治和哲学之外，别无其他根基的演进。他们帮我们懂得，若是想要明了德国如何在莱茵意识中缓慢地发展起来，那么，在俾斯麦软硬兼施地交替使用强力和诡计之前，就应该把为人所熟悉的普鲁士教授和军官的形象、海关官员、关税协定的执行官以及企业家和银行家的身影，投射在统一的银幕上，还有，必须说到时间的复杂性。一种比较低级的文化对于莱茵贵族的高雅文化取得了胜利，这种低级文化是由下德意志农民的粗俗头脑来传递的，在这些农民身上越来越多地拥有德意志力量。必须估量日益强大的天主教的力量，它的力量源自重新确立的教廷的威望，教廷日益强烈地希望只有一份教皇与国王的协议，希望有一个统一的信奉天主教的德国。这是些无法估量的因素吗？这样说也可以，但是，这些力量终于以其可怕的重量放在天平上了。由于不了解而不能正确估量，部长们和外交家们仅仅依据政治资料和外交惯例来估量它们的分量，所以常常失误。原因恰恰因为他们相信政治有自主性。他们不愿意看到，“政治外交人”这个抽象得无以复加的概念，只能在“世界人”这个概念内部找到它的真实存在，而“世界人”则是一个人们永远不了解的概念……
此外，归根结底，美因茨或科布伦茨的这个或那个家族是否保存着父辈留下来的拿破仑的半身雕像，或是祖父留下来的装在鼓鼓囊囊的盒子里的十字架，那是无关宏旨的。这些东西只不过是博物馆的藏品而已，对于那些把这些东西视为年轻时代的纪念品的人来说，这些东西最好随葬到坟墓里去。这是一代人的终结，一种精神状态的终结。
1870年，“灾祸”来临，阿尔萨斯—洛林被德意志帝国占领，阿恩特的计划终于实现了，从巴塞尔到埃默里希，几乎整条莱茵河都归于德国，或基本上归于德国了。如果说，1830年法国还有可能在旧日的灰烬里找到一些火星，让火重新燃起；如果说，在30年左右的时间里，法国领导人有时还记得，法国的省长不久前曾经管理过埃克斯、特里尔和美因茨，那么，如今法国不再想这些了。法国打了败仗之后，想到了阿尔萨斯，想到了破碎的洛林，包括莱茵兰在内的整个德意志帝国想要拥有自己、保存自己、让自己转变为完完全全的日耳曼主义，对于这个帝国来说，破碎的洛林就是一种活生生的联系。梦想和遗憾对于它还有什么用处？莱茵兰也一样，那里的一切都彻底改变了。对立双方已经不再是过去的莱茵兰人和普鲁士人了，如今对立的是帝国和莱茵兰人，这个帝国当然是由普鲁士控制的，但是，它并不因此而不是一个应由大家共享的共同创造。莱茵兰人从1815年以来所忍受的一切，普鲁士人接受了，而且如今不再为阿尔萨斯在1871年以后忍受那些苦难而愤怒。《斯特拉斯堡邮报》步不久前在科隆创刊的《莱茵观察家报》的后尘，企图驱赶法国邪气，此后不久就发生了萨韦尔纳事件，险些酿成1846年科隆那样的起义。塔列朗在1815年用他那双前高级教士灵巧的手，把风暴禁锢在普鲁士疆域以内；可是，有人为了避免小痛，竟然把这场被塔列朗禁锢的风暴释放到整个欧洲，以致贻患多年，就这些人的初衷而言，实在是适得其反。
1870年，在很长一段时间中，我们在已经发生的事件中只看到自己的不幸，只看到离我们最近的不幸，那就是国土被肢解，资金外流，我们的地位下降和我们所受的屈辱。可是，从德国角度看又是如何呢？历史上第一次，一个因胜利而获得威望、因经济发展而富庶的强国矗立在欧洲中心，它可以自由地使用在那里交汇的许多交通要道，从东到西，从南到北，其中就有莱茵河及其上游和下游的出口。人们面临的不再是一个远处的强国，例如西部或南部的某个大国，这种大国从欧洲的边缘出发，显现在欧洲中心，但总是因无法获得持久的后果而以失败告终。如今这个新的德意志帝国由坚实的普鲁士架构作为支持，重新获得了过去日耳曼罗马神圣帝国曾经占有，却因力量不足而从未实际拥有的中心地位。德意志帝国在欧洲大陆中心控制着莱茵河交通要道，安置了一大批紧凑的属地，这些属地为在胜利中锻造出来的拼凑在一起的现状感到骄傲；它们已经为未来的物质前景而极度兴奋，这个前景是政治胜利的实现者在获得政治胜利的时刻展现在全民族眼前的。
俾斯麦帝国刚刚划定的德意志世界，在它的精细的结构上不再是1815年那个德意志世界了，滑铁卢之役以后，盟国已经在新的计划基础上进行改组。后来成为第二帝国领土上的大约2500万人口已经变成了4000万。在他们的领土上，每年已经能生产2600万吨煤炭，其中鲁尔盆地生产的煤炭就多达1200万吨，从奥宾的袖珍地图集上可以看到，用不同颜色标明的建于不同时期的铁路，在1870年已经沿着整条莱茵河延伸了，这样就使得横向的道路变得非常活跃，其中包括沿着赫西尼安高原并与莱茵河在鲁尔区边沿相接的那条铁路，在法兰克福附近脱离莱茵河并通过美因河航道深入到萨克森和波希米亚的那条铁路等等。这虽然只是小小的开端，却已经展现了美好的发展前景。莱茵兰人在他们的莱茵河畔已经因这些新鲜事物而重新获得了活力，我们是否觉得，莱茵兰人并未因此而开始感到一种带有感激的自豪吗？
维达尔·德·拉布拉什写过一本鲜为人知的佳作《法国东部》，谈及旧制度末期的阿尔萨斯和洛林时，他在书中指出，当大革命即将爆发时，明智的阿尔萨斯人开始有了一种愿望：“但愿阿尔萨斯为了自己的幸福，同意在国王的诸邦不再被当作外国人。”接着他清醒地写道：“洛林和阿尔萨斯感到，一个伟大的工业前景已经在自己身上苏醒了，它们从这个正确的预感中对自己真正的利益作出了更广泛更正确的评价。”维达尔·德·拉布拉什接着写道：“长期的渗透发生在征服之前，没费多大力气就为适应作了铺垫。那就是旧制度下的行政管理作出的成就，这种管理虽然有些缺陷，却灵活而聪明，这种管理所实行的只不过是高质量的现实主义，其奥秘在于不把被管理者的愿望和看问题的方式置于事先确定的看法之下。”
这就使得人们能够较好地懂得1870年之前发生了什么，而且更加明白此后莱茵兰将会发生什么。但是差异还是有的，那就是普鲁士的行政管理僵硬而紧张，与我们旧制度时期的行政管理不一样，它实行的是一种依据主观意愿确定的系统化政策。然而，从1870年起一切确实都加快了速度。德国经济飞速发展，人口增长的速度也是众所周知的，1816年是2500万，1871年是4100万，1880年是4500万，1890年是4900万，到了1900年就达到5600万了。威斯特伐利亚和莱茵河沿岸的普鲁士这两个州的人口状况如何呢？1871年是500万，1890年是700万，1900年是900万，1908年是1100万，而1925年则是1200万！狭义的鲁尔盆地的人口状况如何？1871年有778000人，1925年有2832000人。在奥宾的袖珍地图集中有两张图表，分别显示了莱茵州在1820年和1905年的人口密度；在第一张表上，最高密度是“每平方公里200人以上”；在第二张表上，最高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1000人以上”。矿藏资源和煤炭产量也以同样的速度上升；1870年为1200万吨，1875年为1850万吨，1890年为3500万吨，1900年为6000万吨，1913年为114000万吨。占总人口60%的人从事工业生产或以工业生产为生活来源，每年生产的大量钢铁、纺织品、化学工业品，使德国成了经济大国和强国。在这个被工厂的火焰染红的地区，巨大的城市中冲天的火焰光辉耀眼，消耗惊人；1870年人口10万的城市不足10座，1900年人口10万的城市多达40座，其中8座城市人口超过30万。
莱茵兰人并非仅仅抽象地知道这些数字，而是切切实实地知道、真真切切地感到，他们都与这些数字休戚相关。莱茵兰人都为壮丽的莱茵河而骄傲，这是全世界最大的水上通道之一。莱茵河不是德国的边界，这便是法兰克福条约后的事实。莱茵河是德国的河流，为使这个说法变成现实，所有热情满腔的德国人都付出了艰苦的努力。长期的工作，耐心地积累成果，然后才会突然成功。从1880年开始，莱茵兰土地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这种繁荣来自莱茵河；黄金莱茵河不再是从沙粒中耐心地淘出来的金沙，而是巨大的帕克托尔河 [25] ，是人类劳动的结晶，它为莱茵兰人带来自豪和实惠，也让莱茵兰人产生了巨大的欲望，在埃斯科河和马斯河之间设立了收费的关卡，把运输的连接问题设计得非常巧妙，从而为德国和中欧带来好处。莱茵河是一条巨大的交通要道和传播影响的通道，它经由哥达湖和热那亚通达地中海，经由多瑙河和君士坦丁堡通达小亚细亚、巴格达和波斯湾。莱茵河是德国的河流吗？它是中欧的河流，更确切地说，它是连接北海和亚洲诸海的一条巨大的纽带。
有过一些梦想，而且险些成为现实，这些梦想是以德国“制造”、控制和紧紧勒住的莱茵河作为支撑的。可是，当法兰西重新立足莱茵河，把莱茵河从繁重的奴役中解脱出来，使之重新获得自由，变成国际河流，并依据其传统打碎压迫性和剥削性的垄断时，这些梦想全都成为泡影。莱茵河“造好又拆毁”，这是比任何别的说法更佳的说法，我们再次这样说，因为对于历史学家来说，这个说法道出了莱茵河对于世界的意义。
* * *
[1] 领地君主（Princes posséssionés），指原德意志皇帝的封臣，他们是1684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后与法国结盟、享有一定程度自治权的君主。
[2] 居斯蒂纳（Philippe Custine，1740—1793），法国将军。
[3] 迪穆里埃（Charles Dumourier，1739—1823），法国将军。
[4] 莫维雍（Mauvillon）是米拉波（Mirabeau）的友人，曾在数年之中收集资料，供米拉波撰写该书之用。
[5] 死手权，即领主对附庸的产业永久管理权。
[6] 达尔贝格（Karl Theodor Dalberg，1744—1817），起初反对拿破仑，后来与之联手，担任莱茵联盟总统。
[7] 迪特里克（Philippe Dietrich，1748—1793），法国政治家，曾任斯特拉斯堡市市长，主张君主立宪。
[8] 约瑟夫二世（Joseph Ⅱ，1741—1790），德国皇帝（1765—1790年在位）。
[9] 福尔斯特（George Forster，1754—1794），德国学者，主张莱茵河左岸归属法国。
[10] 卡尔诺（Nicolas Carnot，1753—1823），法国政治家和军事家，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著名将领。
[11] 奥什（Lazal Hoche，1768—1797），法国将军。
[12] 韦伊奥（ Louis Veuillot，1813—1883），法国报人和作家，对拿破仑三世以拥护始而以反对终。
[13] 圣—皮埃尔（Bernardin de Saint-Pierre，1737—1814），法国作家。
[14] 冉彭·圣—安德列（Jeanbon Saint-André，1749—1813），法国政治家，曾任莱茵河左岸各省总特派员。
[15] 施莱格尔（August Wilhelm Schlegel，1767—1845），德国文学批评家。
[16] 加缪（Armand Gaston Camus，1740—1804），法国学者和政治家。
[17] 夏普塔尔（Jean-Antoine Chaptal，1756—1832），法国化学家和政治家。
[18] 布吕歇尔（Leberecht von Blucher，1742—1819），普鲁士将军。
[19] 波鲁斯人（Borussos），古代斯拉夫部族，其生活地区即为后来的普鲁士。
[20] 塔列朗（Charles Talleyrand，1754—1838），法国政治家和外交家。
[21] 阿恩特（Ernest Moritz Arndt，1769—1860），德国作家和诗人。
[22] 埃德加·基内（Edgard Quinet，1803—1875），法国历史学家。
[23] 路易菲力普（Louis-Philippe，1773—1850），法国国王（1830—1848年在位）。
[24] 黑尔韦格（Georg Herwegh，1817—1875），德国诗人。
[25] 帕克托尔河（Pactole），位于小亚细亚的一条河流，古代盛产黄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