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一九一七年
1917年是国家生命中和约瑟夫·朱加施维里那一代的职业革命家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年。作为一块试金石，这一年对革命理论、党派和人物进行了考验。
在目前称为彼得格勒的彼得堡，斯大林发现了他未料到的一种情况。在战争爆发前，特别是在首都，布尔什维主义在劳工运动中占了优势。而在1917年3月，苏维埃中的布尔什维克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少数派。情况怎么会这样呢？曾参加1911—1914年运动的数量可观的群众实际上只是工人阶级中的一小部分。革命已经使数以百万计的人，而不仅仅是数以十万计的人站起来了。由于军事动员，这些工人中有将近40%都是新工人。站在前线的是老工人，他们在那里起着革命酵素的作用。他们在工厂中的地位为刚从乡间出来的没有什么特点的新来者、为农村小伙子和农妇所取代。这些新人必须经受革命先驱所经历过的那种政治考验，不管是多么短暂。彼得格勒的二月革命是由有阶级觉悟的工人（主要是布尔什维克）领导的，而不是由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普通的布尔什维克的领导能够让起义取得胜利，但是不能让党取得政治权力。
各省的情况甚至更糟。乐观的幻想和一视同仁的博爱的浪潮，加上新近觉醒的群众在政治上的天真为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孟什维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发展创造了自然条件。工人以及效法他们的士兵把那些至少在言论上不仅反对君主政体，而且还反对资产阶级的人们纳入了苏维埃。孟什维克和民粹党人使得差不多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投入了他们的怀抱，从而拥有了无数的鼓动者听凭他们使唤，他们全都宣称拥有团结、博爱和同样美好的其他市民道德。军队中的代表大部分是社会革命党人，即农民利益的传统维护者，单凭这一点就足以提高该党在刚从农民中来的无产阶级中的威信。因此，各种妥协分子的党派及其优势看来是确定无疑了——至少在他们自己看来是如此。
最糟糕的是，事变的进程使布尔什维克措手不及。它的久经考验并可以信赖的领袖没有一个在彼得格勒。那里的中央委员会俄国局由名叫施略普尼柯夫和查鲁茨基的两个工人以及一个名叫莫洛托夫的大学生组成。他们在二月革命胜利后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表“宣言”号召，“工厂工人以及起义军应立即把他们精选的代表选入临时革命政府”。但是这项“宣言”的草拟者自己实际上并不重视他们的这项号召，他们根本不打算发动一场独立的争取政权的斗争。相反，他们已经开始准备在今后许多年内承担起左翼反对派这样一个比较平淡的作用。
从一开始，群众就唾弃自由资产阶级，认为它同贵族和官僚是一丘之貉。例如，几乎没有工人或士兵投立宪民主党的票，政府权力完全掌握在得到军人支持的社会妥协派手里。但是妥协派缺乏自信心，而把政权让给了资产阶级；后者遭到了群众的憎恶，在政治上陷于孤立。这个政权是靠采取报复行动而存在的。工人，而不仅仅是布尔什维克，把临时政府视为他们的敌人。在一些工厂的集会上，几乎一致通过了要求把政府权力移交给苏维埃的决议。布尔什维克丁盖尔施泰特（后来被清洗）作证说：“没有一次工人集会会拒绝通过我们提出的这种决议案……”但是，彼得格勒的布尔什维克党委员会向妥协派压力屈服，停止了这项运动。先进工人们竭尽全力来摆脱上面的指导，但是他们不知道如何看待关于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深奥论点。在布尔什维克党本身有几派意见发生冲突，但是并没有从各种论点中得出必要的结论。党处在极端混乱的状态中。著名的萨拉托夫布尔什维克安东诺夫后来追述到：“谁也不知道布尔什维克的口号是什么，这是一种极其不妙的情况。”
斯大林〔在旧历3月12日，新历25日，星期日〕从西伯利亚归来，列宁〔在旧历4月3日，新历16日，星期一〕从瑞士归来，这其间的22天极为重要，因为它们说明了斯大林的政治面貌。他突然处于广阔的活动场地。列宁和季诺维也夫都不在彼得格勒，加米涅夫在那里。加米涅夫由于他最近在法庭中的行为而使自己的名誉受到了损害，并且一般说来以他的机会主义倾向闻名。还有年轻的斯维尔德洛夫，他在党内几乎默默无闻，主要是一个组织者，而不是一个政治家。容易发怒的斯潘达良不在了：他死于西伯利亚。像1912年一样，现在斯大林又一次暂时成了至少是彼得格勒的两个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之一，如果不是唯一的领导人的话。迷失方向的党期望得到明确的指示，不能再用保持沉寂的办法来回避问题了。斯大林必须回答最紧急的问题——关于苏维埃、政府、战争和土地的问题。他的答复公布了，这些答复是很能说明问题的。
斯大林一到彼得格勒就直接前往布尔什维克总部，彼得格勒在那些日子里经常举行大规模群众集会。中央委员会俄国局的3个成员，在几个作家的协助下，正在商定《真理报》的色彩。虽然他们掌握了党的领导权，但他们是在毫无办法的情况下着手工作的。斯大林让别人在工人和士兵集会上讲话，嗓子都讲哑了，他自己却深居在总部里。4年多以前的布拉格代表会议之后，他被补选入中央委员会。自从那时起，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来自库莱卡的这个流放者对于控制党的机器有其妙诀：他仍然认为他的旧的委任是有效的。在加米涅夫和穆拉诺夫的协助下，他首先从领导中排除了“左翼”中央委员会俄国局和《真理报》编辑部。他干得相当粗暴，因为他不怕抵抗，并急于显示他是头子。
在公开起义已经开始的时刻里同别人隔绝的列宁很为焦急，他向地区领袖发出呼吁，“同志们：我写这封信是在24日晚上……我力劝同志们相信，现在正是千钧一发的关头，目前提上日程的问题决不是会议或代表大会（即使是苏维埃代表大会）所能解决的，而只有……武装起来的群众的斗争才能解决。” [42] 从这封信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直到10月24日晚上，列宁对于军事革命委员会发动进攻一事还一无所知。同列宁的接触主要是通过斯大林来保持的，因为他是警察丝毫不加注意的人物之一。必然要得出这样的推论：由于斯大林那天早晨没有去参加中央委员会会议，后来一整天都不在斯莫尔尼，他直到深夜才发现起义已经开始并且在紧张地进行着。这并不是因为他是一个懦夫——指责斯大林是懦夫是没有根据的——他只是在政治上不轻易表态。这个谨慎的阴谋家宁愿在紧要时刻做骑墙派，他在采取立场之前，先等待看看起义的结果如何。如果失败的话，他就能对列宁、我和我们的信徒说：“全是你们的过错！”人们必须清楚地了解人们在那些日子的易于发怒的脾性，才能按照功过来估量这个人的冷静的勇气，或者如果你喜欢这么说的话，估量一下他的阴险之处。
不是的，斯大林并没有领导这次起义——既没有亲自领导，也没有通过某个“总部”领导。在列宁在世时出版的，甚至在后来出版的一些记录、回忆录、无数文件、参考性著作和历史教科书中，谁也没有提到这个所谓“总部”，谁也没有提到斯大林是这个“总部”的领袖，或者是以其他某种资格参加这次起义的一个重要人物。党没有记着他，只是在1924年，党史委员会在搜集各种材料时，才发现10月16日会议记录中有关于成立一个实践“总部”的决议全文。当时正在跟左翼反对派和我本人激烈进行的斗争要求对党史和革命历史有一种新的说法。我记得，到处有朋友和有联系的谢雷布里亚科夫有一次对我说，斯大林的秘书处对发现这个“总部”感到非常高兴。
我惊奇地问道：“这一点可能有什么意义呢？”
精明的谢雷布里亚科夫回答说：“他们将以此为依据编造一些东西。”
但是甚至在当时，关于这个“总部”的问题，仍只限于一再重新刊印会议记录并含糊地提到它。1917年事变对每个人来说记忆犹新。革命的参加者还没有被完全消灭，被列为“总部”成员的捷尔任斯基和布勃诺夫仍然活着。由于纯粹的宗派狂热，捷尔任斯基当然完全能够同意把并非斯大林的成就归功于斯大林；但是他不能把这种成就归功于自己，那是他力所不及的。捷尔任斯基后来去世了。布勃诺夫失宠和被消灭的原因之一，无疑就是因为他拒绝作假见证。其他人都记不得有关这个“总部”的任何事情。空洞的记录仍然是作为记录而存在——没有骨肉，没有耳目。
这一点并未能阻止它成为关于十月革命的新说法的核心。1925年，斯大林已经在争辩说：“起义的‘鼓舞者’、‘首要人物’、‘唯一的领导者’托洛茨基‘奇怪地’没有被选入这个负有领导起义使命的实践总部。这同关于托洛茨基的特殊作用的流行说法怎能符合呢？” [43] 这个论点显然是不合乎逻辑的。按照决议的确切意义，这个“总部”已经成了我担任主席的那个军事革命委员会的一部分。斯大林完全暴露出他打算在这部记录上“编造”一部新的起义史。他所没有解释的，就是“关于托洛茨基的特殊作用的流行说法”的来源，而这一点可能是值得考虑的。
在初版的《列宁全集》的注释中，在我的名字下有下面一段话：“在彼得堡苏维埃转入布尔什维克之手以后，〔托洛茨基〕当选这个苏维埃的主席并且作为主席组织和领导了10月25日的起义。”这样，“传奇”就在《列宁全集》的作者在世的时候在这部著作里找到了一个地位。在1925年之前，谁也没有想到对此提出异议。斯大林自己一度赞扬过这种“流行说法”。他在1918年的周年纪念文章中写道：“关于起义的一切实际组织工作都是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托洛茨基同志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可以肯定地说，驻军很快地转到苏维埃方面以及军事革命委员会坚定地进行了自己的工作，党主要和首先要感谢托洛茨基同志。安东诺夫和波德沃伊斯基是托洛茨基同志的主要助手。”今天，这番话听来好像是赞词。事实上，作者内心的目的是提醒党，在起义的日子里，除了托洛茨基以外，还存在着中央委员会，而斯大林是它的一个委员。但是，斯大林不得不使他的文章具有至少是一种客观的样子，他在1918年不能不说他所说的这句话。无论如何，他在苏维埃政府的第一周年把“起义的实际组织工作”归功于托洛茨基。那么，这个“总部”的神秘的作用是什么呢？斯大林甚至提都没有提到它，这是在发现10月16日的记录6年以前的事。
1920年，斯大林不再提到托洛茨基了，他提出列宁而不是提出中央委员会作为这个错误的起义计划的草拟者。他在1922年重复了这一点，但是以“一部分同志”来代替列宁，并且审慎地暗示他（斯大林）与拯救起义使它免受错误计划之害这件事有关。又是两年过去了，看来好像是托洛茨基恶意地捏造了关于列宁的错误计划的谣言；事实上，托洛茨基本人提出了这个错误的计划，幸而它遭到中央委员会的拒绝。最后，在1938年出版的“党史”把托洛茨基说成是一个激烈反对十月革命的人，而十月革命实际上是斯大林进行的。与此同时，所有的艺术都被动员起来：诗歌、绘画、戏剧和电影突然要使这个神话似的“总部”具有生命，虽然最勤勉的历史学家即使是用放大镜也无法找到它的任何痕迹。今天，在世界银幕上，更不用说在共产国际的刊物上，斯大林成了十月革命的领袖。
关于所有的老布尔什维克的历史事实也一再以同样方式修改了，虽然也许不完全是如此明目张胆地修改，这取决于改变中的政治结合。1917年，斯大林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辩护，企图利用他们来反对列宁和我，为他的未来的“三人小组”作准备。1924年，当“三人小组”已经控制了政治机器的时候，斯大林在报纸上争辩说，在10月之前，同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意见分歧是暂时的、次要的。“意见分歧所以只延续了几天，是因为而且仅仅是因为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是列宁主义者，是布尔什维克。” [44] 在“三人小组”垮台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1917年的行为在若干年中成了谴责他们是“资产阶级代理人”的主要理由，最后，这个理由被列入了使他们两人被枪毙的那项致命的起诉书中。
对于这种冷静地、耐心地，同时是残酷地、坚持不渝地为达到一贯是个人目标而奋斗的做法，人们不能不感到非常惊讶和叹息。正如这个年轻的柯巴一度在巴统千方百计地打击他的上级、第比利斯委员会委员那样，正如他在狱中和流放期间唆使傻子反对他的对手那样，他现在在彼得格勒不倦地钩心斗角，以便推开、诋毁、诽谤和贬损在某个方面压过他或者妨碍他的野心的任何人。
当然，十月革命作为新政权的源泉已在新的统治集团的思想中占主要地位。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呢？在中央和各个支部是谁进行领导的呢？斯大林需要差不多是20年的时间来迫使全国接受一幅历史图景，在这幅图景里，他代替了起义的真正的组织者而把革命叛徒的角色派给了这些组织者。如果认为他在开始时就有一项个人扩张的拟好了的行动计划，那是不正确的。特殊的历史环境使他的野心具有了甚至连他自己都感到惊奇的规模。在一个方面，他是始终一贯的：不顾其他一切考虑，他利用每个具体情况，在牺牲他的同志们的情况下巩固自己的地位——一步一步地、一点一点地、耐心地、毫不激动然而是毫不慈悲地这样做！正是在不间断地进行阴谋、审慎地提供真假情况和有计划地进行伪造方面，最好地反映出斯大林是一个人物，是新的特权阶层的领袖，这个阶层一般说来必须为自己捏造新的传记。
由于在3月间有了一个坏的开端，而这个开端并未在4月间得到改善，斯大林在这个革命年头的全年一直躲在幕后。他同群众从来没有直接联系，对革命的命运从未感到负有责任。在某些时候，他是参谋长，从来不是总司令。他宁愿保持平静，等待别人采取主动，注意他们的弱点和错误，他自己则落后于局势发展。为了取得成功，他必须有某种稳定的关系和许多时间供他支配。革命使他无法得到这两者。
斯大林从未在由直接的责任感而产生的心理压力下被迫分析过革命的问题，他对十月革命的固有的逻辑从来没有深切的了解。因此，他对革命的回忆才是如此经验主义的、分散和不协调，他后来对起义战略的判断才是如此矛盾，他在后来的若干革命（德国、中国、西班牙）中的错误才是如此巨大。真的，革命并不是这位前“职业革命家”的要素。
但是，1917年是这位未来的独裁者成长过程中的最重要的阶段。他自己后来说，在第比利斯，他是一个小学生；在巴库，他成了一个学徒；在彼得格勒，他成了一个工匠。他在西伯利亚（在那里，他降到了左翼孟什维克的水平）在政治上和精神上冬眠了4年之后，这个革命年在他的政治发展中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因为在这一年里，他是在列宁的直接领导之下，处在很有资格的同志们的圈子内。他第一次有机会学到迄今一直是在他的经验范围之外的许多东西。他抱着恶意（然而是锐敏和机警地）倾听和观察。政治生活的核心是政权问题。得到孟什维克和民粹党人（他们是昨天在地下、监狱和流放地的同志们）支持的临时政府使他能够更加仔细地窥视这个神秘的实验室，人人知道，在那里，把锅子擦亮的不是上帝。在沙皇时代把地下革命家同政府分开的无法估量的距离缩小到零。政府成为某个很亲切的东西，成为一个很熟悉的概念。柯巴摆脱了他的许多乡气，如果不是在习惯方面，至少是在他的政治思想方面。他敏锐地、愤懑地感到他作为一个人所缺少的东西；同时，他考验了准备斗争到底的一批紧密团结的、有才能和有经验的革命家的力量。他成为群众拥之执政的党的总参谋部的一个公认的成员。他不再是一个柯巴。他肯定地成了斯大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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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论战争》。《斯大林全集》第3卷，中文版第8—9页。——译者注
[2] 《论取消民族限制》。《斯大林全集》第3卷，中文版第17、18页。——译者注
[3] 《论取消民族限制》。《斯大林全集》第3卷，中文版第17、18页。——译者注
[4] 《彼得堡的选举》。《斯大林全集》第2卷，中文版第278页。——译者注
[5] 参看《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列宁全集》第29卷，中文第2版第114—115页。——译者注
[6] 《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列宁全集》第29卷，中文第2版第114页。——译者注
[7] 《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斯大林全集》第6卷，中文版第289页。——译者注
[8] 《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241—242页。——译者注
[9]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第七次代表会议（四月代表会议）》。《斯大林全集》第3卷，中文版第47、48—49页。——译者注
[10]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第七次代表会议（四月代表会议）》。《斯大林全集》第3卷，中文版第47、48—49页。——译者注
[11]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第七次代表会议（四月代表会议）》。《斯大林全集》第3卷，中文版第47—49、53页。——译者注
[12]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第七次代表会议（四月代表会议）》。《斯大林全集》第3卷，中文版第47—49、53页。——译者注
[13]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第七次代表会议（四月代表会议）》。《斯大林全集》第3卷，中文版第47—49、53页。——译者注
[14]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第七次代表会议（四月代表会议）》。《斯大林全集》第3卷，中文版第47—49、53页。——译者注
[15]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第七次代表会议（四月代表会议）》。《斯大林全集》第3卷，中文版第47—49、53页。——译者注
[16]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第七次代表会议（四月代表会议）》。《斯大林全集》第3卷，中文版第47—49、53页。——译者注
[17] 《革命的落伍者》。《斯大林全集》第3卷，中文版第58页。——译者注
[18]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彼得格勒组织紧急代表会议上的讲话》。《斯大林全集》第3卷，中文版第103、149页。——译者注
[19]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彼得格勒组织紧急代表会议上的讲话》。《斯大林全集》第3卷，中文版第103、149页。——译者注
[20]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彼得格勒组织紧急代表会议上的讲话》。《斯大林全集》第3卷，中文版第103、149页。——译者注
[21]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彼得格勒组织紧急代表会议上的讲话》。《斯大林全集》第3卷，中文版第105页。——译者注
[22] 《列宁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25—326页。——译者注
[23]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彼得格勒组织紧急代表会议上的讲话》。《斯大林全集》第3卷，中文版第112页。——译者注
[24] 同上书，第113页。——译者注
[25] 同上书，中文版第118、106页。——译者注
[26] 同上书，中文版第118、106页。——译者注
[27] 《告彼得格勒全体劳动者，全体工人和士兵书》。《斯大林全集》第3卷，中文版第132—133页。——译者注
[28]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斯大林全集》第3卷，中文版第148页。——译者注
[29] 参看上书，第162页。——译者注
[30]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斯大林全集》第3卷，中文版第170—171页。——译者注
[31] 同上书，第170—171页。——译者注
[32]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斯大林全集》第3卷，中文版第171页。——译者注
[33] 参看《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斯大林全集》第3卷，中文版第166页。——译者注
[34] 这个名单中没有布哈林的名字。——原编者注
[35] 《列宁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31页。——译者注
[36] 《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斯大林全集》第6卷，中文版第297页。——译者注
[37] 《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269页。——译者注
[38] 《政论家札记》。《列宁全集》第32卷，中文第2版第256页。——译者注
[39] 《在中央委员会会议上的演说》。《斯大林全集》第3卷，中文版第366页。——译者注
[40] 《在中央委员会会议上的演说》。《斯大林全集》第3卷，中文版第366页。——译者注
[41] 加米涅夫在同时已恢复中央委员的职务。——著者注
[42] 《致中央委员的信》。《列宁全集》第32卷，中文第2版第430页。——译者注
[43] 《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斯大林全集》第6卷，中文版第285页。——译者注
[44] 《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斯大林全集》第6卷，中文版第283—284页。——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