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无政府共产主义
一
我们认为，每个社会在废除私有制后，就不得不沿着共产主义的无政府方向组织起来。无政府主义通向共产主义，共产主义也可以通向无政府主义，两者都代表着近代社会的主要趋势，即追求平等。
在过去，一个农民家庭可以把自己种植或收割的粮食，或者把自己织出的羊毛衣服，当成自己土地上的产品。但就连这种看法也不大正确。道路、桥梁是共同修建的；排干沼泽地是共同劳动，公共牧场周围的篱笆是所有人共同维修的。如果有个人把织布机或者染料进行了改良，所有人都可以受益；即便在那个年代，一个农民家庭也不可能独自生活，在许多方面还要依靠乡村或公社的其他人。
但是现在，在工业目前的发展状况下，一切都是互相联系的，生产的各个部门与其他所有部门紧密相关，如果想主张某些工业产品是个人创造的结果，这完全站不住脚。文明国家的纺织业和采矿业之所以达到令人惊奇的完美地步，得益于其他千百种大小工业的同步发展，得益于铁路网的扩张、海洋间的航行、成千上万劳动者手工娴熟的技能以及整个劳动阶层都达到了一定水平的文化——总而言之，得益于全球各地人们的劳动。
开凿苏伊士运河时死于霍乱、建造圣·哥特哈德隧道死于关节僵硬的意大利人，和参加废奴运动而死在枪林弹雨之下的美国人，对于英、法两国棉纺织业的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并不亚于在曼彻斯特和鲁昂的工厂中辛苦劳作的青年女工和（在某个工人的建议下）成功改良织布机的发明家。
那么我们又怎么去估计，在所有人共同积累的巨大财富中，每个人究竟占有多少份额呢？
如果用笼统的、综合的观点去观察生产，我们就不能赞同集体主义者的观点，他们认为，根据每个人劳动的时间按相应比例支付其报酬，是一种理想的安排，或者至少是迈向正确方向的一步。
我们暂时先不讨论现在社会中商品的交换价值是否真正由生产该商品所需的劳动量决定——这是亚当·斯密、李嘉图的理论，马克思也赞成他们的观点——后面再回到这个话题上，这里先说一说我们的观点，在一个把劳动工具视作共同遗产的社会里，这种集体主义理想在我们看来是站不住脚的。从这个原则出发，一个这样的社会从一开始就被迫放弃各种形式的工资制度。
从集体主义制度下迁移出来的个人主义无法与局部共产主义——土地和生产工具公有——保持同步。新的财产形式需要新的分配形式。新的生产方式无法与旧的消费形式并肩前进，也无法适应旧的政治组织形式。
工资制度起源于土地和劳动工具私有化。这是促进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必要条件，即便有人想把它伪装成“利益分配”，它也将随资本主义一同消亡。劳动工具共同所有必将导致人们共同分享集体劳动的成果。
我们更进一步认为，共产主义不仅是值得向往的，如今建立在个人主义基础上的社会更是不可避免地会向共产主义转变。过去三个世纪以来，个人主义的发展，就是个人为保护自己不受资本和政府的专制统治所进行的努力。有时，个人设想着自己能够完全脱离政府和社会，那些替他发声的人也这么宣扬。“有了钱，”他说，“就能买到我需要的所有东西。”可是这个人错了，近代历史让他明白，没有所有人的帮助，即使保险箱里装满了黄金，他也什么都做不成。
事实上，伴随着个人主义的潮流，我们发现在整个近代史中还有一种趋势，它一方面保持着古代局部共产主义的所有遗产，另一方面又在近代生活的各项发展中确立着共产主义原则。
随着10、11、12世纪的公社从宗教和世俗领主那里获得解放之后，他们的共同劳动、共同消费就开始迅速地扩张和发展。城镇——而不是个人——把货物装船，组织远征队出口他们的产品，从国外贸易中得到的利润并不属于个人，而是由所有人共享。一开始，城镇还为所有居民购买粮食。这些制度的痕迹一直流传到19世纪，人们在传说故事中，虔诚地珍藏着有关这些制度的记忆。
一切都消失了。可是农村乡镇的居民仍然费力保存这种共产主义的最后痕迹，而且他们成功了——只要政府不挥起重剑打破这种平衡。
同时，根据同样的原则——各取所需——众多新组织以各种形式蓬勃兴起；因为如果没有共产主义的某种影响，现在的社会都不复存在。虽然商业制度使人的思想变得狭隘自私，但迈向共产主义的趋势仍不断涌现，并从各个方面影响着我们的活动。
过去人们过桥要交过桥费，现在桥梁变成了公共财产，所有人免费通行；公路也是如此，除了在东方，那里的游客每过一英里就要交过路费。博物馆、免费图书馆、免费学校、免费儿童食堂；公园和花园向所有人开放；铺筑的马路灯光明亮，任人通行；供应给各家各户的水没有限制一一所有这些安排都建立在这样的原则上：“各取所需”。
电车和铁路已经引进了月票和年票，不限制旅行次数；匈牙利和俄国两国的铁路已经引进了区域制度，允许持票人以同样的票价旅行五百或八百英里，这离邮政服务的统一票价只差一小步了。所有这些新改革以及其他许多新改革中，都有一种趋势，就是不考虑个人消费多少。有的人想旅行八百英里，有的人想旅行五百英里，这些都是个人需要。一个人的需求是另一个人的两倍，就要付两倍的钱，这也没有充足的理由。这些现象现在都出现在我们的个人主义社会里。
而且，还有一种趋势，尽管不太明显，就是只考虑一个人的需求，不管他过去或者可能对公社出过什么力。我们开始把整个社会当成一个整体，每个部分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为一个人服务就是为所有人服务。
如果你来到一个公立图书馆——不一定是巴黎的国家图书馆，比如大英博物馆或者柏林博物馆——管理员不会先问你有何贡献，再把你借的书给你，无论是一本还是五十本；如果你不知道怎么查找目录，他甚至还会过来帮助你。只要有统一的凭证——通常情况下赠送自己的作品更受欢迎——学术团体就会向每位会员敞开其博物馆、花园、图书馆、实验室和每年的学术座谈会，不管他是一位科学家还仅仅是一位业余爱好者。
在圣彼得堡，如果你正在进行发明创造，你可以去一个特别的实验室，那里会为你提供一间屋子、一个木匠长椅、一个旋转车床、所有必需的工具和科学仪器，当然你懂得如何操作这些器械；你在里面想工作多久就工作多久。那里有各种工具；让别人对你的思想感兴趣；和技巧熟练的工人们一起干活，要是你乐意，也可以单独做。发明出一架飞行机，或者什么也没发明出来——这是你自己的事。你在追求一个理想——这就够了。
同样，驾驶救生艇的人也不会要正在下沉的船上的船员们出具证明；他们开动救生艇，在怒海狂涛中冒着生命危险，有时甚至葬身水底，就是为了去救那些连名字都不知道的人。有什么必要知道他们的名字呢？“他们是人，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这就够了，他们有这个权利——快去救人！”
因此我们发现，在这个理论上是个人主义的社会的正中心，通过各种伪装表现出来的一种非常明显的共产主义倾向，正在各个方面蓬勃兴起。
假设我们的某个大城市，平时非常自私自利，明天就要遭到灾难——比如说被围困——这个自私的城市会作出决定，最先要照顾好孩子和老人。不问他们对社会尽了什么力，或者可能尽什么力，首先要给他们食物，然后才去照顾那些士兵，不管他们是否表现出了勇气和智慧，城里的人们也争先恐后无私奉献地照顾伤者。
这种趋势存在着，一旦每个人最迫切的需求得到满足时就会感觉到这种趋势，而且与人类生产力的提高成正比。每当一种伟大的思想驱赶走日常生活中的浅陋成见时，这种趋势就变成一股活跃的力量。
我们还需要怀疑吗，到了那个时候，生产工具由所有人随意支配，一切事务都按共产主义原则处理，劳动重新在社会中取得光荣的位置，生产的产品远远超过所有人的需求——这种力量（已经如此强大）还会扩大活动范围，直到变成社会生活中的主导原则，我们还需要怀疑吗？
根据这些迹象，我们再进一步考虑后面几章要讲到的充公的实际方面，我们相信，当革命打破了现有制度的势力的时候，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毫不迟疑地实现共产主义。
但是我们的共产主义，不是傅立叶和空想共产主义者的共产主义，也不是德国国家社会主义者的共产主义。我们的是“无政府主义的共产主义”，即没有政府的共产主义——自由人民的共产主义。这是人类历代所追求的两大理想的综合体——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的综合体。
二
我们把“无政府”作为政治制度的理想，只不过是在说明人类发展历程中的另一个明显趋势。欧洲社会发展到某个程度时，就会打破强权的束缚，以一种或多或少建立在个人自由原则上的制度代之。历史表明，旧政府被推翻的局部革命或全面革命时期，同时也是经济和智力领域急速发展的时期。中世纪各公社自由独立后就是如此，各行业协会自由劳动程度达到顶峰；伟大的农民起义后也是如此，农民起义带动了宗教改革，动摇了教皇的权势；社会也是如此，来自旧世界的反抗者在大西洋对岸创造了短暂的自由。
如果我们观察一下文明各国现在的发展情况，可以非常明确地看出一种越来越明显的趋势，就是限制政府的行动范围，给予个人越来越多的自由。这种进化虽然受到旧制度和旧迷信的废砖碎瓦的阻碍，但是依然在我们眼前继续前进。和其他进化过程一样，它只等着一场革命扫除道路上的障碍，就可以在一个新生的社会里自由活动了。
人类长期徒劳地努力想解决这个无法解决的问题——建设一个“压迫个人来服从又自称社会公仆”的政府，人们最后终于尝试着把自己从各种形式的政府下解放出来，与志同道合的个人和团体按照自由契约建立组织以满足自身需求。于是各个小的地区迫切需要独立；用双方协议代替法律，以调节各自在某一共同目标上的利益——往往漠视现在的国家界限。
曾经被认为是政府功能的，现在都遭到质疑。没有政府干涉，事情会更容易处理，更令人满意。研究一下这方面的发展进程，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人类的趋势是将政府干涉减少为零；事实上，是完全消灭政府，它代表着不公正、压迫和垄断。
我们已经能够大概看出未来的世界了，到那时，约束个人的不再是法律，而是社会习惯——这是我们每个人所感受到的希望获得相互支持、相互合作和相互同情的结果。
毫无疑问，这种无政府社会的思想，必定会受到很多人很多反对，就像废弃私人资本的社会政治经济一样。我们从小就被教化着把政府奉做神的旨意；我们所有的教育，我们在学校学到的罗马史，后来在罗马法里学到的拜占廷法典，以及后来在大学里所学的各种科学，都要我们相信政府，相信建立国家是神的旨意。
为了维持这种迷信思想，人们制定并教授完整的哲学体系；一切政治都以这个原则为基础；不管什么党派的政客都走上前对民众说：“把权力给我的党；我们能够而且愿意解除压迫在你们身上的沉重苦难。”
我们从生到死，我们的所有行为都受到这种原则的支配。随便翻开一本社会学或法学著作，你会发现，政府、政府组织、政府行为占据了很大的篇幅，这使我们不得不相信，除了政府和政客的世界，什么也没有。
报纸也通过各种途径向我们传达这种思想。所有专栏都在讨论议会辩论和政治阴谋；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的大量信息只出现在探讨经济问题的专栏中，或者报道警察和法律诉讼的消息栏中。我们读报纸时，很难想起数不胜数的人——所有人类，可以这么说——他们成长、死亡，他们了解悲伤，他们工作、消费，他们思考、创造，我们只能想起“伟大的”少数人，由于我们的无知，他们被无限放大，整个人类都被遮盖在他们的阴影下。
可是只要从报纸转到实际生活，看一看真实的社会，我们就会因政府所发挥的微乎其微的作用而震惊。巴尔扎克曾描写过，数百万农民一辈子不知道国家是什么，只知道自己被迫缴纳的重税。每天数百万件的业务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情况下进行，其中绝大多数——商业和贸易——即使缔约一方有意不履行契约，不用上诉到政府就能解决。假若你和一个熟悉商业的人交谈，他便会告诉你，商人间的日常交易完全是建立在互相信任的基础上。恪守诺言的习惯和保全信用的愿望，足以维持这种相对的诚实。那些用被豪华品牌包装的毒药毒害顾客、但却丝毫不感到悔恨的人，也会为了名誉，信守合约的。即使在目前的条件下，致富是唯一的动力和唯一的目标，这种相对的诚实且能发展，到了整个社会不再以占有他人的劳动果实为基础时，我们还用得着怀疑它的飞速发展吗？
还有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正是我们这一代的特色，更说明了我们的思想是正确的。那就是，私人创办企业的范围不断扩大，各种各样的自由组织也发展壮大起来。在讨论自由契约的章节里，我们再仔细地探讨这个问题。在这里我们只说明，这些事实非常多，非常普遍，已经成为19世纪后半期的主流了，即便政治作家和社会作家忽视这些现象，只愿意向我们讲述政府的职能。
这些自由的组织多种多样，是我们的文明自然发展的结果；他们发展得异常迅速，而且很容易团结一致；他们是文明人的需求不断增长的结果；最后，他们有效地取代了政府干预，我们必须承认他们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如果这些组织尚未覆盖到生活的各个方面，那是因为他们发现，工人的贫困、现代社会的阶级区分、资本的私人占有和国家等，都是无法逾越的障碍。排除了这些障碍，我们就会发现，他们覆盖到文明人活动的所有领域。
过去50年的历史就是一个鲜活的例子，代议制政府无法实现我们所赋予它的所有功能。到将来，会有人拿19世纪作例子，证明代议制政体是失败的。
议会制的无能大家已经非常清楚；代议制的失败和代议制原则的固有缺点就足以证明这一切，对其作过批判研究的少数思想家（约翰·密尔、莱弗戴斯）只不过是用文学的形式表达出人民大众的不满罢了。非要指定几个人对他们说：“制定法律来规范我们的所有活动，就算你们什么都不懂也没关系”，这个办法的荒谬之处，一看便知。
我们开始明白，所谓多数政治不过是把所有的国家事务扔给那些在议会和选举委员会里占有大多数席位的左摇右摆的人，简而言之，扔给那些根本没有自己主见的人。
人类一直在寻求新方法，而且现在已经找到了。万国邮政联盟、铁路联盟以及学术团体已经给了我们很多用自由契约代替法律的解决实例。
现在，散布在各地的团体希望为某个目的组织起来，不再选举由“无所不能的人”组成的国际议会了。他们采用了一种不同的办法。如果不能直接见面会谈，或者信件往来无法达成一致意见时，就委派熟悉这个问题的代表，并且吩咐他们：“就这个问题，努力达成一致意见，不能带着法规回来，而要带回协议提案，接受与否我们另作决定。”这便是欧洲和美国的大实业公司、学术团体及其他各种协会所采取的方法。这也是一个自由社会要采取的方法。建立在农奴制基础上的社会无法脱离君主专制政体，建立在工资制度和资本家剥削民众基础上的社会实行代议制的政治制度。但是一个自由社会重新占有共同遗产后，必须从一些自由团体以及自由团体联盟中寻找一种新组织，与历史上的新经济时期相适应。
每个经济时期都有一个与之对应的政治时期，只有同时找到一种新模式的政治生活，才有可能推翻私有财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