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充公
一
据说1848年法国革命时，罗思柴尔德 [5_1] 看到自己的财产可能不保，就想出了这样的招数：“我很愿意承认，”他说，“正是因为别人的牺牲，我才有了今天的财产，不过要是明天将我的财产分给欧洲数百万人，每人只能分到四个先令。那么好吧，如果谁向我要这四个先令，我保证给他。”
我们这位百万富翁对公众作了此番承诺后，仍旧在法兰克福的大街上悠闲地散步。三四个路人向他要四个先令，他冷冷一笑，随手甩给他们。他的伎俩成功了，罗氏家族仍坐拥自己的财产。
中产阶级中的那些滑头也如法炮制。他们说：“啊，充公！我知道充公是什么意思。你们拿走所有的大衣，堆在一起，谁都可以随意挑选，还都抢着要最好的。”
但是，像这样的嘲讽，既离题甚远，也不够严肃。我们想要做的不是重新分配大衣，尽管有一点必须要说明，就是分配大衣，在冷得瑟瑟发抖的人看来也是不错的。我们想要做的也不是分割罗思柴尔德家族的财产。我们真正想要做的是妥善安排好一切，首先保障出生的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学习一技之长并能熟练掌握，其次保障出生的每一个人都可以自由地工作，既不用征得主人的同意，也不用将自己生产的大部分产品交给地主或资本家。至于罗思柴尔德家族或范德比尔特 [5_2] 家族的财产，可以为我们所用，组建我们的公共生产体系。
等到有一天农民耕地无需交纳一半的收成，等到有一天土地丰收所需的农机具由农民自由支配，等到有一天工人为社会大众生产而不是为垄断者生产——这一天工人可以吃饱穿暖——那么就不会再有像罗氏这样的剥削者了。
到了这一天，所有人都不必出卖力气，换取只占自己劳动产出一小部分的工钱。
无政府主义的总体思想和充公的具体思想，在拥有独立人格和不以悠闲无事为最高理想的人中间得到的共鸣，要远超我们的想象。“就算是这样”，我们的朋友经常告诫我们，“当心做得过头！人性的改变不能一蹴而就，所以不要这么急于实施你那些充公和无政府主义的计划，否则你取得的成果可能无法巩固持久。”
不过，我们对充公的担忧却恰恰相反。我们担心做得不够彻底，担心充公的范围太小，以致无法长久。我们不会让革命的激情在中途受到压抑，不会让革命因折中妥协而夭亡。不彻底充公，谁都无法满意，除了造成社会剧烈动荡、阻碍社会的正常活动之外，不会产生什么重要影响——只能让普遍不满的情绪蔓延开来，还必然为反动派复辟创造条件。
事实上，现代国家的各个方面联系紧密，如若只变动局部，几乎无法撼动整体。我们的经济结构环环相扣，犹如复杂的机器，各个零件相互依存，不论要改进哪个零件，若不从机器整体入手，必定无法实现。一旦要将什么东西充公时，道理就十分明显了。
让我们设想一下在一个国家只实行部分充公。比如说，曾经有人不止一次地建议过，只将大地主的财产收归公有，工厂则保持不变；或者在某座城市，房产收归公有，但其他所有东西都留归私人所有；或者在某个制造中心，工厂收归公有，但不触及土地。
这三种做法会导致同样的后果：工业体系破坏严重，无法按照新政策加以重组。工业和金融业将停滞不前，社会既未重建起最为重要的正义原则，也无力达到整体和谐。
如果农业脱离大地主获得自由，而工业仍是资本家、商人和银行家的奴隶，那么什么事情也做不成。时至今日，农民不仅向地主交纳租金，而且还受到现有条件方方面面的束缚。商人剥削农民。农民买把铁锹，要付给商人半个克朗，而铁锹的价值按照生产所耗的劳动量计算，不过六便士。政府向农民征税。政府脱离庞大的官僚体系就无法运行，而且政府还必须维持一支耗资巨大的军队，因为各国商人总是不停地争夺市场，不知哪一天，因为剥削亚洲或非洲的什么地方起了点争执，就会爆发战争。
接着，农民会因乡村地区人口减少而受苦。要么受到奢侈品制造商暂时开出的高工资的诱惑，要么受到更加多姿多彩的生活的吸引，年轻人纷纷前往规模庞大的制造业城镇。对工业进行人为保护，外国对我国进行产业剥削，证券交易盛行，改良土壤和生产机器困难重重——现在所有这些因素共同冲击着农业生产，农业不仅受累于地租，还受到建立在剥削基础上的社会中各种条件的制约。因此，即便土地充公了，即便每个人都不用交纳地租，可以自由自在地耕地，最大限度地增加土地产量，那么农业虽得以繁荣一时——也不能想当然地认为一定如此——不久之后农民会再次掉进泥淖，与当前农业的境地一样。一切只能重新开始，不过过程会更加艰难。
工业也是如此。与前面的做法恰好相反：不是把农业劳动者转变为自耕农，而是将工厂交给工人。消灭工厂主，但是保留地主的土地、银行家的钱、商人的买卖场所，保留那一群群依靠工人血汗为生的懒汉、那许许多多的掮客，保留政府和无数的政府官员，那么工业终将陷入停顿。大批农民依然贫困，无力购买工人生产的产品；工人不占有原材料；由于贸易中断，更由于工业已遍布世界各地，工人生产的产品无法出口。因此工人感觉无力竞争，成千上万的工人失去工作，流落街头。这些人忍饥挨饿，就算遇到要剥削他们的阴谋家，他们也会立即心甘情愿地屈从。只要有人许诺提供工作，他们甚至会同意恢复古老的奴隶制。
或者最后，假设你驱逐了地主，将工厂交给工人，而保留那许许多多的掮客，让他们继续在主要的商业中心榨取工人生产的产品，投机买卖谷物、面粉、肉类等商品。那么，一旦商品交易放缓，一旦大城市没有了面包，而主要制造中心生产的奢侈品没有了买家，就会爆发反革命。反革命所到之处，尸横遍野，城镇和乡村遍布枪眼弹孔，无数人遭到流放和驱逐，无异于1815年、1848年和1871年时的法国。
在文明社会，一切都相互依存，只改变局部而不变动整体是不可能的。因此，如果有一天一个国家要没收私有财产——不论是土地财产还是工业财产——必须要全部没收。若想取得革命胜利，就必须如此。
此外，就算只想实施部分充公，那也是不可能的。一旦“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动摇了，土地的奴隶和机器的奴隶将群起而攻之，土崩瓦解是必然的，找出再多的理由也无济于事。
一座大城市，比如说巴黎，如果只没收住宅或工厂，那么也势必否认银行家有权向巴黎公社征收200万英镑作为之前贷款的利息。大城市与乡村保持联系，所以大城市的影响必然促使农民脱离地主。为了使市民获得食物和工作，同时也为避免供给浪费，巴黎有必要将铁路收归公有。1793年的巴黎公社吃了谷物投机商的亏，为了提防这帮人相互勾结，只能由城市自行负责商品的仓储和分配。
但是，一些社会主义者仍要作出如下区分。“当然，”他们说，“土地、矿井、工厂必须要充公，这些是生产工具，理当看成公共财产。但是消费品——食品、服装和住宅——还应是私有财产。”
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如此细分有多荒唐。我们不是可以住在森林里、只用树枝遮风避雨的原始人。文明人需要一栋房子、一间屋子、一个壁炉和一张床。诚然，对于不事生产的人来说，床、屋子和房子组成了一个诱人懒散的居所。但是对于工人来说，一间温暖明亮的屋子是一件生产工具，就如同一件器具或一台机器一样。工人在那里恢复精力，以便次日工作。工人休息如同机器的日常修理。
说到食物，道理就更显而易见了。所谓的经济学家提出了上面的见解，即生产工具收归公有，而消费品仍归私有，但是他们难以否认，机器中烧的煤如同原材料一样，对于生产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既然人类这台机器没有了食物就无法工作，那又怎么能说食物不是生产者的必需品呢？食物像宗教玄学的遗迹那样可有可无吗？富人的宴席的确奢侈，但工人的食物不过是生产的一部分，和蒸汽机使用的燃料一样。
衣服也是一样。我们不是新几内亚的原始人。如果女士的华美礼服必须列为奢侈品，那么几件亚麻、棉花和羊毛衣裳只能是生产者的生活必需品。上班时穿的衬衫和裤子，以及一日辛劳之后罩上的夹克，对工人而言如同铁锤之于铁砧，是必不可少的。
不论我们喜欢与否，人民所说的革命就是这个样子。人民一旦彻底推翻政府，首先会确保自己有舒适的住宅、充足的食物和衣服——不用向资本家交租。
而人民将是正确的。人民使用的方法，比那些在生产工具和消费品之间划出许多区别的经济学家要科学得多。人民知道革命就应从这里开始；人们将为唯一一门名副其实的经济学科奠定基础，这门学科或许可以叫做“人类需求以及满足人类需求的经济方法之研究”。
[5_1].罗思柴尔德家族（Rothschild Family），是欧洲乃至世界久负盛名的金融家族。这里指的是雅各布·罗思柴尔德（1792—1868）。
[5_2].范德比尔特家族（Vanderbilt Family），是美国渊源很深的大家族，它名下的庞大财团具有长达百余年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