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全民幸福
一
全民幸福并不是梦想。由于我们的祖先付出了辛勤劳动来提高生产能力，所有人都幸福是有可能的，是可以实现的。
我们都知道，虽然生产者确实不及文明国家居民的三分之一，但他们所生产的产品的数量，足以使每个家庭都能过得舒适。我们还知道，如果迫使那些现在挥霍他人劳动成果的人，用他们闲暇的时间做有意义的事情，我们的财富就会按照生产者的数量成倍增加，甚至更多。最后，我们知道，与马尔萨斯——中产阶级经济学的教主——所宣扬的理论相反，人类生产能力提高的速度远远超过其生殖能力。土地上的人口越稠密，创造财富的能力增长得也越快。
因此，尽管英国的人口从1844年到1890年只增加了62％，但是其生产力，即使按最保守的估计，也比人口增长速度快了一倍——也就是130％。在法国，人口增长速度更缓慢，而其生产力却增长得非常迅速。虽然农业生产经常遭遇各种危机，虽然政府时常干预，还有血税（征兵）、投机商业和金融，但是在过去80年里，法国的小麦产量却增长了4倍，工业生产增长了10倍还多。在美国，增长速度更为惊人。虽然有大量移民，或者更确切地来说，正是由于欧洲剩余劳动力大量涌入，美国的财富反而增长了10倍。
然而，这些数字并不能清楚地表明，在更好的社会条件下，我们的财富会增长到什么程度。因为，伴随着财富生产能力的快速增长，闲散人员和中间人阶层的增长也是非常惊人的。资本会逐渐集中在少数人手中，所以有必要处理一些百万富翁，并把他们的钱充公，但是这个社会主义预言不仅没有实现，完全相反的情况却正在发生：寄生虫的数量在不断增加。
在法国，每30位居民中，真正的生产者只有不超过10个。整个国家的农业收入是由不到700万人创造出来的，在采矿和纺织这两大行业里，只有不到250万名工人。但是，有多少剥削者呢？在英国，纺织行业的工人——包括男工、女工和儿童工，刚刚超过100万；采矿工人不到90万；种地的远远不到200万，从上次的工业普查结果来看，所有行业里的男女工及童工只有400余万。因此统计学家们不得不夸大其辞，从4500万居民中计算出了最多有800万名生产者。严格来说，从英国出口到世界各个角落的商品，不过是由六七百万名工人创造出来的。那些股东和中间人，他们到处榨取劳动者的精华，又插身于生产者和消费者中间不劳而获收取利润，有多少这样的人呢？
还不止这些。资本所有者不断地通过控制生产来降低产量。我们不必说那些专供富人吃的牡蛎，宁可一车一车地扔进海里，也不能变成平民的食物。我们不必说许许多多的奢侈品——织物、食品等等——像牡蛎一样被处理掉了。只要记着他们如何限制生产生活必需品就够了。大批的矿工时刻准备着，也情愿每挖煤，将煤炭送到那些冻得发抖的人手中；可是往往有三分之一，甚至一半的矿工一周之内工作不许超过三天，因为实在是要维持煤炭的价格！成千上万名纺织工人不能在织布机前工作，即便他们的妻子和孩子都穿得破破烂烂，即便欧洲四分之三的人口都没有像样的衣服穿。
成千上万的鼓风炉、工厂定期闲置，还有一些只开半天工——然而在每一个文明国家里，永远都有大约二百万人，一心只想着工作，但却没有工作可做。
如果让这些上千万的人去开垦荒地，或者把贫瘠的土地变为丰收的肥沃良田，他们该是多么地欢喜！他们按照正确的方法开垦一年的土地，所生产出的粮食，将是目前本国闲置的数千英亩“永久牧场”或者法国南部每英亩只出产八蒲式耳小麦的干旱土地产量的五倍。可是这些愿意在各个生产领域吃苦耐劳去开拓的人却得不到工作，不得不继续无所事事，因为土地、矿山和工厂的主人喜欢把他们的资本——最初从社会中掠夺来的——投资到土耳其和埃及公债中，投资到巴达哥尼亚的金矿中，使埃及的农夫、意大利的移民、中国的苦力成为他们的工资奴隶。
这是直接和有意的限制生产；还有一种间接限制，没有明确的目的，比如把劳动力花费在生产那些毫无用处，或者只为满足富人无聊虚荣心的物品上。
无法用数字来估计限制了多少财富，浪费了多少精力，而这些精力原本可以用来进行生产，尤其是准备生产所必需的机械。只需列举欧洲每年在军备上耗费的巨额款项大家就会明白，这些消费的唯一目的就是获取市场控制权，使本国货物可在邻国领土上销售，剥削国内的劳动者；剥削者们每年支付给各类官吏的数百万，而这些官吏的作用就是维护少数人的“权利”——也就是少数富人的权利——来控制本国的经济活动；他们支付给法官、监狱、警察还有其他所谓正义的数百万——没有任何意义，因为我们知道，只要大城市里的贫困程度稍稍有所缓解，犯罪行为就会大大减少；最后，还有为了宣传印刷出版的谬论学说，以及为了某个政党、某个政客或者某些投机分子的利益“炮制”出来的新闻所花费的数百万。
但是除此之外，我们还必须考虑到被彻底浪费了的劳动力——比如照料富人的马厩、狗窝、随从等等；比如迎合社会的反复无常和庸俗之众的低级趣味；又比如强迫消费者购买本不需要的物品，或通过夸大宣传把劣等货卖给他们，另一方面是生产绝对有害但制造商有利可图的物品。这样浪费掉的劳动力如果能得到利用，可以使有用产品的产量增加一倍，如果利用这些劳动力把机械装备到磨坊和工厂，现在三分之二的国民所缺乏的物品会充满各个商店。在现存的制度下，各国生产者中整整四分之一的人，一年之中有三到四个月无所事事，还有四分之一的劳力，甚至二分之一，只是在取悦富人，或者剥削大众。
因此，如果我们一方面看到文明国家提高生产能力的速度，另一方面也看到现有的条件直接或间接对生产造成的限制，会自然而然地得出结论，如果经济制度稍微合理一些，经过几年的时间，就可以生产出许多有用的产品，到那时，人人都会说——“够了！我们的煤、面包、衣服都够了！我们休息一下，再来考虑怎样最好地发挥我们的能力，利用我们的闲暇时间。”
不，所有人都有充足的产品不再是个梦想——虽然在过去，人类费尽心血耕种一英亩土地，只能收获一点蒲式耳小麦，还要手工制造农业和工业器具，在那样的年代，这确实是一个梦想。现在，这不再是梦想了，因为人类已经发明了发动机，只需少量的铁和几包煤炭，就能控制一个强壮而又温驯的生物，就像控制一匹马一样，还能运转最复杂的机械。
但是，想要所有人都有充足的产品，就不能再把这个巨大的资本——城市、房屋、牧场、耕地、工厂、公路及教育——视为私人财产，任由垄断者随意支配。这个丰富的馈赠，是我们的祖先历经艰辛赢得、建筑、创造、发明的，应该成为公共财产，这样人们才能从共同利益中获得最大益处。必须要充公。全民幸福是目的，而充公是手段。
二
充公，这就是历史摆在20世纪人面前的一个问题：凡是能帮助实现全民幸福的方面，都要回归到共产主义。
但是这个问题不能靠立法解决。没有人会这么想。无论穷人还是富人，他们都明白，现在的政府、或者任何一个从可能的政治变革中出现的政府，都无法找到答案。他们都感觉有必要来一场社会革命；富人和穷人都意识到，这场革命正在临近，可能几年之内就会爆发。
在19世纪后半期，人类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这种变化被有产阶级扼制住了，无法自然发展，现在这种新精神必须以强力冲破藩篱，通过一场革命来实现。
革命什么时候发生？革命会怎么发生？没有人能回答这些问题。未来是不可知的。但是善于观察和思考的人不会错过这些信息：工人和剥削者，革命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思想家和行动派，都感觉到一场革命即将来临。
那么——雷电到来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做呢？
我们都曾非常用心地研究过革命戏剧性的一面，却很少研究革命的实际工作，可以说，我们往往只看到这些大运动的一些舞台效果，最初几天的战斗，设置的路障。可是这场斗争，最初的小冲突很快就结束了，一直到旧体制轰然倒塌，真正的革命工作才刚刚开始。
旧时的统治者已经无能为力，四处受敌，很快就会被暴动的狂风席卷而去。几天以后，1848年的中产阶级的君主政体就不复存在，国王路易·菲利普坐马车出逃，巴黎很快就忘记了它的“国民国王”。1871年3月18日，几个小时之内，梯也尔的政府就消失了，留下巴黎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可是1848年和1871年只是两场暴动。在民众发动革命之前，“旧秩序”的主人会以惊人的速度逃窜，旧秩序的支持者逃离国内，躲到安全的地方，图谋策划，设法卷土重来。
前一个政府刚一消失，军队在民众潮水般的意见面前犹豫不决，不再听众指挥官的命令，而指挥官早已精明地躲了起来。军队站在一旁，既不干涉，也不加入叛乱。警察悠闲地站着，不知道该痛打群众，还是该大喊：“公社万岁”！有些警察则回到自己的住处“等着新政府成立”。富裕的市民收拾好行李，逃到安全的地方。只有平民留在城里。革命就是这样爆发的。
一些大城市里宣告成立了公社。成千上万的人们在街道上游行，晚上他们挤进各个临时俱乐部问：“我们该干些什么？”然后开始热心地讨论公众事务。许多人都对公众问题很感兴趣；那些昨天还冷漠的人，现在变得异常热心。到处都有人主动提供帮助，热切盼望革命取得胜利。崇高的奉献精神就在这时产生了。人民群众唯一的愿望就是继续前进。
这一切太辉煌、太壮观了；但是，这并不是革命。不，这时只是革命刚刚开始。
毫无疑问，有人会来报仇。像沃特金斯、托马斯这样的坏人将要接受惩罚；但这只是小的斗争——并不是革命。
社会党的政客们、激进派、新闻界的失意分子、竞选演说家——都是中产阶级和工人——他们会匆匆赶到市政厅，赶到政府办公室占个空位子。有些人会心满意足地用金银花边装饰自己，对着内阁政府里的镜子瞻仰自己，学习用适合自己新地位的威仪来发号施令。他们要是不挂上红色的饰带，戴上绣花帽子，装出威风凛凛的架势，又怎么能够去压迫办公室里或者工厂里的旧同事呢？还有一些人埋头在政府公文中，费尽气力，好心好意想整理出一个头绪。他们要制造法律，还要发布言辞夸张的法令，但是这个时候没有人再来实行了——因为革命已经开始了。
要抓住他们从未有过的权势，就要求助于旧的政府形式。他们要采用“临时政府”“公安委员会”“市长”“县长”“公安委员”等等名字，不管是当选的还是推举的，他们都要参加委员会或公社的会议，十个或二十个不同派别的人集合在一起——他们并不是像通常说的，来自各个“私人教堂”，但他们对革命的范围、态度以及目的等，各有不同的看法。“实行派”“集体主义者”“激进派”“雅各宾派”“布朗基派”，互相排挤，浪费时间打口水仗。诚实的人和野心家挤在一起，野心家只梦想着获取权力，一旦得势，就会把人民排除在外。大家带着完全相反的观点聚在一起——被迫结成临时联盟，成为大多数，这个大多数只能维持一天而已。他们彼此争吵，互相谩骂对方是反动派、官僚、流氓等等，遇到重大问题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对微不足道的琐事争论不休，只会发布言过其实的公告，人人都以为自己非常重要，而真正的运动力量却在街头巷尾。
爱看舞台表演的人可能会喜欢这样的情形，但这并不是革命。什么事都还没办成呢。
与此同时，人民群众正在受苦。工厂闲置，厂房关闭；商业停顿。工人连以前那微薄的工资也拿不到了。食品价格不断上涨。民众始终具有英勇的献身精神，每遇到危急关头，这种精神就越发崇高，他们会耐心地等待着。“为了共和国，我们就忍饥挨饿三个月，”1848年革命时，他们曾这样说，可是那些“他们的代表”和新政府的先生们，还有办公室里的无名之辈，还在正常领取工资。
民众在遭受苦难。他们有着孩子般的虔诚，有着相信自己领袖的好脾气，他们以为，“在那里”，在议会里、在市政厅里、在公安委员会里——那些人正在考虑他们的幸福。可是“在那里”，那些人所讨论的却唯独不包括人民的幸福。1793年，饥荒席卷了整个法国，摧毁了革命；人民处于贫困的深渊，香榭丽舍大街上仍然停满了豪华马车，贵妇人们在马车上竞相展示她们的珠宝和华服，罗伯斯庇尔催促雅各宾党讨论他对于英国宪法的意见。1848年，劳动者因工商业总停顿而受尽苦难时，临时政府与国民议会却在讨论军人的饷银和囚徒的工作，根本没考虑过人民群众在水深火热的危机中如何生活。普鲁士炮弹之下诞生的巴黎公社，仅仅支持了70天，如果有人批评巴黎公社的话，那是因为它也犯了同样的错误——没有弄明白，如果为革命而战的民众吃不饱肚子，革命是不可能成功的：如果每人每天只挣15便士，他是不可能一边在城墙上作战，一边养活一个家庭的。
民众会一边受苦一边问道：“怎么才能摆脱这些困难呢？”
三
这个问题似乎只有一个答案：我们必须承认，必须大声宣布，每一个人，不管他在旧社会是什么阶层，不管他强壮还是瘦弱，有能力还是无能力，首先享有生存权，社会应该把生存必需品无差别地分给所有人。我们必须承认这一点，大声宣布这一点，根据这一点行动。
必须这样行事，从革命的第一天起，就让工人们知道一个新的时代已经开始了；从此以后再没有人蜷缩在高楼大厦附近的桥下，再没有人在充足的食物中绝食，再没有人在装满皮毛的商店旁冻死；所有产品为所有人，理论上和实践中都是这样。最终，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一场真正的革命成功了，这场革命首先考虑的是民众的需求，其次才教育他们去完成自己的义务。
只靠议会法案是行不通的，我们必须立刻有效地占有保证全民幸福的一切物资；这是唯一真正科学的方法，人民大众能够理解并希望的唯一的方法。我们必须以人民的名义，占领谷仓、服装店和住宅。不能浪费一丝一毫。我们必须立刻组织起来，为饥饿的人送去食物，填补所有的不足，满足所有的需求，组织生产，但生产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某一个人的特殊利益，而是保证整个社会的生存和持续发展。
像“工作的权利”这样含糊不清的话，已经太多了，1848年时就已经误导了民众，现在还有人想用这样的话来误导民众。让我们大胆地承认，今后全民幸福是可能的，是必须实现的。
工人们在1848年要求工作的权利时，已经建立了国有的工厂和城市的工厂，工人们被送进去做苦工，工钱一天只有1先令8便士。他们去找“劳工组织”，得到的回答是：“耐心点，朋友们，政府会想办法的；这是你们的1先令8便士。勇敢的工友们，你们为了糊口辛苦了一辈子，现在稍微休息一下吧”。与此同时，政府彻底检修大炮，召集预备兵，用中产阶级所熟悉的方法，导致工人分裂，直到1848年6月，在一个晴朗的日子里，在前一个政府被推翻的四个月前，政府下令，工人们要么去非洲开拓殖民地，要么等着被枪毙。
如果工人们要求的是幸福的权利，结果可能会大不相同！如果要求幸福的权利，他们就要求占有社会的财富——根据每个家庭的需求获得住房；把食品仓库收归公有，让富人们们尝到饥饿的滋味后再来学习富裕的含义。他们主张占有全社会的财富——过去和现在，世世代代民众劳动的果实——学习利用这些财富来享受科学和艺术带来的高尚的快乐，而这种快乐长期以来都被富人所垄断。
他们主张舒适生活的权利，同时也主张更重要的权利，就是由他们自己决定什么才是舒适的生活，必须生产哪些产品才能保证这种舒适的生活，哪些东西因为没有价值应当被抛弃。
“幸福的权利”意味着能够像人一样地生活，养育后代，使他们生活的社会超过我们生活的社会，而“工作的权利”仅仅意味着永远做一个工资奴隶，做苦工，受未来的中产阶级的压迫和剥削。幸福的权利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工作的权利只不过是商业制度的踏车而已。现在正是时候，劳动者应当主张对公共遗产的权利，并且占有公共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