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编 希腊罗马的历史编纂学
第一节 神权历史学和神话
近代欧洲的历史观念究竟是通过什么步骤和什么阶段开始产生的？因为我并不认为其中的任何阶段会发生在地中海地区以外，即发生在欧洲、在从地中海到美索不达米亚的近东和北非海岸之外的地方；所以关于中国的、或者关于除了我上面指出的地区以外的世界上任何其它部分的历史思想，我都无权说任何话。我从大约是公元前二千五百年左右的文献中引用早期美索不达米亚历史学的一个例子。我说历史学，不如是说准历史学；因为正像我已经指出的那样，这种文献所表达的思想虽有似于我们所称为是陈述过去的那种历史学，但又与它不同：第一，这些陈述并不是对问题的答案，不是研究的成果，而仅仅是述说作者已经知道的东西；第二，所记录的事迹不是人类的活动；而是神明的活动（至少在第一个例子中是如此）。神是仿照人间的君主进行类推而设想出来的，神指挥着国王和领袖的行动，就像国王和领袖指挥他们的人间下属一样；政府的等级制度是以一种外化作用而朝上推的。这种顺序并不是：臣民、下级官吏、高级官吏、国王，而是：臣民、下级官吏、高级官吏、国王、神。无论国王和神是如何截然被区分开来，从而把神设想为社会的真正首脑，而国王则是他的仆人；或者国王和神多少是被等同起来，国王被设想为神的化身，或无论如何在某种程度上是神明的而不仅仅是人间的，——这是一个我们不需要讨论的问题，因为不管我们怎么回答，结果都将是政府是以神权来构思的。
这种历史学我建议称之为神权历史学；在这里，“历史学”一词不是指构成为科学的历史学的那种历史学本身，而是指对已知事实的一种陈述，以供那些不知道这些事实的人参考；但他们作为对于所谈的神的崇拜者，是应该知道神借之使自己得以显现的那类事迹的。
还有另外一种准历史学，我们在美索不达米亚的文献中也找到了它的例子，那就是神话。尽管神权历史学根本不是有关人类活动的历史学，然而就故事中神明人物是人类社会的超人统治者这个意义来说，它仍然与人类活动有关；因此他们的活动就部分地是向人类所做出的、而部分地则是通过人类而做出的活动。在神权历史学中，人类并不是所记载的活动的行动者，却部分地是一种工具，部分地又是一个被动者。而且，这些活动被想象为在时间序列上占有确定的位置，发生在过去的某些日期里。反之，神话则与人类的活动完全无关。人的因素完全被摈除了，故事中的人物仅仅是神。而且所记载的神明活动并不是有日期可稽的过去事件；它们被想象为在过去发生过，不过确实是在遥远得不可考的过去，以至于没有人知道究竟是在什么时候。它是在我们的一切时间记录之外的，叫做“万物之始”。因此，当神话被安放在一种看上去似乎是时间的外壳之中的时候，（因为它叙述的事件是按照一定的秩序一个随着一个相继出现的），这个外壳严格地说来并不是时间上的，它是半时间性的：叙述者是在使用时间上相续的语言作为一种隐喻，用以表达叙述者并不想象为是真正时间上的各种关系。因此以时间上相续的语言在神话上所表现的这种题材，就神话本身而言，便是各种神或神性的各种因素之间的关系。因此神话本身总是带有神谱的特性。
例如，让我们考虑一下巴比伦《创世诗》的主要轮廓。我们有一份它在公元前7世纪的原文，这个本子声称是、而且无疑地是许多更古老得多的原文本的一个抄本，或许可能追溯到我已经摘引过的那份文献的同一个时期。“诗从万物的起源开始。那时候什么都还不存在，甚至于神也不存在。
从这种虚无之中出现了宇宙的原则阿普苏（Apsu），即鲜水，和提阿玛特（Tiamat），即咸水”。神谱的第一步是阿普苏和提阿玛特的长子姆摩（Mummu）的诞生。”神增多了而且繁殖起来。于是他们开始反抗〔这种原始的〕神圣的三结合。阿普苏决心摧毁它们，。。但是聪明的埃阿（Ea）运用了魔力而取胜。他用强有力的符咒摄住了水（阿普苏的成份），使他的祖先沉睡”，并且俘虏了姆摩。提阿玛特这时“打算为被征服的人报仇。她嫁给了基恩古（Qingu），使他成为她的军队的领袖，并把命运簿交给他保管”。埃阿占卜她的计划时，把计划透露给了古老的神安沙（Anshar）。起初提阿玛特战胜了这个联盟，但现在又出现了马尔都克（Marduk），他向提阿玛特挑战，要求单人决斗：马尔都克杀死了她，把她的尸体“像一条鱼那样”切成两截，把一半变成了天空，他在天空上安置了群星，把另一半变成了大地。马尔都克所流的血就被造成为人①。准历史学的这两种形式，即神权历史学和神话，统治了整个近东直至希腊兴起为止。例如，摩押石碑（theMoabiteStone）（公元前9世纪）就是神权历史学的一份完整的文献，它表明了公元前二至一千年期间那种思想的形式没有发生什么变化：
①秦恩：《欧洲的文明》，第一卷，艾尔版，第271页。
我是摩押国王科莫什（Kemosh）的儿子梅沙（Mesha）。我父亲是统治了摩押三十多年的国王，我继我父亲成为国王。我为他筑起这座高台，因为他拯救了我免于亡覆并使我战胜了我的敌人。
以色列的国王奥雷（Omri）长期以来是摩押的压迫者，因为科莫什对他的国家怀恨在心。他的儿子继承了他，而他的儿子也说“我要压迫摩押”。这是在我统治的时期他说的话。而我战胜了他和他的一家。以色列就永远消灭了。
并且奥雷占领了梅赫德巴（Mehedeba）的土地并在那里度过了他的一生和他儿子的半生，共四十年之久；但是科莫什在我在世的时候就把它给我们恢复了。
或者，这里再引一段叙述，这段话被置诸于公元前七世纪初期尼尼微国王埃萨－哈登（Esar－Haddon）之口，是有关他反抗杀死了他父亲西拿基立（Sennacherib）的敌人的那场战役的：
对于伟大的神明——我的主——的敬畏战胜了他们。当他们看到我发动可怕的战斗冲击时，他们身魂无主。战争和斗争的女神伊世塔（Ishtar）喜欢我的祭祀，始终在我这一边并突破了他们的战线。她突破了他们的战线，而且，在他们的集会上，他们都说“这就是我们的国王”①。
①秦恩：《欧洲的文明》，第一卷，艾尔版，第364页。
希伯来的经文中包含有大量神权历史学和神话这两者。从我现在考察这些占代文献的观点来看，旧约全书中的准历史学成份与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文献中相应的成份，并没有很大的不同。主要的区别就在于，神权成份在其它这些文献中大体上是特殊主义的（particularistic），而在希伯来的经文中它却倾向于普遍主义的（u－niversalistic）。我的意思是说，其它这些文献中记载着其事迹的神明，大体上被看成是特殊社会的神圣首领。希伯来人的上帝无疑地在特殊的意义上被看作是希伯来社会的神圣首领的；但在“先知”运动的影响之下，即从大约公元前八世纪中叶起，他们越来越把上帝想象为全人类的神圣首领；所以不再期待他保护他们的利益不受其它特殊社会利益的侵犯，而是期待他按他们的功过来对待他们，并且以同样的方式对待其它的特殊社会。而这种脱离特殊主义而转向普遍主义的倾向，不仅影响着希伯来人的神权历史学，而且也影响着他们的神话学。与巴比伦的创世传说不同，希伯来的创世传说包括一种尝试，确实并不是一种深思熟虑的尝试，（因为我认为每个儿童都曾向长辈提出过无法回答的问题，“谁是该隐②的妻子？”）但仍然是一种尝试，即不仅仅要叙述一般人的起源，而且还有人类——像传说的作者所知道的那样——之分化为各个民族的起源。的确，我们差不多可以说，与巴比伦的传说比起来，希伯来传说的特点就是它用人种学代替了神谱学。
②见《旧约·创世记》。——译者
第二节 希罗多德开创的科学历史学
与上述这一切比较起来，希腊历史学家的著作，例如我们所详尽占有的公元前5世纪的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的著作，就把我们带到了一个新的世界。希腊人非常清楚地并有意识地不仅认为历史学是（或者可能是）一门科学，而且认为它必须研究人类的活动。希腊的历史学不是传说，而是研究；它在试图对人们认识到自己所不知道的那些问题作出明确的答案。它不是神权主义的，而是人文主义的；所探究的问题并不是〔神事〕，而是〔人事〕。而且它也不是神话式的。所探究的事件不是万物之初、时间无考的过去的事件；它们是若干年之前、时间上可确定的过去的事件。
这并不是说，神权历史学形式的传说或神话形式的传说是和希腊思想无缘的东西。荷马的著作并不是研究，那是传说；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它是神权的传说。神在荷马的著作中，是以一种与他们在近东的神权历史学中所出现的方式并没有很大不同的方式在干预着人类的事务。赫西俄德①就同样地给我们树立了神话的榜样。也不是说，这类传说的成份，无论它可能是神权的还是神话的，在公元前五世纪历史学家的古典作品中是完全不存在的。康福德（F.M.Cornford）在他的《神话历史学家修昔底德》（伦敦版19年）一书中就注意到了，甚至在头脑冷静的、科学的修昔底德的著作中也存在这些成份。当然，他是十分正确的；而类似的传说成份在希罗多德的著作中频繁出现也是引人瞩目的。但希腊人更值得注意的却并不在于他们的历史思想包括我们要称之为非历史的因素的某些残余，而在于和这些因素一起，它还包含着我们称之为历史学的因素。
①赫西俄德，公元前八世纪希腊诗人。——译者
我在导言中所列举的历史学的四个特点是：a）它是科学的，或者说是由提问题而开始，而传说的作者则由知道某些事情而开始并且讲述他所知道的事情；b）它是人文主义的，或者说提出有关人们在过去的确切的时间里所做的事情的问题；c）它是合理的，或者说对它的问题所做的回答是有根据的，也就是诉之于证据；d）它是自我显示的，或者说它的存在是为了通过讲述人类已经做了什么而告诉人们人类是什么。第一、第二和第四个特征显然在希罗多德那里已经出现了：l）历史学作为一门科学乃是希腊人的发明这一事实，直到今天还在以历史学这个名称①被记载着。历史学是一个希腊名词，原意只是调查和探究。希罗多德采用它作为自己著作的标题，从而“标志着一场文学革命”（正像一位希腊文学史家克罗瓦赛所说的②）。以前的作者都是，即流行故事的记录者；豪和威尔斯说“历史学家从事‘发现’真理”。正是使用了这个名词及其含义，才使得希罗多德成为了历史学之父。传说的笔录之转化为历史科学，并不是希腊思想中所固有的；它是公元前五世纪的发明，而希罗多德则是它的发明人。2）同样清楚的是，历史学对于希罗多德来说乃是人文主义的，而与神话的或神权的都不相同。正如他在他的序言中所说的，他的目的是要描写人们的事迹。3）正像他自己所叙述的那样，他的目的是为了使这些事迹不致被后世所遗忘。这里我们有着我所说的关于历史学的第四个特点，就是它有助于人们有关人的知识。希罗多德特别指出，它揭示出入乃是一个有理性的行动者：也就是说，它的作用部分地是发现人做了什么事，而部分地是发现他们为什么这样做〔因为什么原因而争斗〕。希罗多德并没有把注意力限于单纯的事件；他以一种彻底的人文主义态度在考虑这些事件，把它们看作是有理由像他们所做所为那样在行动着的人们的行为：而历史学家则是要追究这些理由。
①按历史学（history）一词源出于希腊文。——译者
②《希腊文学史》，第二卷，第589页。据豪和威尔斯，《希罗多德诠释》第一卷（牛津版，一九一二年），第53页。克罗瓦赛（Croiset，1845—1923），法国古典学家。——译者
这三点再度出现于修昔底德的序言中，这篇序言显然是着眼于希罗多德的序言而写的。修昔底德写的是古希腊雅提加（Attic）文，而不是爱奥尼亚（Ionic）文，所以当然不会使用〔历史〕这个名词；但他用其它的词句说到它：为了表明他不是一个故事的笔录者，而是一位科学的研究者，所以他提出问题而不是重复传说；他辩护他所选定的题材说，比伯罗奔尼撤战争更早的事件是不可能精确肯定的——〔不可能知道得很清楚〕。他强调历史学的人文主义的目的和自我显示的作用，在用词上脱胎于他的前驱者。但在一个方面他对希罗多德有改进，因为希罗多德没有提到证据（即前面所提到的第三个特征），人们只好从他的整个著作中得出他关于证据的观念是什么；但是修昔底德则明确地说，历史的探讨依赖于证据，他说，“当我根据证据来考虑的时候”。他们有关证据的性质的想法和一个历史学家所解释它的方式，将是我在第五节还要谈到的题目。
第三节 希腊思想的反历史倾向
同时，我愿意指出希罗多德之创造科学的历史学是多么值得注意的一件事；因为他是一个古希腊人，而古希腊的思想整个说来有着一种十分明确的流行倾向，不仅与历史思想的成长格格不入，而且实际上我们可以说它是基于一种强烈的反历史的形而上学的。历史学是关于人类活动的一门科学：历史学家摆在自己面前的是人类在过去所做过的事，而这些都属于一个变化着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之中事物不断地出现和消逝。这类事情，按照通行的希腊的形而上学观点，应该是不能认识的，所以历史学就应该是不可能的。在希腊人看来，自然世界也发生同样的困难，因为它也是这种性质的一个世界。他们问道，如果世界上的万物都在变，那么在这样一个世界里还有什么东西需要人的思想去把握的呢？他们十分肯定，能够成为真正的知识的对象的任何事物都必须是永恒的；因为它必须具有它自己某些确切的特征，因此它本身之内就不能包含有使它自己消失的种子。如果它是可以认识的，它就必须是确定的；而如果它是确定的，它就必须是如此之完全而截然地是它自己，以致于没有任何内部的变化或外部的势力能够使得它变成另外的某种东西。希腊的思想，当其在数学知识的对象中发现了某些东西满足这些条件时，就获得了它的第一次胜利。一条直铁棒可以弯成曲线，一个水平面可以破裂成波浪；但是直线和平面，像数学家所思考的那种，却是其特征不可能改变的永恒对象。
随着争论线索这样展开，希腊思想就形成了两种思想类型之间的区别，即真知和我们所翻译为“意见”的东西。意见是我们关于事实问题所具有的经验性的半－知识，它总是在变化着的。它是我们关于世界的不断流变着的现实之不断流变着的认识，因而它只在此时此地在它自己本身的延续期内是有效的；并且它是瞬间的，没有道理的，又不可能被证明。反之，真正的知识不仅是此时此地而且在任伺地方都永远是有效的，而且它根据可以证明的推理并且可能通过辩证批评的武器来找出错误和扬弃错误。
这样，对希腊人来说，过程就只有在它被知觉时才能被认识，而且有关它的知识是永远不可能证明的。对这一观点的一种夸张性的陈述，像我们在埃利亚学派那里所看到的，就是误用辩证的武器（而它只是针对在严格地所谓知识的范围内的错误才是确实有效的）来证明变化并不存在，而我们关于变化所具有的“意见”实际上甚至于不是意见而是纯粹的错觉。柏拉图反驳了这种学说，并且看到了变化的世界中有着某些东西确实不可理解，但在可知觉的范围内却是真实的，这是介乎埃利亚学派所指之为虚无性和永恒事物的完全现实性与可知性之间的某种中间性的东西。根据这样一种理论，历史学就应该是不可能产生的。因为历史学必须具有这样两个特征：第一、它必须是有关瞬时性的东西；第二、它必须是科学的或者可证明的。但是根据这种理论，瞬时性的东西乃是不能由证明来认识的；它不可能是科学的对象；它只能是一种（即知觉）的东西，是人类的感性在其还是飘忽的时候以知觉抓住了那流变着的瞬间。而对瞬息万变的事物之这一瞬时的感官知觉不可能成为科学或科学的基础，这一点乃是希腊人的观点中最本质的东西。
第四节 希腊人关于历史学的性质和价值的概念
希腊人追求永恒不变的知识对象这一理想所具有的热情，很容易使我们误解他们的历史兴趣。如果我们漫不经心地阅读他们，就很可能使我们认为他们对历史学不感兴趣，有点类似于柏拉图对诗人的攻击可以使一个无知的读者幻想着柏拉图不大关心诗歌。为了正确地解释这些东西，我们就必须记得：有能力的思想家或作家没有一个会浪费时间去攻击一个稻草人的。对某种学说进行激烈的论战，乃是争论中的学说在作者的环境中形象高大、甚至对他本人具有强大的吸引力的一个确实无误的标志。希腊人对永恒的追求是极其热烈的追求，正因为希腊入本身对于非永恒具有一种非凡的鲜明感。他们生活在一个历史以特别的速度运动着的时代里，生活在一个地震和侵蚀并以在其它地方罕见的暴力改变着大地面貌的国度里。他们看到的整个自然就是一场不断变化的场面，而人类生活又比任何其它事物都变得更为激烈。不像中国或欧洲的中世纪文明的有关人类社会的概念，是被系定在保持它的结构的主要面貌不变的这一希望之上，希腊人使自己的第一个目的面对着、并使自己协调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永久性乃是不可能的，这种承认人类事物中的变化的必然性，给了希腊人对历史以一种特殊的敏感。
认识到生活中没有什么东西是持续不变的，他们就习惯地问他们自己，他们知道是必然曾经出现过、从而使现在得以产生的那些变化到底是什么。因此，他们的历史意识并不是要把一代又一代的人的生活铸入一个相同的模式里去的那种传统悠久的意识；它是一种强烈的〔突变〕，即从事物的一种状态突变性地转化为它的对立面的那种意识，从小到大、从骄傲到谦卑、从幸福到苦难的变化的那种意识。这就是他们怎样在他们的戏剧中解释人类生活的一般特性，这也是他们怎样在他们的历史学中叙述人生的那些特殊部分。一个像希罗多德那样精明而富有批评精神的希腊人会说的唯一有关规定历史过程的神力的事情就是“它喜欢打翻和打乱一切事物”。他只是重复了每个希腊人都知道的事（i.32）：宙斯①的威力表现在雷霆中，波塞东②的威力表现在地震中，阿波罗③的威力表现在瘟疫中，阿芙罗狄特④的威力表现在一举而同时破坏了斐德拉的骄傲和希波里特的贞洁⑤的那种激情之中。
①宙斯，希腊神话中的诸神之王。——译者
②波塞东，希腊神话中的海神。——译者
③阿波罗，希腊神话中的太阳神，——译者
④阿芙罗狄特，希腊神话中的爱神。——译者
⑤斐德拉（Phaedra）为雅典王后，希波里特（Nippo1ytus）为雅典王子；参见欧里庇底《希波里特》。——译者
对希腊人，成为历史学的正当题材的这些人生条件之下的灾变，确实是不可理解的。他们不可能有对它们的〔知识〕，根本没有可加以证明的科学知识。然而历史学同样地对希腊人有着一种确切的价值。柏拉图本人指出了，正确的意见①（那是知觉给我们的一种有关变化着的事物的假－知识）对生活的行为的用处并不下于科学知识，而诗人们则保持着他们在希腊生活中作为健全原则的教师的那种传统地位，他们教导说在这些变化的一般模式中，一定的前因通常会导致一定的后果。值得注目的是，在任何一个方向上的过度都会导向一场强烈的变化，把自己转化为自己的对立面。为什么如此，他们说不出来；但他们认为它之成为这样乃是一个观察到的事实；变得极其富有或极有权势的人，就会因而有被转化为极度贫困和软弱的境地的特别危险。这里并没有因果关系的理论；这种思想并不像是十七世纪的归纳科学有着建立在因果公理之上的形而上学的基础；克罗苏斯②的财富并不是他倒台的原因，在明智的观察者看来，财富只不过是很可能导致他倒台的某种在生活节奏中行将发生的事情的征兆。在明智的道德意义上，对于任何可以称之为犯错误的事，倒台都不是惩罚。在希罗多德的书中（iii，43），当阿马西斯③断绝了同波吕克里特④的联盟时，他简单地以波吕克里特太兴旺了为理由于下了这件事：摆朝着一边摆动得太远了，所以就会朝着另一边摆得同样之远。这样的例子对一个能够运用它们的人来说，却有着它们的价值；因为他能运用自己的意志在它门达到危险点之前就阻止自己生活中的这些节奏，并能扼制对权力和财富的渴望而不允许它们驱使自己到过分的地步。因此，历史学就有价值；它的教导对人生是有用的，仅仅因为它那变化节奏很有可能重复，类似的前因会导致类似的后果；著名事件的历史是值得记取的，以便作为判断预兆的一个基础，它不是可证明的但却是可能的，它不是说明将要发生什么而是可能会发生什么，并指出节奏中现在正在行进着的危险之点。
①见《美诺篇》（Meno），97，a～b。
②克罗苏斯（Croesus），公元前6世纪吕底亚的国王，以富有著称。——译者
③阿马西斯（Amasis，公元前568—526），埃及国王。——译者
④波吕克里特（Polycrates），萨摩斯的僭主（公元前530年）。——译者
这种历史观正是决定论历史观的对立面，因为希腊人把历史过程看作是灵活的，并可能接受教养良好的人类意志的改造。所发生的事，没有什么是不可避免的。行将卷入一场悲剧的人终于被悲剧所淹没，只是因为他太盲目了而看不到自己的危险。如果他看见了危险，他就能防范它。所以希腊人对于人类控制自己命运的力量有着一种轻快的而确实是天真的感觉，并且认为这种力量仅仅受他的知识的局限性所制约。从希腊人的观点看来，孕育着人生的那种命运之成为一种破坏性的力量，仅只因为人类茫然不了解它的作用。假如他不能理解这些作用的话，他仍然可能对它们具有正确的意见；而且只要他获得了这些意见，他就能把自己放在命运的打击打不到的一个位置上。
另一方面，尽管历史的教导是有价值的，它们的价值却为它的题材的不可理解性所限制；这就是为什么亚里士多德说诗歌要比历史学更科学的原因，因为历史学只不过是搜集经验的事实，而诗歌则从这些事实中抽出一套普遍的判断。历史学告诉我们说，克罗苏斯倒台了，波吕克里特倒台了；而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观念，诗歌并不做出这类单独的判断，而是做出像这类极富的人都要倒台的普遍判断。在亚里士多德看来，甚至于这也只部分地是科学的判断，因为没有一个人能明白为什么富人就要倒台；普遍的判断是不能用三段论式加以证明的；但它却趋向于一种真正普遍的地位，因为我们可以用它作为一个新三段论的大前提，把这种概括应用于新情况。因此，诗歌对亚里士多德来说，乃是历史教导所凝结的精髓。在诗歌中，历史的教训一点也没有变得更容易理解，它们始终是不可证明的，因而就仅仅是可能的；但它们却变得更为简明，所以就更加有用。
这就是希腊人用以设想历史学的性质和价值的方式。与他们总的哲学态度相一致，他们不可能把历史学看作是科学的。他们不得不把它看作根本上并不是一门科学而只是知觉的集合。那么他们有关历史证据的概念是怎样的呢？与这种观点相一致，答案就是：他们认为历史证据就是这些事实的目击者所作出的事实记录。证据就在于目击者的叙述，而历史方法则在于得出这些叙述。
第五节 希腊的历史学方法及其局限性
十分明显，希罗多德就是以这种方式来设想证据和方法的。这并不意味着他毫无批判地相信目击者所告诉他的任何事情。相反地，他在实际上对他们的叙述是严加批判的。这里再次表现出他是一个典型的希腊人。希腊人整个说来是擅长法庭诉讼的，而一个希腊人会发现，把他所习惯在法庭上对付目击者的那种批评应用于历史的作证上并没有困难。希罗多德或者修昔底德的著作，大体上都有赖于历史学家与之有过个人接触的那些目击者的证词。而历史学家作为一个研究者的技巧就在于这一事实，即他必须反复追究过去事件的目击者，直到他在报导者本人的心目中能唤起一幅这些事件的历史图画，远比报导人能为自己所自动提供的任何历史图画更加完备、更为一贯为止。这一过程的结果是要在报导者的心目中第一次创造出有关过去事件的真正知识，而这些事件报导者虽然知觉到了，但迄今为止对它们却只有〔意见〕而没有〔知识〕。
这种关于一个希腊历史学家用以搜集材料的方式的概念，使它成为一种与现代历史学家可能使用的印行出来的回忆录的方式大不相同的东西。不是轻易相信报导入方面的最初的回忆符合事实，而是在他的心目中逐渐形成一种经过推敲的和批判性的回忆，这种回忆要经受住下面这样一些问题的炮火，“你完全肯定你记得的就是原来那样的吗？你现在和你昨天所说过的话不矛盾吗？你怎样能使你自己对那件事的叙述同某某人所提供的大不相同的叙述一致起来呢？”这种采用目击者的证词的方法，无疑地是奠定了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最后能写出关于公元前5世纪希腊的记述那种非常的坚实性和一贯性的基础。
公元前5世纪的历史学家所能采用的，再没有别的方法是配得上“科学”这个名称的了，但它却也有三种局限：
第一，它不可避免地强加给它的使用者以一种历史眼光的短浅性。近代历史学家都知道，只要他有能力，他就能成为人类全部过去的解释者；但是无论希腊的历史学家们可能怎样在想柏拉图把哲学家描绘成一切时代的旁观者，他们却从来不敢声称柏拉图的话也是描写他们自己的。他们的方法把他们束缚在一截绳子上，它那长度也就是活的记忆的长度；他们可能加以批评的唯一来源，就是他们与之面对面进行交谈的那个目击者。的确，他们叙述了遥远过去的事件，但是一旦希腊的历史著作企图超出它那截绳子，它就变成一种非常软弱不定的东西。比如说，我们决不能欺骗自己而认为希罗多德所告诉我们的关于公元前6世纪的事，或者修昔底德所告诉我们的关于本特康德提亚①之前的事，具有任何价值。从我们二十世纪的观点来看，在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的著作中这些早期的故事是很有意思的，但它们不过是故事的记录而已，并不是科学。它们是传说，作者把它们传给我们而没有能够把它们提高到历史学的水平，因为他没有能够使它们经受他所知道的唯一的批评方法的考验。然而，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的著作中这种对远离活的回忆以前的每一桩事物的不可靠性与对活的回忆以内所呈现的批评的精确性二者之间的对比，却并非公元前5世纪历史编纂学失败的一个标志，而是它成功的一个标志。关于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要点并不在于遥远的过去对他们来说是在科学的历史学范围之外，而是在于最近的过去乃是在它的范围之内。科学的历史学已经被创立了。它的领域仍然是狭隘的；但是在那个领域之内它却是可靠的。况且，这种领域的狭隘性对希腊人来说并没有多大关系，因为他们本身文明发展和变化之极端迅速，就在他们的方法所设定的范围以内提供了充分的第一等历史材料；并且由于同样的理由，他们就可能创作出第一流的历史著作而不必发展他们实际上所从来没有发展过的东西，即有关遥远过去的任何炽热的好奇心。
①按，本特康德提亚（Pentecontaetia）.希腊文原文意为“五十年间”，指波希战争至伯罗奔尼撒战争之间的五十年。——译者
第二，希腊历史学家的方法妨碍了他选择他的题材。他不能像吉本那样，从希望写一部伟大的历史著作而开始，并且不断在问他自己他将写些什么。他所能写的唯一事情，就是发生在他能够与之有私人接触的那些人的记忆之中的事件。不是历史学家在选择题材，而是题材在选择历史学家；我的意思是说，写历史仅只是因为发生了值得纪念的事情，需要有一个同时代亲身目击其事的人来作为记录者。我们几乎可以说，在古希腊有艺术家和哲学家的那种意义上，古希腊并没有历史学家；他们没有把终生奉献给历史研究的人；历史学家只是他那一代人的自传的写作者，而写自传并不是一种职业。
第三，希腊的史学方法使得它不可能把各种特殊的历史集合成一种包罗万象的历史。我们今天把有关各种题材的专题文章看作是理想地形成了一部通史的组成部分，从而如果它们的题材经过精心选择，而它们的比例和论述又经过精心控制，那么它们就可以当作是一部单独历史著作的各个篇章；像格罗特①那样一位作家，实际上就是以这种方式看待希罗多德之叙述波斯战争和修昔底德之叙述伯罗奔尼撒战争的。但是如果任何特定的历史学都是一个世代的自传，那末当那个世代成为过去时，它就不能重写，因为它所依据的证据将会消失。因此一个同时代的人依据证据的那种著作，就永远不能加以修改或批评；而且它也永远不可能被纳入一个更大的整体之中，因为它就像一件艺术品一样，是某种具有一座雕像或一首诗歌的独特性或个性的东西。修昔底德的著作是一种〔永恒的财富〕，希罗多德的著作则是写了出来为的是使光荣的业迹免得被时间所淹没，这恰恰是因为当他们那代人一旦死亡和过去时，这种著作就永远也不可能再写出来了。重写他们的历史著作，或者把它们归并到一部时期更长的历史书中去，在他们看来似乎都是荒唐的事。所以，对希腊历史学家来说，就永远不可能有任何象是一部希腊史这样的东西。可能有一部相当广泛的事件复合体的历史，例如波斯战争或伯罗奔尼撒战争；但只能是在下述两种情况之下。第一，这种事件的复合体必须其本身是完整的；它必须有一个开始，一个中间和一个结尾，就像亚里士多德的悲剧布局那样。第二，它还必须是〔目力所及〕，就像亚里士多德的城市国家那样。正像亚里士多德认为在一个单独政府之下的文明人的社会，其大小不能超过一个单独的传令官的声音所及的公民数目，政治体的范围就这样被纯粹的物理事实所限定；同样，希腊的史学理论也蕴涵着任何历史叙述其跨度都不得超过一个人一生的年限，唯有在这个范围之内批评的方法才能够随意地加以运用。
①格罗特（1794—1871），英国历史学家。——译者
第六节 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
当希罗多德作为历史学之父被放到一个包括希腊思想一般倾向的背景之下的时候，他的伟大是显得极为突出的。正像我已经论述过的，这些思想中占主导地位的乃是反历史的，因为它包含着只有成其为不变的东西才能被人认识的这一立场。所以历史学就是一种徒然的希望，是企图知道由于瞬息即逝而成为不可知的一切。但是我们已经看到，希罗多德由于善于提问，是能够从报道者的〔意见〕中抽出〔知识〕来的，因而也就能够在希腊人认为是不可能的领域中获得知识。
他的成功必然会使我们想起他的一位同时代的人，一位无论在战争中以及在哲学上都不怕从事于徒然的希望的人。苏格拉底坚持说他自己一无所知，并且创造了一种通过善于提问而在其他像他自己一样无知的人的头脑之中可能产生出知识来的技术，从而把哲学从天上带到地上。是什么知识呢？是有关人事的知识，特别是有关指导人类行为的道德观念的知识。
这两个人的工作并驾齐驱是如此之惊人，以致于我要把希罗多德和苏格拉底并列作为公元前5世纪伟大的创新天才之一。但是他的成就又与希腊思想的潮流背道而驰得那么厉害，以致于它没有能在它的创造者的身后长存。苏格拉底毕竟与希腊思想的传统一脉相承，这就是何以他的著作为柏拉图和其他许多门徒所接受并发展的缘故。希罗多德却不是这样。希罗多德没有任可后继者。
即使我向反对者让步，承认修昔底德当之无愧地继承了希罗多德的传统，但问题却仍然存在：当修昔底德结束它的时候，又由谁来把它传下去呢？唯一的答案是：没有人把它传下去。这些公元前5世纪的巨匠们，并没有任何一个公元前4世纪的继承人能有哪一点和他们的高大形象相媲美。希腊的艺术从公元前5世纪末期起就已经衰落，这是无可否认的；但是它不包含希腊科学的衰落。希腊哲学仍然有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出现。自然科学仍然还有一个悠久而光辉的生命。如果历史学是一门科学，为什么历史学就与艺术共命运，而不是与其它的科学共命运呢？为什么柏拉图写作起来就仿佛是希罗多德从来也没有存在过似的呢？
答案是：希腊的精神在其反历史的倾向上趋于僵化而束缚了它自己。希罗多德的天才战胜了这种倾向，然而在他以后对于知识的永恒不变的对象的追求却逐渐窒息了历史意识，并且迫使人们放弃了希罗多德式的对人类过去活动获得科学知识的希望。
这并不是纯属猜测。我们可以看到这种事情的发生。它就发生在修昔底德这个人的身上。
希罗多德的科学见解与修昔底德的科学见解之间的差别之引人注目，并不亚于两人文学风格之间的差别。希罗多德的风格是平易、流畅而有说服力的。修昔底德的风格是粗糙、造作而令人反感的。在阅读修昔底德的著作时，我就问自己：这个人是怎么回事，竟写得像那样子？我答道：他有一种内疚。他一直试图通过把历史写成某种不是历史的东西，来为自己终究是在写历史而辩护。柯克兰先生在其《修昔底德和历史科学》（伦敦，1929年）一书中论证说，——我以为是正确的，——对修昔底德的主要影响是希波克拉底医学的影响。希波克拉底不仅是医学之父，而且也是心理学之父；他的影响之显著不仅表现在像是修昔底德对瘟疫的描写这样的事情上，而且也表现在像是对病态心理学这样的研究上，如描写一般的战争神经病及其表现在科尔西拉①革命和梅洛斯②对话中的那些特殊事例。希罗多德可以是历史学之父，但修昔底德则是心理历史学之父。
①科尔西拉（Corcyra），古希腊的一部分，事见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三卷，第十章。——译者
②梅洛斯（Melos），古希腊一部分，事见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撤战争史》第四卷，第十七章。——译音
然则，什么是心理历史学呢？它根本不是历史学，而是一种特殊的自然科学。它不是为叙述事实而叙述事实。它的主要目的是要证实规律，即心理学的规律。心理学的规律既不是事件，又不是事件的复合体；它是支配各个事件之间的关系的不变法则。当我谈到希罗多德感兴趣的主要是事件本身，而修昔底德感兴趣的主要是事件发生时所依据的规律时；我认为，凡是了解这两位作者的人都会同意我的见解的。但是这些规律恰恰是这样一些永恒不变的形式，它们按照希腊思想的主要趋向来说乃是唯一可认识的事物。
修昔底德在史学思想上并不是希罗多德的继承人，而是一个把希罗多德的历史思想掩盖并窒息在反历史的动机之下的人。这是只要指出修昔底德方法中一个人所熟知的特征就可以说明的一个论点。请看他那演说。习惯已经把我们的感受性弄得麻木了；但是让我们自问一下：一个具有真正历史头脑的正直的人，能允许自己使用那样一套程式吗？首先来考虑一下它们的文风。从历史上说，使所有那些非常之不同的人物都用同一种方式在讲话，这难道不是粗暴吗？在一次战斗之前对军队讲话时或者在为被征服者乞求活命时，没有任何人是能用那种方式来讲话的。这种文风暴露出对某某人在某某场台之下确实说过些什么话的这个问题缺乏兴趣，这难道不是很清楚的吗？第二，再考虑一下它们的内容。无论它们的文风是多么地非历史的，但它们的实质却是历史的，我们能这样说吗？这个问题可以有各种不同的答案。修昔底德确实说过（i、22）：他“尽可能紧紧地”保持实际上所说过的话的总的意义；但它有多么紧呢？他并没有自称它是非常之紧密的，因为他补充说，他已大致写出了说话的人适宜于那种场合所会说的话；而当我们就其行文来考虑演说本文时，却很难以反对如下这个结论，即“什么是适宜的”的审判官就是修昔底德本人。格罗特很久以前①就论证说，梅洛斯对话包括有比历史更多的想象，而我看不到对他这个论证有任何有说服力的反驳。在我看来，这些演说似乎本质上并不是历史学而是修昔底德对演说人行动的评论，是修昔底德对演说人的动机和意图的重建。即使这一点被否定了的话，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本身也可以看作是修昔底德的演说在文风和内容上都具有它的作者所特有的一套程式的证据；——作者的头脑不能完全集中在事件本身上，而是不断在脱离事件并走到隐藏在它们背后的某种教训里去，走到某种永恒不变的真理里去，用柏拉图的说法，事件只不过是真理的〔模型〕或〔复制品〕而已。
①见《希腊史》第五卷，伦敦，1862年，第95页。
第七节 希腊化时期
公元前五世纪以后，历史学家的眼界及时得到了一次扩大。希腊思想在获得了对它自身和它自己的价值的意识之后，就着手征服世界。它从事一桩冒险行动，那种发展庞大得不能容纳在单纯一代人的观点之内，然而它对自身使命的意识又给了它以一种关于那种发展在本质上的统一性的信念。这帮助希腊人克服了在亚历山大大帝以前的时期浸透了他们所有的历史编纂学的那种特殊主义。在他们的眼里，历史在本质上始终都是一个特殊社会单位在一个特定时间里的历史：
1）他们意识到这种恃殊社会单位只不过是很多社会单位之中的一个；而且在一个给定的时间范围内，只要它和其他人，无论是友好的还是敌对的，有了交往，这些其他人就会出现在历史舞台上。但是尽管由于这种理由希罗多德就不得不谈到波斯人的某些事情，他对他们之感兴趣却不是为了他们自己的缘故而仅只是作为希腊人的敌人，——是有价值和可敬的敌人，但毕竟是敌人而不是别的什么。2）在公元前5世纪，甚至于更早一些，他们就意识到存在着有像人类世界，即所有特殊社会单位的整体，这样一种东西；他们把它叫做〔普世〕，它与〔宇宙〕即自然世界不同。但是这种人类世界的统一性，对他们来说，仅仅是一种地理的、而非历史的统一性。这种统一性的意识并不是一种历史的意识。普世历史、世界历史的观念，还是不存在的。3）他们意识到，他们所感兴趣的特殊社会的历史已经继续了很长的时期了。但他们不想追溯得很远。这一点的理由我已经解说过了。迄今为止所发明的唯一真正的史学方法，乃是靠追问目击者；因而任何历史学家的领域的上限都是由人类记忆的界限所规定的。
这三种局限性在被称为希腊化的时期内都被克服了。
1）公元前5世纪希腊人的狭隘观点的象征，是希腊人与野蛮人之间的语言区别。公元前4世纪并没有消灭这个区别，但却消除了它那种僵硬性。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野蛮人可以变成希腊人，这已经成为当时世界所熟悉的一种事实。这种野蛮人的希腊化在希腊就称为希腊主义（Hellenism，〔希腊化〕一词指说希腊话，而在一种更广泛的意义上则指采用希腊的风俗习惯）；而希腊化时期就是野蛮人采用希腊风俗习惯的时期。于是对于希罗多德来说，主要是希腊人和野蛮人之间的敌对（波斯战争）意识的那种希腊的历史意识，就变成了希腊人和野蛮人之间进行合作的意识；在这场合作中希腊人带头，而野蛮人步他们的后尘也变成了希腊人，即希腊文化的继承者，因而也是希腊历史意识的继承者。
2）由于亚历山大大帝的征服，〔普世〕或至少是其中很大的一部分（以及包括希腊人曾对之特别感兴趣的所有非希腊民族的一部分）就变成了一个单一的政治单位，“世界”就成为某种不止于是一个地理概念的东西。它变成了一个历史概念。整个的亚历山大帝国这时共享有一种希腊世界的单独历史。潜在地，则整个“普世”都共享着它。任何一个普通有见闻的人都知道这样一个事实：希腊历史是一部单一的历史，它适用于从亚得里亚海到印度河，从多璃河到撒哈拉沙漠。一个思考到这一事实的哲学家，就有可能把这同一个观念扩展到整个的“普世”：“诗人说：塞克洛普斯①的可爱的城市；难道你就不能说宙斯的可爱的城市了吗？”当然这话是从公元二世纪玛·奥勒留②那里③摘录的；但是把整个世界作为一个单一的历史单位的观念乃是典型的斯多噶派的观念，而斯多噶主义则是希腊化时期的典型产物。它是创造了普世历史观念的希腊主义。
①塞克洛普斯（Cecrops），希腊传说中雅典的第一个国王。——译者
②玛·奥勒留（M，Aurelius），公元二世纪的罗马皇帝、斯多噶派哲学家。——译者
③《沉思录》第四卷，第23页。
3）但是一部世界史是不能仅凭活着的目击者的证词写出来的，所以就需要有一种新的方法，即编纂。于是就有必要建立一种拼补的历史，它的材料得自“权威”，也就是得自以前的历史学家在各个特殊时期写出来的各个特殊社会的历史著作。这就是我所称之为“剪刀加浆糊”的史学方法。它包括从那些己不能根据希罗多德的原则而加以核实的作家们的著作里摘录出来所需要的材料，因为在这种著作中参与合作的目击者已不再在世了。作为一种方法，这远远不如公元前5世纪苏格拉底的方法。它并不全部都是非批判的方法，因为对于这位或那位权威所作的这种或那种陈述究竟是否真实，它仍可能而且必须进行判断。但是若不肯定这位或那位权威基本上是一位好历史学家，就完全不可能采用这一方法了。因此，希腊化时代（它包括罗马时代）的普世历史，乃是奠基于对希腊化时代那些特殊主义的历史学家们所做工作的高度评价。
特别是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所写的著作的生动性和卓越性，在后世人的心目中再创造出了对公元前5世纪的一种活生生的观念，并且扩大了历史思想的上限的范围。正如伟大艺术家的过去成就给了人们一种感觉，即与他们自己时代不同的艺术风格是有价值的，从而就出现了一代文学和艺术的学者以及艺术爱好者，对他们来说古典艺术的保存和欣赏其本身就是目的；同样地也就出现了一种新型的历史学家，他们能够以想象感觉到自己是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的同时代人，然而同时却始终是他们自己时代的人而且能够以他们自己的时代和过去相比较。这种过去，希腊化的历史学家们能够作为他们自己的过去而加以感受；这样就有可能以任何规模的戏剧统一性来写出一种新历史，只要历史学家能搜集到它的材料并且能把它们熔为一个单一的故事。
第八节 波里比乌斯
这种新型的历史观念在波里比乌斯①的著作里充分成熟了。像一切真正的历史学家一样，波里比乌斯有一个明确的主题；他有一个故事要讲，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和值得纪念的故事，即罗马征服世界的故事；但是他这个故事的起点是在写作时间的一百五十多年之间，因此他的领域的范围就是五代人而不是一代人了。他从事这件工作的能力与他一直是在罗马工作的这一事实有关，罗马人有着一种与希腊人全然不同的历史意识。在罗马人看来，历史意味着连续性：即从过去继承了以他们所接受的那种形式而小心翼翼保存下来的各种制度，按照祖先的习惯来塑造生活。罗马人敏锐地意识到他们本身与他们的过去这二者之间的连续性，他们谨慎地保护过去的纪念物；他们不仅在家里保存祖先的肖像，作为他们的祖先不断在注意指导着他们自己的生活之所见的象征，而且他们保存他们集体历史的古老传统达到了希腊人所从不了解的程度。这些传统无疑地受到了要把晚期共和国罗马的特征投射到她的早期历史里去的那种不可避免的倾向的影响；但是波里比乌斯以其批判的和哲学的头脑防上了歪曲历史的危险，他仅仅从自己的意见认为是可信的那些权威出发而开始他的叙述；并且在使用这些材料时，他从不允许他的批判能力去睡大觉。罗马人总是在希腊化的精神教导之下行事的，在他们看来，我们有负于一种既是普世的、而又是民族的历史的观点，在这种历史中故事的英雄乃是一个民族的连续的共同精神，而故事的情节则是在那个民族领导之下的世界大一统。甚至在这里，我们也没有达到像我们所理解的那种民族史观，——可以这样说，民族史就是一个民族从它开始以来的完整的传记。在波里比乌斯看来，罗马的历史是从罗马已经充分形成、成熟并准备进行她的征服使命而开始的。一个民族的精神是怎样产生的，这个难题仍然没有被抓住。对波里比乌斯来说，给定的、现成的民族精神乃是历史的〔基层〕，是成其为一切变化的基础之不变的本质。正像希腊人甚至于不会考虑到提出我们所称之为古希腊民族的起源问题的那种可能性一样，在波里比乌斯看来，甚至也就没有什么罗马民族的起源问题：如果他知道关于罗马建立的传说的话，正如他无疑会知道的那样，他就把它们悄悄地排除出他的视野，看作是远处于他所设想的历史科学所能够开始的那个起点的背后。
①波里比乌斯（约公元前205—125年），希腊历史学家。——译者
随着对历史学领域的这种更广泛的概念，就出现了关于历史学本身的更精确的概念。波里比乌斯使用〔历史学〕这个词，不是在它原来的十分一般的意义上作为指任何一种的探讨，而是在历史学的现代意义上在使用它的；这种东西就被设想为一种特殊类型的研究，需要有它自己的名称。他是一个主张为这门科学本身而进行普遍研究的鼓吹者，他的著作的第一句话就指出：这是一桩迄今为止还没有做过的事；他认为自己是第一个把历史学设想为一种具有普遍价值的思想形式的人。但是他却以一种表明他己经屈服于反历史的或实质主义的倾向之下的方式表达了这种价值；我上面已经说过，这种倾向支配了希腊人的头脑。按照这种倾向，历史学不能成为一门科学，因为不可能有关于瞬息万变的事物的科学。它的价值不是一种理论的或科学的价值，它只能有一种实用的价值，——即柏拉图归之于〔意见〕的那种价值，它不是有关永恒的和可理解的事物、而是有关暂时的和可感知的事物的准－知识。波里比乌斯接受并强调了这种思想。在他看来，历史之所以值得研究，并不是因为它在科学上是真确的或可证明的，而是因为它是政治生活的一所学校和训练场所。
但是一个在公元前5世纪就已经接受了这种思想的人（以前还没有人接受过，因为希罗多德仍然认为历史学是一门科学，而修昔底德，就我所知，则根本就没有提出过历史学的价值问题）会推论说，历史学的价值就在于它有能力训练出个别的政治家，像是伯里克利①之类的人，来熟练而成功地处理他们自己的社会事务。这种观点是公元前4世纪的伊索克拉底②所主张的，但是到了波里比乌斯的时代已经办不到了。希腊时代的天真的自信心已经随着城市国家的消失而消失了。波里比乌斯并不认为历史研究将能使人们避免他们的前人的错误，并且能在世俗的成功方面超越他们的前人；研究历史所能导致的成功，在他看来，乃是一种内心的成功，一种不是克服了环境而是克服了自身的胜利。我们从它的英雄的悲剧中所学习的，不是要避免我们生活中的这类悲剧，而是要在命运带来这类悲剧时能勇敢地承受它们。运气，即τνχη的观念，在这种历史观中显得非常重要，并把一种决定论的新要素注入其中。因为历史学家作画的那块画布变大了，所以分派给个人的力量就变小了。在人类努力所做的事情的成败与他本人智力的大小成比例的这种意义上说，人类发现自己不再是自己命运的主人了，而他的命运却是他的主人；他的意志自由不是表现为驾驭他生命的外界事件，而是表现为驾驭他面临这些事件时的那种内在的情绪。在这里，波里比乌斯把斯多噶派和伊壁鸠鲁派所运用于伦理学上的那同一种希腊化的概念运用于历史学。上述两个学派一致认为，道德生活的问题并不是要驾驭我们周围世界的各种事件，像是古典时代希腊道德学家所教导的那样，而是当已经放弃了要驾驭外界事件的努力时，如何保持精神的纯内心的正直和平衡。对希腊化思想来说，自我意识已不再像它对希腊思想那样，是一种征服世界的力量了；它成了一个堡垒，为从一个敌对的而又难以对付的世界撤退下来，提供了一个安全的隐蔽所。
①伯里克利（公元前495？—429），雅典政治家。——译者
②伊索克拉底（公元前436—388），雅典雄辩家。——译者
第九节 李维和塔西佗
随着波里比乌斯历史思想的希腊化，传统就转移到了罗马手中。它在罗马所得到的唯一有独创性的发展来自李维，李维拟定了一部从开头以来的完整的罗马历史的宏伟构思。波里比乌斯著作的大部分是按照公元前5世纪的方法，与他在西庇阿①圈子里的朋友们合作写成的，这些人在建立新的罗马世界这方面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阶段。只是波里比乌斯叙述的序论部分，不得不用剪刀加浆糊的方法而有赖于早期权威们的著作。到了李维那里，重心已经变了。用剪刀加浆糊所构成的，不仅仅是序论，而且是他著作的全体。李维的全部任务就是搜集早期罗马历史的传说纪录并把它们熔成为一篇单一的连贯的叙述，即罗马史。这是第一次所曾进行过的这类工作。罗马人严肃地相信他们自己对其他一切民族的优越性以及他们垄断着配得上称作唯一的德行，他们认为他们自己的历史是唯一值得叙述的；因此像李维所叙述的罗马史，在罗马人的心目中就不是许多种可能的特殊历史中的一种，而就是普遍的历史，就是唯一真正的历史现实的历史，即普世的历史，因为罗马这时就像亚历山大的帝国一样，已经就是全世界李维是一位哲学的历史学家；他的哲学性无疑地不如波里比乌斯，但是远远超过了任何后代的罗马历史学家。因此他的序论值得极其细致地加以研究。我将简单地评论其中的几点。第一，他把他著作的科学主张的调子定得很低。他不要求有什么独创的研究或独创的方法。他进行写作，就仿佛他从一群历史学家之中脱颖而出的机缘主要地是靠了他的文采；而他的文采，正像所有他的读者都会同意的，确实是很突出的。我不需要引证像昆体良②那样有资格的批评家的称赞了③。第二，他强调他的道德目的。他说他的读者无疑宁愿听说有关最近过去的事，但是他要求他们去读遥远的过去；因为他希望在他们面前高举早期的道德典范，那时候罗马社会是纯朴的和清廉的，并且希望向他们证明罗马伟大的基础是怎样建立在这种原始道德之上的。第三，他很清楚历史学是人文主义的。他说，认为我们起源于神明可以阿谀我们的自高自大；但历史学家的事业不是要阿谀他的读者的自高自大，而是要描绘出人类的行为和风尚。
①西庇阿（scipioAfricanus，公元前237—183，ScipioAemilianus，公元前185—129），两人均为罗马大将。——译音
②昆体良（Quintilian），公元1世纪罗马作家。
③见《讲演术原理》。——译者
李维对他的权威们的态度有时被人误传了。像希罗多德一样，他常常被指责是极其粗率的轻信；但也像希罗多德一样，是错误地被指责的。他竭力采取批判态度；但是为每一个近代历史学家所运用的那种方法论上的批判当时还没有创立。这里只有一大堆传说；他对它们所能做的一切只是要尽可能地决定它们是否可靠。他的面前有三条路：重复它们，承认它们实质上的准确性；拒绝它们；重复它们，但谨慎地不肯定它们的真实性。这样，李维在他的历史的开头就说，关于罗马建立以前的种种事件的传说，或者不如说关于直接导致罗马建立的种种事件的传说，勿宁说是寓言而不是可靠的传说，它们既不能加以肯定也不能加以批判。所以他谨慎地重复它们，仅只是说它们通过神的力量和人的力量的混合表明了一种要美化这个城市的起源的倾向；但是只要他一谈到罗马的建立，他总是大量接受像所发现的传说。这里还只有历史批评方面的非常粗糙的尝试。这位历史学家提出了大量的传说资料并接受了它们全部的表面价值；他没有试图发现这种传说是怎样生长起来的并且通过什么样的歪曲媒介而传给了他；所以他就不可能重新解释一种传说，也就是说，不可能把它解释为意味着某种与它所明白表示的不同的东西。他只能是相信它或者抛弃它，而且大体上，李维的倾向是接受它并且诚心诚意地在重复它。
罗马帝国并不是一个朝气蓬勃的进步思想的时代。它简直没有做出什么来推进希腊人所已经开辟的各条道路上的知识。它曾有一个时期维持了斯多噶派和伊壁鸠鲁派的哲学但没有发展它们；只是在新柏拉图主义里它显示了某种哲学的独创性。在自然科学方面，它没有做出任何东西超过希腊化时代的成就。甚至在应用自然科学方面，它也是极端贫弱的。它采用了希腊化的筑城术、希腊化的火炮和部分是希腊化的、部分是凯尔特族的艺术和技术。在历史学方面，它的兴趣虽然保存着，但是没有生气。没有一个人再继续李维的事业并试图把它做得更好。在李维之后，历史学家们不是模仿他，就是退缩下来把自己限于叙述最近的过去。就方法论而言，塔西佗已经代表衰落了。
作为一个历史文献的贡献者，培西佗是一个巨人；但是应该容许怀疑他究竟是不是一位历史学家。他仿效公元前五世纪希腊人的狭隘观点而不汲取他们的优点。他被罗马事件的历史迷住了，却忽略了帝国，或者只是通过足不出户的罗马人的眼光的折射来观察帝国；而他关于这些纯粹罗马事物的观点也是极端狭隘的。他公然偏袒元老院的反对派；他把对和平政府的轻蔑和对征服与军事荣誉的崇拜结合在一起，而这种崇拜又被他对战争现实的惊人无知所蒙蔽。所有这些缺点都使得他出奇地不适宜作一个帝政早期的历史学家，但它们在根本上只不过是一种更严重和更普遍的缺点的征候。塔西佗的真正错处是他从来也没有思索过他的事业的基本问题。他对历史的哲学规划，态度是轻率的，而他之接受那种流行的、有关历史学的目的的实用观点，与其说是一个严肃学者的精神.倒不如说是一个修辞学家的精神。
他标榜的写作目的是要为后代揭橥可憎恨的或可赞美的政治上的罪恶和美德的典范事例，哪怕是通过他唯恐由于其千篇一律的恐怖而会使得他的读者们感到厌倦的那种叙述来教导他的读者们：好的公民们可以在坏的统治者之下生活；不仅仅是命运或偶然事故的篇章，而是个人的品格和心性，庄严的节制和持重，——是这些东西在危险的时刻最能够保卫一个有地位的元老不受人伤害；在危险之中不仅是挑战者的一方，而且几乎往往还有阿谀奉承旨的另一方，在事件的过程中乃至在君主可能的心血来潮时，都可以被击破①。
①傅尔诺，《塔西佗编年史，卷Ⅰ—Ⅳ》为学校编用，牛津版1886，第3—4页。
这种态度导致塔西佗系统地歪曲了历史，把它描述成本质上是被夸大了的好人与被夸大了的坏人之间的冲突。历史是不可能科学地被写出来的，除非是历史学家在他自己的心灵中能够重演他正在描述其行为的那些人的经验。塔西佗从来没有试图做这件工作；他的人物不是从内部以理解和同情来加以观察的，而是从外部仅仅作为是善或恶的表象。我们很难在读他对阿古利科拉②或图密善③的描写时，而不回想起苏格拉底对格劳孔所想象的十足好人和十足坏人的形象的嘲笑：“听我说，格劳孔，你是多么精力过人地把他们装饰成雕像那样去参加竞赛奖的！④
②阿古利科拉（37—93年），罗马大将。——译者
③图密善（51—96年），罗马皇帝，81—96年在位。——译者
④柏拉图：《国家篇》第361页。
塔西佗由于刻绘人物而为人赞扬；但他刻绘人物所依据的原则却是根本有害的并使得他的人物刻绘损害了历史的真实。无疑地，他在他当时的斯多噶派和伊辟鸠鲁派的哲学中找到了它的根据，这一点我已经谈过了：从好人不能征服或控制一个邪恶的世界这一假设出发，这些失败主义的哲学就教导他如何保全自己不受它那邪恶的玷污。个人的性格及其社会环境之间的这种虚假的对立。在某种意义上是要证明塔西佗的方法是正当的；这种方法展示一个历史人物的行动仅仅是出自他本身的个人性格，而不承认一个人的行动可能部分地被他的环境和仅只部分地被他的性格所决定的那种方式，也不承认性格本身可能由于环境使一个人屈服的种种势力塑造出来的那种方式。事实上，正如苏格拉底所反驳格劳孔的，个人性格孤立于环境之外而加以考察，就是一种抽象而不是一种实际存在的事物了。一个人的所做所为只是在有限的范围内取决于他是哪一种人。没有一个人能反抗他环境的各种力量。不是他征服世界，就是世界将征服他。
于是，李维和塔西佗就并肩而立，成为了罗马历史思想荒原上的两大纪念碑。李维尝试一种确实伟大的事业，但是在这上面他失败了，因为他的方法太简单了而不能应付其材料的复杂性；而他关于罗马古代史的故事又过分渗透着寓言的成分而不能列入历史思想的最伟大的著作之中。塔西佗曾尝试一种新的探索，即心理说教式（psychological－didactic）的探索；但这并不是历史方法的一种丰富而实际上是一种贫困，并且标志着历史诚实性标准的衰落。后来罗马帝国的历史学家们并没有克服难倒了李维和塔西佗的那些障碍，甚至于从没有能匹敌他们的成就。随着帝国在继续下去，历史学家们开始越来越使自己满足于可怜无补的编辑工作，以一种毫无批判的精神来积累他们从早期的著作中所找到的材料并且毫无目的地加以排比，充其量也不过是着眼于启发或是其它某种宣传而已。
第十节 希腊罗马历史编纂学的特点
一 人文主义
希腊罗马历史编纂学作为一个整体，至少是紧紧掌握了以上《导言》中所列举的四个特征之一：它是人文主义的。它是人类历史的叙述，是人的事迹、人的目的、人的成功与失败的历史。毫无疑问，它承认有一种神的作用；但是这种作用的功能是严格受限制的。显示在历史中的神意是很少出现的；在最优秀的历史学家的笔下几乎是一点都没有出现，而且要出现也只是作为支持和赞助人类意志的一种意志，并使人能够在反之将会失败的地方得到成功。神明对于人事的发展并没有他们自己的计划；他们对于人类的计划只是赐予成功或者宣判失败。这就是何以对于人类行为本身的一种更为深入的分析，在人类的行为中发现他们成功或者失败的原因时，就倾向于完全取消神明并且倾向于用人类活动的纯粹人格化，如罗马皇帝的天才、罗马女神、或罗马帝国硬币上所铸的天使，来代替神明。这种倾向的最终的发展是要在人类行动者的人格之中，无论是个人的还是集体的，寻找出一切历史事件的原因。它所依据的哲学观念是，人类的意志可以自由地选择它自己的目的，并且它在它的事业中所取得的成功仅仅受到它自己的力量的以及受到能理解它们并能研究出获得成功的方法的那种智力的限制。这就蕴涵着历史上无论发生了什么事情，都是作为人类意志的直接结果而发生的，并且有某个人是要对它直接负责的，要看它是好事还是坏事而对他加以赞扬或谴责。
然而，希腊罗马的人文主义由于它那不适当的道德的或心理的见识而具有一种它自己的特殊弱点，它是以人在本质上是一个有理性的动物这一观念为基础的，我的意思是指每个个别的人都是有理性能力的动物的那种学说。只要任何特定的人发展那种能力，并且实际上而不是潜在地变成有理性的，他就会使得他的生活成功；按照希腊的观念，他就成为政治生活中的一种力量并成为历史的一个创造者；按照希腊化－罗马的观念，他就在一个野蛮而邪恶的世界里由于他自身理性的庇护而变成一个能够生活得很智慧的人。可是，每个行动者都对自己所做的每一件事负有全部的和直接的责任这一观念却是一种天真的观念，它没有能顾及道德经验中的某些重要的领域。一方面不能脱离这一事实，即人的性格是由他们的行为和经验所形成的，人本身随着自己活动的发展也在经历着变化。另一方面，还有一个事实，即人们在很大程度上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直到他们已经做完了——假如做完了的话——为止。人们在行动时对自己的目的所具有的明晰的观念的程度，即知道他们追求的是什么效果，是很容易被夸大的。大多数的人类行动都是尝试性的、试验性的，并不是被一种有关它将导致什么事情的知识、而勿宁说是被一种想要知道它将产生什么事情的愿望所指引的。回顾我们的行为，或回顾任何一段过去的历史，我们就会看到：当造成它的出现的行动开始时，随着那些肯定是我们心目中或者任何人的心目中所不曾出现的行为在不断进展，就有某种东西已经成形了。希腊罗马世界的伦理思想把原因太多地归之于行为者的有意的计划或政策，而太少归之于盲目活动的力量，——那种力量着手采取一个行动过程而并未预见到它的结局，并且还是通过那种过程本身的必然发展才被导向那种结局的。
二 实质主义
如果说希腊罗马历史编纂学的人文主义，不管是多么微弱，乃是它的主要优点；那么它的主要缺点就是实质主义。所谓实质主义，我是指它是建立在一种形而上学的体系的基础之上，这种体系的主要范畴就是实质这一范畴。实质并不是指物质或者物理的实质；确实，有很多希腊形而上学家都认为没有什么实质可能是物质的。对柏拉图来说，似乎实质是非物质的，虽然也不是精神的；它们是客观的形式。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归根到底，唯一最终的真实的实质就是心灵。于是实质主义的形而上学就蕴涵着一种知识论，按照这种知识论只有不变的东西才是可知的。但是凡属不变的东西都不是历史的。成其为历史的东西都是瞬息变化的事件。产生了事件的那种实质，或者是从其本性中引出了事件的那种实质，对历史学家来说是不存在的。因此试图历史地进行思想和试图根据实质来进行思想，两者乃是不相容的。
在希罗多德那里，我们发现曾有一种要达到真正的历史观点的尝试。在他看来，事件本身是重要的并且可以就其本身而为人所知。但是早在修昔底德那里，历史观点就开始被实质主义弄得黯淡无光了。在修昔底德看来，事件的重要性主要是它们对永恒的和实质的整体投射了一道光明，而事件则只不过是它们的偶然表现。在希罗多德那里是如此自由自在地涌现出来的那股历史思想的潮流，就开始变得凝固了。
这一凝固化的过程随着时代的前进而继续着，到了李维的时代历史学就完全凝成僵硬的了。行动被看作是实质和偶然的一种特殊情况，它和行动者之间的区别，这时被认作是理所当然的。历史学家的本职工作就是研究在时间中产生、在时间中经历它们的各个阶段而发展并在时间中结束的那些行动；这也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从他那里引出行动来的那个行动者乃是一种实质，因而是永恒不变的并且是站在历史之外的。为了使行动得以由他产生，行动者本身就必须经历一系列的行动而始终不变；因为他必须在一系列行动开始之前就存在，而在一系列行动进行时也不会发生任何事情可以给他添加一点什么或者是取走一点什么。历史学不能解释一个行动者是怎样产生的或经历过任何性质上的变化；因为行动者既是一种实质，就永远不可能产生也永远不可能经历任何性质上的变化，这是形而上学的公理。我们已经看到这些观念是怎样影响了波里比乌斯的著作的。
有时候我们被教导以没有哲学头脑的罗马人和有哲学头脑的希腊人相对比，而这样做就会引导我们认为，如果罗马人真是那样没有哲学头脑，那么他们就不会允许形而上学的思考来影响他们的历史著作了。然而，它却确实是影响了。而且注重实际的、头脑顽固的罗马人采用希腊人实质主义的形而上学时的那种完整性，并不仅仅出现在罗马历史学家的身上。它同样清晰地出现在罗马法学家的身上。罗马的法律从始至终都是建立在实质主义的形而上学的原则的结构之上的，这影响了它的每一个细节。
我将举两个例子来说明这种影响是如何表现在两位最伟大的罗马历史学家的身上的。
第一，对李维的影响。李维向自己提出写一部罗马史的任务。
一个现代的历史学家会把这解释为意味着一部罗马如何变成了她所成为的那种样子的历史，一部产生了独特的罗马制度和形成了典型的罗马特点的过程的历史。但李维从来就没有想到过采纳任何这类的解释。罗马就是他叙述中的女英雄。罗马就是他在描述其行动的那个行动者。所以罗马就是一个实质，是不变的、永恒的。
从叙述一开始，罗马就是现成的、完整的。直到叙述的结尾，她并没有经历过任何精神上的变化。李维所依赖的那些传说把诸如占卜、罗马军团、元老院这样一些制度都投射到那个城市的最初年代上去，并假定它们此后是始终不变的；因此，罗马的起源，照他描写的那样，就是一种奇迹式的一跃而成为了完整的城市，就像她后来所存在着的那样。作为一种对照，我们就得想象有一位英国历史学家会假定是亨季斯特①创立了英国的上议院和下议院。罗马被描述为“永恒之城”。为什么要这样称呼罗马呢？因为人们一直是这样认为罗马的，正如李维所认为她的那样：是实质主义的、非历史的。
①亨季斯特（Hengist，？—488），入侵英国的丹麦首领，肯特王国的缔造者。——译者
第二，对塔西佗的影响。很久以前傅尔诺就指出①，当塔西佗描述像提比略②那样一个人物的个性在帝国的压力之下崩溃的那种方式时，他把那种过程写成并不是一个人格在结构或形成方面的变化，而是其中迄今为止一直在虚伪地隐蔽着的那种特性的显现。为什么塔西佗这样误解事实呢？这仅仅是出于恶意，以便给那些他使之扮演恶棍角色的人们的性格抹黑吗？这是在追求修辞学上的目的，是要举出一些令人畏惧的例子来强调他的道德并修饰他的故事吗？一点都不是。那是因为一个性格的发展这一观念、这一对我们是如此之熟悉的观念，对他来说乃是一种形而上学上的不可能。一个“性格”是一个行动者，而不是一个行动；行动有来有去，但是“性格”（像我们所称呼的）和性格所由之而来的那个行动者却是实质，所以是永恒不变的。一个提贝留乌斯和一个尼禄③的性格中只是到了他们一生比较晚的时期才出现的那些特点，在这里却是必须始终出现的。一个好人不可能变坏。一个到了老年时表现自己是个坏人的人，必须在年青时也同样地是坏人，他的邪恶是被虚伪所隐蔽着的。正像希腊人所指出的，〔权位暴露了一个人的本性〕权力并没有改变一个人的性格；它只不过表明他早就是那一种人。
①《塔西佗编年史》第一卷，牛津1886年，第158页。
②提比略（公元前42—公元37），罗马皇帝，公元14—37年在位。——译者
③尼禄（公元37—68），罗马皇帝，公元54—68年在位。——译者
因此希腊罗马历史编纂学从来没有能表明任何一件事情是如何产生的；历史舞台上所出现的一切行动因素都必须假定在历史开始以前就是现成的，它们与历史事件的关系就好像是机器与它自己的运动的关系那样。历史学的范围被限制在描述人们和事物都在做什么，而这些人和事物的性质则始终停留在它的视野之外。对这种实质主义的态度的报复就是历史的怀疑主义：即各种事件，作为纯粹瞬息万变的偶然事件，被认为是不可知的；而行动者作为一个实体，则确实是可知的，——但不是对于历史学家来说。那么，历史学的用处又是什么呢？对柏拉图主义来说，历史学可以有一种实用的价值；而把这一点作为历史学的唯一价值的那种观念，从伊索格拉底到塔西佗却被强化了。而随着这种过程在继续下去，它就产生了一种关于历史精确性的失败主义以及这样一种历史心灵的不诚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