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二 整体动力学、有机结构理论、症候群动力学
心理学资料及方法的性质[81]
心理学的基础资料
要想准确地说出这种基础资料究竟是什么，并非易事；但要说它不是什么，却也不困难。很多人试图说它“只不过”是某物，但这些还原性的尝试却总是归于失败。我们知道，基础的心理学资料不是什么肌肉痉挛、反射作用、基本感觉、神经细胞之类，甚至也不是能被观察到的一点外在表现行为。它是一个大得多的单位，越来越多的心理学家都认为它至少同一个适应性或应对性行为一般大，它必定要涉及一个有机体，一个情境，一个目标或目的。从前文有关非诱导性反应和纯粹表达的论述看来，即使这样，也仍然显得过于局限。
总之，我们最终得出了这样一个自相矛盾的结论：心理学的基础资料正是心理学家们极力要分解成各种成分或基本单位的那种原本的复合状态。如果我们非要基础资料这个概念的话，那么它无疑会是一个颇为独特的概念，因为它指的是一种复合形式而非单纯形式，是整体而非部分。
如果对这一矛盾进行深思，我们很快就会明白，这种对基础资料的寻求本身反映的是一整套世界观，即，一种将世界基于原子论假说之上的科学哲学——在这个世界里，复合物都是由单一元素所构成的。那么，这样一位科学家的首要任务就是将所谓的复合物简化为所谓的单一物。这得靠分析来完成，得进行越来越细微的分解，直至无以再分。这一任务在科学的其他领域完成得不错，至少暂时是这样。但在心理学领域却并非如此。
这一结论揭示了整个还原性的努力在根本上所具有的理论性实质。但必须明白，这一努力与一般科学的根本性质无关。它只不过是一种原子论、机械论的世界观在科学上的反映或内涵；而对于这种世界观，现在我们是很有理由加以怀疑的。那么，非难这种还原性的努力并不是非难一般科学，只不过是非难一种对科学所可能采取的态度。然而，我们仍然面临着一开始时提出的难题。现在，让我们重新措辞，提出的问题不是“什么是心理学的（不可再分的）基础资料？”而是“心理学研究的主题内容是什么？”和“心理学资料的实质是什幺？”和“应该如何研究这些资料？”
整体分析的方法论
如果不将个体分解为一个个“简单部分”，我们又如何对它进行研究呢？可以证明，这一问题比拒绝还原性努力的一些人所认为的要简单得多。
首先必须明白，我们反对的并不是一般的分析，而只是我们称之为还原论的那种特殊类型的分析。我们根本就没有必要否认分析、部分等概念的有效性。我们只是需要重新界定这些概念，使它们能让我们更为行之有效并卓有成效地进行工作。
如果举一个例子，比如说脸红、颤抖、口吃等，我们就可以很容易地看出能用两种不同的方式来研究这一行为。一方面，我们可以把它当作一个其本身是孤立的、分立的、独立的、可理解的现象来研究。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将它作为整个有机体的一种表达形式来研究，试图从它同有机体以及有机体的其他表达形式之间丰富多彩的相互关系上进行理解。我们可以用一个比喻进一步说明这一区别，即，可以用两种方式来研究像胃这样的一个器官：（1）可以把它从人体内取出，置于解剖台上，（2）也可以让它位于原处，即在有生命、有功能的有机体内进行研究。这两种不同的方法所取得的结果在很多方面是截然不同的，这一点解剖学家已经认识到了。通过第二种途径所得到的认识比用类似试管方法所获得的结果要有效和有用得多。当然，现代解剖学并没有把对胃的解剖和孤立研究贬得一无是处。这些技术手段仍在使用，但只能在一个广阔背景下的原地不动的知识层面使用，这一知识包括人体并不是单个器官的组合，以及可供解剖的尸体组织同活生生的人体组织也并不一样等。总之，解剖学家现在在做的事情过去都已做过，但是（1）他们现在的态度有所不同；（2）他们现在做的事情比过去要多——他们使用了传统所不曾用过的技术手段。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以两种不同的态度回到对人格的研究上来。我们既可以设想所研究的是一个分立的实体，也可以设想研究的是某个整体的一部分。前一种方法可被称为还原——分析法；后一种可被称为整体——分析法。实际运用中的对人格的整体分析有一个基本特征，即，必须对整个有机体进行初步研究或了解，然后才能进而研究我们所说的整体的那个部分在整个有机体的组织和动力学中所起的作用。
在作为本章基础的两组研究中（对自尊症候群和安全感症候群的研究），整体——分析法得到了运用。实际上，这些结果与其说是对自尊心或安全感本身的研究，还不如说是对自尊心或安全感在整体人格中的作用的研究。用方法论的术语来说，这就意味着作者发现必须首先将每一位研究对象理解为是具有整体性、功能性、适应性的个体，然后才可以试图去具体了解研究对象自尊心的情况。于是，在具体涉及有关自尊心的问题之前，（研究者）就已经对研究对象同他的家庭、他所生活的亚文化群的关系、他应对主要生活难题的一般方式、他对于前途的希望、他的理想、他的挫折、他的矛盾冲突等进行了探索。这一过程就一直进行下去，直到作者觉得他在使用简单技术手段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了解了研究对象。只是在那时，他才感觉自己可以理解自尊在各种具体行为片段中的实际心理含义。
我们可以用实例来证明，这种理解的背景对于正确解释某一具体行为是多么必要。一般而言，自尊心弱的人比自尊心强的人更易于有对宗教的虔诚；但显而易见，另外也有诸多其他因素决定宗教虔诚的程度。为了找到在某一特定个体身上，宗教感情是否意味着需要依赖其他的一些力量源泉，我们就必须了解这一个体所接受的宗教熏陶，在其身上起作用的各种亲宗教和反宗教的外在强制性因素，以及其宗教感情是浅显的还是深厚的、是表面的还是虔诚的。总之，我们必须了解宗教对于一个人作为个体而言意味着什么。因此，一个人虽然定期去教堂，但人们对他的评价可能是他比一个根本不去教堂的人还少虔诚之心，这也许是因为：（1）他去教堂是为了避免被社会孤立，或（2）他去教堂是为了讨母亲的欢心，或（3）宗教对他而言代表的不是谦恭而是对他人的支配，或（4）这表明他是上层群体的一员，或（5）如同克劳伦斯·戴伊的父亲所说“这有益于愚昧的芸芸众生，所以我只得虚与委蛇”，或其他诸如此类的原因。从动力学的意义而言他也许毫无虔敬之心，但却仍然表现得似乎是虔诚至极。显然，我们必须首先了解宗教对他作为一名个体来说意味着什么，然后才能验定它在人格中的作用。纯粹行为性的去做礼拜实际上可以有任何一种含义，因此对我们而言实际上就毫无意义。
另外一个例子也许更为引人注目，因为这同一种行为在心理上可以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含义，这就是政治、经济上的激进主义。如果只涉及它本身，也就是说只涉及行为、使它分立、脱离上下文，那么在我们想研究它和安全感的关系时则只能得到最为混乱的结果。一些激进分子极有安全感，而另一些激进分子则极为缺乏安全感。然而，如果我们分析了这种激进主义的整个来龙去脉，我们就不难发现一个人成为激进分子可能是因为他的生活不甚如意，因为他痛苦、失望或心灰意冷，因为他未曾得到他人所拥有的东西。对于这类人的详细分析通常表明，他们对自己的一般同胞怀有很深的敌意，有时是有意识的，有时是无意识的。这样形容这种人真是再贴切不过：他们往往将个人的困境理解为一种世界性的危机。
但是还有另外一种激进分子，他们同我们刚刚描述的那种人一样地投票、一样地表现、一样地讲话，但却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个体类别。然而对他来说，激进主义可以有一个完全不同，甚至是截然相反的动机或含义。这些人无忧无虑、生活幸福、就其个人而言真是事事称心如意；然而，他们却出于一种对同胞的深爱，感觉有必要改善不幸之辈的命运，要向不公正宣战，即使不公正并未直接涉及自己。这类人可以在许多方式中选择任何一种来表达这种迫切的愿望：可以通过私人慈善事业、或宗教规劝、或耐心教导、或激进的政治行动。他们的政治信仰通常不为收入波动、个人灾难之类的因素动摇。
总之，激进主义这一表现形式可以来源于完全不同的潜在动机，可以来源于截然相反的性格结构。在一个人身上，它可以主要来源于对同胞的憎恨，在另一个人身上，则可以是来自对同胞的爱意。如果对激进主义的研究囿于其本身，就不见得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82]
关于有待继续论述的整体分析方面的问题，在下面某些其他问题得到讨论之后，将会得到更好的论述。
整体动力学的观点
这里所要阐述的一般观点是整体论的而不是原子论的，是功能性的而不是分类学的，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是动力学的而不是因果式的，是目的论的而不是简单机械论的。尽管一般都认为这些对立的因素是一系列可分的两面，但作者却并不这么认为。在他看来，它们结合成既合为一体又恰成对照的世界观的趋势极强。似乎其他作者也持这种观点，因为采用动力学方式思维的人们发现，整体地而不是原子论地、有目的地而不是机械地思考要轻松且自然得多。这种观点我们将称之为整体动力学的观点。它也可以被称为戈德斯坦意义层面的有机论观点。
与这一种阐释相对立的是一种有组织的、一元论的观点，其集原子论、分类说、静态论、因果论和简单机械论于一体。原子论思考者发现，静态思维与机械思维要比动态思维和有目的的思维自然得多。对于这类一般性的观点，我将其称为武断的一般原子论观点。我毫不怀疑，不仅可以证明这些片面的观点趋于一致，而且可以证明它们在逻辑上必然趋同。
此时此刻，我们有必要特别谈一下因果概念，因为它是一般原子论的一个方面而这一观点在我看来举足轻重，但却被心理学作家们搞得含糊不清甚至完全忽略。这一概念在一般原子论观点中处于核心地位，是这一观点的自然甚至是必然的结果。如果把世界看作是一些在本质上相互独立的实体的集合，那么便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现象性事实有待解释，即，这些实体之间无论如何也是有关系的。解决这一难题的最初尝试导致了简单的撞球式的因果论观点，在这种因果关系中，一个单独物体对另一个单独物体产生了某种作用，但所有被牵涉到的实体却都继续保持着它们各自的基本特征。坚持这一观点并不困难，事实上，只要我们的世界观是基于旧的物理学之上的，这种观点就会显得无可置疑。但物理学和化学领域的进展却使得这种观点有必要得到修正。例如，现今那种通常更为复杂精致的描述用的都是多重因果的观点。大家普遍承认，世界内部固有的相互联系过于错综复杂，因而不能像描述撞球在台桌上伴随着清脆响声的碰撞那样来描述。但最常见的解决办法只是对原来那种观点的复杂化，而并不是对其进行根本的调整。原因有很多，而不止一个，但它们都被设想成是以同样的方式表现——相互分离、互不相关。撞球现在不是被另外一只球击中，而是被另外十只球同时击中，我们只不过需要用一种稍微复杂一点的算术来理解所发生的事情罢了。基本的过程仍然是将单独的实体相加成韦特海默所说的“算术和”。我们并不认为有必要来改变对这种复杂事件的基本设想。不管现象多么复杂，也没有发生本质上的新事情。就这样，因果观念被不断地延伸以适应新的需求，以至于它有时似乎与其陈旧概念只有历史上的关联而并无其他关系。但在实际上，它们虽然貌似不同，本质上却仍然相同，因为它们继续反映着同一种世界观。
特别是一旦涉及人格资料，因果理论便会彻底失败。我们很容易证明，在任何一种人格症候群中，都存在着因果关系之外的关系。这就是说，如果我们不得不用因果词汇，我们就应该这样说：症候群的每一部分都是所有其他部分以及这些其他部分的所有组合体的因和果，此外，我们还应该说：每一个部分都是这个部分所属整体的因和果。如果我们只用因果概念，便只能得出如此荒谬的结论。即使我们试图采用循环因果和可逆因果这种比较新的概念来应对这种情况，我们仍然无法完整地描述症候群内部的各种关系以及部分与整体的种种关系。
类人猿灵长类动物中的支配质量与社会行为[J]，社会心理学杂志，1940（11）：313-324.
女性支配感（自尊）测试[J]，社会心理学杂志，1940（12）：255-270.
心理安全感—不安全感动态变化[J]，性格与人格，1942（10）：331-344.
女性自尊（支配感）与性欲[J]，社会心理学杂志，1942（16）：259-294.
衡量心理安全感—不安全感的临床衍生测试[J]，遗传心理学杂志，1945（33）：21-51（与埃莉莎·赫希Elisa Hirsh、玛塞拉·斯坦Marcella Stein、厄玛·霍尼曼Irma Honigmann），由加利福尼亚州帕洛阿尔托市美国心理学家出版社于1952年出版.
对麦克里兰教授在1955年内布拉斯加州动机研讨会上发表的论文（M.R.琼斯编辑）的评论，内布拉斯加林肯大学出版社，1955年.
精神疗法中，猴子和幻想的父母的支配行为与性行为对比[J]，神经和精神病杂志，1960（131）：202-212（与兰德H.Rand、纽曼S.Newman）.
自由派领导力与个性[J]，自由，1942（2）：27-30.
权威性格结构[J]，社会心理学杂志，1943（18）：401-411.
[1]如果有些读者认为这是个具有革命性的说法，并想要进一步阅读相关内容，我呼吁他们阅读这一领域最伟大的著作——迈克尔·波兰尼（Michael Polanyi）所写的《个人知识》（Personal Knowledge）。如果你还未读过这本书，那你就不能说自己已做好迎接新世纪的准备。如果你没有足够的时间、意愿或精力去阅读本部巨作，那么我就要推荐本人的拙作《科学心理学的复兴》，这本书贵在精简易读，同时与前者表达的观点相似。本章内容，这两本书，以及它们引用目录中所提及的其他书籍，足以很好地代表在这一科学领域中新的人本主义时代精神。
[2]但哪怕学者们也可能会在专题巨著中研究微不足道的课题。他们会把这种研究称为原始研究。这种研究的重点在于他们发现了此前人们不了解的东西，而不在于这些东西是否值得人们了解。可能之后他们的研究发现会为其他一些专家所用。所有大学里的专家所写的论文不过是一种内部消化，他们互相援引对方的作品，就像耐心的堤坝工人一样，没人知道他们究竟想建成什么东西。（引自C.范·多伦的《三个世界》，107页）
“或者说，他们就仿佛每天坐在沼泽地旁边钓鱼、却觉得自己在思考深奥的问题的人一样。但这种在没有鱼的地方假装垂钓的行为，在我看来，来肤浅都算不上。”（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117页）
“运动爱好者”指每天坐在沙发上看真正的运动员运动的人。
[3]“我们倾向于做我们知道如何做的事物，而不是努力去做那些我们应该做的事物。”（R.安申等，《科学与人》，466页）
[4]“你必须热爱问题本身。”
——里尔克
“我们已经学会所有的答案，全部的答案：但我们还不了解面前的问题。”
——A.麦克利什，《A.麦克利什的哈姆雷特》
[5]“天才是装甲车先遣部队，哪怕他们的侧翼没有保护，但他们仍以雷霆之势冲入无人之境。”（亚瑟·库斯勒，《瑜伽信徒和人民委员》，241页）
[6]“科学家之所以称其‘伟大’，与其说是因为他们解决了某个问题，不如说是因为他们提出的问题一旦被解决，将会给人类带来真正的进步。”（H.坎特里尔，《关于人类特点的探究》，《变态心理学期刊》，1950年45期，491-503页）
“问题的形成比问题的解决要关键得多，因为后者不过是数学和实验技巧而已。我们需要极具创造性和想象力的头脑，才能够提出新问题和新的可能性，或者用全新的角度去审视旧闻题。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将会为科学带来真正的进步。”（A.爱因斯坦、L·英菲尔德，《物理学的进化》）
[7]牛津大学基督圣体学院的理查德·利文斯通爵士为技术员给出了如下定义：“除了他工作的终极目标和他工作在宇宙中的位置外，技术员对他工作中的一切了如指掌。”另一个人也曾给“专家”下过类似的定义，即专家是一个在研究大谬误中避免小错误的人。
[8]关于这些论点更详细讨论，可参考默里（Murray）所著《人格的探索》及其他心理学家的著作。
[9]例如，P.T.杨（Young）在他对动机理论的研究中专门去掉了目的和目标的感念，因为——在这里必须指出——我们可以询问人类有什么目的，却无法询问小白鼠有什么目的。然而，与其因为无法询问小白鼠而放弃目的和目标的概念，不如放弃以小白鼠作为实验对象来得更合理。
[10]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新精神分析引论》，103-105页。
[11]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新精神分析引论》，106页。
[12]随着幼儿长大，知识的增长和运动能力的发育让这些情况的危险性逐渐减弱，并变得越来越容易掌控。纵观人的一生，我们可以说，教育的主要意动功能之一就是通过知识消除表面上的危险。例如，我们不畏惧打雷，因为我们知道关于雷的知识。
[13]在关于安全的测验中，研究人员的测试方法可能是：在孩子面前放一个小爆竹、摆一副胡子拉碴的面孔、为他进行皮下注射、让母亲离开房间、将他放到高高的梯子上、让老鼠爬向他、等等。但我当然不会真的建议故意在孩子身上做这些实验，因为它们可能会伤害到作为实验对象的孩子们。但相似的情境会在孩子的日常生活中经常出现，对此我们可以加以观察。
[14]并非所有精神症患者都会感到不安全。也许精神症在本质上是安全感大体得到满足的个人，却在情感和尊重的需要上受到了挫折。
[15]这种需要是否具有普遍性，我们尚不清楚。如今尤为重要的一个关键的问题是，受到奴役或不可避免地受到控制的人会感到不满或产生反叛心理吗？我们可以基于众所周知的临床数据做出这样的假设：如果一个人体验过真正的自由（不是以牺牲安全感为代价换取的自由，而是建立在充分的安全感基础上的自由），他便不会愿意放弃自由，或轻易地让人剥夺他身上的自由。但我们还尚不明确对于从出生开始就做奴隶的人是否也是如此。
[16]对于正常的自尊心更为广泛的讨论，以及各种研究报告，请参阅第五章所列的书目。同时还可参考麦克利兰（McClelland）及其同事的研究。
[17]显然，包括绘画在内的创造性行为与其他行为，是由多重因素决定的。在天生具有创造性的人身上，我们可以看出他们是否满意、是否快乐、是饥饿还是满足。同时，我们明确地知道，创造性活动是可以有报酬的，有改善作用的，或者纯粹是经济性行为。在我的印象里（通过非正式的实验），单单通过观察，我们就可以区分某个艺术或智力的成果是否是由基本需要得到满足的人创造的。无论如何，在这里我们必须以动态的方式区分表面的行为，以及它背后不同的动机和目的。
[18]“然而，人类对世界、行动和实验有着与生俱来的兴趣。当人类探索世界时，这些兴趣会带来深层的满足。它们认为对现实的体验并不会对自身存在带来威胁。机体——尤其是人类机体——在这个世界中有着实实在在的安全与安定感，他们只会在特定的情境下或受到剥夺时感到威胁。尽管如此，不适和危险的感觉不过转瞬即逝，且最终会带来与世界相连的新的安全与安定感。（希尔德，《人的目标与欲望》，第220页）
[19]这种综合症与里博（Ribot）和迈尔森（Myerson）所称的“快感缺乏”十分相似，但他们将这一综合症归结于其他原因。
[20]如果我们以这种方式使用“病态”一词，那么我们同时还需要直面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我们所作出的定义具有明确的含义：既然一个基本需要遭到挫折的人被称为病态，既然这种挫折发生的原因不在于个人而是由外力所致，那么个人的病态追根究底来源于社会的病态。一个良好和健全的社会应该被定义为，它可以通过满足社会成员的所有基本需要，来让他们追求人类最高级的需要。
[21]这些论述只适用于基本需要。
[22]后面会指出，这个需要满足的程度不断递增连续体可以被用作潜在的人格分类的基础。达到自我实现是纵观人类一生的过程，而这个连续体可谓代表了这个过程中层层递进的步骤。它为近似弗洛伊德和埃里克森（Erikson）的发展体系的理论提供了方案。
[23]这样的研究者和作者的数量有至少几十甚至几百个。由于数量之众不便在这里一一列举，此处所提及的主要是资深一辈研究者中的少数几个。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of Humanistic Psychology）的成员名单对此做出了更为详尽的列举。
[24]威胁并不总是致病的，可以用健康的方法，或者神经官能症或身心症的解决方案来处理它。此外，明显的威胁状况可能会或不会在特定个体中产生心理威胁的感觉。轰炸或对生命的威胁本身可能不像冷笑、冷落、对朋友的背叛、孩子的疾病或对陌生人的不公正行为那般。此外，威胁可能具有增强作用。
[25]必须再次指出的是，创伤情况与遭受创伤的感觉并不相同，即创伤情况可能在心理上具有威胁性，但并非必须如此。如果处理得当，它的确可能具有教育意义和加强作用。
[26]显然，本章中介绍的是普遍概念，因此它们适用于许多类型的实验工作。也可以增加样本量。例如，当前关于压抑、遗忘、坚持未完成的任务的研究，以及关于冲突和挫败感的直接研究。
[27]我要感谢社会科学研究委员对该项研究的资助，否则这次实地考察不可能成行。
[28]这些观点主要适用于1939年观察到的年龄较大，文化程度较低的人。此后，文化发生了巨变。
[29]该论点与动机理论的任何特定表述无关，例如，它也适用于简单享乐主义，因此我们可以将该论点表达为：应对行为是对赞美或责备，奖赏或惩罚的回应，例如，表现行为通常不属于应对行为，至少在保持表现性的情况下不是。
[30]在我们过度实用的文化中，工具精神甚至可以超越最终体验，爱（“这是正常的事情”），体育（“有益于消化”），教育（“提高薪水”），唱歌（“有益于胸部发育”），爱好（“放松可以改善睡眠”），美丽的天气（“适合做生意”），阅读（“我真的应该跟上事情的发展”），感情（“你希望你孩子患有神经官能症么？”），善良（“做好事不求回报”），科学（“国防！”），艺术（“绝对提高了美国广告的水平”），善良（“如果你不，他们会偷走你的银子。”）。
[31]在这里，我们将自己局限于象征性行为，抵制陷入普遍的、引人入胜且明显相关的象征性问题的诱惑。至于梦，很明显，除了这里提到的类型外，还主要有应对性的梦（例如，简单的愿望实现）和主要为表现性的梦（例如，不安全的梦，投射的梦），因此，理论上后一种梦应该可用作诊断性格结构的投射或表达测试。
[32]无意识的需要通常表现在梦、异象、情感、笔误、口误、不经意的行为动作和笑声中，这些需要的表现形式无穷无尽，与可接受的（有意识的）需要、理性情绪、预测（幻觉，妄想和信念），以及所有症状（尤其是歇斯底里转换症状）融为一体，也会存在于例如儿童游戏、玩偶、编故事、手指绘画、其他绘画和幻想作品中。也许在未来的某一天，我们可以将仪式、民间故事等也加入这一行列。
[33]梅凯尔（Mekeel）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一名妇女因歇斯底里而瘫痪，并得知了自己的病情。几天后，她完全崩溃，但瘫痪消失了。在医院，她一直处于崩溃的状态。瘫痪却从未复发，但后来她因歇斯底里失明（私人交流）。最近，“行为治疗师”成功地使她摆脱了症状，也没有出现进一步的后果。也许症状替代并不像心理分析师所预期的那样频繁发生。
[34]另请参阅参考邦纳《人格心理学》第97页，布根塔尔《本真性的探求》和肖斯特罗姆手册及自传中用于测试自我实现的个人倾向性量表（POI）。
[35]塔玛拉·登多（Tamara Demdo）博士在这个问题上的确为我提供了很大帮助。
[36]自我实现的爱，或存在之爱，倾向于自由地奉献自我，全身心的、恣意的、毫不保留的、无所隐瞒的、不会去计较下述从女大学生当中收集的语句：“不要轻易放弃”“不要让他轻易得手”“就让他没有把握”“他不应该对我太有把握”“我就是要让他吃不准”“不要把自己太快或太彻底地交付给他”“如果我太爱他，那他就是主宰了”“在爱情中，爱得更多的一方一定处于弱势”“就要让他有一丝担心”。
[37]奥斯瓦尔德·施瓦茨在1951年的《性爱心理学》一书中第21页写道，“性冲动与爱情尽管具有本质的区别，但是彼此相互依存、相辅相成。这种性与爱的高度融合，只有在完美的、成熟的人身上才能得以体现。这是所有性爱心理学的一个基本理念。如果有人能够单纯地享受生理的性快感，那么他会被刻上性低能（性不成熟，或诸如此类）的烙印”。
[38]迈克尔·巴林特在1948年出版的第29期《国际精神分析杂志》上发表了《生殖器型之爱》，第34-40页写道，“如果有人阅读精神分析的文献，查阅生殖器型的爱情，会发现两个惊人的事实：1.关于生殖器型之爱的文献远比性前期之爱少得多；2.几乎所有关于生殖器型的爱情的描述都是消极的。”又见迈克尔·巴林特于1936年第17期《国际精神分析杂志》发表的《精神分析治疗的终极目标》，第206-216页。
[39]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在《文明及其不满》一书中第22页写道，“这些人把他们主要看重的东西从被爱转移到爱他人，从而使自己独立于对象的意愿；为了避免自己失去所爱的对象，他们不是把自己的爱仅仅给予某一个对象，而是一视同仁地给予全人类；为了避免由生殖器型的爱情带来的不稳定和失望，他们远离爱的性目标，并把这种本能转化成一种其目标受到控制的冲动。这样他们就在自己的内心产生了一种均衡的、稳定的、温柔的爱，这种爱与暴风雨般的强劲猛烈的生殖器型的爱情不再有任何外在的相似之处。”
[40]迈克尔·巴林特在1948年出版的第29期《国际精神分析杂志》上发表了《生殖器型之爱》（34-40页），在第34页写道，“为避免诱惑（尤其是负面影响），让我们来分析一个理想的案例——矛盾之后的生殖器之爱，没有任何既爱又恨的矛盾情绪，也没有性前期的对象关系，1.面对对象，不会有贪念、贪求无厌或渴望吞噬对方的想法；2.不会有想要伤害、羞辱、摆布、主宰等施虐的想法；3.也不会为了自我的性欲与快感而亵渎或轻视对方。即使为对方厌恶或仅仅被对方的一些不愉悦的特征所吸引，也不会处于危险的境地；不会有肛交行为；4.（男性）不强行鼓吹自己的阴茎，无惧对方的以及自己的性器官，也不嫉妒男性或女性的外生殖器，无感于自己或对方性器官的不完整或缺陷，等。没有阳物崇拜或阉割情节……那么在以上列举的性前期特点都不存在的情况下，生殖器型的爱情又是什么？我们爱恋我们的伴侣，1.因为他（她）使我们得到满足；2.因为我们也能够满足他（她），我们可以近乎同时享受完整的性高潮……满足生殖器的需求显然是生殖器之爱的必要不充分条件。我们所了解的是，生殖器之爱不仅仅是对伴侣满足了自己的生殖器的需求而心怀感激或心满意足；而且，这种心情不会因为是单方面的或彼此的而有所不同。这又是什么？我们在生殖器的需求满足之外发现了真爱关系：1.理想化；2.温柔；3.一种特殊形式的认同。简言之，人类生殖器型的爱情这一表述，着实用词不当。我们所谓的生殖器型的爱情，融合了不同元素、生殖器的需求满足以及性前期的温柔表现……面对这种融合所带来的压力，人们的一种表现是可能需要定期回溯某些快乐的时光，例如回到无法进行现实验证的婴儿期。
[41]参见我的《存在心理学》，第42-43页，存在之爱（B-love）与缺乏之爱（D-love）的区别。
[42]奥斯瓦尔德·施瓦茨在1951年的《性爱心理学》一书中第100-101页写道，“有一点再怎么强调也不过分，那就是爱情赐予恋人的神奇的能力主要在于发现爱的美德的能力，这些美德是实际具备的，但对没有灵感的人而言是看不见的，美德不是被爱人用虚幻的价值观来粉饰心爱之人而虚构的，爱不是自欺欺人”。第20页写道，“毫无疑问，爱情有一个强大的情感元素，但本质上是爱是一种认知行为；其实，爱情是握个性最内在核心的唯一方法。”
[43]即使理性承认它不认识呈现给自己的对象要归类于哪里；它仍坚信，它的无知只在于不知道是哪个经过时间考验的范畴适合新事物。在随时准备打开的抽屉中，我们把它放入哪一个呢？在已经剪裁好的服装中，我们让它穿哪一件呢？属于这个，还是那个，或是其他？而“这”“那”“其他”总是一些已经设想好的、预先知道的事物。有一种观点认为，面对一个新的对象，我们可能不得不创造一个新的概念，或者一种新的思维方式，而这种创新的观点是令人难以接受的。然而，哲学史已经向我们展示了系统之间的永恒的冲突，新物体是不可能正合我意地真正进入我们现有的概念，我们需要为其量身定制。但是，我们的理性并不会走入极端，而是乐于一劳永逸地骄傲着谦虚地宣布新事物只是与现有概念相关，并非绝对原则。这个初步声明，使其毫不犹豫地运用其习惯性思维；因此，这是打着“它不触及绝对原则”的幌子，对一切事物作出绝对的判断。柏拉图首先建立了该理论，即，要想真正地了解（一个事物）主要在于找到其理念，也就是说，要迫使其进入一个任由我们支配的预先存在的框架之中——好似我们已经暗中掌握了一切普遍性的知识。但这种理念是人类天生的理智，遇到新事物总是能将其归置于某个原有类目之下；可以说，从某种意义而言，我们都生而为柏拉图主义者。（参考伯格森《创造进化论》，第55-56页）
[44]感兴趣的读者可以继续了解以下几位心理学家，他们此前所做的区分与本章的观点或多或少有些相似。库尔特·勒温（Kurt Lewin）对比了亚里士多德和伽利略的科学方法；高尔顿·奥尔波特（Gordon Allport）主张用“个人学的”以及“普遍性的”方法研究人格科学，最近，广大的语义学家强调经历之间更多的是差异性而非相似性（约翰逊《困境中的人们》），这些观点都与本章的论点相似，并在本章写作的准备过程中也有所运用。我们还将在下文提到科特·戈德斯坦（Kurt Goldstein）的抽象—具体二分法（《机体论》）所提出的几个有趣的问题。与此相关的还有伊塔德（Itard）的《野孩子阿维龙》。
[45]关于更多实验实例，参见巴特利特（Bartlett）《记忆实验》的精彩研究。
[46]假如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都把新的事物同化为原有的事物中，每当有新事物气势汹汹地违背了或破坏了他熟稔于心的一系列概念时，他所做的是看透这些不寻常，然后将其视为乔装的旧相识，没有什么事情能比这更令人惬意了……对于那些遥遥在望的事物，我们没有参考概念，也没有衡量标准，面对这类事物我们既不好奇，也不惊讶。（詹姆斯《心理学原理》，第二卷，第110页）
[47]因为，每当一个人刚刚有意识地把注意力集中到一定程度，他就立刻开始对他面前的材料进行选择；在他脑海中有一点会被格外清晰地固定住，而其他的则随之被忽略；他在这种选择中会遵循他对自己喜好的事物的各种期待。然而，这正是万万要不得的；如果一个人在这种选择中完全遵循自己的期望，那么就会出现这样的危险，即，他除了能够发现那些已知的事物之外，其他的别无所获；如果一个人遵循着自己的各种喜好，那么任何需要感知的事物就必定会被弄得虚假不实。我们不要忘记，一个人所听到的事情的意义，无论如何，多半只有在以后才会被认识到。
医生都要求病人不加评论和选择地将他身上所发生的一切如实沟通，我们将会看到，均匀分布注意的原则是这般要求的必然结果。病人服从“心理分析的基本原则”会给医生的治疗工作带来极大便利，但如果医生自己不遵循均匀分布注意的原则，他就会失去诸多方便。对于医生而言，这一原则应该这样来表述：一切有意识的努力都必须排除在注意力之外，一个人的“无意识记忆”应该充分发挥作用；或者，我们可以用纯粹的术语来表述这一原则：一个人只需要倾听，而不必费力记住任何特殊的事情。（《弗洛伊德文集》，第324-325页）
[48]像所有的陈规一样，这些陈规也是危险的。本章所隐含的一个观点是，科学家也可以变得更凭直觉意思、更具艺术气质，他也可以更加欣赏并尊重未经加工的、直接的经历。同样，在科学家眼中的对现实的研究和理解中，除了要使艺术家般的反应更加合理和成熟之外，还应该加深这种艺术家般的反应。给艺术家和科学家的劝告实际上是一致的：“看清整个现实”。
[49]这种廉价的小说代表了其包括内容、形式和评价在内的各种形式的语言僵化。情节、人物、动作、场景和“道德（寓意）”都相对标准化。在很大程度上，这些故事也涉及标准化的词汇和短语，正是在此基础上，大部分角色都不是以个体而是以类型的身份出现的，例如：女罪犯、侦探、可怜的打工姑娘、老板的儿子等。（约翰逊《困境中的人们》，第259页）
广大的语义学家也会指出，一旦个体被归于一个类别，其他人就倾向于对这一类别而非个体自身作出反应。
[50]因此，智力本能地选择了随便一个像是此前已经知晓了的既定情景，搜索出这个情景，以便它可以应用于“同类相生”的原则。常识预测未来就属于该原则。科学将这种能力带向了最为精确和准确的程度，但是并没有改变其本质特征。与普通知识一样，科学只是关注重复的方面。虽然整体是原创的，但科学总是会设法把它分析成与过去大致再现的元素或方面。科学只能对其自身能够重复的事物起作用。（伯格森《创造进化论》，34-45页）我们应该再次提及一点（参见本书第一章、第二章，以及附录二），现在另有一种科学哲学兴起，涉及知识与认知的另一个概念，其中包括整体性（以及原子论）、独特性（以及重复性）、人性和自身性（以及机械性）、变化性（以及稳定性）、先验论（以及实证主义）。参见我的《科学心理学》和波兰尼的《个人知识》。
[51]没有两样事物是相同的，也没有一样事物一直保持不变。如果你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那么，按照习惯行事，有些事物就是相同的，有些事物就是保持不变的，这完全没问题。因为要与众不同，必须有所作为，然而有些事物就是做不到这一点。只要你意识到差异是一直存在的，而且你要判断它们是否确实有差别，你就可以有一种习惯了，因为你知道什么时候该把习惯放在一边。没有任何习惯是万无一失的。习惯对不依赖习惯或不坚持遵循习惯的人有用，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对于不太明智的人，习惯往往会导致效率低下、愚蠢和危险。（约翰逊《困境中的人们》，199页）
[52]《文选编者》——阿瑟·吉特曼：
自从一位文选编辑在书中选用了莫尔斯、波恩、波特、布利斯和布鲁克的甜蜜的事，随后的文选编辑，毫无疑问都引用了莫尔斯、波恩、波特、布利斯和布鲁克。
由于一些轻率的文选编辑不揣冒昧印刷了选集，假定，从你到我忽略了自己对于经典的布鲁克、莫尔斯、波特、布利斯和波恩的判断。
心怀蔑视的评论家经过我们的诗句，将一致地哭泣“这是什么样的选集啊，竟然遗漏了波恩、布鲁克、波特、莫尔斯和布利斯！”
[53]正如我们所努力证明的，记忆并不是一种把往事存入抽屉中或记载到登记簿上的能力。这里并没有什么登记簿或抽屉可言；准确地说，记忆甚至根本上就不是一种能力，因为能力总是间歇性地发挥作用，只有当它愿意或者能够的时候，它才会有作用；然而，把一些过去的事物堆砌到另一些过去的事物上，如此举动是不可能有任何休息或松懈的……
但是，即使我们对此没有清楚的认识，我们还是模模糊糊地感受到我们的过去总是闪现在我们面前。如果没有我们自从出生以来所经历的整个这段历史的凝结——不，还有我们出生之前的历史，因为我们都带有我们父母的性格，那么我们是什么呢？我们的性格又是什么呢？毫无疑问，我们在进行思考的时候仅仅依靠我们过去的一小部分，但是当我们渴望、意欲和行动的时候，我们则必须依靠我们的整个过去，包括我们心灵的最初倾向。如此看来，我们的过去，作为一个整体，是以冲动的形式显现的，是以观念的形式而被感受到的。（伯格森《创造进化论》，7-8页）
[54]正是因为我们的才智总是试图重建，并用现有的事物重建，于是它放走了每段历史中的每一个全新的时刻。它不承认这种不可预见性。它拒绝所有的创造。这个明确的前提产生了一个明确的结果，可预测性作为它们的一个功能，恰好满足了我们才智的需求。我们也能理解，一个明确的结束需要通过明确的手段来实现。在这两种情况下，我们都要运用到已知的事物，也就是与已知相结合，简言之，与重复的陈旧事物相结合。（伯格森《创造进化论》，180页）
[55]受过去反应影响的能力，因为很可能有些不准确，通常被称为“经验修改”；在整体上，该能力与需求冲突、由形形色色不断变化的环境引起，以应对适应性、流动性以及各种反应。它一般具有双重作用，一是导向陈规行为，二是产生相对固定的连续反应。（巴特利特《记忆实验》，第128页）
[56]“这是人类面对这个世界的其中一幅图景：在这个世界上，他必须用日益精准的反应来适应世界的无限多样性，他必须找到摆脱周围环境的完全控制的方法，只有这样，他才能生存下去，成为世界的主人。”（伯格森《创造进化论》，第301页）“我们的自由如果不通过不断的努力来加以更新，那么在它被肯定的那一刻，它就会养成习惯，而这些习惯将会扼杀自由，自由会被自动性所毁坏。即使是最活跃的思想也会在其程式化的表达中变得枯燥、僵化。言词与思想格格不入；字母会毁灭精神。”习惯可以是发展的附属品，但绝不是主要手段；我们应该从这个角度对其加以规范。习惯只有在节省时间和节约能源的范围内才是发展的附属品；但即使如此，除非节省的时间和节约的能源能被我们的才智用于修正其他行为，否则也毫无发展可言。例如，你越是习惯了剃须，在剃须的时候你就有越多自由的空间去考虑一些对你而言是重要的问题。这有很多好处；当然除非在考虑这些问题时，你总是得出相同的结论。（约翰逊《困境中的人们》，第198页）
[57]因此，我们提到的因素——天性懒惰，本性不情愿、喜欢将新的事物与陈旧的、传统的和成功的事物进行同化——这都使得我们的思想不得发展。在历史上，真正强烈的智慧碰撞与打破传统思维的时期是少之又少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从希腊时代一直延续到文艺复兴时期，而伽利略和笛卡尔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则为自然科学提供了一系列基本概念，这些概念直到近期也不需要有多少修改。因此，在大多数的中间时期，思考主要是一个锻炼的过程。
[58]“……清晰和秩序使得当事人能够处理可以预见的情况。它们是保持现存的社会状况的必备基础。但只有它们还远远不够。超越清晰和秩序对于处理那些不可预见的情况、对于进步、对于发现那些激动人心的事物是必要的。生命如果仅仅囿于一致性就会退化。把经验中的那些模糊混乱的元素组合起来的一个能力对于新的进步是很关键的。”（怀特海《思想方式》，108页）
“生活的本质在于已经建立起来的秩序受到挫折。我们的世界拒绝接受完全的一致性，那死气沉沉的影响。由于拒绝了这种影响，这个世界就朝着一个新的秩序进发，并把这种秩序当作重要经验的基本前提。我们必须解释朝向各种秩序形式的目标、朝向新秩序的目标、以及成功和失败的衡量尺度。”（怀特海《思想方式》，119页）
[59]有意思的是，格式塔学派的心理学家的思维在这方面与各种现代哲学家的思维方式相似，他们往往倾向于认为问题的解决方式与问题本身相同或就是赘述罢了，例如，“当有充分的理解时，任何特定条目都属于已经很清楚的类别之下。因此，它只是对已知现象的重复。从那种意义而言，这就是同义反复的赘述。”我认为，合乎逻辑的实证主义者也保持这样的立场，或者至少曾经如此。
[60]在实际意义中，就行为而言，这一原则可以简化为这样一句箴言：“我不知道——让我们来看一看。”这就是说，每当一个人面对一个新的情景时，他并不是毫不犹豫地用以前已经明确决定好了的方式来作出反应。当一个人说“我不知道——让我们来看看”的时候，他应该对这一情景与以前的情景的任何不同方面保持敏感，并且根据情况随时作出适当的反应。
我们应该明确认识到，这种处理新情况的方法并不涉及优柔寡断。它并不代表未能“下定决心”。相反，它代表了一种不半途而废地下决心的方法。它提供了一个保险措施，以免我们凭借第一印象对他人作出错误的判断；例如，在面对一位女司机时，在谴责某人时或在坚定支持他人时，我们的态度就是基于道听途说或者草率地根据熟人的情况而作出反应。我们对个体、差异和变化作出错误的反应，就仿佛他只是一类人中的一员，和所有其他成员的一样；因为我们非常肯定我们对于这类人的看法，于是我们就会作出不当的反应。
[61]弗洛姆（Fromm）《逃避自由》在关于这种情景的动态变化方面有一个绝好的讨论。同一主题在艾茵·兰德（Ayn Rand）的小说《源泉》（The Fountainhead）中也讨论过。有鉴于此，《1006年的那些事》（1066 and All That）一书既有趣，又很有教益。
[62]科学常被当作某种稳固不变的事物来教给人们。其实科学是一个知识系统，其生命和价值依赖于它的变化不定，只要新的事实或新的观点暗示着其他的可能性，它就应该立即修正它那些最珍爱的解释。可惜，目前科学并不是以这样一个知识系统来教授的。
“我是这所大学的主人，
凡我所不知道的，
都一概不是知识。”（怀特海《思想方式》，59页）
[63]关于神秘体验论，请参见阿尔道斯·赫胥黎所著的《长青哲学》和威廉·詹姆斯所著的《宗教经验之种种》。
[64]例如，我们阅读詹姆斯·乔伊斯的作品或者其他关于诗学理论讨论的当代作品。诗歌旨在传达或者至少是表达一种大多数人“无法说出”的特殊体验，它要把那些本质上无言的情感体验用语言表达出来。它企图用那些系统化的标签来描绘一种新鲜的和独一无二的体验，而那些标签本身却既不是新鲜的，也不是独一无二的。在这样一种无可奈何的情况下，诗人所能做的一切，就是用这些词语来创造一系列类比、比喻或新的句式等，通过这些手段，虽然他还是不能描述出一种体验本身，但他却希望借此在读者身上触发起类似的体验。他有时居然能成功，这不得不说是一个奇迹。如果他试图使单词本身独一无二，那么沟通会像在詹姆斯·乔伊斯的作品以及现代非写实艺术作品一样受损。V.林肯在1946年9月28日出版的《纽约客》（The New Yorker）中讲述了一个不寻常的故事，接下来的故事介绍能够有效地表达上述观点：
为什么我们从来都没有准备，为什么所有的书籍和我们朋友的智慧在最终的活动中对我们毫无用处？我们读过多少临终前的场景，多少年轻爱情的故事、婚姻不忠的故事、雄心勃勃、成功或失败的故事。在我们完全开启人生之前，人类心灵的故事已经一次又一次地为我们打开，这里面承载着人类思想的所有的耐心和技巧。事情在人类身上一次又一次地发生，我们阅读了成千上万的故事，亲近地、仔细地、准确地记录下来。但是，当事件发生时，它从来不是像描述的那样，它会是陌生的，极其奇怪和新颖的，站在它面前我们感到无助并意识到他人的话没有传达任何信息。
我们仍然不能相信个人生活在本质上是不可沟通的。我们也有过那一刻，不得不去表达，有意讲一些非常诚实的话，但最终的效果却是如此虚假。
[65]这一点在我所谓的“评价标签”之下被观察得异常清晰。这个术语旨在强调我们根据我们适用于个体和情景的名称来评估个体和情景的共同倾向。毕竟，这是一种方式，说我们对事物的分类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对它的反应。我们主要通过命名进行分类。命名了某物之后，我们就易于评估它，然后，我们根据赋予它的名称来对它作出反应。我们在我们的文化中学习评估名称、标签和单词，这完全独立于它们可能应用到的现状。（约翰逊《困境中的人们》，261页）
……考虑一下在两类从事相似卑微的工作的服务人员，即空姐和铂尔曼酒店行李搬运工，其社会地位和自尊方面存在的差异（早川一会《思想与行动中的语言》），另请参阅席勒、叶特曼的《1066年的那些事》。）
[66]我们提出的一个建议是，科学家应该学会尊重诗人，至少学会尊重伟大的诗人。科学家通常都认为他自己的语言是精确的，而所有其他语言则都是不精确的；但是诗人的语言是似是而非的，如果说不是更精确一些，起码也是更真实一些的。有时候这种语言甚至比科学家的语言还更精确。例如，一个人如果具有足够的才能，他就能够在很短的篇幅内阐明一个从事理论研究的教授需要十页纸才能表达的东西。下面这一则来自林肯·斯蒂芬（《美国编年史》，222页）的故事就描绘了这一点。
斯蒂芬说：“有一天我和撒旦正漫步在第五大道上，就在此刻，我们看到一个人突然停下，从空气中抓下一片真理来。他确确实实是从空气中取下了一片鲜活的真理。”
我问撒旦：“你看见了吗？”
“你难道不为它感到担忧？你难道不知道它足以毁灭你吗？”
“我当然知道，但我并不担忧。我来告诉你这是为什么。这片真理现在还是一个美丽鲜活的东西，但这个人将会首先给它命名，然后再把它加以组织，到那时它就死掉了。如果他让它活着并且去体验它的话，它就会把我毁灭。但我并不担忧。”
[67]……随意的联想、多余的意象、令人陶醉的梦幻、漫无目标的探寻在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不管是在起源方面，还是依照节省的原则或对实用性的直接期待，都不能被证明是正当的。在像我们这样机械的文化中，这些重要活动要么是被低估了，要么就被忽视了。
一旦我们摆脱了无意识的机械主义偏见，我们就必须认识到“多余”与经济节约对人类发展是同样必不可少的；例如，美在进化中起的巨大作用并不亚于实用性，因此我们不能像达尔文那样把美仅仅看作是求爱或受精的实际手段。总之，我们可以把自然看成是一位熟练的技术工人，他力图节省材料，量入为出，工作干得既有成效，花费又少；那么我们同样也有理由从神话学的意义上把自然看成是一位诗人，工作于隐喻和韵律中。对自然的机械主义的解释和对它的诗性的解释都同样主观，两者在某种意义上都是有用的。（芒福德《生活的准则》，35页）
戈登·奥尔波特（Gordon Allport）强烈而正确地强调“存在”（being），是需要努力且积极努力的。他的建议将引导我们对比“努力以弥补不足”与“努力自我实现”，而不是去对比“存在”与“努力”。这一修正还有助于消除易于获得的印象，即“存在”、无动机反应和无目的活动相较应对外部问题更容易、不需要太多精力和努力。这种对自我实现的悠闲的解释具有误导性，这很容易用贝多芬这样挣扎斗争的自我发展的例子来证明。
[68]每个人的生存可以被看作是为了满足需求、缓解紧张、保持平衡的不断斗争。依照摩尔单位，个人的行为总是与需求和目标有关。如果在任何给定的情况下，这一单位似乎不是最有意义或最有用的，我们必须首先重新审视我们的观察结果的有效性，而不是本单位的有用性。通常，一种行为可能看起来没有动力驱使，这是因为我们未能具体确定所涉及的需要或目标，或者因为我们人为地将个人行为的一部分从其整体环境中摘录出来。目前，我们认识到，如果生物在生存的斗争中得以幸存，那么生物的每一种反应都必须具有适应物种保护的目的……所有行动都是有动机的，并表达了某种目的。懒惰，像所有其他人类活动一样，是有目的的。所有的行为都是由需求压力而引起，这种需求前文已经提到了。行为是有机体在通过与环境进行交涉而努力减少这些需求时的反应。因此，所有行为都是由需求衍生的利益决定的。人类的所有行为都是为了需求的满足。所有的行为都是有动机的，所有的习得都有奖励。从个人的行为可以推断出：需求是由一个人经历了之后的反馈决定的，并且假设所有行为都满足了某种有意识的或无意识的需求。因此，所有行为都是以目标为导向的。大多数（如果不是所有的）个人作出的运动或反应，都有立即的要么是奖励要么是惩罚的净效果。有些行为致使我们即刻推断出某种动机的操作，而其他一系列行为则相对而言，至少是缺乏动机的。也许在人类最简单的反射之上的行为都不是完全没有动机的。这一原则认为，所有行为的根本动机都是有机体的生理要求，无论其是由被贴上天性、动机标签的需求，还是由目标导向的奋斗所引起的行为……事实上，这些作家中大多数谈及的仅仅都是低层次的、更物质化的需求，而这使得情况变得更糟。
[69]大脑能够使人做出这样的选择：它能够实现那些有用的记忆，把那些无用的记忆保留在较低的意识层面。感觉也完全是这样的。为了帮助我们采取行动，它把使我们感兴趣的那一部分现实作为一个整体孤立出来，它向我们主要展现的并不是事物本身，而是事物对我们的用处。它事先把事物进行分类，给它们贴上标签，我们几乎不去观察对象，于我们而言，只要知道它属于哪一个范畴就足矣。但是时而十分幸运、十分偶然地会出现这样一些人，他们的感知或意识不那么恪守于生活，大自然似乎忘记把他们的感知能力附加在他们的行动能力之上了。当他们观察一个事物时，他们所看到的是事物本身，完全不涉及个人的因素。他们进行感知的目的并不纯粹是为了行动，他们是为了感知而感知，并不是为了得到什么，而只是为了这样做能从中获得乐趣。在他们本性的某一方面，不管是在意识方面，还是在某一感官方面，他们生来就是超然的，他们要么就在某一特殊感知方面是超脱的，要么在意识方面是超然的；根据这种情况，他们要么是画家，要么是雕塑家，要么是音乐家，要么就是诗人。因此，我们在各种不同艺术中看到的是一幅更为直接的现实图景；正因为艺术家不那么专注于利用他的感知，所以他就能比一般人感知到更多的事物。（伯格森《创造进化论》，162-163页）
[70]将这个问题作为研究问题的一个简单方法是采访那些接受过精神分析治疗或者其他治疗的人。我这里有34位上述类型的患者的数据，他们是在治疗结束一年或一年以上接受的采访。其中24人对自己的经历给予一种平淡的、无条件的赞同，认为这种经历毫无疑问是值得的，而且通常以极大的热情表达了自己的想法。其余十人中，有两人对治疗师不满意，放弃了他们，并选择了其他治疗师，然后也表示了无条件的赞同。其中四人被诊断为精神病或具有强烈的精神病趋势。这四人中，有一位与她的精神病医生坚持治疗了几年，但是她看不到任何改善。另一位中断了他的分析治疗然后消失了。第三位在一段时间后中断，现在表示强烈反对前三个治疗，但同意现阶段的这个治疗。这十人中的第七人认为他的分析治疗对他有好处，但花费时间和金钱太多了。可以说他是被治愈了，但感觉他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在分析后实现了这一点。据治疗师本人说，第八位被证实是一名同性恋，其被警察逼迫来到治疗师那里，但仍未康复。第九位，他自己就是一名心理分析家，在很久之前接受过分析疗法，他说以目前的标准，当时那是一个非常糟糕的分析疗法；因此，他认为自己没有得到解析。十位当中的最后一位，是一名年轻的癫痫病患者，迫于父母的压力，进行了不需要的分析治疗。
在目前的背景下，我们最感兴趣的是，研究对象中71%的人表示无条件赞同，他们接受各种心理分析学家和非分析治疗师的治疗，其中涉及所有理论、学说、方法的范围，而且这些我几乎都能说出来，他们同样受益。
[71]正如一个良好关系的主要价值可能完全没有被意识到，而这又没有怎么削弱它们的价值，所以心理治疗关系中的同样的特质也可以是无意识的，而这也不会消除它们的影响。当然，这并不与下面这个无可怀疑的情况矛盾：充分地察觉这些特质以及有意识地、自愿地应用它们，会极大地提升它们的价值。
[72]如果我们暂时局限于那些能够直接获得爱意与尊重的温暖案例（我相信，这些人在我们当中占大多数），那么这些结论就更容易被接受。神经质需求满足的问题研究及其后果必须被推迟了，因为其非常复杂。
[73]在儿童心理学的文献中尤其使我深受触动的是这样一种令人费解的失察：“孩子应该被爱”“孩子为了维系其父母的爱就会好好表现”等；这么理解也同样有效：“孩子必须去爱”“孩子因为爱其父母会好好表现”等。
[74]我认为还有必要对这类概括的陈述加以适当的谨慎。没有经历过慢性的、顽固的神经症的读者会发现很难相信这一点，即，这类患者无法进入前文所介绍的领域范围。然而每一位经验丰富的治疗师都知道会是如此。随着对业余心理疗法尊重的不断增长，我们还必须不断深入地认识到职业心理治疗师的必要性。这些职业心理治疗师可以被定义为是在治疗历程失败之处承先启后的人。
[75]在此，我们必须当心不要太主观化。对病患而言（甚至对健康人而言），病态的社会在更为客观的意义上也是不良的，这可以仅仅是因为其能够滋生神经病患者。
[76]各种类型的群体疗法主要依靠弗洛伊德的理论和方法，但是承诺加入我们的全部顿悟技巧（1）解释、直接传递信息等教育技巧，以及（2）通过听到其他患者讲述类似的其他技巧以摆脱轻度抑郁。这种讨论与各种行为疗法不太相关。
[77]自从最初这一观点落到纸面以来，就出现了霍妮（Horney）《自我分析》与法罗（Farrow）《自我分析》等有关自我分析方面的令人感兴趣的著作。他们的论点是，个人通过他自己的努力能够逐渐获得专业分析师所达到的那种顿悟但不是那一层次的顿悟。这一点并没有被大多数分析师否定，但被认为是不现实的，因为那样做就得需要患者具备超常的努力、耐心、勇气以及坚持不懈。我相信，对于许多论及个人成长的著作而言，类似的情形也是真实的。它们当然可能是有所帮助的，但没有专业人士或是“导师”、宗教领袖、向导等的帮助，人们切不可指望它们产生巨大的改观。
[78]露西·耶斯纳博士（Dr.Lucie Jessner）还建议，由于人类在此前的满足之后过于满足或过快满足的倾向，这些需求可能会持续疲软。
[79]我必须再次强调，有两种形式的压抑和控制。一种是阻挠、担心基本需求的实现。另一种是阿波罗式的控制，例如，延缓性高潮、优雅地用餐、熟练地游泳等，这种控制提升了基本需求的满足。
[80]在本版中，我仅对本附录进行一些小的更正，一是因为大多数建议仍是相关的；二是因为学生将看到过去15年中在这些方向上取得了多少进展，这一点很有趣。
[81]本附录提出了一套理论性的结论，这些结论直接来源于对人类的人格结构的研究资料，可以这么说，这些结论只是领先资料一步，并坚定地基于这些资料。
[82]一个颇为常用的整体方法（通常并未标明）是用于人格建构实验的重复技巧。我在对人格症候群的研究中也使用了这种方法。从一个把握到的含糊的整体出发，我们将其结构分解为小类、部分等。通过这种分析，我们发现我们一开始对于整体的看法颇具困难。随后，这一整体便被更为准确和有效地重新组织、界定和描述，并同此前一样被进行分析。这一分析又使更恰当、更准确的整体成为可能，依此类推。
[83]更为富有经验的科学家和哲学家已经用一种按照“函数”关系所做的解释代替了因果论概念，这就是说，甲是乙的一个函数，或者说，如果有甲，则须有乙。通过这种做法，在我看来他们已经放弃了因果概念的核心方面，也就是其必然性和作用。相互关系的简单线性系数是函数表达的例子，但它们却时常被用来同各种因果关系进行对照。如果“因果”一词现在的意义同它过去一直所具有的意义恰恰相反，将这个词保留下来也是无济于事。无论如何，我们已经面临着必然或内在关系，以及发生变化的方式等难题。这些难题必须得到解决，而不是被抛弃、被否认、被消除。
[84]可以从目标行为上的差异性和目标动力学上的类似性这些方面来定义互换性。也可以从或然性（译者注：概率）这一方面来对它进行界定。在个别案例中，如果症状甲和乙在症候群X中有被发现或不被发现的相同的或然性，它们就可以被称为是具有互换性的。
[85]“我不得不讲述这个故事，但我的讲述不像从左向右画一条线一般，从左边开始到右边结束，而更像是在手中反复把玩着古玩过程中的沉思。”（吉纳维芙·塔格德，《艾米莉·狄金森的生活和思想》，15页）
解决定义问题的第二种方法是从心理意义着手，这是一个在目前的动力精神病理学中极受重视的概念。如果说疾病的不同症状具有同一意义（夜间出汗、体重减轻、呼吸有杂音等都意味着肺结核），那么其含义便是：它们都是上述统一的假定原因的不同表达形式。或者，在心理学讨论中，孤立感或受厌恶感的各种症状都意味着不安全感，因为它们都被看作是包含在这一更庞大、更广阔的概念之内。这就是说，如果两个症状都是同一整体的部分，它们就意味着同一件事情。这样，一个症候群就会以一种有点循环的方式被界定为多种多样因素的有机组合体，其中的所有因素都有同样一种心理意义。互换性、风味、意义这些概念尽管可能有用（例如用于描述一种文化模式），却存在某些理论上和操作上的具体困难，这迫使我们继续探寻一个令人满意的术语。如果在我们的探讨中引入动机、目标、目的，或应对目标等功能性概念，其中的一些困难就可以得到解决（但是仍有一些难题需要用表达或无动机等概念来解决）。
[86]关于这一规律的例外情况，参见第十四章。
[87]然而，对于症候群不是其部分以整体方法相加所得之和这一说法，这是个问题。分解出的部分只能合计为一个加法和；然而，如果该说法中的各个术语都得到了明确界定，一个整体的各个部分当然可以被认为是加成了一个有机整体。
[88]请参见苛勒《格式塔心理学》第25页对于埃伦费尔斯标准的评论。
[89]在这些例子中，我们描述的只是同步动力学。整个症候群的起源或判定的问题、循环决定首先是如何形成的问题，是一个历史性的问题。即使这样一种成因分析表明一项特定因素是在系列中首先出现的，也绝不能保证这同一种因素在动力分析中会有基本的或首要的重要性。（奥尔波特《人格的类型与成长》）
[90]这种材料通常都被误读，因为它们经常被用于反驳精神病的环境或文化决定理论。这种论点只是表明了对动力心理学的一种误解。所提出的真正观点是，神经病是内部冲突和威胁的直接后果，而非外部灾难的直接后果。或者至少，外部灾难只有在一个人的主要目标和其防御系统发生关联时，才能对人格有动力的影响。
[91]在今天，这会被称为一种行为疗法。
[92]这种趋势同前文描述的趋向于更大的内部一致性的趋势密切相关。
[93]“如果一个人只通过显微镜进行观察，其永远不会发现有脸部及诸如此类的存在。”（库尔特·考夫卡，《格式塔心理学原理》，319页）
[94]整体心理学家倾向于怀疑关联技巧，但是我感觉这是因为对这种技巧的用法碰巧无一例外都是原子论的，而不是因为其本质特征同整体论有冲突。例如，即使各种自我关联受到了一般统计学家的怀疑（仿佛指望有机体有别的东西！），如果考虑到某些整体性事实，它们也不必非受怀疑不可。
[95]例如，通过使作为行为决定因素的情境变得足够模糊，就可以将其抑制，正如在各种投射实验中一样。或者有时，有机体的要求是如此不可抗拒，如在疯狂状态中，以至于外部世界被拒绝、被漠视、文化被拒绝。部分地排除文化因素的主要方法是访谈融洽与心理分析移情。在某些其他的情境中，文化的强制作用可以被削弱，如在酩酊、狂怒或其他失控行为的例子中。同样，也有许多被文化忽略调节的行为，例如各种由文化所决定主题的非常微妙、下意识察觉到的变异，即，所谓的表现性动作。或者，我们也可以研究相对来说不受抑制的人的行为：在文化强制力仍然微弱的孩子身上，在它们几乎可以被忽略的动物身上，或者在其他社会中，如此一来我们就可以通过对照以排除文化的影响。这些为数不多的几个例子表明，一种精细的、在理论上站得住的行为研究能够告诉我们一些有关人格内部组织的情况。
[96]爱德华·卡斯纳、詹姆斯·纽曼，《数学与想象》，301-304页。
[97]我们可以将这些讨论扩展到英语语言本身。这也势必反映出我们文化的原子论世界观。不足为奇的是，在描述症候群资料和症候群规律时，我们必须求助于最偏僻的类比、比喻和各种其他的歪曲以及拐弯抹角的说法。我们用“与（and）”这个连词来表达对两个分立实体的连接，但我们却没有一个连词来表达对两个并不分立、一旦连接起来就组成了一个单位而不是一种二元性的实体的连接。对于这个基本的连接词，我能想出来的唯一替代就是一个笨手笨脚的“有结构的与（structured with）”。有些其他语言同一种整体动力世界观更为和谐共鸣。在我看来，粘着语言比英语更适于反映一个整体的世界。另一点是，我们的语言同大多数逻辑学家和数学家一样，把世界组织成各种元素和关系，以及物质和对物质发生的事情。对待名词就好像它们是物质一样，对待动词就仿佛它们是物质对物质采取的行动一样。形容词更准确地描述物质的类别，副词更准确地描述行动的类别。整体——动力观点不会如此鲜明地一分为二。无论如何，单词即使在试图描述症候群资料时，也要被直线性地串起来。（多萝西·李《自由与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