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申不害与“法家”
两千多年来，申不害都被视为“法家”（Fa-Chia）的一员。西方汉学家将“法家”（Fa-Chia）译为“法家学派”（Legalist school），只有少数例外。而这些少数的汉学家几乎也将申不害视为“法家”（Legalist），无一例外。
我们将会探寻“法家”（Fa-Chia）的本质，考察申不害及其关系，但首先得考虑申不害事实上是否为“法家”（Legalist）。韦氏词典将“法律主义”（Legalism）解释为“严格奉行法律” ，而在汉语语境中，一般认为所谓“法家”（Legalist）注重法律的特有优长，视之为实现善政的主要手段。戴闻达称：“在开宗立说的意义上，法家并不是真正的学派，仅仅是各种思潮汇合而成，这些思潮在实践层面强调法律的重要性。”
其实，申不害根本不属于“法家”（Legalist）。这并不意味着他不认可法律在政府管理中的地位。虽未言及此，但像申不害这种认真对待政府管理的人士也不可能漠视法律。
大凡阐述中国哲学者，有时会暗示儒家和法家之间的区别在于，后者主张运用法律，而儒家反之，其实绝非如此。孔子个人的政府管理经验未足为道，也确曾希图胜残去杀。 《孟子》则曰：“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 早期儒家大师中，荀子最具身为官员的实践经验。 他指出，法律不能强制君主，归根到底，良好的政府依赖于治人。但他也说，法令是由圣王制定的，且“刑称罪，则治；不称罪，则乱。故治则刑重，乱则刑轻，犯治之罪固重，犯乱之罪固轻也”。 当然，到汉代及后世的所谓儒学中，并不乏与法家思想的杂糅。
与商鞅和韩非子一样（但不同于申不害），墨子同样把法律和刑罚的起源归于圣王，并强调将刑赏作为统治的工具。 众所周知，早期的道家往往是无政府主义者，谴责所有的政府机构。然而，《庄子》却也有“粗而不可不陈者，法也”，圣人“齐于法而不乱”这些说法。
从我们的证据中可以看出，申不害并不像其他诸子那么强调法律，包括墨子、荀子以及后来许多的儒家。
诸多表明申不害不是“法家”（Legalist）的证据有以下三个方面。其一，早期的著作中并没有人将他列为法家，反而有人说他不是法家。其二，申不害本人所流传的著述也没有表明他是法家。其三，那些汉代被视为申不害学派的学者，并没有表现出中国法家的一般特点。
其一，最早描述申不害思想的篇章载于《韩非子》中，一般被视为韩非亲作。 [1] 这很好证明，因为申不害执政于韩国，而韩非子在申不害逝世后半个多世纪出生于韩国。韩非子称，申不害言术而公孙鞅为法；他批评申不害，说“臣无法则乱于下”，甚至说“申不害不擅其法，不一其宪令，则奸多……则申不害虽十使昭侯用术，而奸臣犹有所谲其辞矣。” 既然韩非子是法家最重要的代表人物，那么他认为申不害不是法家的言论就应该得到重视。
与韩非子同时代的儒者荀子，对申不害有一段简短的评论。虽然不多，但明确地告诉我们申不害不是法家。荀子批判诸子时说：
慎子 蔽于法而不知贤，申子蔽于埶而不知知。 [2]
这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法家（legalism）——真正的法家思想——可以在大规模范围内寻求公开支持。毕竟所有权威人士都认为，在中国，反法家（anti-legalistic）之情绪是强烈而深刻的。
即使是在秦朝，民众反法家（legalism）的情绪也如火如荼。 [10] 西汉时期，厌秦成为最喜闻乐见的话题，大概最反复被谴责的就是，秦朝以残酷的法律和惩罚压迫人民。冯友兰说：“法家如是变成秦的替罪羊。”
于是，后世中国对“法家”（legalism）鲜有好感。德克·卜德说：“中国传统社会绝不是一个法治社会。” 埃斯卡拉说：“即使今日观之，韩非子的言论在极大程度上仍被中国主流观念视作异端。” 柯睿格说：“那些被斥为法家的流传著述，无疑仍供人阅读，却未被援引，除非作为反面。” 戴闻达说：“中国已经抛弃了法家的思想。”
诚然，法家的“重法派”确实深刻地影响中国法学的发展，但它对中国思维模式和中国政府模式的影响微乎其微。然而，我们发现许多学者一方面告诉我们，中国断然否弃法家思想（legalism），另一方面又说法家思想为中国政府的制度奠定基本框架，并继续在政府管理的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于是，可以看到这样一些看似自相矛盾的言说，如冯友兰说：“把法家（legalist school）思想与法学（jurisprudence）联系起来，是错误的。”
当然，困难的根源在于将“法家”（Fa-chia）译为“法家学派”（legalist school）。商鞅与申不害两个学派的显著差异甚至某些方面的悖反趋于消弭，这是不幸的——尽管或许也不可避免，稍后我们会考察原因。 除非人们小心谨慎地记住“法家”（Fa-chia）是由两派组成的，否则就不可能了解中国历史的一些重要问题。
源于申不害的那一派思想绝非“法家”（legalist）——正如我们看到的，其后学是强烈“反法家”（antilegalist）的。不幸的是，我们找不到其他合适的词来代替它。 最好的办法，或许是称之为行政（术治）哲学（administrative philosophy）。诚然，“法家”（legalist）信行政之“术”，申不害学派也信“法”。两者最大的区别在于，商鞅重“法”而申不害重“术”。
倘若兼及两派，唯一合适的词就是“法家”（Fa-chia）；“法”的双重含义是不可译的。如果说的是“法家学派”（legalist school），该词应该指向法家中的“重法派”，仅此而已。
一言蔽之，“法家”（Fa-chia）不是“法家学派”（legalist school），申不害并非一名“法家”（legalist）。
[1] 陈启天：《韩非子校释》，第88页。容肇祖：《韩非子考证》（3.23a—2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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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荀子·解蔽》（15.3ab）；德效骞译：《荀子》，第264页。我对申不害文章的翻译不同于一般的理解。原文是“申子蔽于埶而不知知”。与注家解释一样，德效骞翻译为“申子拘执于权力，不懂得智”。“埶”的含义是“播种”（to sow）、“培育”（to cultivate），经常读作“势”，即“权力”（power）。但该字亦可作“蓺”，有“艺术”（art）或“方法”（method）的含义，因此我翻译为“技术”（technical）；参见《说文解字诂林》（1215b）。《荀子》至少有两段（8.1a和10.3a）出现“埶”字是作“技术”之义，第一段的翻译，参见本书第207页。这篇文章的通译与我们所知的申不害思想联系不上，后者没有提到“权力”（power）。而按照我的翻译，则与申子6紧密关联。我相信译为“技术”（technical）是正确的，但即使按照常见的方式翻译，也不能表明申不害是法家。
译者注：该句顾立雅的译文为“Shen-tzu［Shen Tao］was beclouded by law and did not understand worth. Shen-tzu［Shen Pu-hai］was beclouded by technique and did not understand sagacity.”顾立雅所说《荀子》两处“埶”，即“闇主急得其埶”（《荀子·君道》）和“臣请遂道王者诸侯强弱存亡之效、安危之埶”（《荀子·议兵》）。
[3] 参见《淮南子·要略》（21.7b—8a）。该篇论述申不害部分的翻译参见本书第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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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参见本书第119—1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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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马克斯·韦伯：《社会学文集》，第180页。译者注：译文参考阎克文的中译本。马克斯·韦伯：《马克斯·韦伯社会学文集》，阎克文译，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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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论语·子罕》（9.23）（参见亚瑟·威利译《论语》，第143页）、《论语·尧曰》（20.1.6）。译者注：前者为“法语之言”，后者为“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四方之政行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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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参见《商君书·修权》［3.12b（两次）、3.13a、3.13b］、《商君书·慎法》（5.14a）；戴闻达译：《商君书》，第262、264、326页。戴闻达在最后一处将“法”译为law，但同样的一段话在第262、264页，他却译为model。译者注：最后一处是《商君书·慎法》：“而今夫世俗治者，莫不释法度而任辩慧，后功力而进仁义，民故不务耕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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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在《史记》中，司马迁说贾谊明“申商”的学说。《史记·太史公自序》（130.59）；华兹生：《司马迁》，第56页。鉴于我们在贾谊的作品中发现谴责商鞅的言论，斯说似乎不太合理。在《汉书·司马迁传》（62.15a）中，这段复制的话被改成“申韩”，这至少稍微合理一些。这一改动非常重要。因为班固将《史记》大部分的文本复制到《汉书》中去，其中又有许多改动、增添和删除。有充分理由相信，这其中至少有一部分反映班固不认同《史记》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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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参见《盐铁论·非鞅》（2.1a—4b）、《盐铁论·毁学》（4.5b—7b）、《盐铁论·相刺》（5.1b—7b）、《盐铁论·利议》（5.15b—16a）、《盐铁论·大论》（10.11b）；盖乐译：《盐铁论》，第40—49、112—119页。盖乐、卜弼德、林同济译：《盐铁论》，第73—86、104页。
论战代表官方的是丞相和御史大夫；参见《盐铁论·本议》（1.1a）。尽管论战发生于汉武帝死后第六年，但这两位高官在武帝朝就已在任，参见《汉书·百官公卿表下》（19B.26a—28b）。
[10] 现在已经很难确定关于秦朝信息的可靠性了，因为几乎所有的史料都是来自于它的反对者。然而似乎很清楚的是，轻罪重刑导致许多人逃离并加入可靠的“地下组织”。参见《史记·秦始皇本纪》（6.44）；沙畹译：《史记》（二），第163—164页。《汉书·高帝纪上》（1A.6a—8a）；德效骞译：《汉书》（一），第34—38页。最直接的证据（但是汉朝的）是秦民不喜法家；参见《汉书·高帝纪上》（1A.20ab）；德效骞译：《汉书》（一），第58—59页。《盐铁论·非鞅》（2.4b）；盖乐译：《盐铁论》，第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