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这个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至少对于我来说至今都还有着重要意义。我在东非度过了我成年时期的前半段，曾广泛阅读在那里生活了两代半的英国和德国少数民族的历史和文学。如果不解释一下北半球1953年到1954年冬季肯尼亚发生的事，本书的前五章在今天可能会很难理解。
乔莫·肯雅塔[1]是一位受过良好教育、游历甚广的非洲吉库尤族黑人。在英国居住期间，他娶了一位英国女人做太太。根据当时英国殖民政府的说法，乔莫回到故乡肯尼亚，发动了一场被称作“茅茅运动”[2]的黑人农奴起义，将矛头对准占有土地的农民。这些农民是从欧洲迁移过来的，吉库尤人认为这些欧洲农民窃取了他们手中的土地。正如《暴风雨》[3]中卡利班的抱怨：
这岛是我老娘昔考拉克斯传给我，
而被你夺了去的。你刚来的时候，
抚拍我，待我好，给我
有浆果的水喝，教给我
白天亮着的大的光叫什么名字，
晚上亮着的小的光叫什么名字：
因此我以为你是个好人，
把这岛上一切的富源都指点给你知道
什么地方是清泉盐井，什么地方是荒地和肥田
茅茅运动并不是在四十年后最终为大部分非洲黑人赢得了整个撒哈拉以南统治权[4]的泛非独立运动，而基本上是吉库尤族的人文历史上所特有的事件。一名吉库尤人要成为茅茅战士，必须立下渎神之誓，从此停止正常生活，成为打击从欧洲移民来的农场雇主的神风突击队[5]式的肉弹。全国最常见的农具在斯瓦希里语中被称为panga，这是一种厚重的单刃刀具，用来自英格兰中部地区的钢板冲压打磨而成，可用来砍柴、挖洞，在适当的时候，它还会成为杀人的屠刀。几乎每个农场工人都有这样一把刀具。我并不是人类学家，我的描述也许与真实情况相差甚远，但这就是从欧洲移民而来的农场主以及他们的妻儿眼中的茅茅运动。令人悲哀的是，在应用人类学的这段小插曲中，最终被屠戮和残害的并非茅茅运动所指向的从欧洲移民来的农耕家庭，而是拒不立誓却与英国殖民当局合作的吉库尤人。
欧洲人为了进行农业殖民，专门留出了一块保护区，这在当时被称作“白色高地”。和坎巴族人的传统耕地相比，它的海拔更高，灌溉条件更好。吉库尤人感到，这块土地是从他们的手中窃取的。坎巴族勉强维持生计的农民尽管说着一种和吉库尤人相近的班图语，但是他们必须狩猎和采集更多的食物，以弥补他们收成不太乐观的耕地，而且和他们的吉库尤族邻居比起来，他们的生活必需品更不容易就地取材。两族人之间的文化差异很微妙，要想充分理解这种微妙的差异，通过把共同生活在伊比利亚半岛的两个国家——西班牙和葡萄牙进行比较便可知。我们大多数人都很了解这两个国家，所以明白为什么在其中一国行得通的事对另一国却毫无吸引力可言，茅茅运动也是如此。在大多情况下，茅茅运动对于坎巴族是行不通的。这对海明威夫妇——欧内斯特和玛丽来说，确实是幸事，不然他们很有可能在睡梦中被他们十分信任并且自认为理解的仆人活活砍死。
一群逃脱拘留、宣誓加入茅茅运动的坎巴族人在威胁袭击海明威游猎营地之后不久，他们就如温暖的晨光照耀下的晨雾一般消散了。这之后发生的故事对于当代读者来说就很容易理解了。
我有幸是父亲的第二个儿子，所以在我的童年晚期和青少年时期我和父亲一起度过了很长时间，在这段时间，父亲先后与玛莎·盖尔霍恩和玛丽·威尔士成婚。记得我十三岁那年的夏天，我无意中走进父亲的卧室，那是在玛蒂[6]为他们两人在古巴找到的房子。当时，他们俩正在以一种婚姻幸福指导手册上推荐的激烈方式做爱。我立刻退了出来，我想他们并没有看到我，但当我写出眼下这个故事时，以及读到父亲把玛蒂描述成模仿大师那一段时，那一幕便在我遗忘了五十六年之后又清晰地浮现在我眼前。她的确是个了不起的模仿大师啊。
海明威的这部无题手稿长达二十万字左右，显然并不是一本日记。在这本书中，你将读到的是一部十万字左右的小说。我希望玛丽不要因为我保留了关于戴芭的许多描述而生气。戴芭只是个黑皮肤的实体，而玛丽才是一位出类拔萃的妻子。最终，这位真正的妻子进行了二十五年之久的慢性殉夫自焚，只不过燃料不是檀香，而是杜松子酒。
虚构和事实之间模糊的对位法[7]构成了这部回忆录的核心。在许多段落中，作者大量运用了这种手法，这无疑会为所有喜欢这种写作手法的读者增添乐趣。我曾在基马纳的游猎营里度过一段日子，认识那里的每一个人，无论是黑人、白人还是通体红色的人。说不清是什么原因，这让我想起了1942年夏天在“比拉尔”号渔船上发生的事。当时我和弟弟格雷戈里还是孩子，在船上和临时充当海军后备队员的出色船员们度过了一个月时间，就像格兰特将军十三岁的儿子弗莱德在维克斯堡的时候一样。船上的无线电发报员是一名职业海军陆战队士兵，曾一度驻扎在中国。在那个搜索潜艇的夏天，他得空第一次读了《战争与和平》，因为他基本上白天黑夜都在待命，每天只需工作很短的时间，而这本书是船上的藏书之一。我记得他说这本书对于他的意义比其他人更大，因为他在上海时认识了那里所有的白俄。
海明威在写这部手稿的第一稿也是唯一一稿时曾被利兰·海沃德[8]和其他拍摄《老人与海》的剧组人员打断，所以他不得不去秘鲁帮他们捕捞一条供拍摄用的枪鱼。这个故事中提到了利兰，他当时娶了一个只能每天和他用长途电话联系的女人。苏伊士危机的爆发致使运河关闭，让父亲再度东非之行的计划落空，这也可能是他再未继续这部未完成的著作的一个原因。从故事中我们可以得知，他怀念“当年”的巴黎，而他中途辍笔的另一个原因可能在于他发现自己写巴黎比写东非更得心应手。尽管东非景色如画，激动人心，但是这种美好只持续了几个月他就遭了大罪，第一次是因为得了阿米巴痢疾，第二次是因为遇上了坠机。
如果拉尔夫·埃里森[9]还在世，我就会让他来为这本书作序，因为他在《影子与行动》中写过这样一段话：
你还要问为什么对我来说海明威比莱特更重要吗？并非因为他是白人，或更为读者所“接受”。而是因为他会欣赏这个地球上我所爱的东西：天气、枪支、猎狗、赛马、爱与恨，以及看似艰难却可以被富有勇气和献身精神的人转变为有利条件和辉煌胜利的不利处境。莱特却因为太急躁、贫困或稚嫩而无法理解这些。也因为他把每天的生活过程和技术写得细致入微，按照他描述的猎鸟，我和我的兄弟得以在1937年的大萧条中活了下来；因为他了解政治和艺术之间的差别，以及对于作家来说二者之间在某种意义上的真正关系。也因为他写的所有东西都透着一种超越于我在家中所感受到的悲剧之上的精神，这一点很重要。这种悲剧很接近蓝调的感觉，而这可能是美国人所能表达的悲剧精神的极限了。
我十分确信海明威读过《看不见的人》，这帮助他在两次让他和玛丽差点丧命的坠机事故后重新振作起精神。当他在五十年代中旬开始继续写他的这部关于非洲的手稿时，这激励他重新开始创作的非洲之行已经过去了至少一年。在他的草稿中，他在评价作家们相互剽窃这件事时，脑中想到的可能是埃里森，因为埃里森小说中描写疯人院中的疯子那一段像极了《有钱人和没钱人》中描写基韦斯特岛上酒吧中的老兵们那一段。
埃里森是在20世纪60年代初写下这篇文章的，而海明威就在不久前的1961年夏天去世。当然，埃里森没有读过这部未完成的关于非洲的手稿，我在这里把它塑造成了一部作品：《第一道曙光下的真实》，希望这不是最糟糕的样子。我把我父亲在早晨写的东西进行了一番加工，就像苏维托尼乌斯[10]在他的《名人传》中所描述的：
据说，弗吉尔在创作《农事诗》的时候，习惯口述大量他在早晨创作的诗句，然后花一天中剩下的时间把它们删减到很少的几句，他诙谐地说他改诗的方式就像是母熊那样把它们“舔”出模样来。
只有海明威本人才能把他未完成的手稿“舔”成一只有模有样的灰熊。我在《第一道曙光下的真实》中所呈现的只不过是孩子的一只玩具熊而已。从现在开始，我将每天带着它上床，躺在床上，我祈祷上帝保管我的灵魂，假如我在醒来前死去，我会祈祷上帝将我的灵魂带走。愿上帝保佑您，爸爸。
帕特里克·海明威
在非洲，第一道曙光下真实存在的事物到了正午时分就会成为假象。对于这样的事物，你是绝对不会相信的，就好像你不会相信在骄阳炙烤的盐碱地上有一泓晶莹剔透、灌木环抱的湖泊一样。曾经，你在上午时分穿过盐碱地，知道那里并没有这样的湖泊。而现在，它却那么真实地存在着，无限美好，根本不像是假象。
欧内斯特·海明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