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 行万里路
行
1937年秋天，我开始抛弃了书斋生活，过“行万里路”的新生活；我的“行万里路”，因为在战时，酸甜苦辣，五味俱全，又是大不相同。（我所行何止一万里，比古人的视野自然更广阔些。）古人之中，“行万里路”的如司马迁，如徐霞客，他们是老老实实步行的多，《浪游记快》的作者沈三白，他也到了许多地方，游了许多山水。我的“行”，大部分是在舟车飞机上，却因为在战时，也就得爬山过岭，日夜步行的。
我在二十岁以前没有坐过轿子，也没骑过马；“行”的速度不算快，也不算慢。十二三岁时，我从家乡到金华读书，相距七十多华里，清晨动身，傍晚到城，也还不怎么困乏。我自度每天可走百华里，假使走长路，天天走，每天就只能走七八十里。我挑不得重担，三四十斤轻担那就每天只能走四五十里了。说到走路，那就得准备鞋子：草鞋最起脚，蒲鞋最舒服，布鞋勉强穿得，皮鞋那就苦了。我们向南涧去那回，因为要往返三不管地区，就得步行；南涧在山谷间，要爬过一条山岭，才到得市场的。途中碰到一队从上海来的男女，她们“行不得也哥哥”，却又不想穿草鞋；走不上几里路，双脚磨出了水泡，连草鞋也穿不成了，只好提着高跟鞋，徒跣而行，这也是街头一景。行路就得耐心，开头急不得，十里停一停，二十里歇一歇，中午好好儿歇中伙，那就不会做“啦啦队”（掉队之意）。走长路的话，开头那几天，得养点余力，这才可以支持下去。古语云：“行百里者半九十。”这句话，行了就会明白，走了九十里，最后这十里的担负，和前面九十里正相等，这是经验之谈。我走了这么多路，从来没走“败”过，便是这个道理。
行路的人，“饮”比“食”更重要，饥饿的磨人，我们勉强还可以忍耐得住，干渴可真会枯死人，许多电影中，写渴中得饮的喜极形象，倒是真切的。我是爱饮山泉的，真是一瓢饮，假使世间有仙露，这便是仙露，沁入心脾，浑身为之一快。不过这些享受，也只江南一带有之。有个凉亭，有人烹山泉，撒上一把苦丁茶叶，比龙井还清冽些。我们喝过的山泉，都是陆羽所不曾到过的。我曾花了三十银圆，买了一处山泉，深四五尺，方不及六尺，山泉汩汩，旱涝不绝。依我们评定，不在虎跑之下。只是在深山邃谷中，除了樵夫牧童，谁也不到那儿去；我也只喝过两三回，让它永远在山谷中留着。到了华中一带，这一类自然享受就没有了。行军经过时，村民就把水井封起来，过客就无法找到，那才是苦事。黄河两岸，大多是苦井，不仅是有咸味，还带上一点苦味。大家拿着小盏取水，喝了应急就算了。
吃的事，在前方当然有啥吃啥，这个“啥”的程度，差别得很远。我说过在兰考一带，吃“糊涂”，带几张榆叶也算饱了一餐。假使包饺子吃面，那是一年难得几回吃的。我们在豫西一处人家，吃过三钱油，已是上等享受。所谓“三钱”者，乃是长线上挂了一文钱，向油缸中蘸了三回，大约有五六毫升那么多。江南情形就不同了，我在赣南瑞金一处人家，吃过六十四样菜，最后一大盆，乃是一只烤猪，那是淮河流域的人所想象不到的。不过出门行路，饱其腹是重要的；肚子饱了，天寒地冻，也还扛得住。
吃饱了，喝够了，好好睡一觉，那就是地上神仙了！第二天精神十足，又可以赶路了。有一回，我就在郑家坞（浙赣路小站）的饭店里，吃了一大碗汤面，睡了二十八小时才醒来，才算把三天三晚的疲劳恢复过来了。
行路，用两脚在走，把我们的生活也弄得很单纯了；这也是一种人生乐趣。
车
出远门，走远路，前人的文句中，有“舟车劳顿”的老话。我在抗战时期，因为做了战地记者，真的到处为家；上海已成孤岛，金华老家，也很少回去。直到妻儿在赣州定居了，也是燕子在庐幕上做巢，不知明年又在何处的。在那长时期流转生活中，有一段时期是在陇海路上过的。
幼年时，我就看到过“雅”而“酸”的字眼，即如替来客接风，称之为“洗尘”，表示欢迎之意。何以要“洗尘”？这就不大明白了。直到往来陇海路上，才知道“洗尘”并非虚语。我们从徐州西行，无论开封、郑州、洛阳，一出门，便浑身都是沙尘，而头发苍黄，而眉毛低垂，而满脸尘土，进门第一件大事，就得用掸帚浑身扫一下，接着再去洗脸，才像一个人。我们那回从兰考回来，那三百里的“尘与土”说少一点，也有五六斤。（天津、北京一带，稍微好一点，也是黄沙蔽天，有边塞气象。进门也得掸尘洗土的。）在那黄沙天地中，骡车、马车、牛车，我们都坐过，那就比坐卡车还要多带泥土；刮风的日子，那更不得了；男的女的，用头巾包了起来，风沙交迫，气都喘不过来。我是南方人，到郑州、洛阳一带，总是不对劲，住不惯；从郑州南归，一过了武胜关，浑身松动，说不出的愉快。（北方人，似乎爱骑驴子，这种长耳朵刁狡的“中”动物，我们在郑州也骑过，况味和幼年骑牛差不多。看乡下姑娘在驴背上，倒是别有情趣。从兰陵回运河站途中，我们坐过一次牛车，仿佛坐着象车出会，慢吞吞地，总算拖过那一段路就是了。）
到了长江，骡车、马车都行不通了，一种原始交通工具，叫羊角车（四川人称为叽咕车），这种车子，在上海南京路上，也和汽车并行的，除了运货，载人是很少的。战时在适应那破坏了的道路上，有很大用处。那大轮子装在当中，两边坐上两人，再带几件行李，拉车的向前推送，一天也能走七八十里路。我们从江西金溪到临川，坐了三十里木炭车，其余那九十里路，就是羊角车送了去的。有些重要市镇，即如江西鹰潭，那是瓷器、粮食的集散场，四近总有三四千辆羊角车，叽咕之声终日不绝；长期抗战，就把“运输”的任务放在这原始交通工具上的。
在江西，骑马的机会就不少；不过，在战线上除了自行车，还是骑马的好。我们从临川向南昌前线行进时，也是骑了马。那一线上的部队是东北军，本来马匹很多；到了江南，马匹大量减少。我们骑的却是日本马，那是从日军那边夺过来的，样子颇不错。骑马以外，就是坐轿；我们从临川回南城时，Y坐了四人抬的大轿，我步行相随，仿佛送新娘出嫁似的；赣江下流，物阜民丰，大户人家，都有四人抬的排场。我最不爱坐轿。——“轿”，当然有种种样式，那种黑壳轿，仿佛是一座方形小亭，坐在里面，虽不必正襟，也得危坐，最不舒服。有一种叫作“过山龙”，就为着走远路，仿佛把藤榻抬起来，可以睡在轿中，就舒服得多。真正要爬山过岭时，那就坐“山兜”，也就是四川的“活杆”；先前从成都、重庆到云南、贵州，便是靠“活杆”来运送的。我坐轿的日子，仍是走路的多，把行李放在轿上，独自步行，走上三四十里才到轿中去躺一会，等于充分休息，再下轿走三四十里，这样的一天，彼此都相安的。
我们在战时，因为“记者”的职位关系，处处可以找到朋友，没碰上交通上的大困难。不过，“走路”的本钱要充足，真正兵荒马乱时，彼此不能相顾，就非自己健步不可。我的一位姓聂的朋友，他们夫妇俩带了一个孩子，从上海到了南城，碰上了浙赣战役，无可奈何，只好把孩子放在羊角车上，一推一拉，步行了六百里，才到赣南的。他问我：“你长年这么转来转去，怎么过的？”我说：“我是时时准备着走路的！”
舟
我想起了战时的舟行生活，本来从我们家乡到杭州去，总是顺着水路走，从兰溪下船，乘的是公司船。（公司船，乃是属于轮船公司的驳船。）到了桐庐，再乘小轮船，大约三天，便可到杭州了。从父一辈的人看来，这样的水上交通，真是便利极了。后来，浙赣路通了，从铁桥渡江，到了萧山，从诸暨、义乌到金华，这才冷落了富春江的水路。可是，一到了抗战初期，杭、富先后沦陷，重新又回向富春江水上航路，过了桐庐，还可前进四十华里，便到窄溪，这就是尽头。上南涧去的，就得在窄溪登陆，经新登走旱路了。这样，我在战时，又重新过公司船的生活。公司船，对号入铺位，每日三餐，另卖饭筹，饭菜都不错。我们在船上吃鲥鱼，活鲜可口，那是我一生吃到的最好的鲥鱼。不过，船上有虱子，也是行万里路的应有财富。上新安江（新安江、浦阳江、桐江都是钱塘江的支流；主要的上流，却是兰溪和衢江，并非新安江），那就难以计程。有一回，冬天却涨水，我们从屯溪顺流而下，一天半便到建德，恍若千里江陵一日还，又是例外。我在那一角上，兜过许多回圈子，没有一回相同的。
读冯至先生的《在赣江上》，那情形和新安江上差不多，我却不曾溯赣江而上，那回，从临川乘船，沿江而下，到三江口为止；江面广阔，仿佛是从富阳顺流到了闻家堰，飞雁横空，夕阳在野，唤起了我的儿时旧梦。赣江原是流向鄱阳湖去的，战时，却因敌军攻陷了南昌，中间隔绝了一大截。我们入鄱阳，倒是从鹰潭下余江，到饶州的。胜利那年，我们从乐平回上海，到了鄱阳转乘湖船，湖船仿佛钱塘江口的海船，方船头，前后两支桅杆。船老大有一种使帆本领，无论东南西北风都可用，在湖面上走“之”字形，那才是绝技。到了湖口，进入长江，上驶到九江，再乘上小轮，到了芜湖，再转长江轮船，可说是我在水路上最多变化的一程。我往来赣江、桂林之间，总在韶关中转，虽不曾乘过曲江的船，却在曲江的船上住过。这类小艇，只是水上旅馆，往来客人多，找不到旅馆，就住在艇上了。
战时的火车，有如给车轮碾碎了的蚯蚓，东留一截，西剩一段，即如浙赣路，东起杭州，西迄株洲，转粤汉路，再接上湘桂路，可以直达柳州、金城江的。但杭州沦落，东头就到诸暨为止，后来，金华沦陷了，浙赣全线，只留下鹰潭到江山那么一截。粤汉线，也只留下衡阳到韶关一截。其余，就靠公路来连接了。这样的陆上交通，只能碰运气，我曾经在金华车站睡过三天三晚，后来车开动了，金华、南昌间也走了五天五晚。一到了鹰潭或金城江，那就要看司机（滚地龙）的眼色了。司机对于我，算是特别客气，因为他们一个星期的收入，比我们做记者的一年薪给还要多；他就特别卖个交情，让我乘了再说。
所以战时的行路，可以当作故事来讲，许多离奇的遭遇，信不信由你：“一去二三里，抛锚四五回，下车六七次，八九十人推！”这并不算是奇事。而在野店过夜的事，更是平常得很呢！
发思古之幽情
我说过：年轻时，我一心一意想做郑康成（东汉大儒），西方学人则尊敬德国哲人康德，终日在书斋中翻跟斗，虽没吃冷猪肉的意愿，却也想过做“通人”。我第一部动手要编的书，是《诗经》新笺，动了笔就知道“此路不通”，因为草木虫鱼之学，并不是书本上所能解答的。接着，我又想做郑樵（渔仲，南宋史学家）的继承人，他是离开书斋走向田野的学人。后来，我心敬顾亭林和顾祖禹，他们的学问，正从万里路中得来。（我最主张知识分子下乡过农村生活，让他们能知稼穑、辨菽麦才行。）
要说我所到过的城乡，也算很广大了，可是名山大川，游览得并不多，主要因为战时工作，没有游山玩水的情趣。我往来皖南那么多回，却不曾上过黄山顶。前些日子，《新中华》杂志出了《中国名山影集》，翻开一看，我只到过庐山和武夷山。一位朋友问我：“武夷山美得怎么样？”他虽是福建人，却不曾到过闽北。我说：“从图片上看山水，当然美极了！在画家诗人笔底的武夷，比照片更秀丽些。”那位足迹遍天下的徐霞客，他游武夷，在六曲登陆，登山眺望，赞叹道：“诸峰上皆峭绝，而下复攒凑，外无磴道，独西通一罅，比天台之明岩，更为奇矫也！”说武夷比泰山更挺拔些，本不为过。高伯雨先生述介武夷山，说：“九曲之溪，山连水，水抱山，奇境别开。”接着便是大王峰、玉女峰。“玉女峰石色红润，如娟秀好女郎，亭亭玉立。”形容得更好。但今日游武夷的，已经不会溯流而上，如徐霞客那样，在六曲弃舟登陆的。（武夷九曲，曲曲有胜景。）
假使不嫌扫风雅之兴，让我谈谈武夷之游。我们那回上武夷，乃是从铅山翻岭到崇安的，武夷山离崇安县三十余里；当晚就住在武夷宫。画集中的武夷休养院，正是当年的政治学院。走出院门，便仰见大王峰，那天浓雾蔽野，山色迷蒙，玉女娇羞，更是可人！大家觉得在此仙境隐居，真是三生修得，清福不浅。朋友们对孔院长大充兄表示羡慕，孔兄却频频摇头不已。“风雅”和“现实”，本来相差一大截；这道理，我十分懂得。闽北山区，瘴气很重，不宜早起；山农晨间喝姜汤也就是避瘴。夏秋间疟疾流行，武夷山正不宜居。那年夏天，政治学院师生工役，人人病倒，只好逃到鹅湖书院去避难，风雅也就是这么不值钱！
后来，我在鹅湖书院又碰到了孔院长，谈起此事，不禁叹息不已。我说，当年，朱熹讲学正在崇安，他们也在九曲溪上吟咏风月，欣赏清泉。那首“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的哲理诗，正是在武夷溪上写的。他们那一群师生，该是怎么过的呢？大抵，他们都是农村子弟，在耕作中锻炼身体，身强力壮，才耐得住瘴气。不像娇生惯养的都市青年，一下子就给瘴气搅垮了的。至于行万里路的徐霞客，他的铜筋铁骨，比行脚僧还健步些，这才欣赏得了奇山异水呢！
史与地的交织
虽说现代的旅行，比三四百年前的徐霞客、顾亭林、顾祖禹便利得多，可是我们在战时，毕竟不能如顾亭林那样，用两匹骡子驮着书籍跟着走的。在我的行箧中，主要带几份地图，一部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一部杜甫的诗，一部《庄子》，还有一些不相干的东西，总以在自己的肩挑得为限度。别人在旅行中的感受如何，我不曾知道；我个人总觉得史地的知识，实在太重要了。
有一回，我们是从南平经建阳、光泽到南城去的，和上面我所说的从铅山到崇安，在赤石看日食游武夷山，又是不同的路向。在建阳、光泽途中，车次麻沙；这小小的市镇，在我眼前便很突出。因为在五代北宋年间，蜀版五经和麻沙版经集，乃是中国雕版书籍之始。而两宋的建本，也是有名的宋本的来由。（建阳余氏，以刻书著称于世。）后来，从南城到临川去，途次浒湾，这又是宋元以来著名的刻书之地。我们在南城，看到一种活字版木刻日报，恍若读到一个世纪以前的京报（宋代的朝报）。我们那一次所兜的圈子，正是宋明理学家所往来的地区。那位南宋理学家朱熹，他的家乡婺源，恰好在皖南与赣东北的边区。他从学李侗于延平，后来，他在建阳、崇安、怀玉山先后讲学，也就是我们所往来的路线。（他从婺源，经过怀玉山、广丰到崇安，也就是方志敏当年常走的路。）朱熹的一位朋友，吕祖谦，他正是我们金华人；又一位朋友陈同甫（亮），也是金华（永康）人。和朱氏讨论理学的陆氏兄弟（象山、梭山），乃是江西金溪人。朱氏另一朋友，那位大词人辛弃疾（稼轩），他就住在上饶。吕祖谦替朱陆安排着论道的鹅湖（铅山），在那时，恰好是中心。我在那一带旅行，格外觉得有意义，好似追踪昔贤，听到这几位大儒在那儿论道。我走上峰顶山那天，正是初冬，微明即起，从鹅湖书院步行上山，霜蒙黄叶，茶花皎白，到山顶宏济寺，旭日初出，林壑静寂，这是朱陆悟道的境界。我缓步下山，心旷神怡，在斜塔边上站了好一会，恍然有所悟。在我的一生，这一段游程，乃是不可磨灭的界石。
我在鹰潭，住到残冬；鹰潭，在今日成为东南的交通枢纽，向东南行，通往厦门和福州，向东北通往金华、杭州，在预计的交通网中，它是连接着芜湖和南京的。但在南宋时期，它遥对龙虎山，又成为道教的圣地。我的意想中，朱熹的哲学体系，不能说是和龙虎山没有渊源，而陆氏兄弟以及后来的杨慈湖、王阳明，就和宏济寺的禅宗关系较密切。这对金华学派后裔的我，不能不说是富有启示性的环境。所以，我在鹰潭卧居那几个月，尽可能找康德、叔本华的哲学来读，同时，也把朱熹的《近思录》、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仔细看了又看。鹰潭乃是我的思想摇篮；那一年，我几乎“一以贯之”“空所依傍”了。
我往来南城，总的在二三十次上下，其形势之险要，和上饶、湖口相伯仲。我们翻看曾国藩的书简日记，可以知道他一生作业，前半段就在南城，后半段乃在祁门。我们到了浒湾，自必想起了浒湾之战，乃是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第一环，这都可以说明南城在军事地理上的意义。我在上饶、鹰潭、乐平、浮梁、祁门、屯溪之间兜圈子，也正是湘军、太平军决定命运的圈子；我们从近代史上可以看到皖南、赣东、浙东、闽北的战事历程；也从这些大小城市看到当年的战迹。
我看了顾氏的《读史方舆纪要》，想到当年朱洪武和陈友谅争天下的历程，也想到以豫章争天下的宸濠，却被那位以赣州成事功的王阳明打垮了。顾祖禹在《江西纪要序》中说：“江西之有九江也，险在门户间者也，此夫人而知之也。江西之有赣州也，险在堂奥间者也，亦夫人而知之也。弃门户而不守者败，争门户之间，而不知堂奥之乘吾后者败。弃堂奥而不事者败，争堂奥之内而不知门户之捣吾虚者亦败。……然则何取于江西？曰：以江西守，不如以江西战；战于江西之境，不如战于江西之境外。”这话，直到现代还是有同样意义的。
这也是我在“行万里路”中的一些体会。
军事地理
我初到鹰潭，是1937年冬天的事；那时，真是蓬头乡女似的，除了独轮羊角车，没有其他交通工具了。那简陋的旅店，只是纸窗茅店，点着菜油灯，确乎一灯如豆。虽说，从南京通过皖南到赣东的火车，准备在这儿和浙赣线接轨，南京一陷落，连铺好的一部分路轨，都拆掉了。（至于从这儿为起点，通往厦门、福州，成为鹰厦路的主要车站，那是近十多年间的事。）“战神”把鹰潭喂得长成了，东边的鹰潭和西边的金城江（湘桂路的终点），有如《乱世佳人》（《飘》）中的“俄狼驼”似的，再三受了战火的洗礼，而新的市镇就在瓦砾上建造起来，一回比一回更广大，更繁荣，独轮车世界，转而为卡车的世界了。“军事”让往来东南西南人士，熟识了这几个小村镇，在广东则有沙坪坝，在河南则有界首，在那儿，产生了许多时代英雄“白瑞德”。
这些由军事及战时经济所造成的英雄村镇，也有在五十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上所找不到的，那便是“南涧”（我那时身边有一份东南五省的军用地图就没见这一小村落的位置）。其地，在杭州、富阳、余杭、新登四县的交界地区，离杭、富、余都在四五十华里。我们乘船到窄溪，便登陆，步行约九十华里，经过新登，便到南涧附近了。南涧，真是山谷中的三家村，除了茅棚，没有瓦舍，可是，我们到那儿时，已经成为二三十万人衣食于斯的大市场，一眼看去，有如扩大了的上海大世界。假如把香港夜冷市场，扩大一二百倍也就差不多。从南涧到窄溪那九十华里的长途，背负的，肩挑的，手提的，络绎不绝；日日夜夜，有如蚁阵。大概到了金华、兰溪，便是中间站，再运送到西南、东南各大城市去。在丘吉尔封锁滇缅路的时期，这一条长线是物资交流的巨线。一个客人，称之为“南涧客”，那便是跑封锁线的好汉了。我相信今日在香港的“上海人”，多少会记起这一深谷中的小村落来的。
可是，也有军事上极重要的据点，而不为国人所注意的，便是日军所经营的“殷家汇”。本来，我国传统的军事据点，都是城堡所在的名城。即如我们浙东的衢县（旧道署）、金华县（旧府署）都是旧日战略上的据点。因此，抗战初期，名城的陷落，对一般士气的打击是很重的。日军方面，已经接受了壕堑的军事意义，他们的防御重心，并不在城堡，而在郭外的壕堑线，懂得了“野战”的规划。（至于着重“野战”如红军那样，又是更进一步的认识。）即如日军攻取了富阳，防守线并不在富阳，而在城外四十里许的场口，那是一般人所不了解的。皖南皖北名城在长江沿岸的，如安庆、芜湖、贵池、繁昌，都是军事上的重要据点。太平军和湘军的争霸战，几乎就在这几座名城的争夺。直到抗战胜利，日军投降，才知道日军所经营的永久性防御线，乃在“殷家汇”，这一小镇，全部筑成了壕堑线，有如上海的近郊。我也算在东南战区兜了不少圈子，却没听得将领们提到过这一据点。唯一的例外，便是1940年冬天，苏联军事顾问团曾经想集中炮步兵，从祁门进兵，其意乃在殷家汇。那场突破进军，一开始便受日军的打击，突然中止，可见日军防御力的坚强，或许英雄所见略同吧。
我是从军事观点读地理的，所以顾祖禹的《方舆纪要》，对我更有意义。
饭店
——客栈
我们常常度过一个亲密的夜
在一间生疏的房里，它白昼时
是什么模样，我们都无从认识，
更不必说它的过去未来。原野——
一望无边地在我们窗外展开，
我们只依稀地记得在黄昏时
来的道路，便算是对它的认识，
明天走后，我们也不再回来。
闭上眼罢，让那些亲密的夜
和生疏的地方织在我们心里：
我们的生命像那窗外的原野，
我们在朦胧的原野上认出来
一棵树，一闪湖光；它一望无际
藏着忘却的过去，隐约的将来。
这一首十四行式的新诗（冯至作），写的是旅店的一夜，乃是最平常的境界，却是我最爱好的带着哲理意味的新诗。
有一大段时期，我是和唐吉诃德一般，孤独地周游全国各城乡，从一家旅店到一家旅店，仿佛在找寻游魂。（我并没带着“山叉邦”，只是一个人在转来转去。）战争把人生历程完全改变了，谁也不知道下一家旅店是什么地方，怎么一种样式了。有一年冬末，除夕的早晨，车子从南城出发，想到鹰潭过年，哪知，弥天大雪，前路茫茫，司机实在不敢前进了，只得歇下来，几乎要在一处凉亭中过夜。又有一回从赣州出发，预定在宁都过夜，哪知走了不到三十公里，车子抛锚了，只好在一处小镇的饭店中住了一晚。
乡镇的饭店，简陋，肮脏，蚊子、苍蝇、臭虫连着鸡屎、牛粪，对于城市文明人是一件头痛的事，可是，没有城市大酒店那种说不得的肮脏。我是住惯了乡镇的饭店，多少还有点喜爱。那些饭铺子，主要的顾客，就是“脚力”（挑担子的）和小贩行商。（看相算命的也在其内。）像我们这样的旅客是很少的。挑脚的，从甲城挑到乙城，或从乙城挑到丙城，日程差不多一定的，这些饭店仿佛是他们的外家，很相熟的。
饭铺的格局以卖饭为主；一锅热腾腾的白饭，锅前摆着现成的熟菜，辣椒炒豆豉、青菜豆腐、黄豆芽炒韭菜、咸菜炒百叶……要带上一碟白切肉也可以，现炒菜色就很少见了。好一点的饭店，也有一味荤素菜，大概和烧杂烩差不多。（九龙有一家杭州菜馆，也卖荤素菜的，这就是饭店的菜色。）这些饭店，也带卖面条（如香港所谓上海汤面）和白粥，也卖酒，酒菜就很少了。睡的地方，大多是通铺，和城中的歇店差不多，影片《孤星泪》中的英国旅店，看来也差不多的。房间独宿是很少的，有时，店主就把他们自己的卧房让给我们住，也和到外家做客的情形相仿佛。
因此，乡镇的饭店，多少给我们一点温暖，我的心中，仿佛回家乡去了。我承认我是土老儿，一直爱乡村，不爱都市的。
客中岁暮
我的“除夕”，年轻时是在金华家乡过的；先父是理学家，他平时即是公私交集，忙碌万分，岁尾年头，稍微清闲一点，心血来潮，就把金刚圈套在我们的头上，凡是新年之乐，我们都没份。除夕要听训，元旦要写文章，接下来便是扫墓贺岁，只要先父带头，便意绪索然。二十岁以后那十多年间，先父已逝世，我们也很少回乡，就在上海过旧年（春节）。我们虽不随俗在繁华世界赶热闹，却也很少有乡愁。到了1937年冬天，我才开始过“岁暮思归而不可得”的除夕，懂得了“乡愁”满腔的情怀。
有一个新年是在皖南屯溪过的，“屯溪”有“小上海”之称，茶市季节，那真热闹极了。现代都市如上海、苏、杭的享受，在屯溪都可以找得到。虽说是战时，南京、杭州、芜湖相继沦陷，屯溪却是车马辐辏，畸形的繁荣。我相信今日沦落香港的军政大员，不会忘记“屯溪王”府中的声色之好的。可是，一到了春节，这个现代化的“小上海”，立刻就回到三百年前的旧市镇去了，全市家家闭户，店店关门，要歇上半个月才择吉开张。屯溪的《徽州日报》，也停刊半月，要大家过羲皇上人的茫无所知生活。我住在黄山饭店，幸而不如孔老二那样在陈绝粮，也算叨了戴戟（孝悃）先生的光，有一顿丰盛的年夜饭吃。
在农村社会，过旧历年是一件大事。大家老老实实把“生活”担子放下来，舒舒服服过一阵子再说。1939年残冬，我和珂云从江西吉安往赣州，到赣州那天，已是“岁不尽三日”了，住在陶陶招待所，真是举目无亲，我把屯溪的经历告诉了珂云，我们要赶到赣州过年，就因为那是比较大的城市，或许可以好一点的。哪知除夕中午，一位我们所认识的复旦学生张君请我们吃了一顿午饭，他就不理会我们的遭遇了。（他是想不到客中除夕的情况的。）那晚，赣州的青年人，有个集会要我去演讲，珂云在旅店中等我。哪知我讲演完了回旅店，店方已经停炉，中山公园的食堂也已春节休息，全市冬眠，连买一些点心的地方都找不到了。爆竹声声，我俩却饥肠辘辘，不知怎么办才好。想起一篇法国小说，所说的一对青年男女，只好吻了又吻，当作年夜饭，可是，蜜吻也毕竟不能充饥的！幸而天无绝人之路，我俩找来找去，总算找到一副馄饨担，吃了三碗馄饨过夜，我的打油诗，有“馄饨三碗过除夕”之句，盖纪实也。元旦那顿饭，是姓高的朋友找我们吃的，初二、初三、初四那三天，我们到了瑞金，总算解决了新正的困难了。赣州比屯溪稍微好一点，只休息七天，初七便开市了。那时赣州的报纸，也只休息一星期，其后三年，连元旦也出版了。
我是到了香港，才知道有所谓“圣诞节”，从“圣诞节”看到了一些所谓洋道理；也从“春节”，看到了古老的中国。
苏东坡，宋熙宁十年，离密州赴京途中，除夜大雪留潍州。元旦早晴遂行，中途雪复作。他的诗中，有“除夜雪相留，元日晴相送。东风吹宿酒，瘦马兀残梦”之句。先前，我就把这诗念了便算了，想不到，我在旅途中，也碰上同样的情景；那是1944年除夕的事。
那年冬天，西南战区局势大恶，日军攻陷衡阳、韶关，直趋桂林、柳州、金城江，迫近贵州的马场坪。赣江沿线，赣州、遂川、吉安、泰和也相继沦陷，我们虽说到了宁都，也还是一夕数惊。我们的车子，就在除夕前一日北行，车次南丰，已经风雪弥天，勉强到了南城。大家心意中，总想到鹰潭过春节；虽说到处为家，一种安全感，使我们选定了鹰潭，它在那时是四通八达的交通中心。除夕午前，司机鼓起勇气冒着风雪前进，无奈层云四合，雪洒长空，白茫茫一片，把司机的眼睛迷住了。这样摸索了三十里路，只好回车返南城，在这个陌生的城市过年了。我一下就唤起了屯溪、赣州的旧事，可不能在南城挨饿了；因为我们到赣州去时，还只是两个人，这回，雪中除夕，却带了两个女孩子，急景凋年，不能太亏待了她们的。我一下车，便从车站赶到城中去，总算量得一斗米，几斤青菜萝卜；肉店虽说摆着几片肉，都已有了定主，轮不到我们的。我们决定烧青菜豆腐过素年，又是一回有趣的遭遇。想不到，一位在专署工作的暨南同学，临夜时分，还提了一方肉来点缀我们的“客中春节”。那晚，虽说七个人局促在一间小房间中，也算“兹游淡薄欢有余”了。
就是这样“不知明年又在何处”的旅途生活，时常浮上心头，近十多年中，我这个近于王老五的漂泊者，岁时佳节，不仅是鼓不起劲来，也几乎想把它忘记掉。可是旧的记忆咬住了我的心，时常一遍一遍摆动着，又苦于不能有诗为证。爆竹声声，毕竟是孩子们的欢乐；我呢，正如《祝福》结尾的祥林嫂，欢喜之声，于她是更远更远的了！
1957年的残冬，我突然要从香港回到国内，预计是在上海过旧年的。到了深圳，已有雪意；车过五岭，又是弥天大雪；到了上海，也已滴水成冰。可是，我得到北京去过年，到京那天，又是岁不尽三日了。谁知我迟到了一天，便失掉了前往朝鲜的机会。只好在新侨饭店过春节。那晚，我是找了两侄女来过年的，也喝了一点酒，放了一串爆竹，还上崇文门踏了一回雪。看着成串的燕子，在雪底的泥洞中冬眠，不禁慨然系之！
那一年的春节，北京的朋友特别忙碌；不仅除夕没片刻空闲，连元旦也席不暇暖；许多年轻朋友都是在十三陵水库工地度除夕的。有一位朋友，元旦邀我在康乐酒家吃午饭，预定的十多位客人，有五位便是刚拿起了筷子，接了电话，立刻吐哺去赴会的。他们那天就没有吃午饭，下午三时才吃了几片饼干，到晚上才吃饭的。
这样，我执笔时，总飘荡着怀旧的情绪，串上了淡的深的记忆；读范成大“把酒新年一笑非，鹡鸰原上巧相违……别离南北人难免，似此别离人亦稀”之句，为之惘然！（范诗题有“甲午除夕夜……兄弟南北万里，感怅成诗”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