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词
瓢语
二十多年前，我曾经想刊行一本小品散文，题名《瓢语》。朋友们问了我的出处，他们以为是费解。我说，出处见于《逸士传》，说那位隐士许由双手捧水而饮，有人送他一只瓢儿，他就用瓢舀水，饮毕，挂在树枝上。风吹来了，这瓢儿啪嗒啪嗒作响。许由听了厌烦了，又把瓢儿丢掉了。人生许多事，也就像瓢儿一般的；许多文字，说了还是不说的好。其后不久，读到了辛稼轩词，原来他早已说过了。那首词用水龙吟的词调，云：
稼轩何必长贫，放泉檐外琼珠泻。乐天知命，古来谁会，行藏用舍？人不堪忧，一瓢自乐，贤哉回也。料当年曾问：“饭蔬饮水，何为是，栖栖者？”
且对浮云山上，莫匆匆去流山下。苍颜照影，故应零落，轻裘肥马。绕齿冰霜，满怀芳乳，先生饮罢。笑挂瓢风树，一鸣渠碎，问何如哑！
这首词，上下两阕，用了两个瓢饮的故事，后面的便是我所说的许由故事。那一时期，辛稼轩正退隐在上饶，在铅山县东二十五里许得瓢泉，“其一规圆如臼，其一直规如瓢。周围皆石径，广四尺许，水从半山喷下，流入臼中，而后入瓢，其水澄渟可鉴”。他因此填了瓢泉词。
让我注解一下：上半截是用颜渊的故事。孔老夫子对这位居陋巷的弟子是十分赞许的，所以说：“贤哉回也。”对于乐天知命，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这一份处世道理，一般人是不大明白的。进一步看，这位居陋巷的高足弟子，对于孔老夫子的一车两马，栖栖惶惶，有时是不免怀疑的。这么一想，又变成了楚狂接舆的想法了。下半截，想到人生种种，有时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那位和先主鱼水相得的诸葛亮先生，虽说定了三分，回头一看，五丈原上，星沉魂逝，又何如陇中高卧呢？（“瓢”，一鸣而被打碎，何如哑着不鸣呢，辛氏的看法正是如此。）
有一段时期，虽说是烽火弥天，但我初到上饶这个山城，依然过着隐士般生活。四郊闲步，不时唤起了辛稼轩的词中景物。（稼轩词第四卷，正为“瓢泉之什”。）他有一首《三山戏作》云：“记得瓢泉快活时，长年耽酒更吟诗。蓦地捉将来断送，老头皮。绕屋人扶行不得，闲窗学得鹧鸪啼。却有杜鹃能劝道，不如归！”此意，我自以为颇体会得到。
辛稼轩和陆放翁，都是南宋初期的血性男子，其见之于诗词，每多慷慨激昂之语。可是他们最能懂得田家真乐。小女初读书，我便教她念辛稼轩的清平乐（辛氏居上饶时的《村居》词）：
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
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
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
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
前年小女也在北京，她忽然对我说：“爸爸，我懂得辛稼轩那首词了！”这也可说是瓢语的一解。启明老人有诗云：“幼安豪气倾侪辈，却有闲情念小童。应是贪馋有同意，溪头呆看剥莲蓬。”我想他一定把这首词念给孩子们听了。
中年
我的“中年”，似乎来得特别早，有如香港的“夏令时间”，春天刚开头，便说是“夏令”了。有一天，一位戏剧队队长曾君把我介绍给邻座某君时，某君刚说出“哦，曹老——”时，又把那半句话吞掉了；出乎他的意料，毕竟不是个“老先生”，那时，我还只有三十七八岁，没到“中年”。但是，我的心境以及在社会上过久的经历，毕竟早已是“中年”了。大概是由于我在大学教书的年龄太早，而过写稿生活，屈指算来，已经四十多年了；再则，我一直穿蓝布长褂子，像个当铺朝奉，或是三家村塾师，未老先衰。我还记得，在余姚一处旅店中，一群从上海来的年轻学生，在那儿唱抗战歌曲；我也想挤进来和他们一同唱一回；哪知我一走过来，他们就肃然无声，不再唱喊了。我那天慨然有感，我已经不再年轻了；我还没有到中年，别人已经把我当作老人了。我还记起徐懋庸兄的一句话：“你太天真了！别人会把你当作小孩子吗？”
大概，在我三十岁左右，便已进入“中年”的大关了。记得1938年夏初，我和范长江、陆诒诸兄，一同在运河站等渡船。闲谈之中，长江忽然对我说：“你是不同的！”我比长江只长了五六岁，何以不同呢？原来他是青年而我是中年了。我在战地流转了七八年，别人都是把我当作中年人看待，没人会算我是年轻小伙子的。（假使用曹子桓的话来说，我也自可以算作中年的了。）
我有一年在皖南屯溪过春节，住在黄山旅馆。我住在二楼扶梯口第一间；和尽头那一间，隔开约有三四间房子，旅客往来，总从我的窗子前经过。尽头那一间住的S君，似乎总踯躅在我的窗口，并非往来经过似的。大约是新正某日，在某先生的春茗席上，彼此相识，而且谈得很好，其后，我们就在走廊上不时闲谈。S君，他的外文修养非常之深，而且博通社会科学、外交政治，虽说穿了长衫，却是学贯中西的通儒。他对我期望得非常之切，他说：“读万卷书是没多大用处的，你自该到处走走，行了万里路，才能让万卷书有点用处！”我才明白前圣所谓“四十五十而无闻也，斯亦不足为也矣”这句话的意义，我以“中年人”的身份在各处走，朋友们就会有这样的期待。当年鹅湖之会，开出了划时代的学术讨论，那时，朱熹四十六岁，陆九渊三十七岁，吕祖谦三十九岁，他们都正值中年，大家都有勇气推寻、研究、分析，对当前问题有个交代。我呢，也敢于从鹅湖下山，在鹰潭重新把“道问学”“尊德性”以及“经验学派”的主张加以估量，提出了我自己的观点。
俞平伯先生曾经写过一篇以“中年”为题的小品，说：“当遥指青山是我们的归路，不免感到轻微的战栗。（或者不很轻微，更是人情。）可是走得近了，空翠渐减，终于到了某一点，不见遥青，只见平淡无奇的道路、树石，憧憬既已消释了，我们遂坦然常往。所谓某一点原是很难确定的，假如有，那就是中年。……我感谢造化的主宰，若他老人家是有的话。他使我们生于自然，死于自然，这是何等的气度呢！不能名言，唯有赞叹，赞叹不出，唯有欢喜。”这话说得很好。
我的“中年”，大部分都在旅途奔波中度过，到了踏进老年的今日，回忆过去，“四十而不惑”，自以为有了“定见”，到后来，又慢慢把“定见”打碎了。今日的“不惑”，可以说是对于“生命”的体会，顺乎自然而不至于有所“执着”了——“战争”使我认识了生命的意义！
不知老之将至
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
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
——陶渊明《神释》
前几天，我在悼念孙福熙先生的小文中，引用了曹丕的感伤语句：“既痛逝者，行自念也。”L兄对我这份萧索的语气表示“遗憾”，他不同意我这样的消极态度。一位爱护我的读者陆永明先生也写信给我说：
……昨天，看到先生那篇悼念孙福熙的文章，其中引用云云，同时，你又说：“这两年来，我也是每每有日薄西山之感了。”我看了后，心情上也泛起了多少微波，幸而只是一刹那。
先生的“未晚亭”这三个字是何等的响亮，落地有声。我相信有些人会受感动，兴奋起来，振作起来，至少有我一个。因为我认为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生存，待人接物，有时总会因认识不清，或者思想糊涂，而犯了一些错误，是值得自我批评的，所谓“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而今大彻大悟，觉迷途其未远，实今是而昨非，起来改正，愿将自己所剩的余年，全心全意为自己的理想而服务，真是未为晚也。这是多么积极而有意义。
你今天有多少感叹，可能觉得是韶华易去，岁月催人，而不是天明前的黑暗，奴隶改变为主人的困难，对吗？
以前我曾看过一则报道文章：大约是说某闻人，困患不治之症，自知不起，时日无多，他一点没有气馁，而且还在案头写上“夕阳无限好，不怕近黄昏”，以表示仍有勇气做人。我相信先生一定没有宿病的威胁，大约只是老一点，但也用得着这两句话。我爱先生尤爱先生的读者，因此不揣冒昧写了这封信，先生能说我为多事吗？
“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这封策励我的信，多么有意思！我们那位远远的先祖曹子桓，他年未四十，说了那么感伤的话。他因为“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顷撰其遗文，都为一集，观其姓名，已为鬼录。追思昔游，犹在心目，而此诸子，化为粪壤，可复道哉？”我呢，那天想到席上的朋友：贺扬灵早在二十年前病逝了，印西也死了十多年，而今孙君也逝世了。当年，我也觉得曹子桓的感伤太早了。我在二十年以后，再引起同样的感伤，也还是给朋友们说是感伤太早了。那位孔老夫子，有几句自赞的话：“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人生的态度自该如此。（我写给知堂老人的信，也曾说起这几年的老怀，也被他笑了一阵，本来，在我的八十九岁老母面前，她还把我看作小孩子呢！）
不过，古人又有一句话：“及其老也，戒之在得。”老年人自该识相一点，明白自己是一个老头子才是。前几年，陈光甫先生到台北去，见到了草山老人，老人对他说：“我自己真觉得很老了！”当时，还有吴礼卿先生在座，其后不久，吴老先生也就归道山了。那时，我以为草山老人也会有“戒之在得”的觉悟；假使他真有这样的觉悟，不是更好吗？
我的随笔，写了这么一段，便躺在床上看闲书，忽而翻到了郭功甫老人的十拗诗，好似袋底找到一粒花生，颇为高兴。这是一首最有趣的老态诗。他说，人到老年，事事反常：“不记近事记远事；不能近视能远视；哭无泪，笑有泪；夜不睡，日里睡；不肯坐，只好行；不肯食软，要食硬；子不惜，惜孙子；大事不问，碎事絮絮；少饮酒，多饮茶；暖不出，寒即出。”大体说来，这十种老态，我快都齐全了。（我要赶上余翁，还得二十多年，不知余翁如何？）有人说我记忆力好，其实，昨天或今晨的事，都忘得干干净净，我记得的，乃是三五十年的事呢。
明徐树丕《识小录》在谈人生五计时，有云：“五十之年，心怠力疲，俯仰世间，智术用尽，西山之日渐逼，过隙之驹不留，当随缘任运，息念休心，善刀而藏，如蚕作茧，其名曰老计。六十以往，甲子一周，夕阳衔山，倏尔就木，内观一心，要使丝毫无慊，其名曰死计。”这也是“戒之在得”的注解。也可说是我对L兄与陆先生的答复吧。
死生
语云：“死生亦大矣。”古往今来，多少哲人思量这一问题。不过，在战场上，即说是“凡夫”，也有他们新的感受，前人又有“死有重于泰山者，有轻于鸿毛者”的说法。这两句话，又有两种不同的解说，一种是从死的意义和价值上说的，“死”要死得有价值，马革裹尸，效命沙场，是好男儿的气概，绝不像妇人女子那样自刭于沟壑中的。又一种是说有时是要把“死”看得重，所以说“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一死报君王的士大夫，他们并未达成报国的任务！有时是要把“死”看得轻，文天祥到了燕京，坦然正其衣冠赴柴市，生死早置之度外了。
不过，我所要说的，又在“死生”的意义以外，我自幼是胆怯得很的，离开我家三里许，通州桥边关公庙中，门内站着那位黑脸长髯拿大刀的周仓，就一直吓得我非蒙着眼不敢过桥的。因此，我的老母听说我要上战场去工作就大为惊讶，她就问我：“你从前胆子那么小，现在怎么胆子这么大了呢？”在战争中，“死神”的来访，真太容易了。有一晚，一位营长，他和我们一同吃晚饭；饭后便奉命指挥对北四川路的攻击。他离开四行仓库不过二十多分钟，前线电话传来，他已中了敌人的手榴弹，在宝兴路口阵亡了。“生死决于俄顷”的事，在现代战争中，真是太平常了。可是，我有一位朋友W君，他也是步兵营营长，在“一·二八”那天，他就在上海八字桥，中了敌人的枪弹，伤了右手掌。到了“八·一三”的淞沪战役，他又在八字桥边和敌军碰上了，开战那一刻，他又中了枪弹；这颗子弹可真危险极了，从他的左眼角射入，从脑袋穿出，恰好在大小脑交接处穿过，留下性命来了。这样，到了南京保卫战中，他又已出了伤兵医院，参加战斗去了。南京总退却时，敌人是从雨花台这一面涌进来了；他们布好了机枪火网，城中军民要从那儿逃出来，真是九死一生，“活”的比例是很低的。W营长，他就在雪一般倒下来的百分之一机会中逃了出来，而且过了大江，又突过了敌军在蚌埠的封锁线，经徐州到了洛阳。我在洛阳和他重聚，他又在干训练游击队干部的工作。凭着他的微眇左眼的目力，还能在洛河上打下老鹰来。如他这样一个人，真不容易“死”的。
究竟我们对于“死生”问题如何发付呢？两宋理学家认真讨论过这一问题。张载（横渠）就在佛家（禅宗）道家的观点以外，（佛家以万物为幻有，乃归于“寂灭”。道家寄幻想于现实之外，所以追求“深根固蒂，长生久视之道”。）他认为“生无所得，死无所丧”，提出了一种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说是“存吾顺事，殁吾宁也”。用不着悲观，更不必消极。他批评二家之说：“彼语寂灭者，往而不返；徇生执有者，物而不化。（上句指佛，下句指道。）二者虽有间矣，以言乎失道则均焉。”他建立自己的人生论，道：“太虚不能无气，气不能不聚而为万物，万物不能不散而为太虚……聚亦吾体，散亦吾体，知死之不亡者，可与言性矣！”张子又云：“太和所谓道，中涵浮沉、升降、动静、相感之性，是生氤缊、相荡、胜负、屈伸之始。”“气之聚散于太虚，犹冰凝释于水，知太虚即气，则无‘无’。”（《正蒙》）
尼采说：“许多人死得太迟了，有些人又死得太早了！这道理说来觉得很奇怪，在适当的时候死去！”在适当的时候死去，这话说来平凡而又十分深刻，什么是一个适当的时候呢？普林纳（Pling）说：“自然所赋予吾人之福利中，无过于死得其时，而福利，尤易把握，则在人人皆能自致。”这倒让战场的战士，比哲人更多沾一分光了！
巧遇
语云：“无巧不成书！”《拜月亭》的开头，便是蒋世隆带着妹妹瑞莲逃番兵之难，途中失散了。在他叫喊瑞莲时，给一位失散了母亲的王瑞兰听错了，于是，他俩将错就错，在仓皇中一同逃难。天落大雨，两人合用一伞。而那失散了的瑞莲，也听错了瑞兰老母的叫喊，只好一同逃难，认为母女。这期间，虽经过了种种曲折，这对因巧遇而一见钟情的男女终于结婚团圆了。这样的事，在战时真的太多了。由于突破封锁线，患难与共，或敌机临头，一同在防空洞受袭，这样结合的姻缘，都足以补唐宋传奇的趣闻。就因为战争把社会生活秩序打乱了，许多不可能的事也成为可能的了。我还记得1941年的浙赣战役前夕，我从兰溪回到家乡去，途次香头镇，就在那小镇上，有三对男女，都是早晨订了婚，下午决定结婚了。这样，就把女儿送到男方家去，算作了却一件大事。月下老人在战神的鞭策下，简直忙极了。
我的一位朋友，他是《东南日报》的副刊主编，那时，这家报馆，正迁移到浙东山城江山去。他和一位当地小姐过从很密，却不曾成婚。一天，敌机过境，警报两响过了，他俩匆匆离城到山谷中去，忽然一只长脚黄蜂（这种蜂的刺很长很毒，被刺会痛得要命），停在这位小姐胸前，狠狠地刺了一下。她痛得哭起来，我的朋友急忙替她撕开胸衫，替她从乳房上拔下那支毒刺来，轻轻把药抹在她的乳轮上。这一来，他俩就在第二天中午订婚了。这样的蜂媒记，也都是常时所不会有的。在男女的爱恋中，“巧遇”与“一见钟情”，格外增加了浪漫气氛，所谓“万里姻缘一线牵”也。
不过，“悲”与“欢”，“离”与“合”，在“巧遇”的比例中，或许不只是对半呢！我的一位朋友，他的爱人，抗战初期，留在上海孤岛中，两地相思彼此都很苦，两家父母，也就从权让他俩结合算了。那位小姐，从上海穿过平湖沦陷区，渡海过了余姚，该算已经脱离了危险地区了。哪知，当她从余姚向金华途中，在义乌附近（其地离金华，只有九十华里了）。碰上了日军第一回浙东扫荡战，便下落不明了。这样，男女两家函电往来，探查这位小姐的下落，等到某君自己从重庆赶到金华来亲自访查，已经是第二年的春天了。我也替他尽了许多力，却也找不到确讯，只知道那小姐是已到了离义乌三十里许失踪的，说起来，只是一个下午的行程，而她碰上了黑色命运。更巧的，这位找寻爱人的某君，又碰上了第二回浙东扫荡战，因为赣东也有了战事，他也不免于难了。这一类，仿佛是同命鸳鸯的传奇，不必穿插已经富有戏剧性了。
还有一位朋友，他的老母，战时本来住在浙东家乡，念佛静修，与世无争。1941年春初，他忽然心血来潮，想要接老母到江西去。他的一切安排，都已妥当。哪知那位答应伴送这位老太太出远门的舅父，他要到上海去转一转，再回宁波去伴行。他在上海虽未乐不思蜀，却多逗留了一星期。就在这一星期中，这位老太太就在那小镇上被敌机炸死了，我的朋友，也就抱恨终生，悔之莫及了。
命、相
在我的长期旅行中，有几年，转来转去，总会转到上饶去的。上饶，赣东一个山城，那一时期乃是军事、政治以及运输中心，因此，“官商云集”，很难找住宿的处所。无可奈何时，那家旅馆老板，就打开××山人的命相房间给我住。山人和我，也彼此谅解，他总是表欢迎之意。这××山人，面白无须，年纪很轻，记得是江苏人，上海劳动大学学生，曾经在汉阳兵工厂做过机械师，此刻挂的是“科学论相”的招牌。他从来不和我谈相，我也不研究“科学谈相”是什么；出外靠朋友，彼此心照不宣也。他和徐懋庸是同学，懋庸又是我的老朋友，因此，我们就谈些上海朋友们的旧事。有时，我也旁听他替别人看相，一本正经，像煞有介事；我听了，也只是笑笑而已。
有一回，我在鹰潭碰到一位姓章的朋友，他是吴佩孚的义子，随着民初政海的起伏，他也经历了穷通否泰之境，受着人情冷暖的刺激，因此，感慨很深。以他那样处过“炙手可热”的地位的人，坐在军校技术教官的冷板凳上，当然觉得命运之神戏弄了他。他也对我说了一些朋友们的遭遇，即如那时住在鹰潭的总司令王敬久已经中将级了，他的一位同班同学，功课着实比王敬久好些，如今还只是一个营长地位。说到结局这都是“命运”。（范缜《答竟陵王书》云：“人生如树花同发，随风而堕，自有拂帘幌坠于茵席之上，自有关篱墙落于粪溷之中；坠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粪溷者，下官是也。”王充《论衡·幸偶篇》：“蝼蚁行于地，人举足而涉之，足所履，蝼蚁惨死；足所不蹈，全活不伤。火燔野草，车轹所至，火所不燔，俗或喜之，名曰幸草。夫足所不蹈，火所不及，未必善也。足举火行有适然也。”以范缜、王充之通达，也不免有“命矣夫”之叹！）那时，我笑着对他说：“命运之说，好有一比！你看，他们在那儿打牌，开头他们轮着拿来的十三张牌，那是‘命’。随后轮着，一张一张拿来的是‘运’。有人‘命’好‘运’也好，很快就‘和’了。有人‘命’好‘运’不好，就‘和’不下来了；也有人‘命’虽坏，‘运’却不错，反而先‘和’了。”章君听了，大为高兴，说我把“命运”之理说通了。
我的这番议论，颇得朋友们的赞许。可是，有一回到了桂林，和四弟谈起，他说，他好似听到谁说过似的。但，我和他相别四五年，并未碰过面，绝非我告诉他无疑了。后来，我从桂林回韶关途中，看了王船山遗书，才知道三百多年前，王船山已经这么说了。后来，看了冯友兰先生的《新事论》，才知道他也这么说过。孔孟二圣，他们也有“道之不行也命矣夫”之叹的。冯友兰先生说：“人生中有不如意事，亦有如意事。诸不如意事中，有能以人力避免者，如一部分的疾病；有不能以人力避免者，例如死。诸如意事中，有能以人力得到者，例如读书之乐。有不能以人力得到者，例如‘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其不能以人力避免或得到之不如意事或如意事，因为人之所无奈何；即其能以人力避免，或得到者，亦有人不能避免不能得到。其所以不能避免不能得到者，亦非尽因其力不足，非尽因其所以避之或所以得之之方法不合。往往有尽力避不如意事，而偏遇之，尽力求如意事，而偏不遇之者，亦有不避不如意事而偏不遇之，或不求如意事而偏遇之者。人生有幸有不幸，正是如此。”
伴“战神”而来的四骑士，他们把“死”的因素加重得太多了，“幸遇”的想法，在战时更是普遍。我的一位复旦大学同事孙寒冰先生，在平时的话，“老死”的可能性最高，“横逆之死”似乎不会叩他的大门。到了战时，他却死在第三次上！第一次，上海大世界门口那一炸弹，他只差了一分钟，总算没进鬼门关。第二次是在广州，他住在××大厦的四楼，那天早晨，被三楼的一位太太催着出门去讲演，等他讲演了回来，那大厦已经炸完了，那位太太也炸死了。第三次是在北碚复旦大学，北碚离重庆有五十华里的距离，而敌机投弹下来，是炸碎了一块石头，那碎石飞了过来才砸死他的。因此大家不能不归之于命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