榕城考古略
作者：林枫
林枫其它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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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山集
诗文别集。十卷。明康海撰，清孙景烈编。刊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对山集》分文体编次：卷一、策，卷二、书，卷三、卷四、序，卷五、记，卷六、碑，卷七、墓志，卷八、墓志、铭、祭文、行状，卷九、赋、琴曲、四言诗、五言古诗，卷十、七言古诗、五言律诗、五言排律、七言律诗、五言绝句。计文八卷，诗二卷，共为十卷。康海是“前七子”的重要成员。提倡复古运动，反对当时台阁体的那种雍容典雅、空洞无物的文风，并强调独创。从内容上看，《对山集》中有不少抨击时政、关心人民疾苦的作品，有一定的价值。但由于受刘瑾事件牵连而罢官，使得他的后期创作受到影响。一些作品情调低沉，特别是诗歌流露出更多的消极颓废情绪，缺乏积极意义。有的作品力图效仿杜甫直抒胸臆的特色，任情挥洒，缺乏锤炼，情是真情，但艺术上却有不足处。给人的感觉是率真冗长，似乎是不经意而成的作品。由于康海强调创作要有真情，同时又注意独创性，所以作品仍能逸气往来，翛然自异，比起李梦阳等人的摹拟、剽窃来显得高明多了。康海诗文集的版本较多，明代有张太微的选本和万历年王世懋的选本。清代有《康对山先生集》，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马逸姿重编四十五卷本;《对山集》，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孙景烈编十卷本，卷首有明万历九年王世懋所撰《对山集原序》，此本较完善。《四库全书》著录即此本。十九卷。此集为张太微所编。《对山集》又有孙景烈删定十卷本,已收入《四库全书》。其集自明以来有四种刻本,既明张太微选本、王世懋选本、清马氏康熙中编全集本及乾隆二十六年(1761)孙景烈删定本。而十九卷本较完备。此集今有明嘉靖间刻本传世,现藏北京图书馆。
林泉高致
中国古代山水画论专著。北宋郭熙及其子郭思著。全1卷。《四库全书》本共收录《山水训》、《画意》、《画诀》、《画题》、《画格拾遗》、《画记》6篇，而通行本无《画记》。前4篇为郭熙著，其子郭思著后两篇，并为前4篇注释，总成其书。郭熙(生卒年不详)，字淳夫，河阳温县(今河南省温县)人。熙宁年间(1068—1077)曾为画院“艺学”，神宗时为宫廷画师，曾为枢密院、学士院作壁画多处。一生作画百余件，传世作品尚有《早春图》、《关山春雪图》、《溪山秋霁图》、《幽谷图》、《窠石平远图》等约6件。本书是郭熙山水画创作经验的总结。由于作者本人的实践基础深厚，故所论切贴深入，为历代山水画家所推崇。认为山水画的立意在于抒发“林泉之志”，“高蹈远引”，抒情畅意。主张画家要“饱游饫看”，使山川“历历罗列于胸中”，并抓住自然景色的特征，溶入人的感情，与自然发生共鸣。如“春山烟云连绵，使人欣欣;夏山嘉木繁阴，使人坦坦;秋山明净摇落，使人肃肃;冬山昏霾翳塞，使人寂寂”。对于山水画的构图，总结了“三远” (平远、高远、深远)、“三大”(山、木、人三者之间，山大于木、木大于人)的提法，一直为后代山水画家所依循。对于山水画的笔墨技巧，提出墨有浓、淡、焦、宿、退，笔有勾勒、皴擦、渲染、点、刷等。由郭熙父子总结的中国古代山水画的宝贵经验，直至今天，对于山水画家的创作实践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达生编
产科著作。1卷。清·亟斋居士撰。刊于1715年。内容有原生、临产、真诀条辨等14篇及格言、方药等。作者主张临产时沉着镇静,掌握“睡、忍痛、慢临盆”六字诀,尽可能不服药或少服药,所论多为经验之谈。本书文字通俗,内容简要,切于实用,故复刻刊本颇多,流传较广。此书主要论述产科常见病,着重阐析难产的病因证治。认为坐草太早,或惊慌努力,稳婆手拙等是导致难产的主因。强调临产必须顺其自然,不得急迫勉强,并提出“一日睡、二曰忍痛、三曰慢临盆”的精辟见解。
秋收
茅盾著。《农村三部曲》之二。发表于1933年《申报月刊》2卷5期。写谷贱伤农的故事。老通宝经历了春蚕丰收的悲剧,落得白赔桑地又负债,还生了一场大病,全家只好吃南瓜和芋头过日子。但老通宝并没有因此失望,他把希望寄托在水稻秋收上。先向吴老爷赊了三斗稻种,后向小陈老爷借债购买肥料。于是水稻猛长,田水不足,老通宝又借债租洋水车,指望丰收后好还去一半债。可是老通宝的希望很快破灭,水稻收成虽好,米商不断压低粮价,而讨债人又川流不绝地催款,农民只好忍痛粜米。老通宝的惨痛经历,生动地揭露了在帝国主义经济侵略下,商业资本家和高利贷者加紧剥削农民,造成谷贱伤农的悲剧。小说还描写了春蚕丰收成灾以后,农民活不下去,终于走上了反抗的征途。他们在老通宝的孙子多多头和陆福庆的领导下,发动了吃大户、抢米囤风潮,从乡镇拥向城市,遭到了反动当局“保安队”的弹压,后经过商人绅士采用软化政策,才平息了风潮。小说通过多多头的形象,表明旧中国农村中贫苦农民从灾难中开始觉醒。
春秋胡传附录纂疏
三十卷。元汪克宽撰。此书模仿孔颖达《左传正义》，专为胡安国《春秋传》作疏。其《自序》称此书“详注诸国纪年谥号，可究事实之悉；备列经文同异，可求圣笔之真；益以诸家之说，而裨胡氏之阙疑；附以辨疑权衡，而知三传之得失。”但其大旨终以胡传为宗。汪氏自称：“《春秋》传注无虑数十百家。至子程子始求天理于遗经，作传以明圣人之志，俾大义炳如日星，微辞奥旨，了然若视诸掌。胡文定公又推广程子之说，着书十余万言，然后圣人存天理，遏人欲之本意遂昭焯于后世……元统甲戌，教导郡斋，讲劘之暇，因阅诸家传注，采摭精语疏于其下，日积月羡，会萃成编。”汪氏认为，“《春秋》一事之笔削，一言之增损，一字之同异，无非圣心精微之攸寓，而酌乎义理之至当。如殊会一也，而会王世子则书‘及以会’，以卑会尊之辞也，所以尊储君也；会吴则书‘会以会’，以此会彼之辞也，所以外裔夷也。同盟一也，而新城鸡泽独于公会诸侯之下书某日同盟盖新城乃赵盾主盟而鸡泽单子与盟，故皆书目以采同盟之上，所以谨其渎君臣之分而异之也。楚成使宜申献捷、战泓、围宋皆贬书人，所以贱僭窃；而会盂书爵于陈蔡郑许曹君之上，以着其争霸之实，盖不书爵则疑非楚君。昭公失国，会陵、如齐、如乾侯，其返虽不告庙，皆书公至，所以存君；而必系居于郓，盖不言居郓，则疑于复国。通诸二百四十二年，于例中见法，例外通类诸如此者，遽数不能终。”可见其臆度不下胡氏。此书之惟胡氏为宗，前人已有讥之，如明陈霆《两山墨谈》讥其此以鲁之郊祀为夏正，又以周之烝尝为周正，是其迁就《胡传》，不免骑墙之证，明初胡广奉敕编《五经大全》，于《春秋大全》一书几乎全抄袭此书，有明二百余年之科举，于《春秋》则宗此书。此书撰成于元至元十四年(1277)。现存元至正八年建安刘叔简日新堂刻本。
无碍解道
巴利名Pat!isambhida^-magga 。音译波致参毗陀。为巴利小部经（Khuddaka-nika^ya）之一。本经内容系分类解说有关修道解脱诸事，全经可大别为三品，即大品、双结品、慧品，而各品皆附有十论，其中，大品为全经之中心。本经固属经藏，但其内容形式亦有论书之格式，仅大品之第四、双结品之第一、六、七、十及慧品之第九等六论之初，具‘如是我闻’等字为始之经典形式。其所揭论目主要采自巴利律藏及经藏之长、增支、相应诸部经，被视为轮藏七论中最早成立之法集论（巴Dhammasan%gan!i ）及分别论（巴Vibhan%ga ）之先驱。本经已有原文出版及日译（收于南传大藏经第四十、四十一卷），注释书有摩诃那磨之显扬正法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