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岛志
作者：新井白石
新井白石其它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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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神话与英雄传说
约1934年出版。1958年10月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印。《希腊神话与英雄传说》是郑振铎所写的一本讲解古希腊神话中神祗与英雄的书。该书是中国读者了解错综复杂的古希腊神话的最佳读本。翻开本书，跟随大师走进诸神与英雄的时代。除了《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之外，希腊神话与英雄传说已全部网罗在此。作者经过精心整理，把古希腊神话与传说中的英雄们分为底萨莱系、阿耳戈斯系、阿瑞斯系、底比斯系、赫克里斯系、雅典系、珀罗普斯系等七大体系，为中国读者了解关系复杂的希腊神话与英雄传说开出了一辆直通车。希腊罗马神话是世界上最系统、对人类文明影响最大的神话，它丰富、美丽，影响深远，是一扇直接通向西方文明源头的后窗。
曲话
古典戏曲论著。5卷。清人梁廷枏著。卷1系一部戏曲目录集。卷2、卷3是对戏曲作家和作品的评论。卷4是有关戏曲曲谱格律的论著。卷5专论戏曲音韵。其中以2、3两卷价值较高。1、4、5卷涉及的内容前人多有阐发,2、3两卷系作者独具只眼的创见。他一反论剧只重本事和辞藻的传统,而从剧本的结构、立意与效果着眼进行品评,使人有耳目一新之感。他指出在剧情结构上,应“以白引起曲文,曲所未尽,以白补之,此作曲圆密处”。他认为剧中人的唱曲必需紧合剧情,不能“与本事没半点关照,徒觉满纸浮词,令人生厌耳”。据此他批评了乔吉的《金钱记》和关汉卿的《玉镜台》,而盛赞吴昌龄《风花雪月》“带白能使上下串联,一无渗漏;布局排场,更能浓淡疏密相间而出”。他认为元杂剧中的神仙戏“头面强半雷同”,“即其中关目、线索亦大同小异,彼此可以移换”。他认为应使戏剧作为“洵有功世道之文”。在结构上他称颂《桃花扇》“脱尽团圆俗套”。在效果上他称颂《长生殿》“以绝好题目,作绝大文章,学人才人,一齐俯首”。并认为《弹词》一出,“字字倾珠落玉而出”,“其感人一至于此,真观止矣”。象这些见解都是作者研磨而得,绝非蹈袭他人之论,深为治曲者所愿闻。
续文献通考
中国古代官修典章制度史专著。清乾隆时三通馆史臣奉敕编修。乾隆三十年(1767)完成初稿,乾隆四十七年(1782)到乾隆四十九年(1784)间定稿,有武英殿刊本,浙江书局复刻本,1935—1937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十通》合刊本,本书为影印精装2册。本书为《文献通考》之续书,共250卷,分类大致与《文献通考》相同,仅在《郊社考》中分出《群祀考》,《宗庙考》中分出《群庙考》,总共为26考。本书系以王圻所编《续文献通考》为基础,加以扩大和充实而编成,记载宋宝庆元年(1225)至明崇祯十七年(1644)间史事。所收资料比较丰富,除采自正史外,还引用了诸家文集、史评、语录和说部的资料,对研究宋元明时期尤其是明代的经济、政治制度有较大的参考价值。与《续通典》和《续通志》相比,本书是修成最早也是修得较好和较有价值的一部。作为本书编修基础的王圻《续文献通考》,成书于明万历十四年(1586),仅万历年间刊行过,传世之本较少。王圻字元翰,上海人,嘉靖四十四年(1565)进士。其《续文献通考》共254卷,除与《文献通考》相同之24考外,新增了节义、谥法、六书、道统、氏族、书院6考,共分30考。记载南宋嘉定末年至明万历初史事,所收资料较多,明代资料尤多,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但资料缺乏细致的考证,分类也不够恰当,内容较杂乱,错误较多。
与友人论张江陵
本书作于一九五〇年夏秋，对张居正作了全面评价，详细考察了张氏的政治立场和治世德行，为张氏辨诬，认为张不简单是法家，而首先是儒者，综合了释道法。《与友人论张江陵》对儒家的政治理想，对吏治清明、肃贪倡廉、以道德理想统御法制，多所发挥。尤其是对“人民本位”的强调，更是全书的中心和重心。
寿生经
《佛说寿生经》是记载唐朝三藏法师玄奘，到天竺取经时所翻译的梵文佛经，但是据印光法师在《一函遍复》中指出《佛说寿生经》是伪经，是后人托玄奘法师之名，说是玄奘法师到天竺取经时所翻译的作品。
四分比丘尼戒本
佛教戒本。传统题作后秦佛陀耶舍译,唐怀素集。一卷。北图有珍33等九十号左右。英、法、俄、日等藏有S.440、P.2310等数十号。传统认为此戒本是怀素在佛陀耶舍所译《四分律比丘尼戒本》的基础上修订而成。但历代经录无佛陀耶舍译《四分律比丘尼戒本》之记载。故此戒本或是怀素据《四分律比丘戒本》之体例,从《四分律》关于比丘尼之戒律中集出;或佛陀耶舍翻译,经录失载。戒本把比丘尼应遵守之戒律以条文的形式一一列出,成为中国比丘尼日常生活所依据的规范。敦煌地区尼僧数量颇多,故此类戒本颇受重视。历代大藏经均收,敦煌本保留了较早的形态,可供校勘。S.1167题记谓:“比丘尼 先为师僧父母,后为己身,时诵《尼戒》一卷。龙兴寺僧智照写。”上海图书馆127号题记谓:“子年十一月,比丘潜均写。”北寒100题记谓:“比丘常秘写。”北生22题记谓:“写,戊寅年五月十六日,梁再兴。”S.6637题记谓:“比丘尼灵相戒本。”北辰47题记:“戒意”,显然也是比丘尼的名字。由此可知,敦煌比丘尼所用之戒本大抵为比丘或俗人抄写。或者反映了当时比丘尼的文化层次与在教团中的地位均较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