莲子居词话
作者：吴衡照
清吴衡照撰，4卷。吴氏论词，重在文字与音律的关系上面，认为词的兴起，先有文字，然后宛转其声，以腔就辞;后来传播通久，音律确然，继起词人以辞就腔。由于古之作者皆善歌，故制辞度腔时对于字的平仄多少可以变化，只要与音律无碍即可。今则歌法失传，音律不明，故词家运辞，兢兢于尺寸不易之道。这种观点，颇有价值，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何以词调同而体不一的现象;同时，吴氏关于词先以腔就辞，后又以辞就腔的说法，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吴氏论词，较为推重姜白石、张玉田，与浙西词派观点较为接近。他很重视词的醇雅，强调学者于雅俗正变之理是不可不辨的。他又强调音律、字面、过结、写景诸方面。吴氏对北宋词亦较重视，对苏轼、张子野、柳永、秦观、周邦彦都能予以好评。其对苏辛词之比较，以为犹诗中黄山谷与苏轼的关系，这主要是着眼于苏词之“大”，认为苏轼之“大”，姜白石之“高”，都是不可学得的。所论重在“写景之工”和“抒情之妙”，对词的起结、过换、衬帖等填词技法比较注意，可资参考。作者评定宋代词家优劣、折衷古今观点异同，比较稳妥圆通。在校正词律、考订词韵方面，对万树《词律》也多所修正和补充。今有退补斋刊本，收入《词话丛编》中。
吴衡照其它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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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与刀
《菊与刀》是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创作的文化人类学著作，首次出版于1946年。全书并不长，共十三章，附一些日本词的注释和全书索引。除前述首尾两章外，从对战争的看法讲起，讲到明治维新，再分述日本人风俗习惯、道德观念、一直到怎样“自我训练”（修养）和孩子怎样学到传统。 书中作者运用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以日本皇室家纹“菊”和象征武士身份的“刀”作为一组对比鲜明的矛盾的意象，从他者的角度对日本文化中看似矛盾的方方面面进行了阐释和解说，指出日本文化是一种耻感文化。
得一录
余治撰，《得一录》是一部总汇慈善章程的善书, 在晚清民初具有非常广泛的影响。余治,江苏无锡县人,字翼廷,号莲村、晦斋,别号寄云山人。过世后,其门人私谥其孝惠先生。早年入学应科举试,27岁时补金匮县学。后五应乡试不售,中年后,遂绝意仕进,“专以挽回风俗,救正人心为汲汲”。仆于江浙之地,游走于官绅与乡民之间,一意行善,广施善举。“奔走劝募,如拯溺救焚,不遗余力。”成为当时江南最具声名的善人之一,“大江南北无贤愚疏戚目之曰`余善人"”。余治在行善的过程中,将平日自己施行或所见著有成效、足资仿办的善举章程,汇编成集,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编成《得一录》一书。然在刊刻过程中,“剞劂过半,旋罹劫火”,半途而废。同治六年(1867年),余治前往上海,欲再谋付梓,并重为补辑,后在友人吴宗瑛、粤商蔡桂培等人的帮助下,终竟心愿,于同治八年,刻成全书,凡十六卷。《得一录》之名,取自《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之句,其意乃是得一善事则拳拳然奉持之而不失善道,编者的寓意应是希望人人都能奉持善道,珍惜每一个从事善举的机会。该书收录的主要是各类善堂善会的章程,同时也包括一些乡规族约、家训格言、官府有关善举的文书以及教化论说。虽然余治一直对教化深为在意,但该书与一般的主要以宣传教化为宗旨的善书明显不同,其重心主要不在教化,而在求有实效。“是编所集,事事可以仿行,溥为实惠,固非空言无补可同日而语者。”(《跋》)即希望通过提供具体“切于时病,平实易行”(《许其光序》,的章程,让世人仿效而收实效。堪称晚清新型的“善举章程类善书”的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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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灾
长篇小说。东平著。1937年3月上海潮锋出版社初版。
金陵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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