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春深二十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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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宪集
又名《宋元宪集》。诗文别集,北宋宋庠(996—1066)撰。三十六卷。庠字公序,初名郊,安州安陆(今属湖北)人。后迁开封雍丘(今河南杞县)。天圣进士,曾任平章事、枢密使,被包拯弹劾,出任地方官。与弟宋祁并有文名,时称“二宋”。封莒国公,谥元宪。原集久佚,清乾隆间四库馆臣自《永乐大典》辑出。卷一至卷十五收各体诗及词赋八百三十八首,卷十六至三十六收颂、表、制文、札子、行状、墓志铭、祭文、祝文、序、记等各体文五百八十三篇。庠与弟祁少时同作《落花》诗“一夜春风拂苑墙,归来何处剩凄凉。汉佩冷临江失,金谷楼危到地香”,脍炙得名,其诗中名章秀句,络绎缤纷,乃晚唐纤体。其文多馆阁之作,沉博绝丽,均为一代之作者。 《蚕说》一篇,阐述封建社会奢侈之风种种弊端,用骈偶铺叙、夸张烘托之法,词藻华美,语句整齐,代表北宋初期之文风。有《丛书集成初编》本,《武英殿聚珍版书》(活字、福建、广雅书局)本,《湖北先正遗书》本。另《四库全书》本作四十卷,题名《宋元宪集》。今人栾贵明自残存《永乐大典》中又辑得十六条,见《四库辑本别集拾遗》,可补清人辑本之缺遗。
剑侠传
文言短篇小说集。明王世贞编。二卷。此书明吴琯《古今逸史》本题为唐人撰,不著名氏,二卷。《四库全书总目》子部小说家类存目著录即据此本,谓为“皆记唐代剑侠之事,与《太平广记》一百九十三卷至一百九十六卷所载豪侠四卷文尽相同”,断为“明人剿袭《广记》之文”。按,见于《太平广记》之《卢生》、《红线》、《聂隐娘》等唐人传奇,实仅十九篇,其中《扶余国主》叙隋事,还有多篇五代作品。《广记》未收之作尚有《老人化猿》,采自《吴越春秋》;《虬髯叟》、《韦洵美》二篇采自《灯下闲谈》。余外另有如采自《青琐高议》之《任愿》等书的十一篇五代两宋作品,共计三十三篇。明隆庆三年(1569)履谦子翻刻时又增附四篇,其中已有明人《剪灯余话》之《青城剑术》一篇。今人余嘉锡据《弇州山人四部稿》中《剑侠传小序》一文,以为此书当为王世贞所辑(《四库提要辨证》)。是书今传除履谦子翻刻本外,还有清汪士汉《秘书廿一种》本,四卷。《郑堂读书记》认为当系汪士汉所分。咸丰七年(1857)王996 明代文学龄刊本从之。《说郛》(重编本)、《唐人说荟》本、《丛书集成初编》本等均删存一卷。
出奔
中篇小说。郁达夫著。初载 1935年11月1日《文学》月刊第5卷第5号。小说以1927年大革命时代为背景,描写地主分子董玉林极端贪婪、残酷,对乡民进行敲骨吸髓的剥削,甚至社会慈善机构施舍给穷人用以活命的一点东西他也从中克扣肥私。大革命风暴到来之后,他又利用女儿嫁给革命者钱时英这重要关系,摇身一变,成为革命党的座上宾,执掌乡里大权的头面人物。随着董玉林反革命面目愈益暴露,钱时英在现实教育下省悟过来,愤而焚烧了董玉林全家然后出奔上海。小说揭露了地主阶级贪婪、狠毒、阴险、刻薄的阶级本质,同时也显示了作者站在革命民主主义立场对地主阶级极端憎恨的态度。小说对青年革命者钱时英身上那种耽溺男女情爱,贻害革命事业的浪漫蒂克气质,给予一定程度的针砭与否定。这是作家最后一篇小说,较之以前那些着重抒写自我遭际的自叙性小说,这篇作品写革命和阶级斗争,思想上有了重大变化;艺术手法也由重主观抒情而变为冷隽、客观地写实,善于通过典型化细节刻画人物的本质特征。
中国历史的看法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和开风气之先的学者,胡适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和看法以及“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研究方法,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现代新史学的发展。《中国历史的看法》汇编了胡适主要史学论文,如《研究国故的方法》《中国历史的一个看法》《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一个看法》等,可以看到胡适将中国历史置于中西文化冲突和交流背景下,令人耳目一新的视角和观点;可以看到胡适在严密考据的前提下,同时作为一个思想家所闪耀的智慧的光芒。他的观点成就了他自己,不仅惠及史林,也惠及百年来亿万中国人。
日讲春秋解义
六十四卷。此书为康熙皇帝经筵旧稿。由着名宋学家,康熙经学老师李光地主持编定,雍正时由大臣张廷玉、方苞修订定稿,乾隆三年(1738)锓版。宋代由于重《春秋》之慎赏罚、当功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之用,特别重视《春秋》一书,治《春秋》者甚众,据《宋史·艺文志》所着录的《春秋》学专着即有二百四十部左右。其中亦有经筵讲义,如王葆《春秋讲义》、张九成《春秋讲义》、戴溪《春秋讲义》。这些讲义,“大抵皆演绎经文,指陈正理,与章句之学迥殊”。(《四库提要》)此书即是采宋人讲义之体裁以阐发《春秋》“微言大义”。每条经文之下先例《左传》记事,次列《公》、《穀》之义例,反复演绎,大旨归于尊王。据康熙《御序》云:“惟宋康侯胡氏,潜心二十年,事本《左氏》,义取《公》、《穀》,萃诸家之长,勒成一家之书,虽持论过激,扶隐太严,未必当日圣心皆然。要其本三纲、奉九法、明王道、正人心,于《春秋》大旨常得六七,较之汉唐以后诸家优矣。”因而此书“大约以胡氏为宗,而去其论之太甚者,无传经文则博采诸儒论注以补之,亦时有所折衷。”是此书初稿尚推崇胡传。但据乾隆二年《御序》,则云雍正时鉴于康熙皇帝己对“胡氏之说多所驳正”,但当时廷臣“所进讲义一遵胡氏之旧者,于圣心自多未洽”,所以久久不予“宣布”。至雍正七年才命张廷玉、方苞详细校订。乾隆御制序文时又“反复循览,于胡氏穿凿之说旷若发蒙,笔削之旨阐明者亦过半焉。”可知此书之攻驳胡传之说当在张、方“校订”之时。而其攻驳之重点,则在于胡传因激于时弊而托《春秋》大义生发的讽时讥世,尊王攘夷之论,代之以尊尊卑卑、君君臣臣之价值体系。其书之体例是,于经下先列《左传》、《公羊》、《穀梁》之文,再附以讲解。卷首为《总说》,有纲领、通论、经传源流、传注得失四篇,皆引诸儒之语要者。现存康熙六十年内府刻本。
现果随录
凡四卷。清代戒显记。收于卍续藏第一四九册。系记述撰者所见所闻之因缘故事。共一○三则。内容大多为明末清初湖州、杭州、抚州等江南地方僧俗间之善恶果报故事。书中特别强调念佛功德,此外有关净土往生之思想亦极浓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