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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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斋文集
明代诗文别集。郑岳(字汝华)著。郑岳著述较丰,所著诗文有《蒙难录》、《西行记》、《南还录》、《山斋吟稿》及漫稿、净稿、续稿、奏议等,因雕版焚毁,所存不过数集。此集为其曾孙郑炫所编,于万历十九年(1591)梓行,凡24卷。其中诗7卷、文17卷。据郑炫跋,是集视旧集十不能存二三。清人在郑炫刻印本基础上进行过增修,前加印了郑岳像。《四库全书》著录的也是郑炫刻本。《四库全书总目》评其人与其集说:“柯维骐《续莆阳志》称其所作诗文,俱畅达蕴藉。朱彝尊《明诗综》引谢山子之言,亦称其诗深于讽喻之体。考《明史》岳本传,称其屡拒中官崔文之干请,争宁王宸濠之侵占,又以争兴献王袝庙,忤旨夺俸。其居官颇著风节。而为江西按察使时,与李梦阳互讦,为兵部侍郎时,又为聂豹劾罢。所与龃龉者,乃皆正人。盖其天性孤介,非惟与小人相忤,即君子亦不苟合也。其文章落落远俗,因亦有由焉。”其诗作颇能吐露真情,较有个性,五言诗尤优,弥见风韵。
中国考古学史
考古学家要论证人类各文明类型之共性,也要探求各地区、各民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来之差异点及其原因。同时由上古推中古,由中古推近古,由近古推现在,由现在推将来。 产生于千年之前的北宋以来的金石学,是中国考古学的替身。但以田野工作为基础的近代考古学之出现于中国,则迟至20世纪20年代。 中国是旧大陆四大文明中心之一,这使得中国的历史考古学在世界文明史上,具有很大的重要性。 本书共计五章,附录一篇,各方叙述均有,目为考古学可,目为考古史可,目为考古评论亦可,目有考古成绩的总叙述,更无不可。
泰西水法
6卷。国外水利技术古书名。由徐光启和驻京传教士熊三拔在明万历四十年(1612年)合译。书成于明万历年间。专门介绍取水和蓄水的方法。第一卷为龙尾车,用挈江河之水;第二卷为玉衡车,用挈井泉之水;第三卷为水库记,用蓄雨雪之水;第四卷为水法附余,讲寻泉作井之法,并附以疗病之水;第五卷为水法或问,备言水性;第六卷为诸器之图式。总目又对传入中国的西方科学进行了比较,对水利学作了较高的评价。明确指出:“西洋之学,以测量步算为第一,而奇器次之,奇器之中,水法尤切于民用,视他器之徒矜工巧,为耳目之玩者又殊。固讲水利者所必资也。”
复堂词话
清谭献撰。共一百三十一则,为其门生徐珂所辑,1925年付梓。徐珂跋云:“师之论词诸说,散见文集、日记及所纂《箧中词》、所评周止庵《词辨》。光绪庚子(1900),珂里居,思辑为专书,请于师曰:‘集录绪论,弟子职也。侍教有年,请从事。’师诺。其年冬,书成,呈师。师曰:‘可名之曰《复堂词话》。’”谭献论词继承常州词派张惠言、周济的词学观点而有所发挥,认为“倚声之学,由二张(张惠言、张琦)而始尊”;周济“切磋于晋卿,而持论益精”。谭氏极少推尊词体,并在《复堂词录叙》中指出:“词为诗馀,非徒诗之馀,而乐府之馀也。”词是由风、骚和乐府的演变发展而来,不应“以词为小道”。作者虽撰《箧中词》,“以衍张茗柯、周介存之学”,但又感到“以常(州)派挽朱、厉、吴、郭,佻染饾饤之失,而流为学究”。故“常州词派,不善学之,入于平钝廓落,当求其用意深隽处”。他不囿于门户之见,而自立己说。如对苏轼《卜算子·雁》,张惠言《词选》以《诗经·考槃》为比,谭献以为“其言非河汉也”,并提出“所谓作者未必然,读者何必不然”的主张,颇有新见,对晚清词坛产生一定的影响。是书有195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校点本。唐圭璋《词话丛编》据《心园丛刊》辑入。
江苏省通志稿方域志
宣统元年(1909)始修,由江苏通志局主持,缪荃孙任总纂。方域志。尹氏江南通志原名舆地志,今拟改名。地图为先,疆域次之,沿革星野分类以及山脉列此。新旧地志有者皆列,水道则入都水。
维摩诘所说经注疏全集
姚秦三藏法师鸠摩罗什译,昆明弥陀寺沙门冰谷注疏,月溪法师讲述,这部维摩诘经,就是发挥佛性法身净土绝对妙理,错认无始无明为佛性辨别,错认见闻觉知为佛性辨别。 释迦佛及他世界佛、维摩居士、文殊菩萨、天女及已入地菩萨所说的佛法是从佛性发挥出来,说法身遍满虚空,充塞宇宙,超出时间空间,无穷无尽,绝对的圆融,无碍事理,贯通法身净土妙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