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父诗
作者：洪秀全
宣传太平天国道德的诗集。刊刻于1857年,共五百首,大部分为洪秀全所作,集中反映了洪秀全的伦理思想,具体来说有以下几部分内容:(一)以“正直善真”为根本原则,反对“邪曲恶假”,指出“人妖分别在邪正,邪些是妖正是人,邪些极贱正极贵,邪些该砍正该升。”(二)提出宫廷生活的道德规范,即炼正遵旨;姊妹和睦;虔诚欢喜;炼好心肠;炼好情面;炼好声气;不好眼毒;爱人如己。(三)人的思想、行为与幸福、快乐之间关系是:思想、行为“正直善真”,则人就应该获得幸福和快乐;思想、行为“邪曲恶假”,则人就当罚为痛苦和灾祸。(四)重新强调太平天国初提出的“十款天条”的伦理意义。人要奋发向上,扬善疾恶,而行为举止、言谈话语都要“遵条遵命”,谨慎行事。(五)提出了“四不”,即不要起歪心,不要起邪心,不要起奸心,不要起贪心。(六)要争取“十多”,即要功劳多,要享福多,要好心多,要贵气多,要好样多,要威风多,要暗好多,要光荣多,要真凭多,要尊贵多。(七)强调要爱人不要害人,指出“爱人爱自己”,“害人害自己”,善恶终有报等思想。(八)提出“四失天伦”论,即子不敬父失天伦,弟不敬兄失天伦,臣不敬君失天伦,下不敬上失天伦。这部诗集反映了太平天国复杂而又重要的伦理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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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研究
维特根斯坦著,1953年出版。该书分为上下两卷,上卷由693节组成,下卷由14节组成。该书是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的代表作,也是分析哲学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著作,以全新的方法处理语言的意义问题,对于分析哲学中用逻辑分析的方法研究语言意义转到注重生活实践,注意语言的日常用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维特根斯坦放弃了早期以逻辑分析语言,提示其真实结构的方法。他从观察人们使用语言的实际情况入手,把使用词的整个过程想像成是一些游戏中的一种,孩童通过这种游戏学习他们的母语。作者把这些游戏称为“语言游戏”,有时把简单语言说成语言游戏。在这种语言游戏中包含有无数多种句子,这些句子也有无数多种用法。这种多样性并不是固定不变的,人们会看到一些新的语言,新的语言游戏,而另外一些则要被人遗忘。提问、感谢、咒骂、问候-把语言中工具的多样性和它们使用的多样性,把词类和句子的多样性与逻辑学家关于语言所说的话作比较,结果是很有趣的。语言游戏的多样性在于词的用法是多样的,维特根斯坦把词比作各种工具借以说明它们功用的各不相同。语句也是游戏中最根本的因素是遵守规则。每一种遵守规则的方式都是一种解释,但我们应该把“解释”一词局限于用对于规则的一种表达来代替另一种表达。哲学问题是形而上学问题,产生的原因是由于语言的误解。既然语言的意义在于用法,那么当语言休息时,即在不使用时,哲学问题就产生了。如果我们尊重语法的用法,不以形而上学的方式使用语言,就不会出现问题。哲学不可以干涉语言的实际用法,它最终只能描述语言的用法。
猫苑
清人黄汉仿昔人《虎荟》、《蟹谱》、《蟋蟀经》之例,广为搜辑,博采散见于各种书籍中关于猫的记载而加上颇有见地的按语撰成此书。全书2卷,分种类、形相、毛色、灵异、名物、故事、品藻七门,条分缕析,典故诗文各以类从,可读性很强,当时即有“妙趣横生,无义不备,其传必矣”(张应庚《序》)之誉。此书可以使人增广见识,如卷首先释“猫”字:“鼠害苗而猫捕之,故字从苗。《埤雅》猫有苗、茅二音,其名自呼。《本草纲目》”但纵观全书,编者之意,决不仅在于此。如:“前朝大内猫狗皆有官名食俸。中贵养者,常呼猫为老爷。宋牧仲《筠廊偶笔》明万历时,御前最重猫,其为上所怜爱及后妃各宫所蓄者,加至管事职衔。《野获编》”矛头所向,直指最高封建统治者。书中最后一则是:“汉按:近传一官,惟耽曲蘖,不视事,人皆呼为醉猫。或以为诘,则曰:‘我尚廉,无患也。’殊不知权已旁落,下人窃弄威福,其害尤甚于自作孽也。自古故重廉明,若昏而不明,虽廉何补!”作者在这里完全是借题发挥,借此讽刺那些自诩廉洁却纵下作恶的达官显贵。由此看来,该书不只是务于博雅,使人知猫之大有功于世,同时也寄寓了作者的愤世嫉俗之情和对封建统治者的批判,堪称一部奇书。
考古编
十卷。南宋程大昌撰。程大昌字泰之，徽州休宁(今属安徽)人。生平事迹详见《演繁录》。此编主要杂论经义异同及史传谬误，博洽详明，“实能正经解之乖违，订史传之阙误”(《考古编》 张海鹏后识)，多有可取。如，以白居易 《乐府诗》正韦述所记《唐六典》不曾行用之误;以在张掖者乃鲜水非令鲜水，驳章怀太子所注《后汉书·段颍传》之非; 以《汉书》 比景县当从刘昫《旧唐书》作北景;以荀子所称子弓即仲弓，非馯臂子弓;以琅琊台碑文证秦以前已尝刻石等，皆精审明晰。再如，《正朔论》谓周人虽首子以命月，而占星命算修词举事仍用夏时;《象刑论》谓是刑官取其法悬之象魏，而不取画衣冠、异章服之说，其持论颇为新异，旁引曲证，亦能有所依据。书中也有可供商榷之处，如《诗论》十七篇，反复推阐，大抵谓《诗》有南、雅、颂之名，无国风之名，说极辨博，而实无解于《礼记》之所引。故终为后人驳诘。虽然如此，仍不失为考据精核之作。《四库全书总目》谓其书“虽亚于《容斋随笔》，要胜于郑樵辈之横议也。”评价很高。今传本不一，主要有《学津讨原》、《儒学警语》、《四库全书》、《丛书集成初编》 等丛书本，《函海》、《江氏聚珍版丛书》 本作 《程氏考古编》 十卷。《丛书集成初编》 本据 《儒学警语》 本排印，又附以《学津讨原》本所载提要及跋识于后，为较好通行本，但排印时有错字。
两都赋
班固著。见《班兰台集》,收于《文选》。作者在序文中说,长安父老,怨都洛邑,冀复都长安,故作此赋以明都洛邑之宜。赋中假设西都宾在东都主人前夸耀西都长安之形胜,建都后之繁华,四郊之富盛,宫室之壮观,特别夸耀昭阳殿之盛况;接写百寮官署、离宫苑囿之隆,又及武帝之求仙与羽猎、水嬉之愉悦。东都主人则指斥西都宾之惑于事理。他先述西汉建都于长安乃一时之计,后遇王莽作乱,光武帝方承古帝之功业遗制建都于洛邑;及于明帝,俭而不侈,一应礼仪以至田猎皆循制而已,唯重教化,致使德治之盛,无与伦比,四夷宾服,天下洽治。西都宾闻而慑服。最后,东都主人授西都宾以《明堂》、《辟雍》、《灵台》、《宝鼎》、《白雉》五诗。作者认为建都不该着眼于有利于统治者的穷极享乐,而该着眼于德化之行,长治久安,体现了作者的政治理想。赋中对光武帝、明帝极力称颂,最终规以节俭,是承西汉大赋之体制。全赋规模宏大,恣意铺陈夸张,是汉赋的代表作之一。
皇帝大同學革弊興利百目
廖平经学四变时期著作。全书分论圣、《论语》、《周礼》、《诗经》、《易经》、《尚书》、《礼记》、《春秋》、《大学》、《中庸》、子学、九家、理学家、中国政治家、中人西学、西人宗教家、西人大同学、西人政治家、西人思想家、西人天文家、西人地学家、今日时局等二十二题，共列各题中有关皇帝大同説的正反观点一百零一目，逐条予以简要解説、论证或反驳。书中主要以公羊张三世、夷夏之辨、素王立法、小康大同等角度，从经典和中西思想家观点中寻求佐证，提出六经皆孔子微言，诸子爲孔子后学，孔子爲全球立皇、帝、王、伯之法等思想。该书原附于《公羊验推补证》，有光绪三十二年（一九〇六）则柯轩刊本，今据此本整理。
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觉意三昧
佛教著述。隋智述,灌顶记。一卷。原书无序跋和撰时。是一部阐述“觉意三昧”行法的著作。分六篇:一、辨法相;二、释觉意三昧名;三、释觉意三昧方便行;四、释觉意三昧明心相;五、释觉意三昧入正门;六、释觉意三昧证相门。见载于明、清诸藏和日本《大正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