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业堂诗集
作者：查慎行
诗集。 清查慎行(1651—1728)撰。五十卷。慎行原名嗣琏,字夏重,后更现名,字悔余,号初白,又号查田,浙江海宁人。康熙时赐进士出身,官翰林院编修,曾从黄宗羲、钱澄之学。著有《人海记》、《周易玩辞集解》、《黔中风土记》等。此集成于乾隆四十三年(1778)。约四十万字。裒其生平之诗,随所游历,各为一卷,凡四十八卷,又词二卷,并喜立集名, 有《慎旃集》、《西江集》、《遄归集》、《踰淮集》等五十个集名,收诗凡四千余首,词百余首。其诗多登山临水感时咏物之作,宗法宋人,近体源出于陆游,古体源出于苏轼;间有反映民生疾苦之作,如《麻阳运船行》诸篇;功力纯熟,善用白描手法,如《中秋夜洞庭湖对月歌》、《五老峰观海棉歌》诸篇。王士祯称其“奇创之材”,王维屏说:初白先生诗清真、隽永、典切、空灵,如明镜之肖形,如化工之赋形,其妙只是能达。有康熙五十八年刻本,乾隆年精刻本,《四部备要》铅印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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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子学易编
又名 《学易编》。南宋李心传撰。心传字微之,号秀岩。李舜臣之子。为集诸家释解《周易》本义之作。原书十五卷,岁久散佚。今有《四库全书》辑本,作一卷。此本乃宋末俞琬所节抄,略存梗概。撰在丙子(1216)年,故有是名。《通志堂经解》本。此书系李氏于南宋嘉定丙子年(1216)以二百零八日之力编撰而成,遂名《丙子学易编》。书中阐解《易》义,惟采王弼、张载、程颐、郭雍、朱熹五家之说,而以其父李舜臣所作《易本传》之说证之,亦间附己意。《四库全书提要》指出:“原书十五卷,高斯得尝与诵诗训合刻于桐江,今已散佚。此本为元初俞琰所钞,后有琰《跋》曰:‘此书系借闻德坊周家书肆所鬻者,天寒日短,老眼昏花,并日而钞其可取者。’
脉因证治
综合性医书。二卷(一作四卷)。旧题元·朱丹溪撰。本书刊于至正十八年 (1358)。共十万余字。记各科病证六十三种。卷上二十七证; 卷下三十六证,又医论六篇。因论述各证以论脉诊、病因、证候、治法为序,故名。本书系采集《丹溪心法》、《活法机要》、《格致余论》等书的有关内容编辑而成,而非朱氏之作。现存最早为清乾隆年间刻本。
咸同朝将相琐闻
洪军既踞武昌，遂乘势东下，步骑夹岸，旗蔽野，帆樯如云。诸王皆衣黄袍，侯以下衣红，绣龙织凤，间以云物及麟狮鸾鹤之属，冠亦如之。时据船楼上置酒会饮，悬灯张彩，夜半照耀如火龙。后舱则鸣金擂鼓，丝竹间作，如世俗之戏十番者。长江数千里，仅于老鼠峡、东梁山两遇官兵，未及交绥而退。总兵恩长陈胜元中炮落水死，而两江督陆建瀛，缩首金陵矣。建瀛之初出师也，中军以下属橐将弁整队伍，敬候大帅祭旗，而建瀛久不出，则与爱姬执手涕泣，不忍遽别也。
春秋属辞比事记
四卷。清毛奇龄撰。毛氏认为“属辞”是“史文之散漶者宜合属也”，“比事”是“史官所载之事畔乱参错而当为之比以类也”。既反对汉儒所谓“属合辞令，比次战伐”之说，亦不赞成后儒所谓“辞有褒讥，事有功罪，皆于书法乎例之，书人书爵书名书日并有义例”之说。此书仿宋沈梁《春秋比事》、元赵汸《春秋属辞》之体，分门隶类，条理明晰、考据精核。毛氏长于礼学，认为“鲁史记事全以周礼为表志，而策书则传谓之礼经。凡其事其文一唯乎礼，而从而比之属之”。故其书“以礼为志，而其事其文，以次比属，而其义即行乎礼与事与文之中，谓之四例，亦谓之二十二志，而总名之《春秋属辞比事》”。此书为毛奇龄门人所编，原为十卷，朱彝尊《经义考》载六卷，且云“未见”。原书二十二门，今本只有七门，且侵伐一门尚未及半，盖非完书。现存《西河合集》本、阮刻《经解》本、《龙威秘书》本。
宿曜仪轨
全一卷。唐代一行撰。收于大正藏第二十一册。本经之初列举虚空藏菩萨、文殊菩萨、普贤菩萨等与宿曜有关之诸尊印明及九曜真言、九执曜天印、二十八宿印、能吉祥真言、北斗七星真言等；终则引述金刚大成就经吉祥成就品，宣说修行息灾护摩、禳除恶宿曜之法。然所引之金刚大成就经不详。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
记述838—847年唐代社会状况的旅行记。圆仁著。原书久佚，有多种抄本传世，现存最早抄本为日本京都东寺观智院藏本。最早刊本为1907年日本国书刊行会排印本，此后又有多种印本。中国1936年出石印本。还有英、法、德、日等文字的译本。圆仁(794—864)，俗姓壬生氏，生于日本下野国都贺郡(今木县)，日本天台宗高僧。838年随遣唐使入唐，曾到扬州、五台山、长安等地，求法巡礼，学习法华显教和真言密教，历时9年又7月。死后获日本清和天皇赐予慈觉大师谥号。著作还有《金刚顶经疏》、《显扬大戒论》、《入唐求法目录》、《在唐送进录》等十余种。本书共4卷，约8万字。第1卷述西渡入唐、扬州开元寺受学、经山东北上准备西行情况;第2卷述由山东经河北至五台山的情况;第3卷述在五台山受学及西去长安情况;第4卷述会昌灭佛及离开长安归国情况。全书记述自838年到847年间作者历经今江苏、安徽、山东、河北、山西、陕西、河南等地区的见闻，涉及唐代社会政治、经济、宗教、文化及中日关系等各方面，诸如关于唐代宦官专权、牛李党争、地方行政、驿站交通、公文书简、风俗礼仪、地方粮价、佛教宗派、寺院法规、规模及经费开支、会昌灭佛等等，都有重要记述。内容丰富，文笔生动，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日本学者称本书为“东洋学界至宝”。它与玄奘的《大唐西域记》、《马可·波罗行记》一起，有“东方三大旅行记”之称，在国际上有较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