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唐二主词汇笺
作者：唐圭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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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域史地考古论集
《西域史地考古论集》以《黄文弼历史考古论集》和《西北史地论丛》两部底本，从黄文弼先生的全部历史研究和考古著作中选择重要的论述部分，摒除图版、说明以及一些次要繁琐的部分，编选而成。作者在进行历史论述时往往包含着他所亲身考察的地理、考古内容，而在他的考古著作中又往往包含着他的历史、地理研究心得。本书将史学、地理学和考古学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融通为一，以体现作者研究的主要特色。
医镜
综合类著作。旧题明王肯堂撰，蒋仪校订。四卷。肯堂有《证治准绳》已著录。据蒋氏所撰凡例称:“先生手示此编，指其大要，令一披览而晓然于辨证用药，真昭彻如镜，遂以‘医镜’名编。”刊于崇祯十四年(1641)。书中分别述及临床各科病证。卷一至卷三，以内科病为主，兼述眼疾、喉痹、齿痛、口舌及疮疡诸症；卷四为妇人、小儿病症。凡分内外二十九目，杂门四目，疮疡八目，妇人十一目，小儿十五目，其内科又附以十九目。内容较《证治准绳》简要。《郑堂读书记》认为此书系蒋氏所撰，而托之肯堂，以重其书。有明崇祯间刊本，清康熙三年(1664)鸳水陈诞敷发兑本，清初刻本。
太上妙始经
太上妙始经，撰人不详。似出于唐宋。一卷，收入《正统道藏》洞神部本文类。此经首先论述宇宙天她万物之起源，即所谓「妙始」。内称：道以虚无为宗，以清微玄元之气为本，合则为元气，散则为天地。「天地之气交合，然后人民、禽兽、草木、螘行、蠕动，森然皆生」。又称天地之间有仙圣鬼神，劝人行善去恶。谓人生时能奉道守戒，死后皆生诸天中福舍安稳之处，长在道气之中，无复谪罚，福流子孙，来世转生豪贵。若生时唯恶无善，死后入地狱受考，魂魄苦痛备至，「若出为人，必生下贱痴愚之中」。篇末叙老子化胡及授张镇南正一法等事，盖为正一道士所作。
金谷怀春
《金谷怀春》是一部写爱情的小说，又名《怀春雅集》、《融春集》。作者不详何人，但见《百川书志》 注为“ 国朝三山凤池卢民表著，又称秋月著”。欣欣子在《金瓶梅词话》序中说是“前代骚人”卢梅湖著。此书大约产生于明中叶成化年间，在小说戏曲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明代戏曲家曾据以改编成《忠节记》、《怀春记》、《罗囊记》等有影响的传奇；名著《金瓶梅》 曾引用其中许多首诗词；孕育了才子佳人小说的诞生。不见此书的单行本，校点底本自《花陈绮奇言》中引出。书署“ 吴门翰史茂生选评”，校点时删其旁批及总评。
唐大和尚东征传
又名《过海大师东征传》、《鉴真和尚东征传》,中日两国关系史、海上交通史、文化交流史重要著作。真人元开著。版本有钞本日本观智院本(甲、乙)、《群书类丛》本、高山寺本等,以及刊本戒坛院本,北川智海本、《大日本佛教全书》本等。中国曾于民国11年(1922)刊行《东征传》铅字本。中华书局于1979年出版了以《群书类丛》本为底本的《唐大和上东征传》,汪向荣校注。真人元开(722—785),即日本奈良时代的文学家淡海三船,赐姓淡海真人,又称元开,为日本皇族。他曾亲受鉴真化导。779年,受随鉴真东渡的僧人思讬等请托,撰成本书。本书不分卷,中文注释本约7万字,主要叙述了鉴真5次失败了的东渡尝试和第6次成功的东渡。其中按叙述鉴真的活动可分为4方面内容:1.鉴真在东渡之前的宗教活动。2.鉴真6次东渡中的航海和宗教活动等。3.鉴真赴日后的传教活动等。4.作者悼念鉴真的几篇诗作。在叙述鉴真6次东渡中的航海活动中,记载了丰富的海上交通及其有关的资料,对当时主要港口、航路工具、航海技术与海上经历、均有详细记载与描述。作者撰写时,与鉴真有关的许多人物健在世上,故本书叙事详尽可靠,记物清晰明了,文字生动流畅,对研究中日文化交流,中国与日本及南洋各国海上交通、中日两国的航海史、均属不可缺少要籍。
春秋尊王发微
十二卷。孙复撰。举进士不第，退居泰山学《春秋》，着此书。此书是现存最早的宋代《春秋》学专着。此书上祖唐啖助、赵匡、陆淳废传解注，以经求经，直寻大义之风，又兼宗韩愈排斥佛教，以为佛家是以春秋乱中国之旨，力主“尊王攘夷”。如此书于隐公“元年春王正月”下云：“孔子之作《春秋》也，以天下无王而作也，非为隐公而作也。然则《春秋》之始于隐公者非他，以平王之所终也。”此为尊王。又如僖公元年“齐师、宋师、曹师次于聂北极邢”条下云：“齐桓公每天遂以来二十年”用师征伐皆称人者，以其攘夷狄、救中国之功未着，微之也。”而于此言“师”，乃因其“攘夷狄、救中国之功渐见，少进之也。”此为攘夷。历来治《春秋》者，皆谓《春秋》一书寓意褒贬。如庄公八年《经》“秋，师还”，《穀梁》以“还”为善辞，而《左传》亦云“君子是以善鲁庄公”，这是褒。又如隐公八年《经》“郑伯使宛来归祊”，《穀梁》以名宛为“贬郑伯、恶与地”，这是贬。而《公》、《穀》所谓的《春秋》大义，主要也在于褒善贬恶。然孙复发孟子所谓“《春秋》作而乱臣贼子惧”之意，认为《春秋》有贬无褒。如僖公九年九月戊辰葵丘之会，《公》、《穀》根据日月例，以为是美桓公尊天子。然此书却云：“桓公图伯，由帅诸侯，外攘夷狄，讨逆诛乱，以救中国。经营驰骤，出入上下三十年，劳亦至矣。然自服强楚，其心乃盈，不能朝于京师，翼戴天子，兴衰振治，以复文武之业。前此五年致王世子于旨上，今复致宰周公于葵丘，观其心也盈已甚矣!……此葵丘之盟，桓公之恶从可见矣。”诚如南宋大学者朱熹所说，《春秋》只是直书其事而善恶自见，并没有在文词字句中隐寓什么褒贬，诸儒之言褒贬者已属无稽之谈，而孙复所创之“有贬无褒”之说更是臆度妄断。孔氏《春秋尊王发微》首开宋代以苛议说《春秋》之风，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引常秩批评孙复之言曰：“明复为《春秋》，犹商鞅之法，弃灰于道者有刑，步过六尺者有诛。”叶梦得着《石林春秋传》，于诸家义疏多所排斥，但特别反对孙复此书，认为孙复不深于礼乐，故其言多自抵牾，有甚害于经者，虽概以礼论当时之过，而不能尽礼之制，尤为肤浅。尽管诸儒对孙复此书多所批评，但此书在当时影响极大，开了宋学之先河。现存有宋抄本，清《通志堂经解》本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