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唐诗录

作者：徐倬

一百卷。清徐倬(1622—1711)编。徐倬字方虎,号苹村。德清 (今属浙江)人。康熙十二年 (1673)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乞养归。后转为司业,官至侍读。以事被人弹劾,辞官归乡。康熙四十五年 (1706)奉命撰《全唐诗录》告成,被擢拔为礼部侍郎。徐倬曾师从倪元璐、刘宗周,又与冒襄、钱澄之、陆圻等遗老往来唱酬,尤与吕留良称知己,为时人所推重。善诗,亦工古文。著有《苹村集》。是集为唐诗总集。凡一百卷。所选诗人自唐太宗始,至无名氏止。依胡震亨《唐音统签》之例,以年代编次。集中之诗或分体,或不分体,各因诸家原集,以存其旧。诗人均附有小传。并附有一些诗话、诗评。康熙四十五年 (1706)皇帝南巡,徐倬将此书缮录进呈,受到御旨嘉奖,徐倬因而由侍读擢升礼部侍郎。康熙皇帝并御制序文,赐帑金刊版。故此书亦题《御定全唐诗录》。因系 “御定”,流布颇广。其后,俞思谦又编成《全唐诗录补遗》,所录遗诗一百五十余首。继而管世铭亦在《全唐诗录》基础上,增编为《读雪山房唐诗钞》。有《四库全书》本。

开始阅读 TXT下载加入书架

清代诗集

章节列表

升序↑

徐倬其它书籍

猜你喜欢的书

中国官僚政治研究

中国经济学家、教育家王亚南的著作。中国第一部用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系统剖析传统官僚政治的著作。1948年10月，由上海时与文出版社初版印行。1981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再版。共分17篇，曾分篇连载于上海《时与文》杂志上。本书以历史和经济分析为基础，对官僚政治这一官僚主义发展最成熟的形态本身的基本矛盾——官民对立关系作了慧眼独具的剖析，从而为探索官僚主义的根本克服办法提供了启示。官僚政治确曾在不同程度上，存在并作用于一切国家的某一历史阶段。作者提出从“技术”和“社会”两方面去认识官僚政治。官僚主义的作风和流弊，是属于技术层面的。作为一种社会体制的官僚政治，是由封建制到资本制的历史过渡阶段的必然产物。“官僚政治是专制政治的副产物和补充物”“人治是官僚政治固有的基本特征或规律”。中国古典官僚政治形态的特殊表象，分别体现在它的以下三种性格中：一是延续性，二是包容性，三是贯彻性。作者从分析中国官僚政治的社会经济基础入手，指出“专制的官僚的政体必须建立在地主经济封建制基础之上”。儒家学说的天道观念、大一统主张和纲常教义的“三位一体”是中国官僚政治得以巩固的思想基础。两税制和科举制是支持官僚政治高度发展的两大杠杆。建立在地主经济基础上的集权的专制官僚政治使中国社会长期停滞。传统农村封建社会经济基础的逐渐瓦解和都市的市民经济形态的发展，使传统的旧官僚政治不断走向覆灭。一个新的代替官的或官僚的人民时代，就是让人民普遍地自觉自动起来，参加并主导政治革新运动，这才是官僚政治真正寿终正寝的时候。全书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分析框架，结合当时中国的经济社会实际，解答了英国科技史家、生物化学家李约瑟向他提出的“中国官僚政治”话题。

伤寒论浅注补正

伤寒类著作。汉·张仲景撰，清·陈修园浅注，唐容川补正。七卷。宗海有《中西汇通医经精义》已著录。唐氏对陈念祖《伤寒论浅注》较为推崇,但又认为“此书注解,尚有缺误”,故在其书基础上予以补正,故名。卷一至卷三为太阳病。卷四至卷六为三阴病。卷七为霍乱、阴阳易差后劳复、辨痉湿暍等。唐氏对《伤寒论》通篇进行注释。认为“仲景原文,撰用《素问》、《九卷》、《阴阳大论》、《八十一难经》,凡我注家,自不应参以后说。然近出西医,其论形迹,有足证明《内经》者,间亦采入注中”。可见唐氏试图以中西汇通观点诠释补正,难免有穿凿附会之处。有光绪二十二年(1896)善成堂刻本,三十二年重庆中西书局铅印本。

玉箓生神资度开收仪

玉箓生神资度开收仪，原不题撰人。从内容文辞看似为明人编撰。一卷，收入《正统道藏》洞玄部威仪类。此仪用于奉敕建玉箓大斋，转诵《洞玄灵宝九天生神玉章经》，祈求九方天帝升荐亡灵。其仪式亦分早午晚三朝进行，每朝诵经三过。三朝仪文节次大同小异，皆有白文、开经、题经、诵经、宣焚关疏等节目。晚朝加赞经、三闻经、收经、白灵朝辞、引灵安幕、谢师等。

灵宝净明黄素书

全称《高上月宫太阴元君孝道仙王灵宝净明黄素书》,简称《黄素书》。全书十卷。有元初净明派道士傅飞卿解。为净明道重要典籍。汇集净明道所传各种内炼丹法及符箓咒语,而其主旨则在劝人以忠孝廉慎为本,以调养心性, 修炼内丹为术, 则丹道可成。收入《道藏》314册。

郭氏传家易说

南宋郭雍撰。十一卷。《武英殿聚珍版书》本。据《宋史》记载,郭雍之父忠孝受业于程颐,著《兼山易解》;忠孝没后,其书散佚,雍则承父之学,撰为是书,故题曰《传家易说》。其大旨乃宗主程颐,阐发《周易》经传义理。《四库全书提要》指出:“朱子云:‘《兼山易》溺于象数之学。’陆游跋《兼山易说》则谓:‘程氏《易》学,立之父子实传之。’立之,忠孝字也。忠孝书自《大易粹言》所引外,别无完本,今观雍书,则大抵剖析义理,与《程传》相似。

春秋辨疑

三十八卷。明卓尔康撰。此书正文三十卷，卷首八卷。其正文于每条经文之下，杂取旧说排比诠次，而断以己意。每公之末，又各附以列国本末一篇，提举有关盛衰兴亡之大事，别为类叙。其考证有得有失，如隐公六年“郑人来谕平”，卓氏认为当依《左传》训更成，《公羊》以为堕成，《榖梁》以为不果成者，文义皆误。又隐公七年“戎伐凡伯于楚丘”，《公羊》以为此执而言伐为“大之”，因为孔子“不与夷狄之执中国”。卓氏则认为“伐”字即可用于国，亦可用于人，无《公羊》所谓“大之”之大义。如此之类，皆有见地。至于桓公五年“甲戌己丑陈侯鲍”，卓氏以为本为甲戌年正月己丑，史官偶倒其文;僖公十六年书宋五石六鹢是因为宋为三恪，如此之类，皆为臆说。卷首八卷为全书之宗旨。其中第一二卷为《经义》，相当于诸书之《纲领》，其后附卓氏自论，认为：《春秋》一书“乃夫子当日樵揆天理、本人事，随文生义以著其志焉。方其未著，则君父而冒首恶，人子而陷篡弑，有国者而前不见谗，后不见贼，及经笔削，而或以一字，或以微言，点缀拨动，俾躬弑逆者、谋弑逆将弑者，渐弑逆者与非弑逆而实弑逆而不知其为弑逆者，莫不抉其隐衷蓄志。”又谓《春秋》“喜辞剧，怒辞遽，与辞详，弑辞亦详，夺辞略，常辞亦略，贵辞重，贱辞轻，正辞确，愸辞留，从辞同，取辞变。此十二辞，皆一时之所进发而杂物之所结撰也。”卷三为《传义》，亦举杜氏以下诸儒论三传得失精要之语而录之。其后为卓氏概论，述三传源流而评其得失，兼评诸家之《春秋》学，卓氏尤其推重陈傅良。其评三传，认为“《左氏》传自鲁史，今日得有所见。以据事迹窥圣心者，舍此无由”。但《左氏》又“文词富艳，不识道理”，“好信小说奇闻，暗于大体”。而《公羊》、《榖梁》”文体清劲，的是先秦人作”，是“经旨”，虽其 “中间论事或违”，“多杂驳不雅训”，但“说理颇尽，有儒者家法”。基本上是前人的一般看法。卷四、五、六、七为《书义》、卷八为《不书义》皆为阐发所谓《春秋》书法。卷八后尚有《时义》、《地义》两篇。清初学者较重此书，如俞汝言《春秋平义》引录此书颇多。现存明崇祯卓氏自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