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母亲的土地呵!
作者：王亚平
现代新诗集。王亚平著。上海新丰出版公司1947年11月出版。为“新丰文丛”之十。收新诗21首。前有自序1篇。扉页和版权页都标有“长诗”字样,实际上各诗之间仅有内在的思想联系,完全是独立的。共分为“人民与土地”、“人的歌唱”、“诗人的复仇”三部分。是从作者40年代上半期的创作中精选出来的。诗人认为:“今日的新诗,应该是人民的心声,激昂,惨烈,斗争的心声;应该是土地上的花朵,血与泪,愤恨与希望结成的花朵。”作者饱蘸墨水,把赞歌唱给土地,献给人民,而对敌人则只留仇恨。“象木匠握着斧头,/象农夫牵着耕犁,/我的笔常浸润着墨水,/墨水化成血,血化成种子,/深深地播植在大众的心里。”(《我的白板木门小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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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9年大恐慌
1789年7月和8月初，一股异乎寻常的恐慌蔓延整个法国，几乎无与伦比地展示了谣言的力量及其对整个社会造成的冲击。短短两星期内，在三分之二的法国领土上，一座座城镇和村庄相继沦陷，只因害怕“盗匪”来袭。据说，这群盗匪在乡间一路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在恐惧的胁迫下，大批村社居民纷纷逃离家园，藏身近旁的树丛和森林。或者，他们匆匆纠集起来，在城镇外围拦起路障，试图抵御歹徒的袭击。在恐慌期间，最令人惊讶的事实莫过于——那些令人战栗的“盗匪”实际上从不存在。 本书作者勒费弗尔堪称20世纪研究法国大革命独一无二的大家，通过对法国国家档案馆和国家图书馆收藏的当代出版物和手稿的仔细研究，他对大恐慌作了旨趣迥异的描述和解释，并深入探讨了可能引发大恐慌的深层原因和背景因素。 这一著作不愧是对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大众心理和集体情感最卓越和最有影响力的研究之一，是一部史学经典，任何有志于了解历史上人类行为动机的读者都不应错过。
东方大中集
诗文集。西汉东方朔(前154—前93)撰,一卷。朔有《海内十洲记》已著录。文集久佚,明张溥辑本收骚、疏、书、序、论、设难、颂、铭、诗共九类,凡十五篇。本传附后。有的直言切谏,反对武帝修上林苑;有的劝帝王虚心纳谏,励精图治,表现出对国计民生的关心。亦有抒写才智之士怀才不遇的苦闷。其文亦庄亦谑,风格多变。如是上书天子,谏止上林苑堂堂正正,慷慨陈词;应诏上书则高自称誉,诙谐之至。所收长篇短章,均有风趣极佳者。表现方式,或采用主客问答、互相辩难,或因袭楚辞旧制、稍加改造。尤其是设辞类作品,气势浩大,感情充沛,辟阖自然。有清光绪五年(1879)信述堂刻本。
乐论
三国魏阮籍作。《乐论》继承孔子以来儒家的音乐观念。中国古代乐论正统思想的核心是“和”。《礼记·乐记》中说:“乐者,天地之和也;”宋代理学家程颐概括的更为明确: “礼只是个序,乐只是个和。”这个“和”并不单指狭义的和谐,它包括音乐的性质,音乐美的标准以及音乐的社会作用等等。而且儒家的论乐总是与礼相提并论的,只有礼乐同施,人与人的关系才能相亲相敬。阮籍在《乐论》中完全继承了这种观点,他认为孔子只是开个头,并未举出大概,而他却要细加考察。首先他指出“和”是音乐最高的审美标准,也是圣人、先王制乐的准则。只有合于这个标准,才能实现“移风易俗”的社会功能。在“昔者”与“其后”的比较中,他推出雅乐是“正乐”的范本,因为它“使人无欲,心平气定”,甚至使孔子在齐闻《韶》,竟然“三月不知肉味”。最后归结为“圣人之乐,和而已矣”。儒家之所以这样推崇“平和”及雅乐,因为它符合儒家最高的道德标准——中庸思想;雅乐的内容多以演述文治武功为主,有利于维护统治者的权威。所谓“礼乐正而天下平”,就是要求礼不能逾其制,乐不能失其声,这样才能尊卑有序,定象平心。阮籍甚至认为,礼乐虽然与时俱变,但“和”的准则却不能改,只要“改其名目,变造歌咏”就行了,其结果必然把雅乐引向公式化概念化的死胡同。与雅乐相对立的是淫声,这是传统音乐思想家所摒弃的“邪音”。值得重视的是, 《乐论》正视淫声是衰末之世的音乐, “乐废则淫声作”,而且这种音乐来自现实,题材广泛,为“百姓”所“安服”。 《乐论》说它“取于近物,同于人间;各求其好,恣意所存;闾里之声竞高,永巷之音争先;儿童相聚,以咏富贵,刍牧负戴,以歌贫贱;君臣之职未废,而一人怀万心也。”淫声虽然违背了和的宗旨,其感染力却远远为雅乐所不及。
洪恩灵济真君集福宿启仪
明成祖时封洪恩灵济真君号。述集福宿启仪。
禅外阅世
《禅外阅世》是丰子恺先生用禅意去感悟人生心得的散文集，全书分为艺韵书香、如烟往事、人生如梦、心与物游等五部分，收录了丰子恺先生的一些人生随笔。无常之恸，大概是宗教启信的出发点吧。一切慷慨的，忍苦的，慈悲伯，舍身的，宗教的行为，皆建筑在这一点心上。故佛教的要旨，被包括在这个十六字偈内：“诸行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已，寂灭为乐。”`
华严策林
佛教著述。唐法藏述。一卷。简述《华严经》的宗旨,分为九个部分:一征普眼、二明理事、三辩正因、四融大小、五结成坏、六通二界、七明隐显、八明因果、九达色空。书中谓《华严经》的宗旨最终可归纳为“因果二门”,“因”指“普贤行愿”,“果”指“舍那业用”。认为“因果二位,同一缘起,义不孤行”;“普贤行愿,方号圆因;舍那十身,遂称满果”,从而肯定菩萨修行与成佛的同一性。又强调“法无前后”,反对“从因获果”之说和“即因是果”之说,即既反对把众生与佛完全割裂开来,又反对把佛与众生完全等同。由此主张“因满即果”,“果满即因成”,圆满的普贤菩萨修行即是成佛的体现,成佛的标志又是菩萨修行的完成。见载于日本《大正藏》。